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明义新书诠释海洋思维与陆地思维的异质，别开生面，他在这期节目里，也罗列多种陆地思维的现象，是很新颖的文化解读；主持人汪浩也特别提到《河殇》，令我忍不住也想引申这个话题，谈谈一个更加严峻而现实问题，今天无论人们怎样以海洋思维跟陆地思维对话，却已经无法阻挡中共向太平洋的崛起，那不仅是内陆型思维，更是一种大一统思维蔓延在海上来，是文明扩张，或文化渗透，太平洋的未来，将是一场巨大灾难。】

一、郑和与哥伦布的区别

「公元1405年，一支十五世纪全世界无与伦比的庞大的船队，乘着强劲的东北季候风，浩浩荡荡地离开福建五虎门，在历史给予的大选择之前，率先驶向了太平洋。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对这支船队的远航目的猜测纷纭。由郑和率领的这支船队，前后二十八年中，七下西洋，足迹遍于东南亚和南亚，又横渡印度洋，航程远达阿拉伯和东非海岸。 然而，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这样一次毫无经济目的的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它是一次几乎纯而又纯的政治游行，它要施恩于海外诸国，以表达中国皇帝对它们名义上的最高宗主权。多么慷慨温和的君子国行为呵。黑格尔说，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和贸易。可是，太平洋邀请来的中国人，竟是所谓「正其谊而不谋其利」的谦谦君子。中国人即使来到海上也还是不能超越陆地上那种有限的思想和行动的圈子。历史选择了中国人，而中国人却不能选择历史。仅仅几十年后，代表着弱小的资本主义的四艘小帆船，在葡萄牙人达∙伽马的率领下，为寻找财富和市场驶 入了印度洋。那时，庞大的郑和船队已经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欧洲人却开始了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探险。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河殇》）

陆地思维走向海洋，由中国提供的著名例子，自然是六百年前的郑和下西洋。

叙述中国的海洋事功，不能不从郑和说起，至今欧美人还颇为郑和抱憾：他已经航行到北非海岸，却如今只从那里发掘出几只破陶罐，否则今天的非洲遍布中国人，如同南洋。

近年来中西话语中，皆出现一种「哥郑比较说」，即比较哥伦布与郑和二人的「大海航行」性质，乃是两种文明的差别，如有「当代达尔文」之称的贾德戴蒙，在其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便先问道：为何当初是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而不是美洲的原住民跨海发现欧洲？然后他就比较葡萄牙、西班牙与明朝两种文明对航海探索事业的制度性控制。

戴蒙说，中国的发展条件相当不错，譬如象两河流域的「肥沃月湾」那样早就发展农业；从南至北，从沿海到西藏高原，孕育了多种多样的谷物、动物和技术；地大，可养活大量人口；和「肥沃月湾」比较，没有那么干燥，生态环境没有那么脆弱，令中国的密集农业可垂一万年之久。这些优势令中国一度在科技发展方面领先全球。直到15世纪初，中国派郑和起七下西洋，在1405年的首航中，有「宝船」62艘，最大者长44丈、宽18丈，随行27,800多人，比哥伦布早八十年，规模亦非哥伦布可及万一。但其后由于权力斗争而「罢宝船弊政」，中国的航海探索事业进行二十八年后戛然而止。对于这段历史，中国民族主义者无不扼腕叹息。

但是戴蒙发现，原来哥伦布的航海探索事业也一波三折。生于意大利的哥伦布为了张罗船只出海探索，转而效忠葡萄牙国王，但葡萄牙拒绝给他船只出海时，他去请求Medina-Sedonia公爵，被拒后，再去求Medina-Celi伯爵，再被拒，最后跑去西班牙国王那里要船，国王拒绝了他，但最后让他上诉，并予接纳。

