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她一生那么想回到中国，但是她至死都回不去，还是老死在异乡，这个对我来说是我觉得是她的遗憾，也是我的遗憾，我想也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的遗憾吧。」长年帮助高耀洁女士、也是《高耀洁晚年口述》一书作者的林世钰告诉美国之音，高耀洁女士生前无数次跟她表达很想回国的愿望。高医生也流亡了十四年，中国曾爆发艾滋病，以及高医生遭迫害而出国，两件事都发生在「中国崛起」之际，好人在那块土地难以生存，便证明了发展与人权无法分离，如果负相反，则是一种「低人权发展模式（参见《晚近民族主义滥觞》https://groups.google.com/g/2ncn/c/ckhOAxn0GtU），社会与环境代价的恶果，终将显露。
救治病患也会变成异见者，而异见者唯有逃亡，这是高耀洁故事的另一个政治面向，人们很少提及或议论，而一个医生流亡，恰是中国民间社会严重萎缩和崩解的征兆，这也与西方对中国的绥靖主义有关，所以，高耀洁终老他乡、最终不能回家，毋宁是对西方的一个讽刺，我2020年8月28日的帖子对此有所议论：2021年「威伯福斯奖」颁给傅希秋牧师。他与「米德兰」，中国异议者的麦加，至今还在中文视野之外；2012年6月《华尔街日报》有一文『傅希秋——中国地下铁路的牧师』，也未进入中文话语— —「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way，是十九世纪美国秘密路线网络和避难所，废奴主义者用来帮助非裔奴隶逃往自由州和加拿大，今天被美国人用来定义傅牧师的杰出事业，虽然有点叫中国人难堪，但也准确定义了今日中国异议分子，像当年美国黑奴一样逃离自己的国家。 2009年底因高耀洁医生之故，我在DC第一次见到傅牧师，当时留下此文，写得颇为沮丧，而刘晓波已不在人世。无疑傅牧师代表着一个不可忽缺的民间力量基督教，乃是后极权中国的重建者。 】
高耀洁医生秘密出走美国。她在国内已经不能正常生活，被迫四处流浪期间，怀里揣着一颗毒药片，宁死也不愿落入警察手中。傅希秋形容，老人家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此前已有许多信息说，高智晟律师的妻子儿女、郭飞雄律师的妻子、郑恩宠律师的女儿等等，均被营救出国。而郭飞雄至今系狱、高智晟下落不明也很久了。
从中可以看到一种民间的秘密合作——基督教、法轮功、人道工作者、律师，大概还有记者等等，只不过，是在营救层面，很像当年「六四」镇压之后香港的「黄雀行动」。这种合作，并不是在拓展中国的「民间社会」、灰色地带、有限的「透气空间」，而是在一场缠斗之后，将陨落沙场的异议者们遗下的妻儿老小，救出绝境。
曾几何时，中国非体制的民间力量，落到今天这般境地？国内情形，大概下一步是严冬了。体制的肆无忌惮，不在于它有多么强大，而在于没有一丝制约的力量和机制。国人也会更加向这个体制低头。有办法的都在逃，傅希秋他们在拼命地救人。
海外异议阵营的思路，还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能做的，就是联署抗议信，或者找事由在境外抗议。流亡者从未有过自己的力量，一直是寄生在西方议会政治外围。如今西方接受中共，大家只有傻眼。自然，中国的官民消长，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从克林顿开始，西方就安慰中国异议者，只要中国肯做生意、进世贸，市场就会瓦解专制，可是后来的事态发展，却是中共成了西方的大老板——后者挖掘的一个「陷阱」 ，没套住狼，却自己跌进那陷阱里去了；至于互联网能救中国，更是一个神话，虚拟空间的这个「灰色地带」，虽然有时杀声震天，但是「恶搞」到最后，竟是只剩下了一句「草泥马」的国骂，还被视为一个惊天杰作，令人怀疑究竟是想象力的穷尽，还是语言的穷尽？
「灰色地带」这个词，也令我想起刘晓波，他身陷囹圄整整两年了。 《零八宪章》没有「温和」出来一丝更多的空间，反倒试炼了胡锦涛「砍旗」、「掐死领袖」、「灭掉出头椽子」的策略——只抓刘晓波一人、放过其他签署人，毋宁是他的一种「温和」呢；或者，胡的意思乃是：我来给你们的「灰色地带」，添一条新的注解。
舞文弄墨可以拓展「社会空间」，也许是所谓「后极权」的一种错觉。东欧社会的历史经验，为这个向度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也包括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但是最近这二十年，可能恰是中国专制者要向世界证明：「无权者」就是一丝权力都不会有的，「后极权」跟极权一样强大。他们是一群工程师，不跟你玩什么「前」、「后」的文字游戏，那是邓小平对「姓资姓社」不感兴趣的一种新发展。倒是高耀洁揭露河南艾滋血祸，兹事体大，且涉及两位中央级官员，就是「十一」皆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李长春、李克强，因此就要追杀到底。
