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1 5 月, 2024 3:47 上午

葛兆光 历史的风陵渡口 2024-02-25 00:54 

“革命大串连的洪流汹涌澎湃。大串连,是出现在中国地平线上的新生事物,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串连,是广大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革命大熔炉,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的最好的学校。大串连,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

  ——《人民日报》1966年11月27日的报道

【第一部】铁流

戴上袖章冒充“红卫兵”

当停留在贵阳南站已经一天多的火车,吭吭哧哧艰难地开动的时候,一直窝在座位下面的我高兴极了,把早就准备好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往左胳膊上一套。说来也奇怪,戴上这个袖章,就仿佛日月换了新天,打灵魂里把前几个月的霉气一扫而光,虽然这袖章是自个儿捡了红布缝的,那八个字也是自己悄悄用黄漆写上去的,但不知咋的,戴上它好像就浑身往外蹦豪气,连胸脯也挺得起来,更别提说话了,带了袖章算“革命小将”,说话就是比没戴袖章的“黑五类子女”嗓门大。

就在两个月前,我还在贵州凯里城外三十里的挂丁还往南的苗寨山上,每天抡锄头开荒。被送到这里开荒,是因为我所就读的凯里一中,从六、七月间已经开始文化革命了,红色队伍觉得这些“黑五类子女”很碍事儿,批斗一阵后兴味索然,就干脆集体打包,送到学校农场了事。后来想想,觉得这方法就像古人区隔华夷之法,索性把红与黑分开,叫“壤断土隔,不相侵涉”。在一个月的开荒日子里,山上几乎能吃的野果子和地里漏网的红苕根儿,都被我们这几十个“黑色”学生吃完了,因为太饿,顿顿四两米饭带五分钱白水煮南瓜块儿沾辣椒,顶不住十五六岁的学生干这样重的体力活儿。人饿的时候,常常两只眼睛发绿光。更难受的是,每天要面对红卫兵们的鄙夷眼光,心里好像长着毛,实在觉得憋屈。真没有想到,就是两个月时间,居然没有了人看管,也就自行回到了县城,人一获自由,连骨头都轻得发痒。唯一羡慕嫉妒恨的,就是可以戴上红袖章去北京见毛主席的红卫兵,于是照猫画虎,悄悄缝制了一个,时时戴上自我欣赏一下。

很巧的是,我的几个朋友,家里不是从广东来的,就是从上海来的,都想出去看看已经差不多忘掉的大城市。刚刚从乡下释放回来的父母,好像也很怂恿我们出行。于是,揣着父亲塞给的五十块钱巨款,悄悄从凯里搭了便车,溜到了贵阳,七转八转,乘黑夜上了据说会开往北京的火车。只是没有想到,这列火车居然从南站开到西站,从西站开回北站,然后又转回南站,就是没有走出贵阳。直到11月10号下午才算真正出发,这时离我们上车已经一天两夜了。直到这个时候,才仿佛“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回”,终于放大胆子,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后来想想,能戴上袖章,一是因为离开自己所在的凯里,外面没有谁认识谁,脸上反正也没刻了“黑五类”的字样,衣服上也没有“反动”的标志。二是已经是11月了,从6月开始热起来的文化革命早就蔓延过了界,革命的和革命的打起来了,打得更激烈,倒把“反革命的”从夹缝里漏了出去。三是因为革命烽火主要是要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这些落单的、小小的黑五类子女,谁也瞧不上也顾不上。很多年以后,我常想起这一场被冠以“革命”字样的大串联,觉得真是一出闹剧,几百万号称怀揣革命理想和斗争激情的年轻人,被某个伟大领袖口中发出的口号鼓动起来,在无政府状态下到处游荡加扫荡,当然是荒唐。可既有趣又可悲的是,对我来说,离开了熟悉却又屈辱的环境,在没有人知悉根底的地方,却好像真的“脱胎换骨”卷进了革命洪流,从被洪流所吞噬,到进入洪流成弄潮儿,成了鲲鹏,也应了毛老人家那句话,叫做“会当击水三千里”。

