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靖，原名刘五一）

“问爹问娘问夕阳，天上有没有北大荒？喊儿喊孙喊月亮，天上有没有北大荒？高高的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浪，高高的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淌。”——歌曲《天上有没有北大荒》晓城，王黎光

五十五年过去了，我从未想到写我第一个“供职”的北大荒，当我突发奇想开始敲击键盘，却一发不可收拾。“请以偏爱之手，接受这杂乱无章的短篇”（普希金）。我同朋友说：已经三万字了。朋友说你写这么多谁愿看，现在是快餐文化、短作文时代。我“犟眼子”：写不写由我，看不看由你哈。读者准备好了吗？一篇思绪“如滔滔江水，连绵不断”的东拉西扯喋喋不休，你搭载的是个长途，不是短程。

一、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约8岁时，阜外医院查出我心脏房间隔缺损。医生建议我开刀修补，妈妈看到别的病人前胸对角线长的大刀口，对医生说：孩子太瘦弱，不做手术。妈妈说：死也死在家里，拉着我逃也似地出了医院。小学二年级起，我就因心脏病“免体”（不上体育课）了。我们六九届，小学刚毕业考完，就遭遇文革。1967年“复课闹革命”我被分到人民中学（原女十一中），在中学“复课”，不是学工就是学农。记得初中要毕业了，学校来了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现役解放军叔叔，作动员报告“带风向”：“你们将要住的是一排排砖瓦房，吃的是你们北京人叫“八一粉”的雪白大馒头，病号想吃点粗粮都得特批”。文革时上山下乡运动，我可借口心脏病躲开下乡，可我满脑子都是《燕飞塞北》，“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理想爆棚。能去这人间仙境，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况且我在北京早都待腻了，亟待换换环境。对艰苦，完全没有思想准备，那个解放军叔叔真的把我们这群小青年“忽悠瘸了”。

1969年8月22日我们离开故乡北京，下乡到黑龙江萝北县的兵团二师十一团26连。我11月份生日，下乡时我还不到16岁。我们那个地方是在三江平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的北大荒，原军川农场。我们连队是个三面树林环抱的新建连，地处边境的苦寒之地。隔黑龙江我们能看到“苏修帝国主义”的小白房子，出入境需要边防证，谁也别想偷跑回内地。一路火车汽车，我们到了连队——北大荒，迎接我们的是几个月前先期到达的温州、上海等地知青，还有几户“闯关东”过来的老职工，我们北京青年岁数最小。连队地处一马平川的穷乡僻壤小村子，我们住的是茅草屋顶的土坯房，听说之前房里还养牲口，哪里有砖瓦房？解放军叔叔言而无信，让我们很受伤。我意识到，我们将面对未知领域的所有可能。我们连队一直都没有电，没有时间概念。瞻望前景，一片幽暗，让人黯然神伤。幸亏是集体生活，才多少疏解了我的忐忑不安。

我们曾吟唱“我们年轻，像一轮红日刚出海，我们健壮，像一排排白杨要成材，我们热情，像滚滚的浪潮、熊熊的火，我们纯洁，像蓝天白云彩”。在激情四射的年月，纯情与浪漫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上山下乡之于六九届，像自由落体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一锅端了。15、6岁的我们，一切道路都被堵死，像小时听说“拍花子”故事，后面有狼，两边是河，“鬼打墙”我们只能向前走。我儿子的小姑姑，小我一岁，同年也去了北大荒。

初到北大荒，蛮荒之地最先“惊艳”到我们的是蚊子、跳蚤、小咬、虱子，蚊虫“老鼻子了”（东北话数量多）了。后来去修路住帐篷，见识了牛虻。被牛虻咬了都会本能地大叫，像被烫了一样疼。蚊子、跳蚤、小咬、牛虻把我们咬得七荤八素，干活时，小咬会飞到嘴里，不小心咬到了，小咬居然是甜的！我最憎恶的是虱子，生过一次虱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丑陋的昆虫。我宁可不吃饭，也要洗衣服，勤换洗衣服就不会长虱子。去男生排开会，我们尽量不坐炕上，自己带马扎，怕招上虱子。当地男青年居然说，不长虱子就没有银（人）味儿。我还被草爬子（蜱虫）叮过，幸亏发现及时，是班长给拔出来的。我们用的是灌木树条围起来的露天厕所，坑还挺大。茅坑是用不太粗的树干、扒锔子（U型铁钉）搭建做脚踏板。第一个冬季白天都在零下二、三十度，厕所还是露天的，脚踩在树干上都是尿结的冰，每次我都提心吊胆怕滑落粪坑。大粪多到堆成像一个个“钟乳石笋”，要扎到人了，有人过来用十字镐敲断。

行前，妈妈为我去黑龙江兵团做准备，一边教我缝被子，一边嘱咐我不要“脱离群众”什么的。妈妈“不食人间烟火”，她的想法与我根本不在一个维度。到了连队我才发现自己太“脱离群众”了，女孩子们穿戴都比我好。人家的铺盖都是里外三新，我的却是旧被褥，衣服塞进枕套当枕头，也没有新衣服穿，旧衣褴衫“穷”到没谁了，没有“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倒是激发了我的想象力。看着张三李四王五，想象她们的家庭背景，想到我家背景再好也与我无关，很是泄气。好在后来都穿兵团战士制式服，谁也别“脱离”谁了。我的好友HY，被面好像是缎子的，漂亮、华丽。她妈妈还给她寄来羊剪绒的皮帽、翻毛皮鞋等。我暗自猜想，她家一定是个富裕殷实的家庭。直到两年后我回京探家，去她家看望父母。她家简单的两间小平房，院子里有一个蹲坑公厕，房间里有一个没有水池的龙头，屋子里生着煤炉，家境清寒得让我很意外。HY家是“富养女儿”的典范，别家孩子有的，她家一定得有，别家没有的她家也可以有。我家的家风是，别家没有的我不可以有，别家有的我也不一定有。天壤之别的教育，我自尊心很受伤害，凭什么？虽然我没想显摆自己是干部子女，但穿戴如此寒酸、土气，很不服气，为什么要自我矮化？在HY家，她父亲劝我回连队，说解放初期一些大中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后来全部回城安排到各个岗位，让我别太心急。我觉得自己的情况不一样，况且于我，“开弓没有回头箭”。文革期间，全国各地形势都很混乱，“机会与风险并存”，干嘛不试试运气？