当年「六四」屠杀后，国内曾有一句戏言：精英不是在「里头」，就是在外头。如今晓波在「里头」，高医生到「外头」来了。中国这个地方，对于不同政见者，至今只有「里头」「外头」两种安置，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空间，这意味着体制外二十年的努力，并没有改变什么。往下观之，中国只要经济不坠，民间百姓尚能苟活，任你多么「温和」，也是「激进」。高耀洁尚不能见容于这个国家，何者又能？
「共产主义」的极权者，须臾之间就把「资本主义」的游戏，玩得烂熟；「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继承者，也快速地醒悟到，「法律」跟技术一样，不过是个中性的工具，拿来收拾反抗者，倒是一柄利器；极权社会之外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可以「洋为中用」的，即便人权、环保等「普世价值」，中国也如一只酱缸，将你化为脓血，吞噬净尽。美国已经在宣称「要向中国学习」，好莱坞的大制作也弄出「解放军拯救全人类」的科幻，甚至奥巴马的访华随员竟去拜谒毛堂。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柏林墙」才倒了二十年，人类也对「列宁式政党专制」陌生了。中国的专制，也在二十年里被几乎完整修复起来，世界当然不再认识它——模特儿组成的女兵方队，跟「暴力美学」都沾不上边，却是连人性意淫之本能也要利用，无人再能辨识其背后掩饰着的国家对社会超控能力的空前增强。面对这个怪物，先前所有的经验都不济事了，中国异议者大概要做一番前无古人的事业，从荆棘中去开辟自己的路径。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附：
华尔街日报：傅希秋（英文名Bob）——中国“地下铁路”的牧师
来源：CHIAN AID 对华援助会网 6/03/2012
——乞丐的儿子如何成为一位民主人士、基督徒，以及在最近发生的、持不同政见者陈光诚逃离事件中的向导人物。
华尔街日报周末专访 作者：玛丽•克赛尔 （Mary Kissel）2012年6月1日 美国东部时间下午 6：33 翻译：对华援助协会
（米德兰，德克萨斯）中国南方的一个渔村，在发生反对腐败的共产党统治的起义之后，举行了民主选举。中共的一位高层领导被免职，并且在其妻子被指控谋杀一位英国籍人士，中共高层独裁者之间的矛盾斗争遭到曝光之后，被转移到一个秘密地点。在中国，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抗议事件，其中绝大多数没有在西方世界报道。一位双目失明的中国维权律师，在被软禁数年之后成功逃脱，长途跋涉二十小时，脚部受伤，历尽艰辛到达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最后来到了美国纽约。（傅希秋肖像：作者 Zina Saunders）
最近一段时间，来自中国的新闻扣人心悬。对此，没有人比傅希秋先生更有资格来解读全局。这位来自美国德克萨斯西部小镇的牧师，协调着涉及中国维权人士、家庭教会、以及为自由而奋斗的人士在内的，最具影响力的网络。自2004年至今，米德兰（Midland, 人口：111，147）不仅是这位勇猛的、四十四岁的牧师安家落户的地方，也是他的非营利机构——对华援助协会的大本营。就是在这里，傅先生和他的五位工作人员，利用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任何可能的方式（此处傅先生不便细说），与不计其数的、促进中国宗教自由和法治的志愿者交流和沟通。
为什么选择在米德兰呢？“这里更安全，”傅先生咯咯笑着说。1997年来到美国后，傅先生一家首先安顿在费城（Philadelphia），很快他们就发现被中国特工盯梢。在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另一些特工直接和傅先生面对面，邀请他“喝茶”。傅先生解释说：“在中国，邀请持不同政见者‘喝茶’意味着软审讯。”当傅先生和妻子应邀拜访一位米德兰的教会牧者时，他们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并且留了下来。
对华援助协会为家庭教会提供支持，为强制堕胎的受害者提供法律咨询，为劳改营的良心囚犯和他们的家人提供经济援助，以及更多诸如此类的工作。对华援助协会还是中国一本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家庭教会杂志的赞助者。谈到对华援助“三管齐下的策略”，傅先生说：“它包括曝光逼迫，鼓励受害者，从法律和信仰方面装备领袖，捍卫信仰和自由。”
