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赞老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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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罗基

    胡绩伟高寿,人称“胡老”。多年旧友习惯称“老胡”。一声“老胡”,饱含深情,满怀尊敬。老胡已驾鹤西去,但人们心中的老胡将永世长存。

    老胡和我,都是“自由化”的罪人。老胡被尊为“新闻战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子”,而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我们的罪孽还连累到胡耀邦,据说都是他纵容、包庇的结果。

        对胡耀邦进行逼宫的老同志生活会上,薄一波作了总结,并作为1987年八号文件下发。其中有一条,说是胡耀邦在“对郭罗基等三人的处理上”有错误。“郭罗基等三人”,“等”字里面另外两个人是谁?不得而知。直到将近20年后赵紫阳《改革历程》的出版,才解了这个谜。他说:“1987年1月15日,在最后解决耀邦问题的党的生活会上胡启立发言透露,1984年6月28日,邓(小平)曾单独找胡启立谈过一次话,邓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谈耀邦的问题。耀邦不仅是在对待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望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第183-184页)[1]耀邦对我等三人是什么“看法”?不清楚。而邓小平的看法,不仅对我等三人,而且对胡耀邦,倒是很清楚的。老胡和我,受到邓小平的关注,不是没有来由的。我要说说几件与我有关的事情,赞一赞老胡。

 

老胡敢于顶撞上级

 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凡是”派的成员正在纷纷检讨。我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几位朋友建议,把文章交给“凡是”派把持的《红旗》杂志,看他们发表不发表,看他们是真认错还是假检讨。主编熊复不表态,来一个“送审”,把球踢给中宣部长胡耀邦。按惯例,送审总是凶多吉少,熊复是想借胡耀邦的手来扼杀这篇文章。不料,过了几天传下话来,耀邦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他看了三遍,作了一些修改。《红旗》就不得不发表了。

 这篇文章最早指名道姓地议论毛泽东的错误,批判对毛的造神运动。文化大革命中,谁说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就是反革命,轻则坐牢,重则杀头。我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毛泽东说,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如果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不能一分为二,理论就不彻底了。为了维护理论的彻底性,不能禁止议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打破这个禁忌,思想才能解放。

文章发表后,有人叫好,有人惶恐。虽然免当“反革命”了,但还是成了“大毒草”。一时之间,盛传出了三篇“大毒草”。一篇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3月8日同时发表的陆定一的《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文中有这样的话:“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据说,只能讲彭德怀是正确的,不能讲反对彭德怀的人是错误的。陆定一这样讲了,就是“矛头指向毛主席”。但是,要说成“彭德怀是正确的,反对彭德怀的人也是正确的”,这就必须推翻逻辑学,否则难以成立。另一篇是《人民日报》3月9日发表的短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提法》。据说,因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提法是毛主席讲的,不能妄加非议。还有一篇就是3月5日《红旗》发表的《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据说,这篇文章讲的“理论要彻底”就是彻底否定毛主席。有的省,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点名批评这“三株大毒草”。

在一次新闻工作会议上,耀邦也说这三篇文章有问题,还说:“理论要彻底,难道就要彻底否定毛主席呀?”。胡绩伟是耿介直言之士,马上顶撞他:“陆定一的文章是我和杨西光(《光明日报》总编)作主,没有通过你。另外两篇文章都是你看过的。郭罗基的文章你亲自作了修改,还说写得好。如果这三篇文章有问题,我和杨西光两个人负责一篇,你一个人要负责两篇。”耀邦笑笑呵呵,无话可说。只有像耀邦这样具有民主风度的上级才经得起顶撞;也只有像胡绩伟这样忠诚正直的下级才敢于顶撞。

耀邦自己修改同意发表的文章为什么又加以否定?不至于如此健忘吧?后来得知,邓小平在3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会上说:“我们必须坚决地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注意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决不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伤害这面旗帜。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了整个这一段历史。”[2]按邓小平的标准,这三篇文章就是“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伤害”了“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他还批评耀邦“在毛主席问题上是不慎重的”。所以耀邦不得不有所表示。胡绩伟顶撞了胡耀邦倒是无所谓,他那里知道要命的是顶撞了背后的邓小平。

 

老胡坚决护卫言论自由原则

发动真理标准讨论时,“凡是”派人物吴冷西打电话给胡绩伟,进行指责。一个重要的论点是:“这个问题是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当时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们回答:“这是哲学问题,为什么不能讨论?”似乎并不理直气壮,默认了是政治问题就不能讨论。理论务虚会上提出一种看法:“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之后,引起热烈的讨论。胡乔木又出来吹哨子了:“社会主义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能讨论。”我写了一篇文章,冲击这个禁区。最初,文章的题目是《政治问题为什么不能讨论?》,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部刊物《未定稿》上。《山西日报》未经我同意就转载了,连印刷差错都没改。经修改,题目换成《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人民日报》1979年11月14日发表。我主张不能因发表所谓的“反革命言论”而动手抓人,于是有人就说这篇文章是为刚判刑的魏京生辩护。北京城里议论纷纷,有的诅咒,有的欢呼。

    当天下午,耀邦给胡绩伟打电话,问:“你们发表郭罗基的文章是不是为魏京生辩护呀?”