戴蒙说，要是当时欧洲由头三位拒绝哥伦布的统治者任何一位一统天下，欧洲人的美洲殖民历史怕要改写。他说，正因为欧洲四分五裂，哥伦布可以周旋于各国之间售计，就像中国春秋战国时的思想家和谋士周游列国、大放异彩那样，当西班牙开始殖民美洲时，其它欧洲国家眼见财源滚进西班牙，其它六国也加进殖民美洲的事业，情况跟欧洲其它的事物如大炮、电灯、印刷术的引进一样：最初某些地方或会由于一些古灵精怪的理由而不肯创新，但在邻国的压力下，还得就范。

但中国则全国一统，任何一个命令，无论何等荒谬，都得举国奉行。戴蒙说，即使现代中国还摆脱不了这种遗毒，譬如文革期间领导一声令下，全国学校即关闭了十年。因此，他说，要破解中国最终被欧洲凌驾之谜，窍门就在于中国的长期统一和欧洲的长期分裂！这跟葛剑雄教授在《分裂与统一》巨著中提出的「乱世的魅力」之说，交相辉映。若以金融投资譬喻，欧洲的发展属于分散投资型，不会全败，也不会全胜，正如十个统治者不容易个个都是废人痴汉屠夫，也很难个个是圣人，但长远而言，分散投资通常是大赢家。中国的全国一统、极度集权则属于孤注一掷型，一赢全赢，一输全输，属病态赌博。短期而言，孤注一掷或有昙花一现的灿烂，但从中长期言，倾家荡产、家散人亡，非常正常。

后来严家祺进而诠释明代「郑和下西洋」与今日「一带一路」的历史同构，比较郑和与「一带一路」，也是明朝与中共制度同构的一种绝妙历史透视，不少史学家早就断言，中共在历史上最像朱明：家天下、残暴、太监（近臣）当道、毛泽东亦步亦趋学朱元璋。

二、摸着石头过海

邓小平有句名言“摸着石头过河”，是他的「改革开放」思路，我改一个字，用来归纳这三十年中国的一种例外，即它从封闭、落后，走向发达、富裕，却维持了一党专制，甚至可以说，中共创造了一种经济开放条件下的升级版的专制体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冷战之后的一个例外，是一条跟俄国和东欧不同的道路，也是对欧美所提倡的民主体制的一种挑战。

邓小平并没有什么海洋意识，他最大的想象力是“开放沿海城市”，在1980年最开始还只敢开放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党内保守集团陈云等人还反对他。邓小平这一步，跟一百四十年前清朝政府被英国军舰轰开广东的通商口岸相比，差得并不算太远。

邓小平提拔赵紫阳当总理，负责对外开放，而赵紫阳也不过是借鉴“亚洲四小龙”六、七十年代的现成经验，搞“来料加工”，他自己创造了一个说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也就是原料、市场都是外国的，中国只出廉价劳动力，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诀窍，所以有人说，赵紫阳才是“改革总设计师”。

1984年邓小平胆子大了一点，他让谷牧一口气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不出五年发生了天安门屠杀，这个进程就停下来了，执行邓小平开放政策的赵紫阳下台，邓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面对“六四”和“六四”以后的苏联解体，用了八个字﹕“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他向西方大开国门、大举引进外资，疯狂地把中国变成一座世界大工厂，所以我说他是“跳海”，接替赵紫阳的朱镕基，不惜一切代价加入WTO，又任凭“圈地”卖地、国企“断奶”私有化，都是为外资进入而“改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是更彻底地抛弃“社会主义”，教育、医疗、住房三波“商品化”，国内老百姓称为“新三座大山”，最后落实到中国外汇储备达658亿（2005年），以及三十万个“身价千万的富豪”，只占总人口的0.023%。

另外还有一个可怕的代价，就是“世界工厂”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垃圾场，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一的国土被酸雨污染，四亿城市居民生活在重度污染的雾霾底下；中国出现一个“毛派”，喊出了抗战时期的一个口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邓小平 “摸着石头过海”，最初想过代价问题吗？

到了这个时候，中国自然资源的枯竭，才变成它走向海洋、进军全球的需要。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在国际分工上是“低技术”一端，此种经济体的科技发展、国家安全皆受制于人，因此中国要使用国家力量向高技术一端转移，不惜跟美国等发达国家发生冲突；其次，低技术又伴随高消耗，即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于是“中国崛起”的题中必有之义，就要问鼎这个行星的资源分配；第三点是中国过剩产能和资本的出路，产生“一带一路”战略，涵盖了60个国家、数万亿美元投资、44亿人，世界经济体量的40%，据说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经济项目。