铁流向北京

那一趟火车真是诡异。从贵阳开出,缓缓南行至广西境内,已经天色全黑。看看车厢里,车上到底有多少人?大概谁也说不清,一个原来三人坐的位子挤了八个人,四个在座位上,一个钻在椅子下,两个横在椅背上,还有一个挂在行李架上。几乎没有过道,因为已经像沙丁鱼似的挤满了人,也等于没有厕所,小小的厕所里已经塞了三个人。虽然已经是十一月,车厢里却热得像蒸笼了。至于水,只有在每次停靠站的时候,从站上热心的人那里接一点儿来解渴。我们这节车厢有几个自称来自北京钢铁学院的大学生,自告奋勇地充当“头儿”,一个戴了眼镜的大学生,还充满激情地说,“看呀!前面就是北京了,毛主席在那里等着我们”。不过,谁都知道北京还远着呢,这种激励就像曹阿瞒的“望梅止渴”一样,在没有水喝的时候让大家暂时安心。

没有水喝,也没有饭吃。已经熬了一天的满车红卫兵(我这时也是红卫兵了),毕竟也一样“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时,火车缓缓停在广西一个叫“六甲”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黔桂铁路经过的广西河池地区的一个小站。记忆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那天这么黑的夜色,从车窗中钻出去,除了站台昏黄的灯光,什么也看不见,人仿佛一头钻进迎面罩过来的巨大黑布袋子,我努力睁大眼睛,好半天才朦朦胧胧分辨出,面前有一个巨大黑影似乎压过来,先以为是近处长了一棵高高的大树。可是,哪里有如此巨大的大树?再定睛看,上面影影绰绰地还有幽幽的灯光,过了好一阵,才惊讶地发现,这原来是远处一座高可入云的大山,是广西那种直上直下的兀峰。这个视觉上的奇怪经验,很多年以后再也不曾遇见,也一直留在心底。

为了解决饥饿的问题,在车站上乱转了一阵之后,大家拈阄决定由钢铁学院的两个大学生率领我、另外一个膀大腰圆的贵阳中学生,拿了两只手电筒到车站外寻找吃的东西。所谓车站,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票房加候车室,绕过这个简陋的车站,走不了多远,就到了镇上,镇上黑麻麻一片,谧静得像死城,更诡异的是,连狗都不叫,但石板街口却有一个透出火塘光的店铺,好像热腾腾地还冒着蒸汽。

老红军传统,还是草寇剪径?

有蒸汽就一定有吃的,我们决定闯进去。卸开一块门板,发现里面居然是一口大蒸锅,锅上居然有一个硕大的甑子,甑子里面更让人喜出望外的,居然是有一两百只枕头形的热粽子。饿极了的红卫兵已经全然不顾一切,撕开热气腾腾的粽叶,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了几口。毕竟是大学生,那个戴了眼镜的大学生建议,“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也要像长征的红军一样,给老乡留下借条,等革命成功以后加倍赔偿他们”。于是,借了手电的微光,匆匆写了一张借条,记忆中的内容大概如下:

亲爱的老乡,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今天路过这里,去伟大首都北京,特向您借粽子若干,留下人民币两元,以及借条一张,作为今后偿还的凭证。

  此致敬礼

落款是什么,现在已经记不得了,总之是“红卫兵”之类罢。只记得那个大学生字写得歪歪扭扭,还有“粽”字不会写,让我心生诧异。不过,这种说不清是“老红军”的革命传统,还是“草寇剪径”的磊落方式,当时还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呼啸一声,四个人分头扛了棕绳穿好的粽子,飞也似的回到火车,迎来了满车厢男男女女的齐声欢呼,感觉上,似乎比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还要响亮。

居然到了北京

革命的岁月一切都随意,连火车也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从六甲开出后南经柳州,掉头往北,经株洲、岳阳、武昌,终于过了长江。

车上的日子已经过了四天四夜,不要说没有蔬菜水果,就连喝的水也是时有时无,更不要说洗脸。停车的时候不敢开窗,因为窗户一开,就会有红卫兵们像疯子一样往上爬。有一次,车里的人狠狠地把车下往上扒的人推下去,结果遭到车下一桶滚开的开水泼进来,好在天冷,算是没有人烫伤。车厢里面,早已满是汗、屁、尿混合的熏人气味,蒸腾而浑浊的空气几乎能让人窒息。加上吭哧吭哧的火车,把人摇晃得七倒八歪,现在的红卫兵已经全然不像“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长江实现理想的先锋队,倒像是一群被堆垛在铁皮箱子里东倒西歪的流浪汉。那几个一开始争着要当领袖的北钢大学生,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下了车。几个从贵阳来的中学女生,干脆集体占了厕所,对每一个要进去小便的人横眉冷眼,意思好像就是你休想鸠占鹊巢。高高的行李架上,已经躺上去一排人,挂在上面睡觉。而座位底下的红卫兵们,已不再需要斯文地铺报纸,脱了外衣就钻进去呼呼大睡。有幸坐在座位上的沙丁鱼们则交叉地枕了大腿或胳膊,扭着身体休息。早先那些“火车向着北京跑”、“我们想念毛主席”之类提神醒脑的口号,也早已被忘到九霄云外,车上的各色人们,话越来越少,只剩下鼾声夹杂着咳嗽声。从第五天起,我已经开始牙龈出血,两腿肿胀,加上感冒,昏昏沉沉中,被好心的同行者推上了行李架,躺了一天一夜。

