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弱势处境和身份者的“恶语伤人六月寒”：以“你妈死了”、“荡妇羞辱”、“戴绿帽子”为例 2
从“对黑人系统性歧视与压迫是否存在”争议谈“政治正确”的利弊 5
“政治正确”的“孪生姐妹”–“身份政治”：锋利好用的双刃剑（以美国2016年大选和2019-2020年香港反修例运动等事件和事实和事实为例，并兼论案例中与“身份政治”相关的其他问题） 11
关于“政治正确”实践中要求人们积极表态（所谓“强迫站队/逼人表态”）问题 26
在互联网的各讨论平台上，“政治正确”一直是一个高频词汇。最近几年，由于知名“反政治正确”人物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并成功当选引发的争议，“政治正确”问题更加频繁的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而“政治正确”问题的争议背后，涉及到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和利益取向，所以争议也就格外激烈，形成了许多不同立场的舆论派别，许多人甚至因此与持不同意见的朋友割席绝交、反目成仇。
对如此重要的一个话题，中文舆论圈虽也有不少介绍和评论，但不是言之无物，就是失之片面，或者过于庞杂散乱。笔者不才，在此谈一下关于“政治正确”的种种争议及自己的观点立场。
“政治正确”的核心内容和对违反“政治正确”的惩罚
首先，何谓“政治正确”？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政治正确”的意涵其实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本文讨论的“政治正确”，主要指最近二十年欧美发达国家主流社会所构建和认定的“政治正确”。
这个“政治正确”的核心内容是，禁止使用针对性话语和行为歧视和嘲笑少数族裔/女性/残疾人/同性恋/变性人/犯罪或灾害受害者与家属等弱势群体及个人，禁止宣扬对以上群体和个人的仇恨和不满、禁止否认对以上群体存在系统性结构性歧视压迫的事实及因此对以上群体做出的补偿性优待措施、禁止反对女权主义及女权运动、LGBT权利运动等。反过来，“政治正确”还主张对历史和现实中各种统治阶层/领袖人物、既得利益群体/个人及其行为如种族主义（如“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压迫、殖民主义及其罪恶、男权主义、反同性恋与跨性别等行为进行批判，禁止为这些群体及其恶行辩护和粉饰（更禁止赞扬）等。
除了有关弱势群体问题的内容，“政治正确”还包括在专业领域承认人为导致的气候变暖真实存在/疫苗对防治传染病有积极作用/进化论正确/相对论正确的科学结论等（也可以反过来说，禁止否认人为导致的气候变暖真实性/否认疫苗的防治作用，禁止对进化论/相对论的否定等）。而气候问题和疫苗问题因为与现实连接更紧密，所以对遵守其“政治正确”立场的要求也从专业界推向更多领域。
以上这些只是列举出的“政治正确”的核心内容、几个代表性立场。具体说来，“政治正确”还有更多内容和细节，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但会在后文有所提及。
而对于违反这些“政治正确”的，不仅会受到支持“政治正确”者的强烈批判，在欧美国家的公共机构、高校、主流媒体、大型企业、科研院所等处，往往还会面临集体杯葛与歧视，甚至一些严重者会被解雇/开除/退学，丧失几乎所有荣誉（如已得的奖项和荣誉称号会被褫夺），名声尽丧，且未来也难以被其他机构收留和授予荣誉，学业和职业生涯可能毁灭。还有一些反“政治正确”者指控，如果试图在主流媒体、高校、学术机构发表正式的反“政治正确”的观点，例如相关学术论文，在发表之前就会被审查和拒绝，“剥夺了言论自由”。他们还指控，甚至很多时候，这些机构的成员尤其专业人士和媒体人，被要求强制表态支持“政治正确”而不能选择沉默或“中立”。这更让他们大呼“连沉默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在这样的前提下，“政治正确”似乎成为欧美主流建制派、政治人物、精英阶层、知识分子、高校师生、专业人士遵从的“铁律”。而反“政治正确”者认为这样让“言论自由”严重受损，各界人士对敏感问题“噤若寒蝉”，影响了正常的争议与讨论，损害了社会活力，不利于各种问题的讨论与解决。
