华盛顿, DC.

23 4 月, 2024 5:27 上午

【按:刚刚听了一场「范畴再见」追思会,这位大侠留下一句醒世之言:「这次台湾大选,不是选白宫,就是选中南海」;当下「蓝白合」破局,其根本含义,乃是没有「白」的生存空间,柯文哲自负的聪明、投机、中性,在蓝绿对决中,被彻底「玩儿完」,他的党最终也会被弃保;「蓝绿」不容「白」的存在,旁边却有一个「红」在操盘,这么残酷的游戏,因为背后是中美对决;甚至连当年的「统独」争议,也演化成「亲美」还是「亲中」 。习近平最近已将「武统」改为「和统」,其缘故不止经济崩溃、实力锐减、军方消极,还在于中共看到「和统」的可能性已在岛内生成,习的历史经验也来自毛泽东,此枭雄当年曾说,夺取台湾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空军和制空权有关,到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内应就是代理人或同路人,或在广义上包含所有可以达到瓦解台湾民心士气的岛上资源。而广义上的“内应”,达到一定强度时,往往能够以非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相较于动武,毛泽东更看重内应——什么是“内应”,如今中美都看得很清楚。二〇一九年先是香港的抗争与沉沦,接下来便是二〇二〇年初台湾大选,蓝绿两营皆有「亡国感」,我当时留下一则文字,颇可与当下对照。 】

四九后大陆沦陷,台湾也在蒋家军政之下,中国文明不是只剩下香港一个孤岛吗?这个孤岛才有牟宗三、徐复观、钱穆、余英时……。今日西方不救香港,其实也是救不了。黎安友教授就说“美国无力无心救香港”。所以香港是孤军奋战,香港青年是全世界民主社会的“牺牲”。

亡国感

黎智英接受《财讯》访问,对台湾人苦口婆心:你们要是选郭台铭、韩国瑜这样的人,台湾人不会死吗?

他当然指的是台湾总统选举,谁都知道,韩国瑜、郭台铭可以接受「一国两制」,经香港一场轰轰烈烈的「返送中」,郭台铭表面上改口了,而韩国瑜反应迟钝,还说「我不知道啊」,民调大跌。香港效应在台湾发酵,最大受益人是蔡英文,因为她对中国最强硬。

转眼七月,台湾大选鏖战,蓝绿对决已然是一场美中“代理人”战争了。我先听到一个高分贝的字眼“亡国感”,忍不住也去议论,台湾“亡国感”大行其道,却是不一样的两种“亡国”危机。绿营之亡,乃民主制度有被对岸专制吞噬之危;蓝营则有“中华民国”寿终正寝之危。 “两危”激荡2020大选,又在于台北已经出现“中共代理人”,而且民意度极高(有的民调甚至是最高)——此民意的背后,积淀着外面人不易解读的恐惧和诉求,而且非常情绪化,却是最棒的选举资源。

绿营的“亡国感”,除了对岸“大国崛起”的霸凌,更大的背景,反而是美国重返亚太的强势,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已势不可能,两强对决,逼她必须选边站,自然不可能站到专制那一边,虽然是“同文同种”;吊诡的是,蓝营难道可以选择站到习近平那一边去吗?那就是被关进“一国两制”囚笼中,香港的苦苦挣扎与覆亡,就在眼前!

相对而言,“蓝亡”迷思偏重一点,因为其中暗含着“偏安”误区,那自然是七十年积淀下来的;甚至“偏安”思维,就是一种中国传统,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宋临安,赵宋小朝廷的苟且偷生,就不要说它了,那时的中原文人,对丢了北方半壁江山,痛心疾首,心心念念于北伐,到死都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这种亡国情怀,锤炼出许多大诗人,但是政治上毫不可取,最终气数尽在崖山。时至今日,蓝营中人乃不能看清今日北京就是当年的蒙古人,还存侥幸,岂不怪哉!