老胡说:“这篇文章是9月份写的,那时魏京生还没有判刑,怎么谈得上为他辩护呀!”

    谈了几句,老胡觉得耀邦的说法有点离谱,就问:“你看过这篇文章没有呀?”

    耀邦很老实,答道:“啊呀,我还没有看过。”

    老胡毫不客气:“你没有看过怎么能提意见呢?” 

    “好,好,好,等我看过以后再说。”

看来,是耀邦周围的人施加了影响,以至他还没看文章就给胡绩伟打电话。后来他看了文章,倒没有“再说”什么。

 胡乔木向邓小平告状,说《人民日报》发表郭罗基的文章,公然为魏京生的罪行开脱。从此,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说魏京生就联想到郭罗基,把魏京生、郭罗基再加上王炳章,敕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胡乔木要《人民日报》批判郭罗基的文章。胡绩伟同他进行了一番争辩。胡乔木指着文章中的一段话说,这是提倡反革命言论也有自由。他认为,不能笼统地说言者无罪,发表反革命言论也是有罪的。胡绩伟说,宪法规定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个基本权利,用不着在“言论自由”之后加上一个注:“反革命言论除外”。老胡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他虽然理屈,仍然指责我发表这样重要的文章为什么不送中央审查。”老胡回答:“这样的文章,《人民日报》有权不经过审查就可以发表。”[3]这就是老胡的不屈的风格。

 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洪林说:“他(胡乔木)告的是郭罗基,实际上连带着胡耀邦,因为胡耀邦当时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这一下让胡耀邦很为难。他是爱护郭罗基的,他并不认为郭的文章有多么大的问题,,但又不得不让《人民日报》再发一篇文章,把这个问题说得更周全些,以免被人抓辫子。”[4]《人民日报》约请人民大学法律系的高铭暄写了一篇《谈谈反革命罪中的言论和行为问题》。因为这件事是胡耀邦交待的,报社特地将文章清样送胡耀邦审阅。耀邦批示:“对于这个问题,要非常慎重,要考虑到各个方面。建议将高文送有关单位征求意见,然后修改发表。”《人民日报》将高文送最高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法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法律系征求意见,多次修改后才发表。

 到了1981年1月23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讲话,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涉及《人民日报》和胡绩伟本人。讲到“绝对的言论自由”时说,这种主张来自北京大学的郭罗基,“说反革命的言论可以自由发表,只要他没有行动,就不必去管。”还说,《人民日报》后来发表的文章,“对这个观点批评得非常没有力量。”胡绩伟丝毫不让步,他要理论部写了一个材料,予以反驳。材料引了原文,指出,郭罗基并没有说“反革命的言论可以自由发表”,也没有说“不必去管”。胡绩伟写了一封长信,对胡乔木的批评进行申辩,还将理论部的材料作为附件。老胡的信中说,胡乔木的批评在事实上都有很大的出入,“事实不对,因而你据此所作的结论,自然就是不适当的。”对于胡绩伟的义正词严的申辩,胡乔木没有回应;也不可能有回应,他既不会认错,又无力批驳,如何回应?

 虽然不符事实,又不容申辩,但“‘反革命言论也有自由’成了刺在郭罗基脸上的‘犯罪金印’。”(李洪林)邓小平的讲话多次提及,作为“自由化”的罪证。

 

老胡一再反对霸主胡乔木

 1980年6月30日至7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旅大视察,讲了一句“旅大是个好地方,大有可为”。《旅大日报》从7月6日开始,连续五天,天天套红,用了将近七个整版的篇幅进行宣传,号召全市人民“大学习、大讨论”、“深刻领会”、“全面地、迅速地落到实处”。《新闻战线》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旅大日报》对华国锋的不适当的宣传。《光明日报》约我就此事写一篇评论,以配合当时正在进行的由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引起的对华国锋的错误的揭发。我写了一篇《不要再搞新的个人迷信了》。《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又不敢发表了。

    1981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四号文件,通报华国锋的错误,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内定胡耀邦代替他的工作。通报中有一句话:“他热衷于制造新的个人迷信”。当时,北大有相当多的人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对于通报中的这句话大为反感。我把半年前批评华国锋的《不要再搞新的个人迷信了》作了一些修改、补充,想拿出去发表。我知道,没有“上面”的点头,无人敢发表;而“上面”能点头的只有胡耀邦。5月11日,我先寄给耀邦,向他请示,请他批改。5月30日,收到中共中央特急件。耀邦退回我的文章,他用红笔和铅笔作了修改,删去华国锋制造新的个人迷信的段落,将题目改为《要认真杜绝个人迷信》。他附有一信,解释修改的理由,还说“总的说来,写得不错,使人读了有启发。”

 我又将文章作了少许修改,按《决议》的提法,将“个人迷信”改作“个人崇拜”,以《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为题,交《人民日报》。