我们26连连长是解放战争入伍、又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复转兵。我们管晚上集合连队领导训话叫“晚点名”。上海人男女生不分界限，在一起嘻嘻哈哈，北京人对此嗤之以鼻。连长知道我们年轻，难免情窦初开，操着山东话若有所指地说：“有的男同志，见了女同志就走不动道儿了，思想长毛儿了！”我们连队分男生排、女生排，畜牧班、机务班、炊事班。除了干活，平日男女生很少接触，思想“长毛儿”的机会不多。尽管自然环境差，我们挣工资，发服装鞋帽，这是我插队的朋友们很羡慕的。棉帽子是狗皮的，皮帽才能挡住凛冽的寒风。棉手套是只分出一指的，当地人叫手扪子，棉胶鞋帮和鞋底挂一层胶。一天下来棉胶鞋里面是湿的，可能是不透气出的汗。后来条件好了，房间里有火墙，大家都把鞋子放在火墙上烤干，一屋臭胶鞋味，久闻不知其臭，顾不了那多了。我们外出噶条子（割一种灌木），一不小心踩在留下尖条子根上，鞋被刺透，脚底被扎破。我们到北大荒第一个月领到工资35.2元（有3元边境补贴），在1969年是很高的收入。我立刻寄30元给在山东“三线”（以战备为指导，在内陆、山区、边远地区建起的工业线、交通线、科研线）山沟里小工厂工作的大姐。大姐的同事开玩笑：再加10元寄回你妹妹。大姐说当时买煤过冬的钱都不够，我那30元救急了。能帮助大姐一点，我很欣慰。插队知青与我们兵团的像平行时空，他们挣工分养活不了自己，但可跑回故乡“嗨皮”。我们被禁锢死了，我们羡慕插队朋友们的自由散漫，想回北京拔腿就走。插队知青没钱，被逼无奈还画火车票，各种扒车、逃票。遇到好心的铁路叔叔阿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孩子们回家吧！

二、解放军序列

刚到连队，我们还都是“农工”（农业工人）。要发军装了，其实就染成黄颜色的衣裤，背地我们叫它“屎黄色”，连队领导说只有表现好的人才能当兵团战士，其余继续当农工。我很紧张，父亲那时还没平反，我生怕父亲的问题影响我当兵团战士。那一身“屎黄色”胜过一切锦衣华服，我怎么可以没有？其实是连队领导卖关子，大家都当了兵团战士。我们被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好像打起仗来我们就地入伍了似的。1969年中苏交恶，珍宝岛苏修帝国主义挑衅入侵，边境这边风声鹤唳，一切都为“准备打仗”。我们经常半夜“紧急集合”，刚开始，我们对这种演练信以为真，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跳进还没一人高的壕沟，隔开肃立。连长煞有介事地“带风向”，站在土堆上大声宣布，“苏修帝国主义明天早晨要对我国大举进攻了”一类的话。我对战争没有太深刻的印象，最多是《地道战》《地雷战》的戏码。我却在后悔，应该把相册留在北京，我死了家人还能记起我的模样。这土沟沟能挡炸弹吗？只好炸到了就死，炸不死就幸存。想想1969年的中苏边境，十几岁的年轻人蹲在土沟里“准备打仗”很魔幻。回忆小时候我们国家同苏联的关系那个好啊，父亲几次三番去苏联参观访问，还带着我去北京火车站给苏联大叔们献花，我家一些电器都是苏联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我正纠结，连长宣布“演习结束！”之后我急忙把相册寄回北京，以备家人悼念之用。天寒地冻时我们“拉练”，拉练的内容就是背着铺盖卷儿急行军，爬冰卧雪，制造紧张氛围。我琢磨，我们穿一身笨重的棉衣裤背着行李也跑不快，还是得挨枪子儿。双脚打了水泡，有经验的人教我们把头发丝穿在水泡里，水顺着头发丝流出来就不会太疼了。我们早在北京时，就预习了俄语的“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这两句没派上用场，成了屠龙之技。那两年，连队附近经常有人打信号弹，起初B副连长率领我们匆匆赶到“事发现场”抓特务，连特务影子都没见到过。我们连是农业连，没有武器，就算看到特务，怎么对付是个问题。后来有人解释说，信号弹是预埋的，特务早跑得无踪影了。为什么打信号弹，没人说清楚，无法破解。

妈妈总是在鼓励我要勇敢、坚强。我刚到连队，写家信都是凄云惨雾。妈妈回信没有同情和安慰，几乎每次都在批评我骂我，曾经是八路军的妈妈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激励我的。姐姐说妈妈看了我的信，掉眼泪，说这么小的孩子就去充军。去北大荒上火车前，我同朋友们去全聚德吃烤鸭，到新大北照合影。我没告诉妈妈我乘哪列火车，故意不让妈妈送我。妈妈还是买了水果零食等吃的跑到北京站送我，找了好半天，后来一问我们去黑龙江的火车是从永定门车站发车。再赶去永定门来不及了，妈妈十分懊恼，回到家一声声地叹气。看了姐姐的信，我觉得对不起妈妈，放声大哭。连队通讯员从团部取回家信，我们读信，经常从流泪到掩面而泣，再到放声大哭，哭声一片，我往往是“领唱”。我记得来往的信件一般要一个月，盼家信，望眼欲穿。“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余光中）通信员帮大家从四十里外的团部买日用品、食品，取信寄信。我们去团部照相寄回家，通常都是走着去团部，四十多里坑坑洼洼的积雪路，跌跌撞撞走得不轻松。返回连队，我们四处打听有无便车，一般都能找到路过或离我们连队近的下车地点。

想家，是我们的传染病、通病。刚到连队，收到家信的我们悲从中起，伤心落泪，悲伤也传染，思乡的哭泣很快变成大合唱。在北大荒，我们不曾沉沦，因为我们有希望，望穿秋水的渴望：回家！有人说，只要让我回城，扫大街我都愿意。一些没有门路、缺少办法的知青“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唐·高适）为了回家，更多的人如我，选择“迂回前进”，那是后话。我们好像从大城市的楼上，被推摔在乡下的泥地，命运告诉我们，你得自己站起来！我们挣扎站了起来，擦干泥水，朝着给我们规定的目标前行。无论你愿意不愿意，这是我们六九届和下乡知青的宿命。我们从一个大城市的青少年，角色转换成新农民，环境的陡变让人目眩神迷。六九届因年龄小，才有了知耻而后勇。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流行一首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还有各种催人奋进的口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磨一手老茧，练一颗红心”， 我们受到沉浸式教育，照单全收，这也叫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吗？我们城里人，如果不想“见光死”，就要拼命干活。我们战斗在祖国的北疆，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准备打仗，用青春铸起钢铁长城。遗憾的是，直到我离开连队，我们都没看见过武器，也不知道这个仗该怎么打，看上去只有抄家伙了，镰刀、铁锹、十字镐…“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我们被口号鼓动、鼓舞、激励着，被豪言壮语、宗教圣坛般感召着。干最重最累最脏的活儿，想进步、入团、入党、上大学，基本都成了水月镜花。幸亏苏修帝国主义扬言的核战争被国际社会遏止，不然黑龙江又多了一块墓碑，上书“在反修前线牺牲的知青，永垂不朽！”

