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19 5 月, 2024 1:00 上午

资料照片: 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 (1986年)

资料照片: 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 (1986年)

 

2024年4月15日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35周年忌日。当年他的去世引发了“八九学运”。在30多年后的今天,胡耀邦和“八九学运”的影响仍然在继续,延伸到新生代白纸运动的参与者。

“八九学运”后,中国政府在这位前领导人的去世忌日加强戒备。有人认为“白纸运动”期间江泽民去世可能也是促成解封的原因,以防止类似事件重演。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点燃了影响深远的“八九学运”。

张津睿当时还没有出生,但这场运动促使他在30多年后的“白纸运动”中发挥作用。2022年底,在美国乔治城大学读书的他和其他学生站在华盛顿街头,抗议中国当局对人民的压迫。

张津睿对美国之音说,胡耀邦站在改革的一方,对学生有很多同情,这与现在的领导人形成巨大的对比。胡耀邦去世后学生自然聚集起来怀念他,期望延续改革的方针。然而八九之后,改革不但没有出现,反而还开倒车,现在的学生已经放弃从体制内求改革。

“胡耀邦这一生所做的事情肯定影响了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思考。现在学生的诉求和当时很不一样。当时反“官倒”、反腐败,还是在体制内试图运作。对于我们这一代,我们反对的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已经很少人对从内部改变中国还抱有希望了”,他说。

张津睿认为中国政府也从胡耀邦去世引发的事件中“吸取教训”,“白纸运动”促成当局解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江泽民去世,中国政府担忧局势升级,重演1989年的事件。

他说:“江泽民死了之后,可以看到共产党很害怕人们以悼念江泽民为理由聚集起来。这就是当年胡耀邦的死亡给共产党的一个经验,一定要做出某种政策上的让步,不然对于学生群体来讲可能会升级。所以江泽民死之后没有多久,中国所有这些清零政策也都解除了。我觉得是类似的历史事件让共产党做出这个决定。”

前领导人去世 中国政府如临大敌

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1989年民主抗议运动期间在上海担任华东化工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和《思想家》杂志主编。他认为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时是中共建政70多年中最好的十年,中国政坛现在已经没有,也不大可能出现像他们这样的人物了。

胡耀邦、邓小平等人在1978年底主导的“平反冤假错案”,至1982年底平反了300多万件中共建政以后的错案,包括为文革时期受迫害致死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以及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洗刷罪名。

陈奎德表示,在中共体系内为被压迫的人平反昭雪,势必蒙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他认为胡耀邦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起到的作用是第一位。

陈奎德对美国之音说:“虽然胡耀邦是个共产党人,但正因为他是共产党,而且是首脑来做改革这个事情,在整个中国共产主义体系里面敢于推动,他面临的巨大精神压力、政治压力和各个方面的压力,包括老人帮的一些压力,不下于林肯总统解放黑奴。”

陈奎德认为胡耀邦对当时青年学生产生巨大影响,大学生群起示威,呼喊要改革、要新闻自由、反腐败等口号,要求中国和世界主流接轨。胡耀邦在推动中国的进步方面做出贡献,但也付出相对应的牺牲,被迫下台。这让当时的大学生怀抱歉疚心情,而这种情绪在他去世时爆发。

“他们觉得胡耀邦是代他们受过受罪,所以希望能够还胡耀邦一个公道。因此出现如此巨大的要求,我想胡耀邦在中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说,“他的影响现在还存在并延续,虽然被后来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倒行逆施政策给压制下去,但是它终会起来的,会推动中国的历史向前进。”

陈奎德认为胡耀邦若是地下有知,看到习近平势必会觉得他是“不肖子孙”,断送了他们当年极力推动的改革开放的事业。他说,习近平当政后,开倒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避免类似“八九学运”的事件发生,做了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而江泽民的去世很可能促成了“白纸运动”要求的解封。

陈奎德分析说,死亡变成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驱动力。平时的社会死气沉沉,老百姓不能发出声音,也不能有自己的见解。只有在面临政治性的大事件,也就是政治大人物死亡,社会才稍稍可以透点气。

他说:“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死者为大。大家对于死者基本上是心怀某种敬畏,觉得不能亵渎死者。所以在人们悼念死者的时候,一般各个压制的方面都开始会有所畏惧和收手。所以使得有些事件,民众的情绪可以在这样一个历史的缝隙中间爆发出来。”