    文章在编辑部待发的时候,事情又发生了变故。

    《解放军报》正在批判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这是80年代“反自由化”的第一个战役。人们对于那些“大批判”文章极为反感。《人民日报》按兵不动。耀邦说:“暂时冷却一下。”由批《苦恋》引起的轩然大波逐渐平息。想不到邓小平又出来讲话了。7月17日下午,他找王任重、朱穆之、周扬、曾涛、胡绩伟谈话。主要之点是说:“关于《苦恋》的批评,我们今天达成个协议:《解放军报》可以不必再批了,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你们写好了,在《文艺报》上发表,并由《人民日报》转载。”邓小平想出了高招:以转载《文艺报》文章的方式让《人民日报》介入,双方达成妥协,大家不失面子。

邓小平在谈话中忽然指着胡绩伟说:“郭罗基和周培源在北大尽搞派性,你《人民日报》热心发表他的文章是不正确的。”[5]周扬当场为我作了辩护。

《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本来马上就要发表了。现在,我想胡绩伟为难了:发表,冒犯邓小平;不发表,对不住胡耀邦。老胡来电话了,要我到《人民日报》去一趟。从北京大学去《人民日报》得从西到东穿过北京城,十分不便,我不想去,反正已猜到他要说什么了。

    我说:“是不是文章不发表了?”

他说:“不是,你还是来一趟。”

我到《人民日报》,老胡有事出去了,他有话委托理论部主任何匡、副主任汪子嵩向我转达。他们说,老胡的意思是文章还要发,用个笔名。这样,胡耀邦一看就知道是他要发的,邓小平看了不知道是郭罗基写的。老胡以为这是两全之计。问我是否同意?我不加思索就同意了。8月14日,以“马温”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刊出。“马温”的意思是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篇文章见报后,与以前的几篇一样,总是褒贬两极。一位外地的读者居然能看出这篇文章是我写的,打电报来“向马温祝贺”。北京马上有人告发;“马温就是郭罗基,胡绩伟对抗小平同志。”邓力群还在笔名上做文章,向邓小平进谗言:“郭罗基想当弼马瘟,要大闹天宫。”

 中宣部的内刊《宣传动态》发评论,批评《人民日报》和文章的作者。

    胡乔木特别严厉地批评了文章中的一段话,说“这是反对三中全会关于少宣传个人的马克思主义方针”。这段话的原文如下:“个人崇拜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因此,仅仅少宣传个人并不能有效地制止个人崇拜。当然,在弥漫着个人崇拜的气氛下,提出少宣传个人,不失为一种进步。但是从理论原则来说,这种提法还是不科学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宣传。如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宣传个人,同时也是宣传群众,那就不在乎多少;如果按照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错误地宣传个人,多宣传固然要反对,少宣传也不行。” 

老胡认真地加以驳斥。三中全会关于“少宣传个人”是怎么提出的?他引了三中全会公报的一段话:“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这不过是华国锋的一个“提议”,根本不是什么“方针”,更不是“马克思主义方针”。郭罗基首先肯定“在弥漫着个人崇拜的气氛下,提出少宣传个人,不失为一种进步”,但这只是一种策略措施,而从理论上来分析,问题不在于宣传的份量是多还是少,而在于宣传的质量是正确还是错误。因而郭文从理论高度来阐明个人崇拜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有什么错?[6]老胡对胡乔木切齿痛恨,所以在他的回忆录中专门列有一章:《胡乔木——新闻界的霸主》。

邓小平批评胡绩伟,《人民日报》发表郭罗基的文章是不正确的。胡绩伟却又发表了。邓小平的“钢铁公司”受到了挑战,心中的恼怒可想而知。

 

老胡的顶头上司是二胡——胡乔木和胡耀邦。老胡对二胡同样都直言不讳,但后果就不一样了。老胡和胡乔木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老胡和胡耀邦的关系却越来越亲密。二胡的后面是邓小平,邓小平支持胡乔木,压制胡耀邦。而敲打胡绩伟、郭罗基等人成了邓小平进逼胡耀邦的棋子。

 

2012年11月

于美国奥马哈

[1]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中的说法稍有不同:“胡启立同志还讲到一个重要情况。他说,1984年6月28日,小平同志曾单独找他谈过一次话。老人家说,今天找你来主要谈谈对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同志有弱点,不仅是在对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水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表现比较软弱。而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第446页)究竟是王若望还是王若水?1984年的时候,邓小平还没有盯上王若望。王若望与方励之、刘宾雁是1987年的另一个案子。而王若水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已经受到批判。恐怕还是后者比较准确。

[2]《邓小平年谱》(上),第493页。

[3]《胡耀邦与西单民主墙》,《争鸣》2004年5月号。

[4]《中国思想运动史》第275页。

[5]这是周扬告诉我的。胡绩伟是这样说的:“邓还曾很严厉地批评我说:‘你们人民日报为什么那么喜欢郭罗基?他支持聂元梓,是造反派人物。’”两者词句不同,意思差不多。 

[6]《〈胡耀邦与人民日报〉的补充》,浴火凤凰http://chinatown.coolfreepag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