三、我们的连队我的家

连队通讯员去团部，我会托他买奶粉和白糖，那时北京都没有这些。我们有工资，有奶粉、白糖，心里有了些配平。通讯员为大家带来各地的信件，晚上我们趴在炕沿上回信，倾诉衷肠。直到两年后我离开东北，我们连队都没有电灯。油灯不过是把柴油灌进一个墨水瓶或浆糊瓶里，安上自制的灯捻。柴油灯比煤油灯燃烧差，很快房间里便烟雾缭绕，早上我们互相嘲笑，鼻子下都长了“仁丹胡”。 刚到连队不久，人多炕小，不得不侧身而卧，还不能蜷腿，更不可翻身。体会到“罐头里的沙丁鱼”，非常难受，睡觉成了折磨，幸好很快就搭上下铺，当沙丁鱼的一幕却不能忘怀。我们的作息时间都被设计规定好的，不切实际的想法越多越苦恼，在那些死寂的日子里，很少有人“仰望星空”。L司务长在“一打三反”中被揭发有贪污行为，被下放到机务班了。D姓新司务长好像是本地青年，自从他接手炊事班工作，我们不再有野味吃了。我们私下议论，老司务长贪污，我们还有狍子、野猪等野味改善伙食，贪就贪点呗。在廉洁奉公的接任司务长管理下，我们经常两个月不见荤腥。吃一次肉叫“会餐”，会餐还有平日没有的大米饭。我们都狼吞虎咽，夜里又都往厕所跑，拉肚子。平时伙食太寡淡，一下吃得油腻，肠胃受不了。

刚到黑龙江不久我得了中耳炎，在连队“缺医少药”没办法治，只好去团部医院。天色已晚，我们在团部招待所住了一夜。那夜我耳朵疼无法入睡，次日半边脸都肿了。到了医院，医生用镊子直接钳出一团脓血球，点了几滴药水，就完事了。这么简单的治疗，要跑几十里路，费大半天功夫，体会到偏远地区，缺医少药。 回连队，我同男生排的L排长搭乘16连的胶轮拖拉机，终点16连离我们连还有8里路。我跟着L排长要穿过一片玉米地“青纱帐”，沿着马车车辙走回连队。L排长走在我后面，一声高一声低地跟我闲聊，我觉得他好烦，他越跟越紧，就要踩到我的后脚跟了。一个北京城里长大的孩子，我有自己的审美取向和本能的警惕，对一切粘粘乎乎的男人敬而远之。我加快脚步与“粘乎”拉开距离，有意甩开他。走着走着忽然我觉得后面没声音了，回头望去，L排长不见了。我慌了神，高声喊“L排长！”不一会他从玉米地里“唰”的蹿了出来，说“你走那么快，我跟不上了”。见他跟上来，我“保持车距”一样与“粘乎”拉开距离继续快快赶路。天色渐暗，我们赶到了连队，连长可能有点不放心，正在村口迎着我们。看见连长，像见了亲人，我有点想要扑到连长怀里的冲动。后来，L排长同一个上海青年生出一个孩子，在知青范围里“影响很不好”，想想那天我同L排长穿越青纱帐，我还真有些后怕，我的警惕很必要。

我们北大荒那嘎达的豆角黄瓜肥美粗壮，北京的蔬菜太袖珍了。一次连队S文书悄悄地让我们拿杯子，来到滚开的猪食锅前，把大块的南瓜捞到杯子里，果真南瓜又甜又面，顾不上同猪争食了，也别提吃猪食这事儿。北大荒一马平川，土地是黝黑肥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如没有催命的劳作，不是诗人，也会浪漫出诗歌。1970年夏日的一天，我们地处高纬度，天亮得早，3点多钟天已破晓。犁地的大钢片做的钟，“当当”地敲，响得像“逼命”，又像轰然碾压过来的火车，碾碎了我们的梦境和疲惫。我们睡眼惺忪扛起锄头下地干活。走到大田，天也快大亮，能分得清草和苗了。我锄地会“左右开弓”，右边累了换左边，挑担、铲土我都是两边轮换。这在当时叫“苦干加巧干”，所以我锄地（东北叫铲地）经常“扛把子”全连第一名，自己也觉得“霸气侧漏”，很骄傲。大概干到6:30，炊事班来田里送早饭，吃完接着干。中午时分回连队吃午饭，我趁吃饭功夫洗衣服。下午该去在树林深处的新建点工地盖房子了，我把馒头夹上奶粉和砂糖，一路走一路吃“馍夹糖”，走到了，午饭也吃完了。 晚上紧紧张张，吃过晚饭“跃进”（老职工叫“要进儿”），就是加班干活，基本上是码砖坯，搬砖一类的活计。跃进大约到晚上8点，我们要“天天读”，就是学毛选、文件、报纸类，六、七十年代，全国正陷入狂热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热潮，几乎卷入原教旨主义的斗争哲学。学习之前，大家例行的文化生活“拉歌”，“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女生排齐喊男生排“一排的，来一个”，男生排“人来疯”打了鸡血似的扯着嗓门唱完，又喊“二排的，来一个”，我们女生排也竭尽全力“喊”了一首。“拉歌”的口号有“叫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像样”，“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好辛苦，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着急”，伴随着有节奏的掌声，大家情绪亢奋、高昂，肾上腺素飙升，多巴胺拉满，一副扬我国威的样子，好像隔江的苏修帝国主义能听到。“拉歌”是我们开会前的文化活动，简单易行，又容易推高气氛。接下去开始学习，念毛主席语录，念报纸，念文件种种，追求的是整齐划一的价值观。唱歌的兴奋很快消散殆尽，从早3点多干十几个小时活儿了，我们又累又困。很快人群里就传出鼾声，我不敢睡，强打着精神，涂清凉油也没用，身体反应最真实，无奈“灵魂的拷问”。文革最时兴扣大帽子，学习睡觉，轻则说你对毛泽东思想没有阶级感情，重则说你反对什么什么。当时我真想一头栽到泥地上睡一觉，疲倦到“每个细胞都想投降”。B副连长高喊“下雨了！”，大家惊醒。不一会儿，大家又陷入昏昏欲睡。副连长喊两次下雨也就黔驴技穷了。 15、6个小时劳作，还要学习、“天天读”，“晚点名”什么的，对于我们年轻人真的很折磨很挣扎。

四、争先进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唐·王建）当我们年少走进大自然，带着艰苦不设限的理想，黑皱的皮肤和粗糙的双手，从黑土地“归来是空空的行囊”，心境沧凉。在诅咒上山下乡运动的同时，我们得承认因为吃苦，提升了自己，并积淀了做人的力量。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小村子，我缺少“慧根”一味蛮干，五十多年后我才开悟，已然时过境迁后悔莫及了。在新建点工地盖房子是轻省活儿，我们女生负责和泥、搬砖，给当“大工”的男生当“小工”。从脚手架下往上抛砖，手指肚很快被擦伤。我单纯而天真，“听党的话，跟领导走”不想因为生而瘦小干枯给人刻板印象。最初，伤心排山倒海地落泪成了我排遣悲哀、无助、委屈的渠道，很快，我的倔强成就了我克制、隐忍、吃苦耐劳，坚持不懈。不遑多让，我被评上“五好战士”，时也，运也，命也。 这不是一般意义的“搏上位”，而是实现了自我价值，奖状使我的生命大放异彩。

