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19 5 月, 2024 1:36 上午

毛共打天下过程中先后制定了两个“十六字方针”,即“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前一方针乃1927年蒋实行“清党”后,蒋管区共党分子所采用;后一方针则为1949年4月24日共军占领南京后,毛对如何安置当地地下党干部的批覆。

其后该方针普遍施行于蒋管区所有共军占领的城镇,曾经为毛夺江山而潜伏地下出生入死的共干,几乎无例外地沦为南下大军监管的“二类”,饱受猜疑和整肃, 实质等于卸磨杀驴,受害者数量连同其亲属不下几十万,包括著名的四川华蓥山纵队所属人员和海南冯白驹麾下琼崖纵队干部战士。

追根溯源,且从头说起。

据裴毅然所著《前后十六字方针—中共地下党的宿命》,1949年9月17日,南京召开党支书及排以上党员干部四千人出席的大会,“二野”政委兼华东局 第一书记邓小平长篇报告〈论《忠诚与老实》〉,肆意打压地下党,明确要求彼等必须服从南下军干,从而为全面整顿南京地下党造势。

邓先设问道:“南京是否两千多党员,一个应该清洗的也没有呢?”他还将柯庆施散播的谣传拈出爆料曰:过去地下党同志有一个口号叫做“保管好工厂,就 当厂长”„„这样说你保管好总统府,将来岂不是要请你当当总统吗?

陈修良闻言极为气愤,当即递条反驳。 邓瞥了一眼便揶揄道:我们在座的同志,一定有很多人听了不舒服,那么,让他不舒服好了,将来等到他变成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舒服了。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原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刘晓(1908-1988),会后不久告知陈修良称邓小平对她“印象极为恶劣”。 后来,刘晓又通过陈的丈夫沙文汉提醒她:“在邓小平、饶漱石面前说话当心点”。

邓的报告中还警告新党员:“党有严格的纪律,如果别的都可以,就是『自由』这一点我还要,那可以不必入党。”邓征引毛的话说有三种党员:“一条心 ”——一心一意跟党走的忠诚者。 “半条心”——组织入党而思想不入党,求官或要求党“给生活”;入党后还想保持言行自由、传布反党言论。 “两条心”——钻进党内的破坏者(潜特)。 接着邓一锤定音说:“南京党内两条心是有的,谁要是不承认这一点,谁就要使自己解除武装丧失警惕!”邓又指“半条心”是“两条心”的掩护者 ,并举了两则失实事例。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以上所谓几条心的说法,延安抢救运动即已出现。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谁也没想到此刻毛共江山在握,邓居然旧话重提。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可以想像,陈修良听完邓的报告,自然是“气得发抖“,但”大石轧死蟹“,她哪里有办法能够跟这样一个’大人物’进行辩论,澄清真相,讨回公道呢”。“ 她既震惊,又莫大痛苦,这么一位战功卓著的中央级领导,竟会根据几条谣言公开恶评整个南京地下党。 ”偌大的会场人走光了,只剩她“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地呆坐在那里。她怎会想到“胜利会师”后,竟遭遇自己人如此天大的“误解”呢?

尤有什者,邓报告中称部队军干、南下干部为“大儿子”,南方游击队、地下党为“小儿子”——他再次征引道:“毛主席把人民解放军,北方来的党 叫做主力,在南方的党和部队叫游击队,会师就是主力和游击队的会师。你说毛主席偏心吗?不是的,一个是大儿子,一个是小儿子,这就叫’老老实实’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顺理成章,干部配备应该以解放军来的、解放区来的干部为主,不仅南京、上海、杭州这样,将来到西南也必须这样。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邓总结谈到攻占南京的功劳:“第一是毛主席;第二是解放军;第三是南京地下党;地下党只是起了’适当的作用’”。 他疾言厉色地批评地下党对军队干部的不服气情绪。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那么南京地下党到底起了什么样的“适当的作用”呢?