对中国新的全球战略“一带一路”，西方分析家蛮赞成“一路”而批评“一带”（海上丝绸之路），说中国计划在中亚地区开发一条通向欧洲和中东的新“丝绸之路”，可以替代过度依赖脆弱海上航线的“一带”——其实“一路”穿过社会秩序彻底瓦解的战乱中东，恐怕更“脆弱”。不过这是中国人的business，不管洋人痛痒；只是西方分析家看不懂，中南海在中亚怎么玩，都不会输掉什么。

中国是一个内陆型国家，华夏民族诞生在黄土高原，在第一个千年里，不知道海洋是什么；到唐朝中期才发生一个重大转变，即文明中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才开始面对太平洋，但是各朝代的中央政府，依旧恐惧海洋，一贯实行禁海政策。费正清写《剑桥中国近代史》提到，当海上已经出现了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后，整个中国政府的注意力，财政、军备，重点还在对付西北──那时西北正在发生太平天国后期所引起的捻军和“回乱”。中国政府的主要力量还在西北，没有海军，也没有真正懂得海战的人。左宗棠率军征西，清朝政府都没有钱给他，他是靠中国买办去向西方人借银子。中国当时有内陆的麻烦和压力，一直没有处理好海上来的问题。

今天中国面临海洋，首先发生的是它与边陲的冲突，中国与新疆、西藏，有民族矛盾，也有统独矛盾，还有所谓“生存空间”、领土资源的矛盾。但是在中国与香港、台湾之间，只有严重的制度矛盾。只要中国不解决独裁制度问题，它跟这四个边陲地区的所有矛盾都无法解决。所以，习近平跟清朝一样，也面临着他的“回乱”——新疆的抗争和分离，这正是北京设计“新丝绸之路”的基本动机；而西藏、新疆两地，囊括中国四分之一领土、大部分矿产和战略资源。其实上疆藏问题，也就是内亚问题，都不是民族问题，而是汉族正统性的失败和地缘政治的紧张，但是北京至今不肯设计一个平等的联邦制方案。

三、大一统欲望的延长

“六四”合法性危机，使北京丧失了对边陲的凝聚力，也引发了“边陲对中心的恐惧症”。疆藏两地抵死（自焚、武力）抗争；香港人则从疆藏的今天，看到了他们的明天，惧怕有一天港澳“中国内地化”；香港的沦陷，又激出台湾抵制“服贸协议”的“太阳花”学运，让国民党丢了江山。继而，东南亚和环太平洋周边的国家，也感染了中国边陲的恐惧症——这恰是“中国崛起”的本质：中国不仅不会“分裂”，这个坏制度得势了还要开疆辟土，对外扩张，于是东海南海从此不靖。

毛泽东一生没有“统一”中国，此所以邓小平高度重视“回收香港”，并视其为一生最大满足，但他还是饮恨台湾。这渐渐惯出中共的一种“领袖情结”，谁上台都要以完成“统一大业”为最高业绩；又则，“统一大业”也是这个政权代价最便宜的合法性补充剂，因为被“民族主义”驯化的老百姓最吃这一套，马克思已经不灵光了。

以坏制度统合边疆、民族地区，是近年来中共的成功经验，因为它无须以老百姓感受为准，而是以试炼体制压制社会的“马基雅维利式”技术为准——今天我们看到，在其彻底控制下的新疆维族已近绝望，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被拖成一盘死棋，藏族也看不到其他出路；香港人因特殊地缘而在无操作性的“独与不独”之间挣扎；北京唯有对鞭长莫及的台湾极尽讪笑。中国其实没有什么“海洋战略”，它只是搞定了四个边陲，心里说何不索性去南海撒泼？