我们的连队像个孤岛，知青们过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准共产主义的生活。公路上偶有汽车鸣笛声，才恍然回到人世间。土筑的公路上我见过野鸭妈妈带着小鸭横穿，也见过单只的狼。老职工说如果你走在路上，狼会从你身后把双爪搭在人的肩膀上，你一回头，狼刚好咬断你的喉咙。不回头呢？拎着两只狼爪子，猛地摔在地上。我想想难度太大，最好没有狼搭肩膀。我们的D连长很厉害，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是远近闻名离休干部。他身高也就一米五，在团里是远近闻名的“D大个子”。连长是个爆脾气，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一次草原失火，形势紧急，连长爬上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指挥，一不留神摔下把一条腿压断。护送连长到团部医院的同志说，卡车一路颠簸，坚强的连长牙咬得咯吱咯吱响，一声不吭。B 副连长把我们几个“出身不好”的人叫到一起：“你们这些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我心里说：你少来，我父亲参加革命时你还没出生呢！父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党员、北大毕业的知识分子干部，女儿怎么成“资产阶级”了？ 在穷乡僻壤，再错愕虐心的话都得听，我报之面无表情。X副连长是湖南人，寡言少语，我唯一的印象是，冬季我们出操时他操着湖南口音喊“向右——绢！”我们明明是农工连，一时搞得很兵营，只不过我们没见过武器，赤手空拳练个擒拿也没有，怎么屯垦戍边？ 我悟到多干活少说话的真谛，有话雪藏在心里。

温州知青太幸福了，他们城市的领导，组织知青家长给边疆的子女寄吃的用的。我们宿舍的温州青年用猪油、虾皮、紫菜、榨菜泡汤，香味冲鼻。我们不得不忍着，咽着口水，装作满不在乎。一次宿舍就剩小H我们俩，她给我冲了一碗猪油紫菜汤，这对我来说是开洋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记得上海知青小W带来了一个直径约半米多的铝制澡盆，搓衣板，洗衣服比在脸盆里痛快多了，还可以在澡盆里洗澡。我们“洗澡”只能用湿毛巾擦，瞎凑合。有一次小W将澡盆借给我用，我才在北大荒得以洗一两次澡。“不要扎根边疆一阵子，要扎根一辈子”，是不是很反智？我一定是被口号们蛊惑了。我们唱“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年轻的我们，很自我麻木，麻木了也就没有痛苦了。老职工都是原军川农场的人员，没有几户，他们大多不像想象的朴实。天一冷，他们每家门口都堆满码放整齐的柴火。我们连队地处未被开垦的新建点，被原始树林环抱。刚开始进林子砍柴就是进林子拾柴，干死的树，一推就倒。老职工嫌我们学东西慢，就说歇后语“熊瞎子（东北人称狗熊）姥姥是怎么死的？”——笨死的。后面三个字是不说出来的，自己去想。我们上山下乡，绝非“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你想多了。我们不得不被环境被上级要求同化，对苦、累、脏、难等等的感知趋同，所谓适者生存，否则你会被淘汰出局。被冷落、孤立，甚至墙倒众人推。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开悟不算晚：所有自悲自怜自怨自艾，都是徒劳的，惟有自我救赎。 有一句台词说革命先烈“擦干了血迹，他们又继续前进了”！而我们知青，只有擦干了眼泪和汗水，该干嘛干嘛！现在视为脑残的想法，在当时视为“政治正确”。 所谓，“思想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占领”，这是当时的“普适价值”。 开班会，我们自我批评，在自我批评中心理扭曲，“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些现在的年轻人不懂也不想懂的“劳什子”。干活，学习，天天读，开班会，一股劲地自我批评，“狠斗私字一闪念”人格撕裂，说是浑浑噩噩也不夸张。毛主席又说，“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我这个当个小班长的可累了，一班十来个人，每天挨盘儿一个个地谈心，累不累，傻不傻，真相和逻辑不要知道太多，知道多了会疯掉。当时还有一句流行语“要想火车快，全凭车头带”，我凭什么那么卖力气、吃苦，不就是为了仅存的荣誉感。连这个都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可望不可及，便给了我离开北大荒的足够理由。“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回家”在一段时间因为不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梦幻。最实际的想法，就是好好干活，别挨批评，熬两个月，我们有一顿“会餐”：大米饭+红烧肉。连里有病号，如有一两个人，炊事班会做病号饭，那便是平日吃不到的手擀面。一次连队只我一人病了，发烧，炊事班长亲自为我擀了面条。细细的、软软的，汤汁上漂着一点油花，些许葱末，几十年不忘的珍馐美味。团里传来建小砖窑的新技术，不知道谁脑洞大开，开节约风气之先。我们连队立刻响应修建小砖窑，烧砖的同时热力通往火炕，烧砖取暖两不误，买一送一。可事与愿违，烧砖窑时，睡炕头的人烫得睡不下，只好坐在被子卷上，毯子都被烤糊了；睡炕尾的人冷得难以入睡。晾窑时，屋子里冷得结冰，墙上一层霜，毛巾冻成冰片，少见的“抓马”。砖窑晾不凉，烫手，没办法出窑。晾窑的几天，冻得我们备受煎熬。我们抱怨：谁这么缺德，出馊主意、神操作。当然这“拍脑袋工程”加“豆腐渣”工程，很快“烂尾”了。小砖窑本以为可“封神”，却被打了脸，成了高级黑。

我们也有开心爆棚时候：有会餐、有团部放映队来放电影、有团宣传队来表演节目，还有我们连宣传队自编自演的小节目，这些便是我们的嘉年华，也是我们的泄压阀，避免了精神崩溃。团部放映队放的都是“样板戏”一类的电影，我们仍“喜大普奔”嗨翻，迎接他们的到来，好像还有《地道战》、《地雷战》之类。其实放的电影内容都快倒背如流了，就是享受不用劳动，挤在一起暖融融看屏幕的感觉。连队宣传队的演出，没有活色生香的精彩，看着熟人在台上拿腔拿调，也是件愉快的事。我们连“宣传队”还为小砖窑编排了小品，什么小砖窑贡献大，烧得砖结实不易碎之类。只见演员拿着砖尽量放低身段，一松手，砖摔成两半，意想不到的“酸爽”，我们幸灾乐祸地开怀大笑。大窑烧砖那是经验，小窑烧砖那是试验。我们以后要住进自己盖的砖房，豆腐渣砖谁敢用。我记得宣传队演出有“三句半”，例如：“今天说个三句半，说得不好不管饭，我们都是头一回，添乱！”。我没参加宣传队，我清高（捂嘴笑）。记得还有一次冬季，我们跑到16连看电影，来回16里路，走去走回，还是“站票”。“关山难越 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 尽是他乡之客”《滕王阁序》。在北大荒的两年多，是艰苦、困顿、丰富、生动的两年，每人都一本或厚或薄的北大荒的爱恨情仇。