(一)1947年,在南京市委和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学生开始了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

随着南京学生游行活动的开展,陈修良也在思考下一步行动:成立统一组织“南京地区大专学校争取公费待遇联合会”,作为行动的指挥机构;在5月20日即国民参政会第四届 第三次大会召开之日,组织南京各校学生及来自沪、苏、杭等地16所专科学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明确“京沪苏杭各大专院校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 的游行宣言。 5月20日,约5000名南京大学生走上街头,“反内战”“反饥饿”口号响彻南京城。 学生游行队伍遭到军警的阻挠和袭击,酿成血案。 军警镇压激起了学生的愤怒,更多的学校和学生加入斗争行列,并控诉军警暴行。

中共中央对南京市委领导的这次学生运动评价极高。 5月23日,新华社评论指出,此次运动足以与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相媲美。

(二)胆大心细,截获情报送中央

陈修良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后,非常重视情报工作,先后在国民党内部发展了40多名共产党员,他们收集了大量政治、军事情报。

作为南京地下党负责人的陈修良,功不可没。 陈修良长期在国统区从事革命斗争,养成了敏锐机警、胆大心细的作风。 她能临危不惧,正确判断,抓住时机,获取情报。 一日,乔装打扮一番的陈修良来到与自己单线联系的市委委员方休家。 见面后,方休紧张地告诉陈修良,自己的一个妻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刚从重庆回来,暂住自己家里。 方休建议,为安全起见,自己要与陈修良少来往,甚至提出自己搬出家里,方便工作。 陈修良则不以为意,认为应该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几日后,陈修良又来到方休家里,方休兴奋地告诉她,妻弟外出,留下的手提包里装了一份军事密码。 这正是党中央急需的国民党军事密码。 陈修良喜出望外,将密码本交给手下,奋笔急抄后立刻完璧归赵。 这份密码对掌握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回电嘉奖:“在军事上起了很大作用。”(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在敌特如麻的南京城,地下工作险象环生,但这对陈修良来说,却意味着随时随处有截获情报的可能。 一次,陈修良得知,最近走马上任的国民党军政部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副署长叫汪维恒,想起自己在中共诸暨县委旧名册中见过这个名字,难道二人是同一人? 查证的结果,印证了陈修良的判断。 陈修良大喜,派人去试探汪维恒的态度。 汪维恒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2年,现在终于盼来了“娘家人”。 他毫不犹豫地把国民党军的相关情报,悉数交给了南京市委。 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对此百思不解,一次开会时问陈诚:“怎么搞的?延安掌握我军的番号人数,为何比我们还要翔实?”(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三)惊天动地,海陆空大策反

在南京市委及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地下党员如酵母菌一样悄然发酵,影响愈深。 为了顺利解放南京,1948年9月,中共中央上海局要求南京地下党“积极进行策反工作”,争取更多国民党进步人士,共同迎接解放。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陈修良首先关注的是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飞行员俞渤。 陈修良了解俞渤的背景后,确认可以争取,于是遣人转告俞渤,共产党欢迎他,希望他能影响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弃暗投明。 俞渤颇受鼓舞,立刻联络了其他5名飞行员,于1948年12月16日晚驾机北去。 俞渤一行人原计划投弹炸毁“总统府”,结果由于天色影响,偏离了目标。 蒋介石虽毫发未损,但也吓得不轻。 俞渤驾机起义消息在国民党内传开后,一些飞行员纷纷效法,西安、杭州、上海、香港等地接连发生起义。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空中雄鹰奔向光明后,陈修良开始准备海上舰队的策反工作。 “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刚正不阿,早就不满国民党当局的腐朽无能;舰上水兵大多学生出身,赤子情深,爱国甚笃,对国民党所作所为亦是心灰意冷,早就滋生了投奔共产党的念头 。 知此情况后,陈修良毫不迟疑,同意起义的十条计划,欢迎“重庆号”投奔组织。 1949年2月25日凌晨,“重庆号”驶出南京,开向葫芦岛,十条计划全获成功。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海、空两军起义后,陈修良又将目光投向蒋介石的御林军——“首都警卫师”(国民党第45军97师)师长王晏清。 通过多方了解,陈修良获悉王晏清为人正直,对国民党当局已失去信心,于是决定策反他。 在王晏清舅舅攻心之下,王晏清放弃了对蒋介石的“愚忠”心理,提出要面见中共地下党“相当负责”人士。 陈修良亲自出马,与王晏清见面。 王晏清被陈修良的诚意感动,坚定起义决心。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97师起义后,陈修良大喜过望,作七绝诗一首:“山连古阙江南春,豺狼狐兔遍地荆。大军横渡到来日,看尔还能露狰狞。”(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四)里应外合,迎接南京解放