以上这些，就是“政治正确”的内容、对待违背“政治正确”者的态度和方式、“政治正确”造成的某种看起来的确如此的后果。而对于这些“政治正确”是否正确、“政治正确”的“戒律”应不应该存在、对违反“政治正确”的人是否应当惩罚及惩罚力度和方式、坚持“政治正确”及实行惩罚措施造成的影响，中外都有着激烈的争议。
国人对待“政治正确”及惩罚措施的态度
在中国，大多数人对“政治正确”及对违反“政治正确”的惩罚行为持消极态度，一部分人还激烈的反对。虽然，无论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一般平民，其中有很多人都同意（或者起码表面同意）对弱势群体应有一定的同情和尊重，起码不进行歧视，但并不赞同像欧美“政治正确”这样严厉和“教条”。而在涉及对弱势群体的补偿问题上，就更趋保守，一般都反对进行补偿，普遍认为“政治正确”要求的补偿“过度了”，成为“逆向歧视”，只赞同“一视同仁”的对待。
而对于违反“政治正确”者的惩罚措施，国人普遍都是反对的、厌恶的。国人往往认为这违反了”言论自由”，侵犯了发言者的权利。即便不排斥“政治正确”本身内容的人，也认为惩罚措施是“过度的”、“不必要的”，只赞同道德上的谴责和要求自律，而反对实质惩罚。还有一些人自己认可“政治正确”的部分内容，但反对要求他人也遵从“政治正确”，认为无论是赞同“政治正确”还是反对“政治正确”，都是一种个人观点，应该“求同存异”。
国人对“政治正确”及相关惩罚措施是这样的态度，有很多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即是对于“政治正确”所要求的反对冒犯和欺凌弱势群体的不重视、不在意。他们既忽视了弱势群体被包括言语侮辱在内各种欺凌存在的普遍性，也轻视了“软暴力”和“话语权霸凌”对弱势群体（起码是某些领域某些方面某些具体事情上的相对弱势者）伤害的严重性。还有的人知道违反“政治正确”行为制造的欺凌伤害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但是已经习以为常。更进一步的，有些人恰恰是知道违反“政治正确”给弱势群体带来的巨大伤害，但正是如此才拼命反对“政治正确”、故意触犯“政治正确”，这样才能满足其恶意伤害他人的阴暗目的。
对弱势处境和身份者的“恶语伤人六月寒”：以“你妈死了”、“荡妇羞辱”、“戴绿帽子”为例
中国有古语“恶语伤人六月寒”、“伤口撒盐”，这说明国人对言语暴力的伤害是明白的。但是也有句话“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人们一方面觉得他人恶语伤害自己很可恶，但是却又不觉得这世界上各种言语伤害真有多么严重，哪怕对弱势群体是比刀割火烧还痛苦的感受。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妈死了”是中国互联网上一句流行的骂人话，大家骂来骂去也不觉得什么，平常也没人太在意别人这样骂自己，顶多骂回去就是。但是，如果你母亲最近几天真的死了，还是以比较惨烈的方式而非安详去世。而且，你和你母亲关系很好、母亲生前非常爱护你、经常帮助你。这时你听到“你妈死了”或者看到简写“nmsl”，又会是什么感觉？如果是陌生人无意间说的，你或许会心里一痛心思一沉，难受一会。而如果是个和你有过节的甚至有深仇大恨的人，得知你母亲刚刚去世，然后对着你挑衅般的说“你妈死了”、“nmsl”、“你妈终于死了我真高兴，今天开香槟加菜”，“你妈死的真可惜，我还没x她她就死了”……你又是什么感觉？