我们学会了逆来顺受，在无可奈何之际，谁说“打不死的小强”逆来顺受不是最佳选择，不是生存法则？能不坑害别人，不接受、选择沉默，已经很高尚了。我们那时政治学习抓得很紧，“天天读”。实际上更要求我们干活，好像连队领导有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我们又被分配下地干活，我们争辩“今天是过节，应该放一天假”，领导说：“五一”劳动节，就是用劳动来庆祝节日。我们很破防、很崩溃，人微言轻百口难辩，沮丧地扛着锄头下地了。当个人利益与领导的要求相左，你得考虑权重。年少的我们，青涩、纯真而懵懂。说起最初的连队生活，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不夸张，甚至经历过影视剧里都不曾有的桥段。怀揣着一颗火热的心，不想沉沦、堕落，不断地磨炼，你养成了坚持与坚守，甚至演变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天苍苍，野茫茫，想家乡，欲断肠。我把“想家”写在天上，写在田野，写在心里。我们互相避免谈想家，怕碰到一触即溃的堤坝。看小说形容北方冷，动不动就说踏着没膝深的雪。俺们那嘎达，温度经常到零下40度，下雪后积雪很快就冻住了，新下的雪没那么厚，底下是冻雪，体会不到“没膝”。 雪能没膝，说明天气不够冷。

五、向死而生

生平几次看到死神的狞笑、与死亡擦肩而过都发生在北大荒。第一个冬天，我与同事小Z去约十几里路远的27连看朋友。出发时太阳当空万里无云，走到一半暴风雪（东北叫大烟炮）骤起。天昏地暗，小冰渣打在脸上，零下40多度，我们迷了路。我们找车辙奋力前行，路断了就折返再找一条路。我们还看见狗熊的大脚印，想起之前在团部，几个现役军官说打死一只狗熊，商量着怎么吃熊掌，我毛骨悚然。老职工说狗熊不吃人，把人扑倒坐在人身上，几下就把人坐死了。想起苏俄歌曲“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草原”。我们不是马车夫，我们不能冻死！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蛮荒之地，惟有坚强。两三个小时的路，我们走了约七个小时，在天黑之前才到了27连。还有一次放炮崩树根，发生哑炮，我“臭积极”跑上去排除哑炮，一定是上苍眷顾，不然16岁的我就“挂了”，留在了黑土地。在捕鸭河拉煤，煤山都冻了，大家都掏洞挖煤。我们也担心煤洞坍塌，幸而我们要离开时煤洞垮塌了，一大块冻煤滚下来把我砸倒车轮下，我只受了轻伤，差点“芭比Q”。 这不是狗血剧，是真实的发生。

我下乡时体重80斤，身高1.62，瘦弱显而易见。但我干活上手快，卖力气，不然怎么当“五好战士”？想起来哪里有什么“五好”就是对标军队的一套（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无非就是“劳动模范”。只要你干活突出，服从命令听指挥，规规矩矩，不胡说“落后”话，你就是五好战士了。谁也别高冷，干活好你就是赢家。不是别人不努力，人的体力、能力差别很大。五好战士比例不大，否则就没有典范意义了。下乡非我所愿，但走过经过，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学会了一些，懂得了一些，北大荒是我人生第一课，吃苦耐劳是教师，广阔天地是课堂。连长那会儿应是“白专道路”的典范，我认为，只重视生产，不“突出政治”。好在连长资格老，又是连里的“大猫儿”，没人敢跟连长“掰扯”。 连长一天到晚绷着个脸，不过看我抱砖多到快看不见路，便多了点温情，眯缝着眼用山东话说：刘五一这个小胳膊……

进林子伐木，我们先用斧头砍伐不太粗的树木。伐倒的树，砍掉枝杈，拖到路上等马车或爬犁运回。我很快就会“抡”斧子，伐木快并省力。抡大锤，抡十字镐，道理是一样的。在后来的工厂，吊车的轨道不知怎么了，我们就用大锤（好像是8磅的）砸钢钎，我抡大锤，师傅们看着新鲜。后来必须人去扶着钢钎了，我们组长过来双手握住钢钎让我砸。我还真有点犹豫，幸亏没出工伤事故。

我对“可教育好子女”耿耿于怀，我只有拼命干活来换取与其他知青的平等，做最后的倔强。被评为五好战士，是我长途跋涉中的小确幸。我亲叔叔在总参当局长，叔叔知道我从小瘦弱，问我当不当兵，妈妈写信给我，正当我“小资产阶级狂热”，说“要扎根边疆一辈子”。 那时兵团也宣传，扎根边疆“不要一阵子，要一辈子”， 我那时思想“进步”得很离谱、很脑残，像被施了魔法中了邪。这不是“凡尔赛”，是真情告白。思想教育果真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也可能是被“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或是脑机接口植入了木马，如果我1971年去当兵，我的历史就改写了。没有抓住“重大利好”，一失足成千古恨，你可说我愚不可及，但我那时是真诚的，惟其真诚的电石火光，才会有后来的物极必反的“必杀技”。

干活冲、干活好，这要归功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啊。所以又有轮到我写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让你写讲用稿是给予你的光荣。我们写“心得体会”的套路是，“穿靴戴帽”先要有“活思想”（就是不合时宜的落后思想），然后通过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有关章节，诸如“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等等，最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下，“狠斗私心一闪念”的“泛政治化”，最后取得革命生产双丰收。诸如此类像“洗心革面”、“斗私批修要刺刀见红”的意淫“八股文”，自欺欺人言不由衷的鬼扯，是政治思想教育的投射。瞎说一气并不十分困难，困难是，一天干完活，又困又累，哪里有精力写“讲用稿”。我只好先睡一觉，半夜起来写。我后来睡眠障碍，一定是年轻时做下的病。兵团对我们的教育是“大水漫灌”式的，省事而高效。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是公序良俗，为什么找不自在？ 经过 “战斗洗礼”，“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我们不断地自我画地为牢，身体和灵魂都属于了北大荒、属于屯垦戍边反修前沿。