1976年,中国前总理周恩来去世后引发“四五天安门事件”,民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并提出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要求。陈奎德说,同一年,毛泽东的去世更是“给了中国一个恩赐”,将中国从“27年祸国殃民的政策下解放”,走入改革开放。而胡耀邦去世引发的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更是历史上前所未见。

“好几起重要的大人物的死亡都引起了社会变动和觉醒。大人物的死亡事件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松动口,使得中国累积的民怨有可能在短时间爆发出来,从而使中国有所改变。”

《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说,1989年开春之时,已经能感受到来自民间对自由化的要求。那一年是中共建政40周年,也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本身即是引人注意的日子。

“在共产党那种统治之下,没有民间的组织,也没有新闻的自由,因此尽管很多方面,尤其年轻人有这么一种强烈的冲动,要表达他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但苦于没有一种方式来表达。而在这个时候,胡耀邦去世就成了一个信号,”他说。

当年听闻胡耀邦去世的消息,胡平预感会在中国引起很大的风潮,就像1976年的四五运动一样,这起重大事件将成为号召。

“这个事件本身有它象征性的意义,因为胡耀邦是最有自由化倾向的总书记。当年他因为所谓‘反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那么他的去世自然唤起千千万万人的这种不约而同的感受。所以后来就发生了以纪念胡耀邦为名,最初以此作为一种号召的‘八九学运’,”他说。

最开明领导人精神永存

胡平认为当今的中国政坛不但看不到胡耀邦式的人物,习近平上台后,中国的政治环境更没有这类人的容身之处。

他说,胡耀邦能担任党内高层,甚至一度担任总书记,也有其历史脉络。本来像他这样的人物,在中共体制内很难上升到最高层。文革之前,胡耀邦“红小鬼”的出身让他在党内受到排斥。文革爆发后,他和其他一些比较开明的领导层都受到批斗。

“但是,正因为文革搞得太过极端,最后引发了党的重大变化,物极必反。不但在民间,在社会上,包括党内高层,像胡耀邦这种人物反而能够脱颖而出,”他说。

胡平说,文革从反面推动中国内部的改变,使胡耀邦能够一时之间成为中共领导层名义上的第一号人物。但到六四之后,中共党内的开明温和一派都受到打压,纷纷出局。习近平上台后实行更严厉的管控,“我想如果胡耀邦死后有知,他一定会对今天的中国的政局感到非常悲哀和沉重。”

胡平表示,自己1979年参与“西单民主墙”运动后,团中央派了几个调查组进驻他所就读的北大,当中来自团中央系统的人最为开明,对他们的活动也最表同情。而在邓小平等党内高层主张压制民主墙时,胡耀邦能表达反对,并且提出对这种自由的同情和支持,是非常了不起的。

陈奎德也有类似的切身经历。1983年他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于桂林一场学术会议上发表了批评中共意识体系形态的言论。回到复旦后,当局开始了“反对精神污染运动”,他的名字出现在校方名单最前列。他被停学了几个月并被要求重新学习马列主义等思想,心中担心受到更多处罚。

陈奎德感谢胡耀邦在28天后发起“拨乱反正”,他受到的处分就此翻案,年轻学生受到的压制得到解除。

他说:“胡耀邦当时在上面把这个事件翻过来,对于我们大家都有一个人生解放的作用,所以我个人某种意义上,因为我也被停学了好几个月,有些人说可能要被发配到青海。”

“中共高层的任何一个动作,都涉及到千千万万的人,涉及到非常重大的命运攸关的事情。所以对胡耀邦先生,我个人是心怀感激的,”他说。

胡平认为中共有意在纪念活动中压制胡耀邦的自由化思想,因此每逢遇到他的忌日,往往以一种比较低的规格纪念,并且只提到他的廉洁和亲民。这让后来的人因为不了解当年的情况,造成了错误的印象。

“但是我相信胡耀邦的精神不死,因为它代表的是社会要求自由化的一种精神。从他反对压制言论自由,对不同异议上的这种容忍,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就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这种精神对未来中国推动政治的民主转型,有非常大的价值,”他说。

 

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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