第六天上,没有任何先兆,咣当一声,火车居然停在了北京。

【第二部】洪流

清华体育馆中“民族排”

昏昏沉沉的我,和那两个一起出来的同学,在先农坛体育场排了队,三弯两转地被大客车拉到清华大学,住在体育馆里。很久以后,我居然成了清华大学的一个老师,回想起来,常常觉得我和清华似乎有缘。这当然是后话。

后来我才知道,体育馆曾是当年马约翰上课的地方,在抗战的时候,也曾做过日本鬼子的马厩。1990年代我当了清华教师之后,学校里渐渐添了好多高级的篮球馆、游泳馆,那个老体育馆就显出破旧。不过,在1966年的冬天,它给我们这些刚刚到伟大首都的学生特别温暖的感觉。里面有浴室,记不得是否进去洗过澡,也有暖气,让南方来的人感到燥热,让北方来的人觉得舒服。体育馆里铺了木条板的篮球场,成了我们睡觉的地方,体操课用的垫子,则成了身下厚厚的褥子。隔着跳球中线不过一米宽的过道,男红卫兵一半,女红卫兵一半,虽然并无屏障,一览无余,却也井水不犯河水。革命时代的性别意识,毕竟被煅烧锤炼得很纯净。

身上一热就觉得发痒。我们从贵州来的三个学生,因为“贵州”的缘故,糊里糊涂被算成了“苗族”,和一些新疆来的维族、内蒙来的蒙古族和广西来的壮族学生一道,被编为“少数民族排”。其实,我的两个同伴都是出生在广东和上海的汉族人,一个姓谢,一个姓张,但是,想到“少数民族”这个名义能够沾好多好处,我们也就默不作声,暂时改换了民族。刚刚安定下来,旁边那三个异族学生,就翻开他们充满羊肉气味的皮毛衣服,有滋有味地找起衣缝中的虱子来,一边找一边掐,听着叭叭的声音,自己也觉得痒了起来,翻开衣服仔细看,原来早就招了同样的动物,于是加入脱衣捉虱的队伍。

后来听说,大串联是虱子传播最快也是最广的时代,不知道这在动物学史上有什么意义。

在北京的冬日里意兴阑珊

四海翻腾云水怒。那个时候清华、北大的“文革”正在如火如荼。可我们这些来串联的中学生却并不很热心革命,虽然偶尔也去看大字报,更多的时间却是在游山玩水。1957年到1960年,我曾经在北京上过三年小学,寻访记忆中礼士胡同的老家、演乐胡同的少年之家、景山公园里的少年宫,北海和颐和园,成了我最重要的活动。头三天里,我每天都坐公共汽车到新街口,排上半小时队,转到城里去闲逛,每天晚上却都带着失望回到清华体育馆。因为那些记忆中的旧居、幼年时的乐园、充满欢乐的公园,在肃杀的冬天和紧张的气氛中,似乎都褪去彩色变成黑白,连礼士胡同原来飘着的烤红薯味儿,也已经不复存在,只有胡同东口靠南小街的大槐树梢上挂着的冬日,仍然留有鹅蛋似的红色。

这让我很伤心。很多年以后,我才悟出这个道理,小时候一切记忆中的美好,千万不要重访,最好是让记忆永远是记忆,因为重访的结果往往是失望。三天后,我不再去寻找过去的记忆,整天去北大和清华闲逛,看着那些激情满怀或者仇恨满腔的大字报在瑟瑟寒风中飘零,看着那些曾经辉煌和显赫的名字,被颠倒书写加上红叉,心里觉得实在困惑。那个时候的红卫兵好像也有些懈怠,斗过了最大的走资派和他的老婆,没有更刺激的事情可做,清华的大字报在我们入住的那些天,似乎也少了起来,这让“取经人”颇为失望。好在清华每天食堂免费供应的肉末白菜加大馒头,比起贵州老家的伙食好得多,经历过苗寨里饥肠辘辘,现在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肉末”,真有点儿让人“乐不思蜀”。