“政治正确”所禁止的，正是这样的伤害。对普通人而言一般的谩骂，对弱势群体就是残忍的伤害。就像骂盲人是“瞎子”、腿部残疾的是“瘸子”，并且是带有嘲讽的态度、挑衅的语气说，是多大的伤害？对于这样做的人，谴责、开除、让其声名狼藉，难道真的过分吗？即便过分，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先过分的吗？
弱势群体往往因其特定的身份，更易成为贬损的对象，即便其经受的事情和对待与强势身份者一样。例如讲一个男人与很多女性发生关系，就会被当成“风流”的美谈，对当事男性大抵是增光添彩；但讲一个女性与很多男性发生关系，就成了“荡妇”的“淫名”，对当事女性名誉是毁灭性打击（除非是特殊身份的人如“交际花”、所处环境开放友好）。同样的事情，不同的身份，就会得到不同的评价，对当事人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政治正确”保护女性。我们还需要用“政治正确”为女权主义及女权运动保驾护航，矫正男权社会主导的道德与价值评价，不再让未来人类社会还如此的“双重标准”。
有时，恶语伤人比所受伤害本身，更加让人痛苦、声誉和利益损害更大，且影响更为持久，甚至持续终身。就如一位男性的妻子与他人通奸，或者其妻子被其他男性强暴/逼迫发生关系，即俗称的被“戴绿帽子”。除非这位丈夫有特殊癖好，正常而言对他显然是一种伤害。
不过，如果这件事只有夫妻二人、与妻子发生关系的人这三人知道，这位丈夫只是心中痛苦，可以通过忍耐、当做没有发生等方式减轻心理伤害，乃至通过时间推移消除痛苦。甚至，有时候丈夫也不知道，只有其妻子和那个男性二人“你知我知”。那这位丈夫就更不会受直接的和心理的伤害，虽然被“戴绿帽子”，但客观上等于没有影响。
但是，如果这位丈夫“戴绿帽子”这件事被他人知道和大肆传扬，自己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生活圈子的各种人普遍都知道了，那对他的名誉、他妻子的名誉，必然是极大的损害（同样不包括生活在环境开放友好、大家并不在意这样事情的环境，但这样的环境和圈子很少）。而如果这位丈夫在与他人的各种竞争、冲突中，对方公开的乃至当面的拿他被“戴绿帽子”的事情对其嘲笑、侮辱、贬损，那伤害就更大了。这些伤人恶语，一定程度上比“戴绿帽子（和其妻子发生关系）”本身，还要有侮辱性，也对其名誉、地位、心理健康乃至现实利益有更大的损害。
而且，这种侮辱损害很容易引发仇恨、产生冲突，无论是被嘲讽者愤怒而打人乃至杀人，还是暗地里暗算，以及双方互相升级的报复与反报复，对于被嘲笑“戴绿帽子”者和侮辱挑衅者双方，都是本来不应发生的悲剧。
其实，不止“绿帽子”问题，许多人其他的不幸，也往往是受害本身并不见得严重，或者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自愈。但是如果其他人利用其曾经的不幸进行讥讽和调笑，就会造成许多次“二次伤害”，让本已愈合的伤口重新被撕开、已平息的恨意再被点燃，导致人与人之间更多更长久的仇恨，以及不同群体间的对立、社会的撕裂。
正所谓“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攻击他人弱点软肋，既违背道德，也恶化人际关系。“政治正确”通过禁止对他人/其他群体不幸经历和痛点弱点的嘲讽，既是对不幸的受害者的保护、避免其遭受二次伤害，也有利于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维持社会和谐。
（2022年5月，武汉的一位孩子母亲，因孩子在校园车祸身亡，到校哭诉，视频被传至网上，却被网暴，许多人认为她在装模作样的哭、博同情、想骗赔偿金。还有一些人调侃其容貌、身材，贬损其子去世之事。几日后，这位母亲就因这些网暴而自杀身亡。如果没有其儿子去世之事，一般的网暴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至人自杀。而这位母亲的自杀，显然是网暴者“伤口撒盐”让网暴烈度大大加剧所致）
LGBT群体处境与“跨性别者上厕所”问题
