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月 23, 2024 8:10 上午

【按:我称黄之锋「少年革命家」(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161017331823331&id=841628330),那则帖子按语说:『习近平毁灭香港,不仅激出「勇武派」,更塑造了一个“黄之锋世代”;“少年革命家”黄之锋,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那才是他的「革命」血统,因为基督教是近代中国开化、文明的一个原动力;广东人在近现代盛产革命家,二百年西风东渐,广东是「文化北伐」的基地,今又有英国培育一百年的香港,更是一个「北伐基地」。近代引进「亡国灭种」危机意识并诱发革命百年的如椽大笔,也是广东人梁启超就写过一篇《少年中国说》,「香港少年」岂能睥睨? 』所以,周庭自然当得起一个「少女革命家」,因为是女孩,她就比黄之锋更有魅力,她的刚烈,更加上她一口流利日语,好似一个年轻的秋瑾,让全世界好喜欢!她注定会谱写出「香港女史」新篇章。任何社会都有「女史」,可谓正史的一个侧面,可是中国大陆的「女史」,还是一派迷蒙和血腥,2009年我曾写过这个侧面,几个大事件与几个女性的关系及其纷争,当时用的副标题《女人一台戏》,今天找来再贴。 】

今年检点“新中国”六十年史,让我们先来检点一番这里面的“女史”,或许别有一番风景。毛泽东说他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打蒋介石和闹文革,只有后面这一件属于“六十年”之内,且有一位“旗手”是女的,便叫男人逊色于女人;还有一件事情,即一群女学生打死了她们的女校长,也使得女性在文革中令人印象深刻。三十年后的“六四”,其象征是个“民主女神”,偏偏绝食总指挥也是一位女学生。我这么突出女性,倒不是用来讨好“女权主义”,而是,对这些“历史中的女人”的批评者们,也都是女人。你说奇不奇?

颠倒的不仅是时间秩序

上述这些“女史”细节,你只管把它们简单地排列起来,不做任何分析,就会发现,期间有一种看不见的神秘关系。不过,我现在连排列也省了,因为美国纪录片女制作人卡马・韩丁的两部片子,恰好把这部“女史”神奇地勾连在一起,形同一部上下卷。她也许是无意的,则更说明某种内在联系避不开。

两部纪录片都很著名,即《天安门》和《八九点钟的太阳》,其内容无须赘述。在时间顺序上,有点颠倒,《天安门》似乎播出在前,就先说它――卡玛在这里是一个批评者,她的镜头里最著名的一段,就是生动地展示绝食总指挥柴玲“让他人流血,自己逃生”,坐实了八九学生领袖的“激进”。

但这部片子之前,早就有人批评柴玲,我记得最早一位,是刚从秦城释放就来哈佛的女作家戴晴,她一到那里,波士顿就有一座“道德法庭”出现,“要判柴玲重罪”,这其实是《天安门》纪录片的一个剧本草稿,那里的“法官”多数也是女人,有的后来就是纪录片里的“受访者”,其潜台辞是,政府(党)被学生逼急了,好像邓小平没有退路。

“符号”“化身”的“合成”

批评了天安门学生之后,卡玛扭头又去赞扬二十年前的红卫兵,片名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倒还在其次;我们实在没弄懂的是,那些红卫兵不是邓小平最痛恨的吗?因为他就是把柴玲他们当作“红卫兵”,才下了狠手。

可是,最早的红卫兵都是他们自己的子弟――北京的“老红卫兵”,特别是所谓“西纠”,搞“血统论”的那一伙,“红八月”里杀人不眨眼,卡玛的电影里有一位著名的“要武”宋,蒙着脸在镜头里说话――三十年前她那个中学里的女红卫兵们,打死了自己的女校长卞仲云,而邓小平有个女儿也是那里的一个女头头。