何况还有等候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这毕竟是一件让人期待和激动的事儿。

万众期待的浩大盛典

很多年以后,我才想通,原来这种浩大盛典,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可能就是大型娱乐节目。就和古代上元节京城开放宵禁观灯一样,《礼记》里面记载,古代腊祭时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子贡不明白这个道理,就问孔子说,“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孔子好像也没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回答子贡说,这是让民众“一张一弛”。但他不知道,这种盛大的欢会和典礼,对于在上者来说,乃是宣示政治力量和真理信仰不可或缺的形式,就像古代的泰山封禅、南郊祭天。

见毛主席那一天,是11月26日。我记得很清楚,早上四点不到,就被负责我们的解放军叫醒,先是检查身上有没有异常物品,除了钢笔之外,不可以有其他任何坚硬的器物,然后是分发一天的食物,包括两个大馒头、两个白鸡蛋和一个大苹果。随后,解放军带着我们浩浩荡荡在夜色中,如洪流般迎着寒风从清华大学向西郊机场进发,因为是见毛主席,所以每个人似乎都心情激荡,揣着激动也不说话,默默地向前走。唐诗里说“车粼粼,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我们这些“红卫兵”既无弓箭,也无车马,倒也在寒风猎猎中举着旗帜,让人想到岑参的“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在黎明前漆黑的夜色中,默默前进,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

在零度以下的北京清晨,我们走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到达西郊机场的时候,回看东方天边,已经微微发白。机场上除了预留给主席车队的跑道之外,都是枯草漫地的黄土地,我们就在黄土地上列队,十万大军,彩旗飘飘,场面很是壮观。因为是“民族排”,我们这一群学生被安置在方阵的前面,准备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

毛泽东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

【第三部】盲流

狂热与激情之后

毛主席接见的过程,虽说是高潮,可这高潮真不想一一细说。第一,虽然从早上六点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十二分,毛主席的车队才过来,那时已经人困马乏,饥肠辘辘,但在车队来的时候,还是引起一阵激动和欢呼。第二,要命的是,这激动和欢呼帮了倒忙,由于西郊机场除了跑道之外,以黄土墁地,太多的人一跳一闹,便引起黄土飞扬。大概是害怕伟大领袖遇到危险,车队当即加速飞驰而去,我们沾了民族排的光,还算看清了第一车上的毛主席(至于后面车上是什么人,根本不知道),可排在后面的红卫兵们,也许连第一车上的人影也没有看清。第三,还是激动,毕竟苦等十来小时,就为看这么一眼。事后想,被看的称得上“神圣”,看的也称得上“虔诚”,神圣与虔诚总是相生相伴。我记得,路过邮局便给家里发电报,邮局营业员头也不抬,因为当时挤在邮局里,争先恐后发回家的电报,肯定千篇一律地是“4点12分见到毛主席”。

毛泽东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

盛大的典礼在历史上常有,它给参与者带来的是欢乐和激动,成为一种巨大的动员力量。一个法国学者研究了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的国家祭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人们过厌了持久而平淡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欲望不满足与精神被压抑的倾向,于是,便需要有这种典礼激起的瞬间高潮。而政治领袖同样也需要有这种神圣化的瞬间,一方面把自己的神圣烘托出来渲染开去,一方面借助这一火种把深藏在民众之中的破坏性力量,引导到敌人身上。说实话,我至今想不清楚毛主席为什么要从八月十八日起,在三个月中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冒着经济停顿的危险发动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大串联”。但我在西郊机场看到那种狂热与激情,就好像狂欢节中的巴西人和西班牙人一样,这种力量确实让人不寒而栗。

可是狂欢之后呢?