还有一些反“政治正确”的人，是因为对一部分特殊群体的困窘、苦难缺乏了解，不能切身体会其面临的恶劣处境。例如中国很多人对同性恋、跨性别者、变性人等LGBT群体的处境缺乏了解，不认为他们有什么特殊的苦难。而对于修建“跨性别厕所”是反对的，对欧美一些人提出的按照当事人真实性别认同选择厕所的主张更是非常厌恶，并将此作为美国民主党、西方左派/进步派“小题大做”、“心理变态”、“破坏人伦”的例子，当然也将此作为厌恶和批判“政治正确”的理由。
而其实，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LGBT群体，起码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因其身份及相关行为，遭受过比较严重的歧视、欺凌与伤害。在中国，大多数同性恋涉及同性交友等行为都是低调隐秘的进行，起码部分生活是在社会的边缘与暗处。这本身就是一种压力与痛苦。许多同性恋和跨性别者因家人不理解，与家庭关系恶劣，也严重影响其正常生活。而仅仅上个世纪末，同性恋还被当成流氓行为被官方歧视和公安打击。同性恋群体不仅因此经常被当成流氓抓捕，官方的歧视也让他们在遇到侵害时难以像正常人那样求助，处境如同有“前科”的罪犯。现在虽然公安机关已不再打击，但精神病院及一些半公开的所谓“矫正机构”仍然以各种名义收治同性恋及跨性别者，对其进行各种迫害行为，包括殴打、辱骂、捆绑及强制“治疗”（如电击）等。而在美国，上世纪中期警察还普遍对同性恋群体进行勒索和虐待，与黑人一样是被警方“选择性执法”的对象。而社会上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和迫害也经常发生。而同性恋及跨性别的性工作者更是容易遭受包括谋杀和虐待在内的各种伤害，连普通妓女的安全程度都不如。
虽然进入21世纪以来，同性恋、跨性别者等LGBT群体处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他们仍然是相对的弱势群体，在平均的生活质量、安全度、社会自由度上仍然不如普通的顺性别异性恋者。尤其在互联网上和LGBT群体线下聚集区，对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各种歧视与骚扰仍然非常普遍。而且，他们处境之所以较以前得到一定改善，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抗争，以及“政治正确”的出现和保护，所以那些迫害才有所收敛。这恰恰证明了“政治正确”存在的价值。而社会主流看不到或者忽视他们的苦难，恰恰是因为各种迫害让他们不得不生活在暗处，而不是他们真的衣食无忧安恬自在。
而且，LGBT群体不仅遭受外部的歧视和欺凌，其圈子内部往往也处在紧张的气氛与激烈的内部冲突之中，且外部压迫恰恰是其内部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相较于普通人尤其中产阶级以上的顺性别异性恋群体（即社会主流人群），LGBT群体因为持续性的遭受污名和歧视、主流社会或明或暗的排斥，从现实生活到精神心理都长期处在应激状态中。所以起码一部分LGBT群体成员很难以宁静自然的态度为人处世，因此其圈子内部也充满远比普通人激烈的冲突和斗争，包括各种人肉搜索、骚扰和性骚扰、线下暴力冲突等。虽说他们也有报团取暖的友爱互助一面，但冲突和斗争一面远比普通人的社交圈子更为严重。这种内部的不和谐，让LGBT群体处境雪上加霜。
而随着近年来全球民粹保守主义的泛滥、对弱势群体和少数群体排斥乃至迫害倾向的增强，最近几年LGBT群体处境又趋恶化，例如中国文宣部门就封杀与同性恋有关的文艺作品，不允许在公开场合宣扬同性恋文化。这说明，LGBT群体的实现和维护权利之路，还很漫长和充满荆棘。
关于“按照自己自认性别上厕所”和建立“跨性别厕所”的问题，一直是许多中国人攻击西方左派的重要借口，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包括以前的我自己）也觉得相关政策主张小题大做，还危害一般人的正常如厕安全。其实，之所以进步派有这样的主张，是因为这个问题对跨性别者影响的确极大，如不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会受到严重伤害。一些跨性别者尤其未成年跨性别女性（男跨女），时常会受到一些行为不良者的嘲笑欺凌甚至身心虐待，而厕所是最主要的虐待地点之一。