一个冬天，应该是春节前后，我同朋友走散，一个人落单了。从团部走回连队，40多里路，快快地走也要4、5个小时。我沿着大路雪地上的车辙拼命赶路，争取天黑前到家。一辆卡车声从身后传来，我脑子像搭错筋一样在想，挥手拦车吗？人家不给停怎么办？不停车我多“二”啊。不容我多想，卡车从我身边驶过，在我前面几米的地方停下来，我紧跑几步攀上车帮，没有寒暄也没问我去哪里，连司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卡车径直向前开去。到连队附近了，我猛拍驾驶室（东北话驾驶楼），车停下来，我目送好心人远去，仍不知道司机长什么样。在穷乡僻壤，人烟稀少、民风简单质朴，没有客套，也没有什么礼节，默契就好。相信司机做了好事不留姓名，也不写进日记。

连长大概是看重我的责任心了，让我一人去烧菜窖。菜窖离开连队住地有一段距离，是推土机推成的大坑，用树木灌木厚厚地覆盖住，我白天去林子里拉柴，因为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很多树都死掉了，一推就倒，刚开始很容易拉到柴火。慢慢的就要去砍柴，拖回菜窖上用斧头砍成一段一段的，从菜窖口扔下去。我很快学会烧火，可让火焰一夜不灭。一个傍晚，雪下得很厚了，我正准备收拾完回宿舍，就听见菜窖顶有脚步声，缓缓的，走走停停，慢慢靠近菜窖口，菜窖口是用一个箩筐似的东西堵着，箩筐上放些灌木枝，一个木梯斜搭在菜窖口上。我的心脏紧缩起来，下意识捡起一根木柴，紧盯几米高的菜窖洞口，脑子一片空白。突然“哗啦”一声两条牲口腿掉下来，继而往上一蹿，牲口逃走了。惊悚一幕，我腿抖得像“踩缝纫机”。

说起劳动，有两种活儿我高低干不了，是我的软肋。一个是装窑，我不敢抬挑子在前面走跳板。我不恐高，六十多岁还玩3000米跳伞、玩蹦极。可是我平衡器官有问题，我同小H抬着砖装窑，要走过中间用高凳接起来的两段跳板“独木桥”。我心虚，觉得跳板上下忽忽悠悠，迈着迈着步就要失足摔下去，身体控制不住两边摇晃。走了两趟，坚决不走前了。小H比我矮且壮实，我在后面还得虚情假意把担绳往自己这边移，减轻前面的负担。后面负重多，我觉得特别吃力，抬不动了，肩膀红肿得每次抬起扁担都得咬紧牙关，很生无可恋、万念俱灰，掉眼泪，还不敢让别人看见。还一个工作是扛水泥、化肥。水泥一袋100斤，我的脖子吃不住劲，走两步水泥袋就滑下来了，抱在怀里，又偷偷掉眼泪。后来扛化肥80斤，重量轻了应该还好，可有台阶，我腿没劲，就是迈不上台阶，兀自气馁，只好改给散装的化肥装袋了。抬砖装窑和扛水泥、化肥，对我打击太大了，是我拼尽全力也克服不了的困难，飞蛾扑火，，被“秒杀、完败”，像是要致我于死地。我在工地挑砖，砖的分量一块6斤，我能挑两码（一码4块）半，前后加起来120斤，我体重八十多斤，“虎”吧？我会换肩，双手用力提着两边的绳子。进林子伐木往外扛我也没问题。我挑担子双肩磨破血肉模糊，和衣服粘在一起，用湿毛巾打湿才脱下衣服。这些比装窑、扛水泥容易克服，克服不了的困难只好放弃，学会放弃，实际是保护了自己。将满腔的热血，变成了脑残，因为年轻，一张五好战士喜报，一个共青团称号，都会对你产生极大诱惑力，当时的副主席提倡的“精神原子弹”，就是后来说的“圣坛”，大家都信以为真。对于我们，吃苦耐劳是“活学活用”，偶然吃红烧肉、看电影，也是醉了。

大约在春季垦荒之前，我们通常烧掉荒原上的野草、灌木。可能是因为草原的风向变幻，烧荒引起火灾（跑荒）时有发生。火灾逼近我们连队时，大家非常紧张。拖拉机在打防火道，防火道就是拖拉机犁地，把易燃物翻到泥底下。连长跳上拖拉机，失足摔下，压断了腿，从此成了残疾人。火苗还是在几处蹿过防火道，B连长带着我们打火（扑火），我们从树上劈下长长的树枝，去扑打火苗。火苗燎的脸都要被“煎”熟了，疼得很，受不了就退后几步，后面的人再冲上去扑打。幸好发现火情抢险及时，我们的人员财产得以保护。扑灭草原大火，这是“战无不胜”思想的具象，我们像殉道者前赴后继。忘记是哪个老职工还教大家，草原失火，不要逃跑，火速比人跑得快，要脱下衣服包住头，逆风逃生，即便被烟呛倒，火头向前烧过去，人就安全了。如果自己有火柴，事先烧出一片开阔地，大火就不会烧到人了。跑荒很吓人，远远地眼看着草原大火，排山倒海之势向前扑卷，犹如惊涛骇浪，灌木多的地方火苗高达十余米。面对烈焰席卷，我们兵团十几个青年祭出了一场和平年代的浴血奋战，永远长眠在黑土地。我们团一个面容姣好的南方女知青被烧伤，面目全非，手脚都烧坏了。陪护人员藏起镜子和能看到自己影像的器具，但从陌生人惊骇的表情，这位知青还是想办法看到自己的面容，痛不欲生。

我年轻，并没有“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泰戈尔）的浪漫，满脑子都是毛主席语录：“我赞成这样的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宗教一样的膜拜和迷思。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我不喜欢知青的艰苦被电影电视剧过度消费，肤浅的文艺作品，不演也罢。我们被塑造成自己默认的样子，学会接纳、不气馁、懂得了“物竞天择，适合生存”，为此，你会否定、打压自己，干脆给自己洗脑。当你认定自己的道路时，好评与差评都无所谓了。我们被教育成顺应潮流，逆潮流而动便是人生的失败。上海知青金训华为救落水的电线杆而付出生命，我们早些时候读过奥斯特洛夫斯基“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为一根电线杆子付出生命，值吗？主流媒体的号召：学习金同学大公无私、舍己为公的精神！那好吧，精神和行动毕竟有距离，我可不会去捞电线杆。