我的父母被同样是红卫兵的年轻人“横扫牛鬼蛇神”

俗话说“树倒猢狲散”,可是在西郊机场见过毛主席之后的十万红卫兵呢?大树不倒,猢狲却刹那间溃不成军。北京冬天黑得早,四点半之后天色渐渐昏暗下来,早没有了队列的人东一拨西一拨,倒扛着旗帜仿佛刚刚从战场上溃败下来,游兵散勇从西郊机场到海淀清华北大一带的路上,稀稀拉拉就像羊拉屎豆儿一样,拖了一路。满眼看去,路上都是东倒西歪、疲惫不堪的人群。

洪流之后是盲流。狂热和激情之后,谁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奇怪的是,就连管我们的军人也突然不见了。虽然食堂里还有肉末熬白菜可吃,虽然清华体育馆里照样热气蒸腾,但人却像没头苍蝇一样,用现在的话说是“找不到北”,而用当时的话说,却是“找不到革命大方向”。我们一群人,每天在北大、清华、地质学院这半径一里的地方摇荡来晃荡去。大概是毛接见以后的三天罢,我在清华、北大之间闲逛的时候,看见一辆三轮板车,拉车的是一个身穿蓝色列宁装,脖子上挂着沉重木牌,上书“美国间谍臭老婆”(下面的名字记不得了),年约四五十岁的女性,车上颤颤巍巍地半躺半坐的,是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年男性,白发中渗出绛黑色的血迹,脖子上的木牌看不清,大概就是那个所谓的“美国间谍”吧。一群和我一样斜挎草绿书包、戴着红色袖章,不过是中学生年纪的青年,挥舞着皮带,狂喊着口号,簇拥着三轮车呼啸而去。不知为什么,就在那个时候,我心头一阵惊悸,仿佛从梦中醒来,想起我的父母。

虽然我在外面换了身份,也叫做“红卫兵”,不仅白吃白喝四处闲逛,也像个真理化身似的“横扫牛鬼蛇神”,可我的父母却仍在贵州苗乡那个县城里,被同样是红卫兵的年轻人“横扫牛鬼蛇神”。父亲被隔离起来,陪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挨斗,罪名只是由于他一个哥哥两个妹妹在台湾。母亲则被斗争之后,驱赶到三十里外挂丁河边去筛沙,而她曾经背负的罪名之一,恰恰便是莫须有的“间谍”。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说实在话,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什么清楚的反省意识,也不曾检讨过这场革命的荒诞意味,更不敢怀疑文化圣战的正确性,但那一瞬间,我的心却微微一颤,我知道我应当回家了。

需要补充一句的是,三十年以后,我的家居然就在那个让我心悸的地方,名字叫作“蓝旗营”。

我该回家了

老话说,条条道路通罗马,那个时候的新说法是,条条道路通北京。可来得容易去却难,当你往北京赶的时候好办,从北京出去却是乱糟糟的,几十万红卫兵就像溃堤之水,汹涌地向四处横溢。不甘心只到北京的,仍然借了免费火车和免费饮食到处乱走,我们那个民族排的壮族红卫兵打算去新疆,新疆那几个维族红卫兵却打算南下广州,我的那两位同行者,一位打算回老家上海,一位则希望回故乡梅县,我则铁了心要回家。

说不尽一路的风霜雨雪。还是那塞满了年轻盲流的火车,还是那混合了汗酸尿腥的浑浊气味,还是那有一顿没一顿的饭菜。可是,再也没有激昂的口号,也没有嘹亮的歌声,更没有理想的大话。从北京到贵阳的两天三夜里,车上吵架与打架交织,鼾声与哭声齐飞,留给我的记忆就是“乱”。记得出发时曾反复叨念毛主席的那段话,“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大概那只是事后幸存者提神的想象和提升的意义,真的在路上含辛茹苦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归宿是何处,为何长征大串联。“万水千山只等闲”那种豪情,在思乡望归的时候,便只剩下了“关山度若飞”的期盼。

1966年12月5日。我还记得那天贵阳阴沉沉的,刮着北风,感觉很冷。在省交际处附近的一个专门收容串联红卫兵的学校里,刚刚回到贵州的红卫兵们,把身上的衣服脱光,丢进一口沸水大锅里去杀虱子。瑟瑟风啸中光着身子躲在被子里,几十个人在那里闲聊,说起一路上的感想,一路上的观感,好像没有人说起“文化革命”,没有人说起“见到毛主席”,也没有人说起“打到走资派”,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回家”。

可是,家能回吗?父亲还在被隔离吗?母亲能够从乡下回来吗?他们平安吗?妹妹和弟弟在家吗?回去以后还会被红卫兵看押吗?我手心里攥着那一个子儿也没有动过的十张伍元钞票,反复想象明天回家后的故事。可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等候我的将是什么情景,心在一点一点地沉下去,沉入一片黑色的迷茫之中。

来源:《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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