“红卫兵”与“八九”学生,前者批评后者――据说卡玛当年也是一个“红卫兵”,于是“天安门”毫不留情地鞭笞柴玲,“八九点钟的太阳”却竭力为宋彬彬辩护,说她“背黑锅”――是她上天安门亲手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箍,老毛赏赐她一句“要武嘛”,一锤定音将“红卫兵”跟暴力挂钩,也是封赏施暴的特权给高干子弟们(“西纠”“联动”)。假如卡玛同情一个女孩子,解读这段历史乃是老毛让宋彬彬背了“黑锅”,那么她怎会不知道以柴玲的年纪和经历,根本不懂“血流成河”的意思吗?她不也给柴玲扣了一口“黑锅”?

卡玛对记者说:“宋要武”成了一个“合成人物”(composite figure),成了一个符号,什么坏事都安她身上,变成一种神话,变成“文革”中红卫兵暴行的化身。 ――可是,卡玛难道不是把柴玲当作一个“符号”和“化身”来处理的吗?其手法也是“合成”:把柴玲的两段相隔四十分钟、对两个记者讲的话,剪辑在一起。

对红卫兵及其历史的清算者

其实,两个女学生都是时势造成的“公众人物”,都逃不脱“符号化”而被世人评说。但是最大区别在于,她俩身后所代表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集团:“八九”学生是被杀者,红卫兵则是杀戮者。末了,卡玛也免不了被世人评价,因为那两部著名纪录片,有人也追究她的“家庭出身”,指出她的父母曾为毛泽东的专制和屠杀大唱赞歌,这是不是也算一种“血统论”呢?这是“文革遗产”,她所歌颂的东西,最终报复到她自己身上。

对红卫兵及其历史的清算者,也是当年的一个女学生,但她从来不曾是一个“红卫兵”,今天看来,这点区别不是没有意义的。王友琴固执地“考古”红卫兵的暴行,丝毫不顾及他们的“理想主义”滥调,那却是卡玛所赞扬备至的;而卡玛又丝毫看不见“八九”学生的“理想主义”,却图解他们心怀叵测。

“理想主义”无法当作一种事后的辩解,看来是批评者的一种逻辑。 “八九点钟的太阳”不就是想给“红卫兵”涂抹一层矫情的“理想”光晕吗?自然,也是顺便给西洋人开一开“东洋荤”。

六十年横跨毛邓两代,留下的几乎只有血迹,以及年轻人的躁动。这是一个什么世道!

原载《动向》2009年9月号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附:

少年革命家

【按:习近平毁灭香港,不仅激出「勇武派」,更塑造了一个“黄之锋世代”;“少年革命家”黄之锋,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那才是他的「革命」血统,因为基督教是近代中国开化、文明的一个原动力;广东人在近现代盛产革命家,二百年西风东渐,广东是「文化北伐」的基地,今又有英国培育一百年的香港,更是一个「北伐基地」 。近代引进「亡国灭种」危机意识并诱发革命百年的如椽大笔,也是广东人梁启超就写过一篇《少年中国说》,「香港少年」岂能睥睨? 】

这次学潮涌现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黄之锋,上了《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标题是“抗争的脸孔”(The Face of Protest),封面上的黄之锋穿着“学生运动无畏无惧”字样的上衣。黄之锋向BBC中文网说:“这次学生运动我不是主角,如果上《时代》的封面不应该是我一个人,觉得夸张了一点!”杂志刊文以“一个世代的呼声”为题,称黄之锋和一批香港学生发起争取民主的运动,已经在香港带来震撼。

人称“少年革命家”的黄之锋,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2011年他只有14岁,便创办“学民思潮”,反对当时香港政府正在中小学推行的国民教育政策,组织了约十万人在香港政府总部外集会,成功迫使政府暂时搁置政策。所以刘晓波肯定“殖民地”是对的,它的教育具有天然的“反洗脑”功能,中共二十五年靠经济起飞维持专制,却在香港这个前殖民地催化了反叛的一代。不过,我对香港新一代的“揽抄”行动完全看不懂,王丹为香港学生“不撤退”辩护,反对“见好就收”,而我想黄之锋他们就是“死磕派”,逼港府出手镇压付出代价,当然也会加剧党内的分歧,甚至影响西方与北京的博弈,此格局已非“六四”天安门当年。