最典型的案例即台湾“叶永鋕事件”。当事受害者叶永鋕因性别认同、性别气质问题（生理性别为男，但是个人气质和心理性别认同为女）长期被同班同学霸凌，包括在男厕所强行脱下裤子围观，最终因欺凌行为死于厕所（具体是间接伤害还是直接伤害致死无法确定）。类似的欺凌虐待还有很多，相当一部分就发生在厕所。厕所是最能体现人性别特征的场所之一，性别认同与多数人相异的且表现明显为人所知者，日常就易被歧视欺凌，在厕所这个封闭的、性别认同要求高的场所当然更是待宰的羔羊，有着被欺凌、性侵甚至杀害的风险。在这样的风险下，建立“跨性别厕所”或者允许跨性别者按自己意愿选择去一种性别的厕所，就不是“小题大做”和“变态”，而是非常必要了。
那么，跨性别者自己不要表现或透露出自己异于常人的性别认同，是不是就安全了？这的确是一种方式，也是大多数跨性别者正在做的。但是，这本身就是对跨性别者权利的侵害。跨性别倾向和行为是复杂的生理、心理、环境等多重原因导致的，对当事人而言，如果不选择自己希望认同的那种性别的气质、打扮、生活方式，就极为痛苦，一些人因此自杀或自杀未遂。所以想让他/她们隐瞒性倾向，是侵犯其自由权的，也是很难的、对其极为痛苦的。而且，在例如学校等长期集体生活的熟人环境，很难隐瞒自己的性别认同。如果刻意隐瞒，还会被发现的人要挟勒索。跨性别者的跨性别行为没有伤害他人，为什么要像做贼一样生活呢？
当然，修建“跨性别厕所”的确需要付出额外的经济代价和占用一定的空间，而“允许按照心理性别认同上厕所”也的确会让一些试图窥视和侵害异性的人有机可乘。可如果不这样做，跨性别者就容易被伤害。这就是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所以有不同意见也很正常。但是在不了解这些背景、原因的情况下，简单的用“变态”、“小题大做”、“破坏伦理”之类言辞攻击支持保护跨性别者的进步派，显然是荒谬愚蠢的行为。何况，对于可能造成的新问题，进步派的政策也有考虑。例如并不是说人人都可以自称跨性别者而去上“心理认同”的厕所，而是需要以做过变性手术或起码在法律上变更过性别为前提，并且确定转换性别后就不能轻易再行改变。
在中国，暂时的确没有相应的条件去充分保障跨性别者的权利和安全，我也不认为中国暂时需要广泛实行西方进步派主张的那样，建立跨性别厕所和实行允许按心理性别上厕所的政策。但是，我们起码要理解和尊重发达国家对少数群体权利的保护，应是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态度，而非恶毒的污蔑和咒骂。我希望，未来的中国在实现基本的民主法治和共同富裕、社会主流群体权利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后，也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采取各种措施，让少数群体和边缘人群也能有作为人的各项权利与尊严，以及作为特殊群体应得的特别保障。
从“对黑人系统性歧视与压迫是否存在”争议谈“政治正确”的利弊
而“政治正确”另一个受益群体则是黑人，尤其是美国的黑人。对于美国黑人在历史上曾遭受奴隶制迫害的事实，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承认，在学界和政界也属于公认的事实。但是，在涉及到当今的或说奴隶制结束以来的美国黑人是否遭受系统性歧视压迫问题上，美国社会就形成了激烈的争议。
2020年5月，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遭警察扼颈杀害，引发了美国乃至世界许多地方黑人及支持黑人权利者的抗议浪潮。而许多进步派媒体和学者，将弗洛伊德案视为美国警方系统性歧视和暴力对待黑人的典型案例，也反映了美国整个社会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这样的说法一直是美国进步派学者（而美国知识界绝大多数都是进步派，也可以视为知识界/学界共同的态度）的老生常谈。