1948年10月,南京市委收到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京沪虽临解放前夜,还要经一段艰苦斗争。当前的基本方针是:积极发展力量,巩固与扩大核心,加强重点工作, 依靠基本群众,团结人民大多数,为彻底解放京沪和准备接管京沪而奋斗。”在此指示下,组织民众,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直捣国民党巢穴,被陈修良提上了日程。 为此,她多次召开市委紧急会议,集思广益,制定措施。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在充分调研后,陈修良发现,南京国民党警察中,有很多来自重庆、贵阳、河南等地的初高中毕业生,对现实不满,可以争取。 于是,南京市委和陈修良决定成立“警察运动委员会”,并从工委、店员、学委等系统陆续抽调一批骨干,加强警察工作。 在陈修良要求和指导下,“警察运动委员会”派人“打入”国民党13个警察分局。 这些地下党员在警察中争取了大量的进步力量:市东区警察局副局长弃暗投明,还带来大批警力;汉中门、大胜关、水西门等9个重要地段的警察,有力维护了自来水厂等地 的安全;下关区警察局的实权人物投奔共产党,不仅贡献了5艘巡逻舰,还与地下党员配合,制定了保护火车、轮渡、栈桥等设施的计划。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在重点打入警察局的同时,南京地下党员还深入其他单位,开展群众工作。 据陈修良向中央的报告,“解放前包括统战关系,全市97单位中有关系者64局所”。 这些单位组织群众储水、储粮,成立组织,保护单位、宿舍、物资财产的安全。 在广大群众努力下,国民党没有达到破坏目的。 电灯、自来水、电信、轮船、火车、汽车交通等在解放南京时均未停过。 渡江战役总前委进入南京后,致电中央军委时还专门提到:“此次南京破坏不大,房屋一般完好”,“各机关保护尚好,秩序尚未大乱,主要得力于秘密市委,他们 工作做得很好”。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准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渡江战役也越来越近。 此时的陈修良也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帮助解放军筹集渡江船只。 自国民党3月宣布“封江”以来,解放军在江北已很难找到船只。 于是中共中央上海局要求,在4月23日下午,也就是解放军35军赶到江北浦口之时,南京市委支援渡江船只。 收到命令,陈修良立刻部署。 当晚,下关电厂、下关机务段轮渡等地下党支部,组织工人将2艘运输艇、3艘巡逻艇及轮渡公司的大小机动船开到了浦口。 次日凌晨4点,35军1.5万人马全部渡江。 南京回到了人民怀抱。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陈修良按捺不住愉悦的心情,奋笔写下了解放南京的新闻稿:“第二、第三野战军,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奋勇出击,横渡长江,敌军望风披靡,南京全部解放 ……”就在这则新闻稿回响在南京上空时,陈修良赶到35军军部,与曾和自己一起打过游击的老战友、35军政委何克希见面。 在何克希介绍下,陈士榘终于见到了陈修良的“庐山真面目”。 他握着陈修良的双手,激动地说:“真没想到,帮助我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女子!”(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回顾当日陈修良赴任之前,她的丈夫沙文汉赠诗壮行:“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欲得虎儿须入穴,如今虎穴是金陵!(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而邓的报告则完全无视这一切!

该文1.8万字,是邓氏篇幅最长的文章。 1988年出版《邓选》,中央文献研究室原拟收入这篇〈论《忠诚与老实》〉,南京党史办大概不明真相,竟然征求陈修良的意见。 陈毫不畏缩地逐条批驳错误,明确反对收入。 事实上历史最终证明南京地下党并未混入一个“两条心”。 结果这篇最长的邓文未入《邓选》。 此时,“总设计师”健在,完全有能力“掌控局面”。 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邓大人没有坚持收入。 想来不会是自知理亏的缘故吧?