然而中共封杀香港未来,恰是从拒绝整个一代香港青年着手的,这个制度对“殖民地”教育过的年青一代完全没有信心,2016年大选前一些香港本土派乃至较中间的自决派参选人被取消参选资格,理由是他们的“政见”不符合《基本法》;大选后得到选民授权的一些议员,也被剥夺议席,例如梁颂恒、游蕙祯、罗冠聪等等。 2016到2017年北京雷厉风行打击了一整个世代的政治权利,将他们进入体制改革香港的希望掐碎,就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只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或“中国香港人”,这些身份认同的变化,令中国十分不安,因此不许一个进入体制。所以中国对香港进行的一次“世代清洗”,塑造了一个“黄之锋世代”。

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港版国安法”,黄之锋随即在在脸书宣布辞任香港众志秘书长,同时退出香港众志,该组织同日下午约3时进一步宣布即日起解散及停止一切会务。黄之锋在声明中表示,“个人祸福难料,更要拿起承担的勇气”,退出香港众志后会以个人身份践行信念。他说港区国安法压境、解放军演示狙击“斩首”,在港从事民主反抗,忧心性命安危已不再是无稽之谈,包括以十年起计的政治牢狱丶送到白屋严刑铐问、乃至直接“送中”,谁也没有办法确定明天。但是香港的意志“不会因国安法或任何一条恶法而冰封”,这一年的革命造就无数觉醒的人,相信此刻世界上仍有无数双眼关切香港丶注目在国安法下他个人的情况,“我会继续坚守我家——香港,直到他们把我从这片地上灭声、抹杀”。

我想到的是,广东人的一个近现代特征:盛产革命家。二百年西风东渐,广东得风气之先,民风丕变,晚清造反之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广东人也;戊戌维新领袖,也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再起来的辛亥革命,也是广东人孙中山;国共两党里的广东人,就数不胜数了。难怪香港会出一个“少年革命家”。今日中国的政治已走进死胡同,“改良与革命”激辩不已,“换人还是换制”挣扎不定,北京迫不及待要灭掉香港,已经彻底失去安全感了。前景无从预测,但是香港不会无声无息!

六月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他的办公室接见“六四”幸存者。我们四人在那里,其实主要是听李兰菊对国务卿讲了一个“中国故事”。

她说,六四那晚,她二十六岁,以香港学联代表身份正身处天安门广场。一个男孩,初中生,拿着一块石头要去拼命,被她竭力劝住,男孩后来跳上救护车消失了,但是30分钟后另一辆救护车载回他的尸体。

再来的救护车,便喊着“香港学生上车”,她拒绝离开,这时一个女医生拉住她说:“你听我说,你要安全离开这里,回到香港,告诉全世界你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今晚我们的政府对人民做了什么。”

李兰菊活下来,把这个故事讲了三十年。

中国如今极其渴望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然而,他们却一直不敢讲这个故事。他们不懂,在没有讲好“六四故事”之前,全世界不会有兴趣听其他任何“中国故事”,不管它是关于金钱的,还是关于富裕,甚至关于崛起的。

五年后的秋天,黄之锋来华盛顿美国国会作证,2019年9月17日“纽约香港关注组”创办人杨锦霞教授让我们去Union Station,会黄之锋他们,我和王丹、李恒青赶去,原来香港民主委员会在这里成立聚会,其执行主任乃是支联会朱耀明牧师之子Samuel Zhu,即另一个黄之锋、罗冠聪、周庭,真乃长江后浪推前浪,亦为香港情势万分危急,隔壁那个大陆将要喷发……。

——引自《瘟世间》第五章『若水』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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