《河殇》当年没说，黄河其实没有流到出海口，就干凅了。

历史学家余英时曾提出他的一个观察，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从西北，从内陆亚细亚逐渐向海洋推移的一个过程。最初从汉代帝国唐代帝国所遇到的敌人，都是来自西北的，到唐以后，辽、金、元都是从东北西北，都是从不靠海的内陆开始，这是一个压力，是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压力，不断地把汉民族从黄河流域推到长江流域，从长江流域逐渐向海洋发展。余英时说这是一个从内陆来的政治压力，一个代表西北的文化。中国的发展是从西边向东边，然后从北边到南边，慢慢地越来越接近海洋，这种发展一直没中断，但是遭遇到西北力量的影响时就有转折。

他举例，第一个转折就是蒙古人的入侵。永乐的心里想的依然是蒙古人，明朝对大知识分子的侮辱不是中国的制度，自汉唐以来对宰相、三公九卿是非常尊重的，何以有后来这些严酷的制度，当然是从内陆民族带来的，最早是金人，后来是蒙古人，然后是明朝人继承下来。但到明朝，向海外发展已经很大了，永乐有郑和下西洋，西方人研究文艺覆兴的，研究航海历史的，都承认中国可以向西发展，它何以没发展？主要是政治原因，永乐的宫廷政治不允许这样的海外发展。由于满清王朝比后期的明代带着更浓厚的内陆取向，海洋中国的发展在十七、十八世纪受到了严重的政治阻扰。余英时总结：

「我觉得海洋和内陆的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政治是被内陆所左右的，经济文化是慢慢向海洋发展的，所以政治与文化，经济与文化有一种冲突，不是合一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这个冲突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什至可以说包括共产党。它真正的基地是陕北，是在最贫穷的、也最能滋养原来内陆政治那一套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土地上发展的政权，有一种封闭性，就是关门主义，对外面是恐惧的，不放心的。历史有时是奇诡的。近三、四百年来，中国内陆取向的政权虽然千方百计阻挠海洋中国的成长，但传统的内陆文化，特别是家族组织和勤劳节俭的工作伦理，却是中国人海外发展的主要的精神凭借。 脱离了内陆政治的羁绊，中国的传统文化反而能在新的经济领域中发挥得更为畅快。」

所以今天坐在中南海头把交椅上的是一个陕北娃子，你不应该看成是一个偶然。

四、造岛：内陆型思维来到海洋

南海唯一的诱惑是石油。八九年邓小平杀了人就说：“必须把经济搞上去”，于是将中国转换成一座“世界工厂”，近二十多年“掠夺式”的耗竭型发展，搞得资源匮乏非常严重，必须到海外去抢了。一个海洋地质学家大声疾呼：“邓小平的海洋政策就是把近海守住，韬光养晦，不与人争利。但现在不行了，中国的石油有一多半都从国外运来，贸易也要依靠外国市场，如果再不争取海上利益就会为人所制。”这是六四屠杀的逻辑后果。

可是南海既无岛屿，更无土地，如何说它“自古属我”？中国喜好搬出历史来证明领土归属，乃是一种标准的内陆性思维，因为华夏汉族两千年来，便是从北方干旱的黄河流域，渐次垦殖到潮湿的长江、岭南、云贵地区来的，这种文化是离了土地就心虚的，脚下无寸土甚至不敢强词夺理，哪里像横行大洋的海盗，抢到你家门口也理直气壮。

所以中国南海造岛，立马勾起我的一个回忆：当年在山东烟台，我坐上一条小船，划过蓬莱水城的拱门，一看到黄海就想：为什么岛国的倭寇可以渡海来打明朝，而中国人只能守在海边，连想都没想过要去日本看看究竟？为什么欧洲的海军炮舰可以全球游荡，而中国的戚继光只知道把长城修到海边来？

西方人分析，南海造岛是一个“维护国家面子、但缺乏战略逻辑作支撑”的政策，因为即使中国把整个南海变成它的内湖，也确保不了从太平洋一直通向印度洋、波斯湾的各条海上通道的安全，而投资研发新导弹对付美国航空母舰，对于解决中国的潜在安全难题作用不大，反而无端引发美国的对抗。