但这样的事实，有很多人拒绝承认。美国的部分右翼和大多数极右翼白人拒绝承认，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一些中国人包括中国自由派学者，也否认美国存在对黑人的系统性歧视与压迫。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即便存在种族歧视，也是非官方的、零散的、个人的，而非“系统性”的。
而事实足以证明“系统性歧视与压迫”是存在的。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报道不胜枚举，在此仅列举一些显而易见的数据。根据新京报《10个数据看清美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一文列举的十个数据，就能看到美国黑人相对其他群体尤其白人的相对弱势（数据均来源于正规机构如美国政府、公民组织、专业调查机构，但为简略将信息来源截去，需确认来源者可搜新京报原文）：
1.美国黑人产妇死亡率是白人的3倍。而且调查发现，60%的孕妇可以通过更好的医疗措施挽回生命；
2.美国新冠肺炎死者中24%为黑人。美国报告的新冠肺炎死者中有24%是非裔美国人，而黑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为13%；
3.美国黑人学生的高中毕业率为79%。白人学生为89%，亚裔学生为92%。在犯同样错误的情况下，黑人高中女生往往比白人女生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前者被停课处分的几率比后者高出6倍；
4.美国黑人失业率创10年最高，增至16.8%。美国黑人的失业率从4月时的16.7%上升至5月的16.8%，创下逾十年来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5月美国白人的失业率从4月时的14.2%降至12.4%。从历史上看，多数黑人在低收入行业工作，他们的失业率更高。经济学家认为，种族之间之所以存在就业差距，除了劳动力市场上固化的种族歧视外，别无其他解释；
5.美国白人家庭平均收入是黑人家庭的6.5倍。在美国，白人长期受益于黑人劳动带来的资本，但是黑人的收入却一直落后，巨大的种族贫富差距难以弥合。美国白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是黑人家庭的6.5倍。2000年，黑人的平均工资是白人的79.2%，2018年这个数值降至73.3%。即便拥有学士学位的美国黑人，他们的财富普遍比高中辍学的白人少；
6.美国黑人拥房率为44%。73.7%的美国白人拥有住房，而美国黑人中只有44%，是所有种族人群中拥房率最低的。而在买房和购房方面，美国黑人也受到歧视。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族裔在买房和租房时依然受到“隐性歧视”，因此影响他们搬入好学区、好社区或接近有更多工作岗位的地方；
7.有890万非裔美国人处于贫困之中。2018年非裔美国人的贫困率为20.8%，意味着有890万非裔美国人处于贫困之中，美国白人的贫困率仅8.1%。此外，22%的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贫困线以下的白人儿童只占12％，黑人儿童的这一比例高达36%；
8.美国500强企业中，黑人CEO仅占4席；
9.黑人男子被警察执法致死的可能性是白人男子的2.5倍。一方面在于警察对于黑人的刻板印象并未改变，当面对黑人时，会出现担忧或轻视的态度。另一方面，从犯罪率的角度来说，黑人的犯罪率确实高一些。警察群体对待黑人容易过度紧张，担心他们藏有武器或其他物品；