裴毅然文中随后概述了南方几个省市整党的情况。

不言而喻,”城市地下党有文化有经验,熟悉城市,但不像军干及根据地工农干部那样听话。陈修良偌大场合递条上台,也只有深具平等意识的知识分子才做得出。 估计邓小平很少遇到这样的下属,因而对陈’印象极差’”。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裴毅然分析道:

上有毛泽东的“后十六字方针”,下有工农军干庞大基层力量,华东局顺势打压地下党,便是时代大气压下的“历史必然”。 作为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的陈修良,南京一“解放”,立即“降级安排”,降任市委组织部长。邓报告后,陈修良又在与军干关系上挨批评,1950年初调离南京。1957年反右,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的陈修良与丈夫沙文汉(浙江省 长)一起划“右”,陈修良还是“极右”。论资历,陈1926年入团,次年转党,曾任向警予秘书,她划“极右”须经中央审批,得经过总书记邓小平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可谓在劫难逃!

此前的1949年9月-1950年,南京整党未查出一名反革命,但仍“战果辉煌”,除随“二野”赴西南走了约500名党员,剩下的1400余名南京地下 党员,466人受处理,其中205名开除党籍。 其他处理等级包括:取消候补资格、劝退、停止党籍待审。 此后历次政治运动,南京地下党干部几乎一网打尽,少数“漏网之鱼”,或明或暗“控制使用”。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随“二野”西征或南下的南京地下党干部亦未幸免。 据1998年2月19日《云南日报》,云南省委撰文纪念西南服务团,该团以南京地下党及红青为骨干。 该文覆述邓小平1949年南京讲话将参加西南服务团的青年划分六类——革命团、吃饭团、恋爱团、回乡团、游山玩水团,升官发财团,引起原西南服务团老同志 强烈抗议。 云南剿匪中,西南服务团牺牲九十多人,幸存者不少仍沦为“右派”,发配穷乡僻壤服苦役,有些人无声无息死在边陲远方。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说回南京整党,公安局发现一名地下党员曾为蒋介石接过电话,便认定“特务”而逮捕,文革后才洗清冤情,从流放地回南京,人生主要时间都消耗于监狱。 另一名工作出色的地下党员,南京“解放”后任公安局邮政科长,同单位一名南下军干不服气,千方百计找他的茬。 一次吵架,科长将手枪往桌上拍了一下,被指“地下党员要枪毙共产党员”,科长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 陈修良调查此事,确认属误会谣传,并非什么“反革命”,但邓小平仍在上述“四千人大会”上拎出,举为地下党不服南下军干的例子。 结果在整党运动中,这位地下党出身的科长被整得死去活来,自杀了。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这和元朝的“窦娥冤”不是十分相似吗?

由此想到,邓的长子邓朴方文革时被造反派学生从楼顶推下去,以致下身瘫痪,邓夫妇被流放江西时每天要给儿子洗澡,心痛不已。 此乃对他的铁腕整人之报应也!

裴文继续写道:

南京市委组织部有人听传达:中央点名四个地区地下党组织严重不纯——南京、福建、广西、云南。 其他未被点名地区的地下党亦难逃劫数。

1949年7月,湖南省委组织部下发文件,判定本省地下党质量不高,80%一年以内新党员,预备党员占60%,发展过快,明显“拉伕”,个别地方伪县长 、民社党、自首分子都进来了,组织性差、阶级立场不稳,必须严格政审与组织清理;对地下党员的任用,尽量利用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与群众关系多的强项,一般不宜留机关, 有能力者一般也只应配置副职,确实德才兼备且工作上不可缺少者,“应视作特殊情况,经过党委研究提交上级批准后,可以分配负责工作。”(引自裴毅然《前后十 六字方针》)