可是中国的想象力只有岛，只要在海上堆土，心里就踏实了。中国并没有从大陆运载沙土石料去填南海，而是跟德国合作建造了一艘大型自航绞吸挖泥船“天鲸”号，以“吹填法”，采用南沙礁盘周围大量的海砂造岛，但依然造价不菲，据《金融时报》报道，以永暑礁为例，工程总造价约为736亿元，连国人都惊呼：这哪是造岛，分明是造大陆。这造价是个什么概念？就算折价美元一百亿，恰是美国地产大亨川普的身价——这爷们只值南海一个人造岛。

南海危机，说到底就是海洋和内陆的问题。

五、政权保卫战契合海洋战略

九十年代初，人们预测欧洲已经衰落，北美也要衰落，而东亚崛起，将是下个世纪高度发展的地区。 1993年邓小平说了一句话“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指前苏联垮掉了，中国没有北方威胁，可以走向太平洋了，当时中国出现很多说法：“太平洋时代”、“中华经济圈”、“天时地利对我们有利”、“走向大洋练兵”、组建远洋海军，向俄国买航空母舰，等等。

谁知中国面向海洋最先遇到的是“第一岛链”，其中台湾岛扼其咽喉；再往东又有第二岛链，从日本群岛向南链接印尼群岛，封住了关于太平洋的一切。我们不妨以此来解释近两个十年里在东亚和两岸发生的所有摩擦，诸如台海“导弹危机”、“钓鱼岛”纷争、东海防控识别区、美国“围堵战略”、中国反日狂潮等等。然而坏事变好事，这也给中共创造了一种极好的外部环境，它对此的投资极具“战略眼光”，将老百姓引向太平洋上最靠近的两个岛国，尽力酿造仇外情绪，驯化大众的狂热民族主义，恰好可以转移他们对内部腐败、专横、不人道的愤怒，因为一个没有声音的族群是深仇大恨的。这里还有一层历史铺垫：新中国对太平洋只有痛苦记忆，毛泽东1950年派兵攻打台湾而全军覆没；蒋介石从台湾派飞机深入大陆，据说是激怒毛泽东搞“大炼钢铁”要造航母的诱因。情绪化常常是历史的真正奥秘。

2023年夏天北京乱了营。外长防长皆失踪，经济熄火，青年失业严重，美中全面对决，北戴河元老们焦急万分，但是我看这些问题，都归结为一个问题：打不打台湾！习近平明白，拿不下台湾，他就歇菜；而外事口、军方衡度情势，断然没有决胜的把握，这军方，首先就是火箭军嘛，拿台湾，海军陆军都使不上。习性急也有道理，经济下行了，中国实力开始疲软，强国快成明日黄花，不只争朝夕就全黄了！然而这一切的前因后果，还得从邓小平说起，要说晚了一步，从他那会儿就稍迟了点。当代中国，一切都是弯道超车，你说打仗、征服、军事的事儿，也能弯道吗？火箭井盖打不开咋办？司令员为此自杀吗？核潜艇机械失灵、缺氧咋办？

虽然如同我在《海恸》的序言里说的，「共产党也终于读懂了西典，这回不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而是麦金德的《陆权论》和马汉的《海权论》，陆权与海权的对峙，令这个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小米加步枪」政权要造航空母舰了，此后经过二十年疯狂海军扩张，截至2022年共装备各类舰艇837艘，总排水量约265.36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海军，其中战斗舰艇493艘、航空母舰2艘（不含尚未服役的福建舰）、驱逐舰43艘、护卫舰93艘、导弹艇81艘、两栖舰艇169艘、常规动力潜艇61艘、核潜艇18艘，大量水面舰艇如同「下饺子」一般驶入太平洋。 」这就像「大炼钢铁」那会儿一样……。

六百年前明朝曾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可是，「历史选择了中国人，而中国人却不能选择历史」；然而，跟郑和那一次正好相反，这次却是「中国人选择了历史，偏偏历史没有选择中国人」。

历史常常跟中国人开玩笑地作「圆圈游戏」！

这好像是李泽厚的一个著名比喻。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