我们连队老职工说：北京人傲气，天津人洋气，上海人娇气，本地人土气，忘记怎么说温州、哈尔滨人了。北大荒冬季来得早，10月份已经下雪了。我们在雪地里割大豆，豆秸很矮，我们弯腰曲背，一会儿就腰酸背痛。干硬的豆荚很扎手，戴着线手套还把手扎得都是小血点。天大冷时，我们外出打草，进林子伐木。刮“大烟泡”时在家里的剥麻搓绳、编草帘子，总之不让你们闲着，怕你们“思想长毛儿”。 冬季没有夏季那么辛苦而已。在北大荒，我们永远是受制于人，不会操之在我。记得后来团部下发最“走心”的政策，对生理期女生，采取“调近不调远，调干不调湿”，我有“红太阳照边疆”的感动。我们那时都没有手表，我们班长有一块上海手表，很奢侈。班长和小H 是温州青年，温州话很不好懂，但我学会了“现在几点啦”，小H经常问到这句。 一个女生朋友，被倒下的棚子砸伤，送团部医院急救，幸亏没留下严重后遗症。可是看护她的朋友“护工费”从伤者工资扣除了，跟谁说理？没人跟你说理！如果说我们知青尤其是来自兵团、农场的很多人，习惯逆来顺受，那是年轻时打下的基础吧。我们只有努力劳动的权利，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的权利，我们知青的权利让渡给这些叫连长、指导员的复转兵了。

六、艰苦奋斗

冬季，一般都在零下二三十度，刮“大烟泡”（暴风雪）温度低达零下四十多度。尽管寒冷，我们尽量争取到野外劳动。打洋草（割草）、伐木都是不错的工作。外出劳动可以带馒头吃，这对我吸引力太大了，我痛恨吃窝头，一生的拒绝。中午，我们拿出冻成冰坨的馒头，生一堆火，烤馒头吃。我心急，馒头都烤黑了，就开始啃，馒头里面还是冻硬的。渴了就用镰刀舀雪吃，开始没经验，我们不是把舌头碰在镰刀上，撕下一块肉，就是嘴唇粘掉一层皮。我们住的大坯房，屋顶苫的是我们冬季打的洋草，每年春季屋顶换一次新草，以防漏雨。有一年冬我负责给连队烧锅炉，工作并不累，锅炉房是半露天的，井沿结着厚厚的冰，摇辘轳汲水得特别小心，不要滑到井里。水打上来，提到一个矮木凳上，人站在木凳上把大约十斤重的桶（东北叫水筲）举过肩，将水倒进锅炉上面的进水口。供应全连百十号人的开水热水，要打很多桶水。衣服被溅出来的水湿透，冻成铠甲，直到冻铠甲令我弯不下腰，才跑回宿舍换衣服。要去添水了，穿上化了冻的铠甲衣继续。我烧锅炉还行，烧菜窖练出来的经验。我不觉得烧锅炉艰苦，还觉得有些“行为艺术”。我还在豆腐房磨过豆子，东北的大豆质量好，磨出的豆浆呈米黄色，上面浮一层油皮，浓郁清香。听说日本人收购我们的大豆用筛子过，掉下去的稍小的豆子都不要，我们不懂商务，骂日本人刁蛮。

年少的我们被灌输各种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信息不对称，没有独立思考，更没有批判精神。 “本能给时间以生命，理性给岁月以文明”。知青上山下乡，耽误了青春，泯灭了才华。反言之，我们现有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也是对这场运动的反噬，是人性的觉醒。被命运洪流裹挟的微小个体 没有什么高尚和特殊，有的是生存的本能。十年浩劫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教科书式的变相劳改，一代人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复盘这段经历，历史车轮不能倒转！十年浩劫，带给我们国人太多太多的伤害。比起那些被迫害的知识分子、社会贤达、老干部，我们知青受的是轻伤，即便如此，也是一辈子的烙印，在肌肤上也在心里，难以愈合、挥之不去。我不典型，短暂的两年零几天，因为回京超期怕回去挨批，退无可退，我得到了叔叔阿姨们的同情、父母的谅解和妥协，帮我在工厂找了工作，我得到了“压倒性”胜利。妈妈找到她在八路军的老领导，石油系统的孙伯伯，那时，全国都乱了，孩子下乡回京无处落脚，大人们都尽其所能鼎力相助。那些年，每个人的命运都七零八落，说“乱了敌人教育了人民”是伪命题，反思才是我们的民族责任。时过境迁了，但我还是想叫苦不迭，当年不曾喊叫，现在弥补也无妨，“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告诉世人，我们六九届知青并非浪得虚名。我们年轻才疏学浅，是鄙视链的末端，但是不妨碍我们呐喊：历史不能重演，“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那是压迫，是欺骗，是道德绑架！在北大荒两年多的时光，冷暖自知，我被“点亮”有了大彻大悟，也有了“上帝的视角”。体力和精神的消磨殆尽，“可教好子女”入不了团，心灰意懒，哀莫大于心死，使我想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当兵不香吗，“我命由我不由天”，吃苦耐劳倒逼我破釜沉舟离开农村，度我自己。我杀伐决断，表面按部就班在连队干活，期待拨云见日、暗度陈仓。

可惜我不是算命先生，正当我峰回路转时，1971年发生了9·13事件，在我超期归队，眼巴巴将自己的命运押宝在“当兵”上时，被兜头泼了一瓢冷水，军队1972年不招兵。9·13事件，石破天惊，我一飞冲天的理想，掉头砸向地面。父母还在干校，写信赶我回兵团，只是鞭长莫及。回连队有可能挨批判，劳改，我毫不犹豫在北京顶着压力，坚决不回心转意。北大荒给了我坚强、坚定、坚持，我绝不退让。连长托人带话，不惩罚我，一个曾经的五好战士、四好班长，回了趟北京没当上兵灰头土脸回去，不是落后分子，至少也会“人设崩塌”。“无知者无畏”，我不回去你们能拿我怎么样！我没有远见之明，只有绝地求生。

黑龙江兵团二师16团的团长和参谋长利用给女知青提干、上大学、回乡等予取予求，公器私用，先后奸污了100多女知青，其中有北京的干部孩子。事情终于反映到中央领导，农林部长沙风一行钦命到佳木斯兵团司令部，自上而下到16团部召开紧急会议，兵团对当事人的决定：枪毙！“破坏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摧残兵团公信力，影响极坏，罪不容赦，中央领导指示要“杀一儆百！”行刑当天，16团部摆了一桌酒菜，房间四周站满很多不认识的现役军人，团长、参谋长到达后，立刻明白了。政委平淡地说：吃吧，你我共事一场，吃完，我送你们。团长瞪大眼睛，恶狠狠地问：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吗？团长是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同毛主席握过手、照过相，可惜没有免死牌。政委陪团长喝了两碗酒，已泪流满面，说了声“我还有事”，出了门。围观的战士和群众神色严肃而凝重，看着受人尊重、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被处决了。19世纪英国阿克顿勋爵写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无论你身居庙堂之上，还是曾经冲锋陷阵的大英雄，概莫能外。

我的两个表姐是亲姐妹，一个在陕西下乡背柴，走山路折断了腿骨，治疗不及时，造成终身残疾；还一个在山西，干农活感冒了没好好休息，转重症心肌炎，回北京做了心脏手术，无法治愈的伤害，撑到六十多岁，不幸离世。著名作家史铁生，才华横溢，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上山下乡断送了他的健康、他的前途，甚至殃及他的家人，过早地与世长辞。上山下乡运动给知青们造成的伤害，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文革中上山下乡知青人数高达1700万人，很多有知识、有抱负、有理想的年轻人的前途被断送，很多知青，病的病、伤的伤，死的死。能先后回城的算走运，客死他乡的成了孤魂野鬼。据统计，69至71年黑龙江兵团知青非正常死亡达978人（刘小萌）