10、美国参议院仅有3名黑人参议员。虽然众议院领导层中黑人的人数有所增加，目前有52名黑人代表，但参议院只有3名黑人参议员。
以上的数据及数据解释，均可以证明美国存在对黑人系统性的歧视、排挤、压迫。虽然黑人的弱势处境有很多原因，但种族歧视和歧视引起的“区别对待”无疑是重大的原因。而那些看起来像“自身原因”的缺乏教育、文化底蕴不高、家庭不和谐、暴力行为较多等，也都与历史上黑人被当做奴隶和“二等公民”对待，没有正常的生存发展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非黑人天生就有这些“劣根性”，并不是基因和血统的问题。
即便如此，否认黑人在美国被系统性歧视压迫的中国自由派（还包括常年生活在美国、甚至在美国大学担任学者的一些人）仍然有办法辩解。除了将这些黑人与白人的差距归为黑人“自身原因”外，还有一个说辞。他们说，各种歧视压迫行为都是个别人做的，即便有不少白人都有对黑人的歧视，但是在国家法律和制度上已经没有了歧视和压迫，没有任何明文规定的歧视，所以不能称为“系统性”，所以也不能怪美国政府、不能怪整体白人、不能怪整个社会（这样说大概黑人只能怪自己“长得黑”、“基因不好”了）。
这种说法完全是不成立的。所谓“系统性歧视/剥削/压迫”并不是说要明文规定的行为才算，任何集体的、大范围的、长期的、形成习惯乃至潜规则和亚文化的歧视态度和压迫行为，都属于“系统性歧视压迫”。就像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存在系统性的腐败，中共官方也承认党和政府“有些地方/部门”存在“塌方性腐败”。腐败这个东西当然在任何法律上都不可能明文规定应当和合法，但现实中普遍存在。难道因为没有把“允许腐败、鼓励腐败”明确写在党纪国法里（倒是写了严禁腐败），所以中国的腐败就不是系统性的了吗？
否认者们还有理由，例如说黑人被歧视欺凌并不是政府行为，起码官方层面已经种族平等甚至照顾黑人了。这显然是忽视了习惯、传统、文化等因素的极大影响。就像印度在建立共和国后，就在宪法里明确写到禁止基于民族、宗教、种姓等身份的歧视，废除将人划为四等（此外还有不被算作有尊严权利的人的“达利特”“贱民”）的“种姓制度”，也反对宗教歧视和民族仇恨。但现实中的印度，种姓制度仍然根深蒂固，上层仍然是婆罗门占主导，绝大多数贱民仍然身居底层从事那些被人看不起的脏活累活。即便有如印度宪法起草者阿姆倍伽尔、现任总统科温德这样身居高位的“达利特”，但并不能改变整体上不同种姓者的不平等。而印度建国以来，印度教徒对国内穆斯林、锡克教徒的打压迫害，各民族和教派之间的歧视乃至杀戮，也从未止息。
还有，即便没有公开的政策、明文的规定，美国政府就真的没有参与对黑人的系统性歧视压迫吗？在奴隶制结束之前的美国南方自不必说，即便奴隶制度结束后，美国一些州份的法律和政策仍然歧视压迫黑人，否则也就不会有1960年代席卷全美尤其南方各州的黑人民权运动。而民权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表面上看没有了对黑人的制度性歧视压迫，但其实官方的态度和作为/不作为仍然影响着美国黑人的处境。对于处于弱势的黑人，即便美国联邦和各州的三权机关袖手旁观，那其实就等于助长白人对他们的歧视压迫。就像里根执政期间，被视为美国民权的倒退时代。里根政府当然并没有直接去制定一些压迫民权、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法律和政策，但其只要停止前面如约翰逊、卡特政府推行的平权政策，就足以让反歧视反压迫的抗争失败。特朗普政府也同理。他执政期间也没有推行明确写着“歧视黑人”、“歧视女性”的政策法规，但黑人和女性及其他弱势群体处境的恶化却是有目共睹。
很多歧视与压迫政策往往孕于一些其他名目的政策中，如最近美国保守派法官推翻“罗诉韦德案”即是最典型的例子。这六个美国保守派大法官及支持他们的美国保守派三权成员，当然没有公开讲“我们歧视女性”，但禁止堕胎这一政策及引发的对女性权利的各种连带影响，都在沉重打击妇女权利和男女平等。而涉及种族问题的也一样，保守派只要在经济、文化、历史遗留问题等各方面停止种族平权，就是在参与对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歧视压迫。