在中国的被压迫者，以及能够为他们提供帮助的政府或媒体力量之间，傅希秋先生通常都是充当联络纽带的角色。2009年初，在法轮功和家庭教会成员的激励和帮助下，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到达了泰国曼谷。傅先生联系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在布什政府执政的最后几个小时内，为高智晟一家争取到了政治庇护。紧接着，傅先生亲自飞往曼谷，在不到两星期之后，高智晟的家人平安的在美国安顿下来。
现在，傅先生挥着厚厚的一叠逼迫案例报告，表明对华援助协会沉重的工作压力，他“为所有这些发来的报告心急如焚。”这也是一项危险的使命。傅先生说：“中共政府（特工）当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抓捕给我们提供信息的人。有些人甚至因为所谓的‘向海外组织泄漏情报’的罪名而被判刑。给我们提供一张教堂被毁的照片，可能就意味着被判三年徒刑。所以，我们非常谨慎小心。”
傅先生坚信，基督教正在让中国变得更好。他说：“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1949年，中国大约有87万基督徒，然而，到了今天，即使是政府学术调查的保守数字也已经上升到了6000万。”傅先生认为，真实的数字可能是8000万到1亿。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虽然还不算多，但是，却在迅速增长。在中国的公民社会中，基督徒“填补了社会机能的断层”。“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第一批开着拖拉机和公共汽车奔赴灾区的人是基督徒。支援灾区的志愿者中，绝大多数是基督徒。”
对每一个寻求帮助的请求，在决定是否公开之前，对华援助都会对其进行评估。其中有40%到50%最后公开化，其余的案例，对华援助更愿意幕后操作。 “如果当局迫于外交压力，将那些蒙冤被捕的人释放了，我们甚至不会报道这件事。”傅先生说：“很滑稽的是，有的时候，是我在电话里同新疆、西藏或者甘肃的公安局长交涉，因为通常我是第一个获得信息的人。”
傅先生回忆起2007发生的一幕惨剧。那一次，广西一位家庭教会的牧师打来电话，心急火燎的告诉傅先生，自己怀孕七个月的妻子，已经被十个计生官员拖到医院，准备强制堕胎。医院里还有另外大约80位妇女，在接下来的48小时里，等候着同样悲惨的命运。“我打电话通知了美国的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其他一些记者，”傅先生说，但是，当记者赶到那里的时候，“孕妇已经被强行灌入两个剂量的毒药，胎儿流产了。我在电话这头，听到那边传来那位牧师和其他人的哭泣声。”
傅先生说，去年的12月，对华援助协会了解了一位西藏的家庭教会领袖。他“管理着一所有30个孩子的孤儿院。他们被遗弃在街道上，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来照顾他们，是基督徒们把这些孩子带回家，抚养并教育他们。而政府竟然逮捕了那些基督徒，强迫这位教会领袖把孤儿们送回街道，还说，我们宁愿看到他们在街上游荡，也不愿他们被基督徒照顾。”
自奥巴马政府执政开始，傅先生就不断的请求他们，公开的承担起为中国异议人士主持公义的事业，对此，奥巴马政府普遍提出异议。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曾三次会见傅先生带领的“中国维权律师”精英代表团，而奥巴马总统却总是拒绝接见。傅先生说，2011年，对华援助协会提出的一次白宫会面的请求“被完全忽略”。
上个月，当陈光诚事件发展到危机时刻，美国如何处理这一事件面临考验的重要关头，傅先生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盲人律师陈光诚，千辛万苦来到北京，并不确定美国使馆是否会接受他避难。当使馆外交官员向陈光诚提供保护后，他们起初拒绝向陈光诚传达傅先生提供给美国国务院的信息，信息的内容是陈光诚的家人被中共当局虐待。后来，大使馆才为傅先生开通了“24小时电话热线”。
与此同时，中共当局的打手拘禁了陈先生的妻子，并强迫她打电话给丈夫，要求他离开使馆，而陈先生只好照做。“这基本上可以说是武力说服，”傅先生说。“为什么美国这边不能够与中共协商，要求让陈光诚的妻子来美国使馆，以便他们能够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来讨论他们的计划呢？”
在一系列的国际压力（其中包括两次国会听证会，会上通过手机与陈光诚通话，傅先生实时翻译了陈光诚的证词）之后，美国政府给这位异议人士发放在纽约大学留学的学生签证，他的妻子和儿女可以陪同。