因工伤事故死亡约人，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时代，他们的“作为”永远冰封在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里，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起。

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坚决不去上山下乡。“街道积极分子”就天天到她家里做工作，坐着不走，然后你成了“钉子户”，让你无处藏身。好像后来她还是找来医院的证明，躲过下乡，分在街道类似糊火柴盒的小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离开兵团，回不到北京，有个工厂待着我也满足。从兵团转到工厂，户口拿不到，妈妈和姐姐两次去北大荒帮我转户口，用了洪荒之力。我十分珍惜这次命运的转折，在洛阳一待8年，后在父亲老朋友葛佩奇伯伯老伴的帮助下，“对调”回京。10年后1978年，当我终于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北京，“梦里不知身是客，回眸方知天已秋”。 “我不度自己成佛，也不度自己成魔”。知青话题对多数的我们是沉重的，重提它，是拒绝历史车轮倒转。尽管我们也有失意，但我们终于已经衣食无忧。记忆一些往事，“后真相时代”也未免有“幸存者偏差”。北大荒的两年，胜过我以后平淡无奇的二十年，她让我成熟、成长、丰富。我从学生走入工作岗位的第一个身份实际上就是农民，所以我自觉不自觉有农民情节，关心永远的“三农问题”，心有戚戚，常怀悲悯之情，希望能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朋友发声。

我18岁时，改了名字去到洛阳的石油一公司开始新生活。我回城、想当兵，因9·13事件1972年没招兵；恢复高考，又以4分之差落榜；好不容易退休了，因为是企业，比公务员、“事业编”退休金又少了近一半，他们还有公费医疗。有人戏谑，我们六九届，“连吃屎都没赶上泡热乎的”。我们并不十分气馁，我们有的收获是，学会照护自己，照护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在孤寂中排遣，在紧张中放松。不照抄，学会接受，把它们埋在心里，顺应潮流，学会求生，不专心惋惜无可挽回的过去，“过去是属于死神的，未来属于我们自己”（雪莱）

以后，我再没有遇到像在北大荒那样的艰难困苦，那时，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激励和憧憬。北大荒的经历是“有这碗酒垫底，什么酒都能应付了！”（《红灯记》）我当工人在石油一公司河南的信阳农场夏收，队长给我分了一块稻子地，比起在北大荒一望无际的一人割十二拢麦地，那就是“小菜一碟”，不多时我就割完了，这是北大荒对我意志、毅力的锻造，厚积薄发，队长对我这个“资产阶级臭小姐”刮目相看了。背柴草，并不湿，也不很重，我背了一人高的大捆。一个同事对我说，我们远远地看怎么柴草堆自己会动，原来你在柴草底下。一个人高马大的师傅见到我总是一脸的不屑，都不带掩饰的。我心说，我生来瘦弱，又没招惹你。机会来了，一条蛇从他脚下滑过，他吓的一蹦三尺。这回该我“不屑”了，我拎起蛇尾巴摔在地上，鼻孔里发出冷笑。从此，那师傅再没有轻视的眼神。“去问东去松江水，艰难与之谁短长”。作为曾经的知青，不怕吃苦、会干活，这的确让我感到骄傲。在信阳农场，那些没干过农活的女同胞，总挨队长的“敲打”，真的很受罪。我们也是从受罪慢慢到不那么受罪的，由难入简易。

“芳华落尽终归尘，莫道无言至黄昏”我们六九届面临波谲云诡的前途，多半逆来顺受，“生死疲劳”。我们没有资格软弱，只有拼命“不因碌碌无为而悔恨”（奥斯特洛夫斯基）为自己赋能。回乡，望穿秋水，“胜天半子”成了我们知青的终极目标，。经过了风吹雨打，面临过绝望的困境，看惯了潮起潮落，尝到了世间薄凉。人们或亲热或轻蔑地叫我们“小六九”，是的，我们正是1969年最后一批整建制地被下乡到兵团、农场、边疆的中学生。有老三届垫底，我们六九届毕业生差点失去了存在感。老三届风云际会，大多有了深造、升迁、施展才能到机会，一时风光无两，“赢麻了”。实在的情况是，正长身体时我们遇到三年大饥荒；要学知识时又赶上“连锅端”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理论上又被老三届“包圆儿”了。

北大荒广袤的黑土地，被誉为“北大仓”。我们目睹拖拉机翻耕出的滚滚黑土，也不免喜上眉梢，一幅宏伟的画卷！55年前，生命、价值、尊严，在充斥着革命、整齐划一的集体，个体权利既不神圣也不合理。扼杀个体自由，必须说，连长他们也无恶意。我们连队有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后来团部又给了我们一个大型履带拖拉机，都叫它100号。农忙时我们连队还借来联合收割机。有机械化，又是“广种薄收”收麦子我们完全不必那么辛苦，只需“查漏补遗”。记得我在小学时，夏收季节，学校还组织我们到北京郊区农村拾麦穗，地少人多，麦穗也是好的。在北大荒，没人拾麦穗，也拾不过来。我们一人割12陇一眼望不到头的麦子地，为的是“磨一手老茧，练一颗红心”。体力劳动并不能提高生产率，刻意锻炼我们才是连长们的初衷。黑龙江的夏季气候宜人，我们却在麦子地里挥汗如雨，深色衣服上留下斑斑汗渍，像画地图。吃一嘴麦穗的灰尘，每个人都像有了“四环素牙”。 我们拼命干活，唯恐被“劣币驱逐”。

我们，少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考上大学，顺利走上心怡的工作岗位的。提干、升官、发财的幸运宠儿凤毛麟角。 本该是少年才俊，没有机会读书、留学，我们多数人在比“扫大街”好不了多少的“低端”岗位上卑微地活着，在回乡后轮回，心里藏着寒意逼人的时代。终于，我们少了怨天尤人，多了随波逐流的散淡平和。我们曾被灌输冠冕堂皇的道理，“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要扎根边疆一辈子，不要一阵子”“磨一手老茧、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我们在艰难困苦时唱：“下定决定，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人说：“无知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而不自知”。我们如果想不通，就自我催眠，等候自我破解。因曾经在文化沙漠被愚弄，我们后来多了批判精神。上山下乡运动被否定了，不能被洗白！我们没有“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自觉，我们不就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吗。 “黄粱一梦终须醒，镜花水月总是空” “苟全性命于乱世”（《出师表》）。我一路走来，没有大起只有大落，不觉已走进古稀，反倒安逸、“巴适”得很，多少有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气概。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