抗战后成立的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以知青为骨干,最后发展成五万余人,县区民兵十万余,十二块游击区,攻占91座县城。 1949年后,整党、反地方主义、反右、文革等运动,云南地下党与“边纵”一直是重点审查对象,定性“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122名省管干部划 “右”。 文革时历届地下党工委委员、边区委员、“边纵”地委、支队领导“都属叛徒、特嫌”,大批长期关押,不少迫害致死。 “代表人物”省纪委书记郑伯克(1909~2008),1929年入团,1935年入党,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边纵”副政委,1954年遭主持滇政的谢富治整肃, 几乎开除党籍。 连坚持实事求是、不肯无中生有“揭发”的南下干部、省委组织部长王镜如,也被打为“郑王反党集团首要分子”。 1982-92年,云南复查地下党及“边纵”2.9万余人次,改正80%。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1978年,闽中地下党负责人仍被当作叛徒、特务、内奸,开除党籍、逮捕入狱。 福建地下党冤案涉及千余地下党员,大多为厦门大学、集美等学生。 四川地下党员约1.2万名,次次运动挨整,1980年代初只剩下2000余人。 江青说:四川地下党都是叛徒。 文革中,一位军区司令公然说:“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广东、海南的地下党也遭“反地方主义”整肃。 广西抗战期间的“学生军”冤案、西北大学的地下党冤案,都是1980年代才得昭雪。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文革前,地下党因熬刑、牺牲颇能体现红色意志与革命艰难,《红岩》三年印行400多万册。 马识途以鄂西地下党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印20万册,《成都晚报》、《武汉晚报》连载,中央及几个地方电台连播。 文革开始后,《清江壮歌》与《红岩》一起沦为大毒草,地下党题材作品与地下党政治脉搏“同呼吸共命运”。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1982-84年,浙江省政协,一批新四军“三五支队”浙江地方干部,深怨前省委书记江华对他们长年压制。 浙江四大“右派”沙杨彭孙——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省检察长彭瑞林、财贸部长孙章录,除彭瑞林,均为地下党出身。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熬过毛时代的地下党幸存者,文革后才有机会崭露头角,如西南联大学生党员出身的王汉斌(副委员长)、何东昌(教育部长)、清华生章文晋(外交部副部长)。 (引自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

此外,原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刘晓(1908-5-13–1988-6-11),副书记刘宁一(1907-12–1994-2-15)和刘长胜(1903–1967-1-20 ),文革前均未遭厄运。 刘晓先后出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中联部部长,刘宁一和刘长胜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且活跃于国际工运。 究其原因,三刘都曾在共军中打仗多年,有战功,“投名状”分量够重。 文革后刘晓和刘宁一依然官运亨通。 不过,他们中最年长的刘长胜却不知怎的得罪了四人帮,文革刚起半年就含冤去世。

论者称,遭整肃之地下党员基本上全属知识分子,跟土八路格格不入。 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也。 毛共本质上是痞子/农民党,对于读书人骨子里存在隔阂。 像邓小平,陈毅这样的核心人物虽然喝过三两年洋墨水,但也在丘八圈子中长期生活惯了,对于接受过正规教育训练的高中级共干,早就离心离德。 另外一位“见过列宁”的柯庆施,更公然宣称中国知识份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 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而高岗竟然把知识分子比作男性的生殖器:“说硬就硬起来了。”

除上述偏见外,共军或根据地的领导人对蒋管区地下党员还有一种愤愤不平的心态,那就是认为自己所处生活条件差,尽管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王实 昧《野百合花》),高干吃小灶,但毕竟不是在灯红酒绿的环境。 像重庆的江姐就是穿旗袍烫头发,其情夫彭咏梧梳大包头披料子大衣,比延安窑洞中的毛江夫妇之打扮不啻天渊!

不妨估计一下,如果江姐和彭咏梧两位并未牺牲,那么到中共建政后一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他俩的私生子沾了父母的光,被送往大洋彼岸的花旗国留学,毕业后成了科学家,供职于彼。 这对烈士夫妇的遗孤从未考虑过归国效力且公开声言其选择,四川大山中呱呱坠地的他甚至没有踏足过父母的牺牲地! 真有他的!

行文到此,想起八十年代胡耀邦曾提倡穿西装,应该说此一开明举措非但利于跟国际接轨,首先是便于消除一众土八路和小部分洋学生出身的共干之间的疏离感。

时代的车轮已经转到新世纪二十年代,回顾陈修良等人的故事,无异于“白头宫女说玄宗”。 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的历史会不会重演? 现在看还说不准呢!

海外学者陈奎德博士曾撰文《蒙不过三代》,他引用杜勒斯的预言:苏联集团将于第三代变色。 苏东波发生时正好是十月革命74周年。 杜勒斯一语成谶! 陈说三代宽一点算是80年。 毛共建政今年十月整整七十五年,中南海的金銮殿稳不稳呢? 且拭目以待吧!

2024-4-19再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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