至于“绿亡”之误,仅在执政包袱。强敌之下,一水之隔,哪里来的许多空间让你挥洒? “转型正义”也好、回馈选民也好,执政只有四年或八年,原是办不了太大的事情,也容不得挤压政敌太甚,「中华民国」之壳非要毁掉吗?蓝绿基本盘相当,输赢全在中间选民的好恶,每年政党轮替的意义,已经扭曲。我在大洋对岸,何敢妄言?这点感觉还是2018年底赴台观选“九合一”得来的,当时民进党“雪崩式惨败”,跌破众人眼镜,我听到内行解读,肇因乃“年金改革有侵犯财产权之虞、追讨党产有政治清算之嫌、转型正义有违宪滥权之虞、前瞻计划有违宪之嫌”,当然也包括“拔管”之类,绿营领袖被权力迷惑,可见一斑。

那次观选,还让我领略了台湾的“造神”倾向,前所未有。甫抵台北即闻听“蒋中正还魂”,正在坊间盛传,我不知所以,待看到“韩流”现象才明白,它令我想起中国六十年代的文革,然而当年老蒋也没有这么大“魅力”,反而有点毛泽东在台湾还魂,这个现象就是“奇理斯玛”嘛,蓝营为夺回政权,而寻得一个“奇理斯玛”式人物,非常危险,还好民间、特别是年轻人,读出其中的巫魅,大举“返乡投票”,扭转局势。东方社会的选举,会不由自主的哄抬“巫魅”,这次在台湾才看到。其实不止蓝营,绿营也不遑相让,那个陈水扁,“台湾之子”,不是一样很民粹吗?至于今日大获全胜的蔡英文,其实已经满身辉煌,离“成圣”、“成鳯”很近了,更加巧合的是,台湾的本土神祗妈祖,恰是一个女性,因而土壤非常配合。我还没有看到台湾有人担忧,而把这个韦伯论说传到中文里的第一人,正是从台湾出来的林毓生教授!

绿营领袖没有进步的话,对付蓝营不在话下,可如何应付对岸的蒙古人?

西北来的征服者

这“蒙古人”是三十年前的旧概念。八九六四后流亡海外,我第一次访台,贸然说了一句“台北有如当年南宋临安”,那确是走在夜雨中满地霓虹灯碎片的忠孝东路上我的一闪念,来自儿时的故乡杭州,遭批“以中原心态看台湾”,其实背后衬托的南宋人那首七绝“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何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是何等的迷离……。

这里“蒙古人”只是一种象征概念,泛指中国历史上的胡汉之争,不过余英时教授分析胡汉之争,更延伸到向海洋发展的新命题:中国的文明,为什么呈现了一种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扩展,又向海外扩展这么一个长达一两千年的态势?这就是因为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挤压。大家都知道这个基本的历史常识。从汉朝时,北方就有匈奴人,南北朝的「五胡乱华」,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挤压黄河流域以及后来的长江流域的农耕民族——汉民族,长达一两千年,将中国文明往南、往东挤压。来自北方的压力,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称得上是个「永恒的压力」,就是在将来也还会遇到。余教授写道:

『非常概略地讲,政治史的背景是内陆亚细亚的少数民族(中国史上所谓「胡人」)从汉末以来此起彼伏地向中原汉族政权施压力,把北方的中国人不断推向东南沿海地区。东晋和南宋的两次所谓「南渡」便对中国人口从北向南迁徙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例如今天台湾新竹的饶平林氏宗族,其祖先最初是在东晋初年从北方南渡到福建,成为闽林的一世始祖,后来在南宋之末又由福建汀州迁至潮州饶平。林氏后代最后在乾隆年间渡海来台。 (见庄英章、周灵芝「唐山到台湾:一个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收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一九八四年)举此一例,即可见台湾的发展史并不真的是从十七世纪初年才开始的,其中有些因素甚至必须上溯到一千五、六百年以前。 』(《海洋中国的尖端――台湾》)

所以我在普林斯顿遇到余教授,他对我说:「你说中国文化没有海洋文明,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余教授说得很客气,「但是我很赞成你提出的关于海洋文明和内陆文明的矛盾。」他认为,中国文明是从黄河流域发源的,南北朝以后重心移向长江流域。我们一般谈中国文明谈到这里,就不往下谈了。他说,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后,中国文明向整个太平洋地区进行发展和开拓,但本土的中国人谈得很少。整个南洋的开发,以及现在南洋诸国的早期历史,都跟中国的移民、中国海外社会的发展有关。中国宋代以后,向太平洋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海洋文明,但是中国人自己不谈它,只谈长江、黄河,这是一种陆地思维;同样的,而今在台湾,如果只谈中国的长城、「四大发明」、地大物博、通商盈利,而不理南洋、亚太、海洋、全球,便意味着还陷在陆地思维,即便在一个海岛上也没有看到海洋。

(文章代表作者的观点,转自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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