陈光诚的躲进美国使馆又被送出的情节，发出了“一个令中国的自由战士们非常寒心的讯息，” 傅先生这样说到，暗示了将来“那些受逼迫的人，如果也通过这种方式寻求美国的帮助，美国使馆会把门关上的。”傅先生说，中共政府也领会了这一讯息，正在“对像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以及入狱几年的高智晟，等高调维权人士，增加看守的力度。”傅先生计划不久将再次发起为高智晟自由的运动。
傅先生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痛苦有着切身的体会，而对此他认为，西方媒体聚焦在精英份子的同时，往往会忽略这一点。傅先生本人出生于山东省（与陈光诚同样的省份），一个乞丐母亲和残疾人父亲的家庭。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考入了聊城大学，开始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因为“在中国，为了得到公平的待遇，最好的办法是成为一个‘大人物’——就是成为政府官员。”
之后，1989年，要求民主的抗议运动爆发，傅先生组织了一群学生“举着我们的校旗，占据天安门广场的一角，” 但是，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前几天，他因为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生病而离开了那里。
回到山东，傅先生就被公安局调查，被迫写悔过书，“像犯人一样对待，只是没有被关进监狱。”他的同学们以及大学的校长启发了他。“我以为，加入共产党，改革这个政党，从小的角度来看，能够为我的家庭建立更美好的未来，从远大的角度，乃至建设更美好的中国。但是，人民的军队怎么能够对着自己的人民开枪呢？”傅先生从此打消了入党的念头。
一位美国的英文教师，送给傅先生一本中国知识分子席胜魔的自传，这位席先生信仰基督教，并坚持传播福音。傅先生说：“那本书改变了我的生活。”他继续在北京的中央党校教英文（傅先生称此为“上帝的幽默”），全身心的“从事家庭教会运动”，并努力“将不同的小组组织在一起。”傅先生和妻子在北京的一处郊区，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圣经学校（利用中央党校的桌椅）。因为传播福音他们被捕入狱两个月。后来，他们于1996年逃到泰国，又到香港，最后来到美国。
傅先生说，无论中共独裁政权愿意与否，中国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共产党精英份子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有“近亲或配偶”在美国或其它西方国家，傅先生说：“他们能有怎样的信心呢？”在陈光诚事件中，傅先生看到了中共政府的弱点，他说：“为什么中共如此惧怕陈光诚这样一位盲人站出来讲话呢? 如果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错，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又为什么非要把高智晟关进戈壁沙漠的监狱里，甚至禁止任何人去探访呢？”
傅先生认为，美国在促进中国人权的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意味着“我们是否要背叛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来换取暂时的利益，成为美国这个国家的原则问题。”“真正严肃认真地对中共施加国际压力”，是会有效的”
傅先生说，我们的议题应该被纳入“所有的双边关系和对话中”。“提摩太•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谈过多少人权问题? 根本没有，还有劳工权益问题呢？……如果比尔•盖茨 (Bill Gates) 访问中国，谈一谈高智晟，会带来怎样的效果呢？我想，高智晟会很快被释放！非常快！”
克赛尔女士是“华尔街日报”编委会的成员。
本文的一个版本将出现在“华尔街日报”的美国印刷版，2012年6月2日，第A13页，
标题为：《中国“地下铁路”的牧师》（The Pastor of China’s Underground Railroad ）
英文原文链接：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0230364010457743856228968949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