以上的事实不仅说明“美国黑人被系统性歧视压迫”的确存在，更证明要求承认这一事实的“政治正确”是极为必要的。因为只有在承认这一事实基础上，才能推动平权工作的进行，才能通过行政、法律、经济、教育等手段，缩小黑人与白人的各种差距，遏制种族歧视与压迫对黑人造成的伤害，改善黑人的处境，最终在美国实现种族的平等与和谐、社会的多元与正义。
当然，“政治正确”对黑人平权也的确会有一些负面作用。例如前面提到的，黑人贫穷、受教育程度低、暴力行为较多等，从远因是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等剥削压迫，但毕竟已经过了很久，现在的歧视压迫已经轻了，制度上的更是可以说消除了，所以自身也需要更多努力和改变。例如一些黑人不重视家庭教育和家庭责任，许多黑人家长尤其黑人男性父亲经常抛弃孩子、不认真教育孩子。这样的情形很普遍，几乎成为黑人的一种“亚文化”，是黑人犯罪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黑人不反思和改变，那即便有很多平权政策，也很难把更多黑人都拯救。还有，黑人之所以更可能遭受警察暴力，也和黑人从小抵触警察，与警察互不信任、关系恶性循环有关。由于担心黑人暴力抗法，所以警察往往“先下手为强”，哪怕更多黑人是无辜的。虽然这不能为警察因歧视伤人杀人脱罪，但警察与黑人的矛盾冲突，的确不完全是单方面的错（当然警察错的更严重）。
但因为“政治正确”，这类批评只能由黑人自己提起，其他人提就成了冒犯。而将一切都归于“歧视与压迫”，则很“政治正确”。这样的“政治正确”还容易形成对平权政策、优惠政策的依赖，让一些黑人“吃福利”而不自立自强。这样看，“政治正确”的确对黑人自省和奋斗有一定负面影响。
但即便如此，“政治正确”仍然是利大于弊。就像绝大多数云贵山区的孩子一定竞争不过绝大多数京沪户籍孩子一样，在各种不平等乃至歧视压迫下，仅仅自力更生是很难成功的，根本上还是要通过制度、政策等方式促进平等。而想促进平等，必须承认不平等的事实，对其批判和改变。因此，“政治正确”要求承认黑人被系统性歧视与压迫的基本事实，并且要求白人在整体上承担相应责任，还批判敌视黑人平权的白人至上主义，是非常正确的。
至于“政治正确”的那一点副作用，如一定程度掩盖了黑人一些自身问题，远远不抵其积极有益的那一面。何况，即便在这一点上，也并不是都是坏处，其实也是保护了黑人的。一些黑人缺乏家庭责任意识，黑人社区暴力频繁，这些是事实，也的确需要改变。但是谈论这些事实的人，却未必都出于好心。有的白人和上层谈起这些问题，是出于同情，希望帮助黑人变好。但是对于一些种族歧视者、白人至上主义者，谈论这些反而是为了贬低和羞辱黑人。例如说“黑人往往没有爸爸”，这话如果从3K党嘴里说，那你猜会是好意吗？而如果舆论说“因为黑人暴力抗法的多，所以警察才无奈使用暴力”，那就会助长警察对黑人的暴力。尤其那些出于歧视而对黑人施暴的种族主义倾向的白人警察，就更有理由脱罪，也更敢肆无忌惮借执法殴打和杀害无辜或罪不至死的黑人了。
同样的道理，像中国互联网上也经常有人谈黑人、印度人、穆斯林如何如何不好，其中究竟更多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还是为了有个谈资、满足优越感呢（当然也的确有些是出于同情和怜惜，或者有些是中立的叙述评论，但恶意的绝对很多，而且无可厚非，因为印度人、穆斯林很多也是类似态度对中国的，黑人也有不少歧视华人和中国人的）？同样，日本互联网上也充满着关于中国人“素质低”、“劣根性”的谈论，你猜他们是“爱之深责之切”，还是充满种族优越、鄙夷调笑中国人呢（从他们满嘴“支那”就很清楚了）？当然，不止种族和国家之间，同族不同身份和阶层间，上位者对下位者缺点弱点的谈论，大多也是嘲讽而非同情。就像城里人谈到乡下，体制内谈体制外，正式工谈外包工，名校学生谈技校生，几分是同情几分是鄙夷？甚至即便真是同情，这同情在“下位者”感觉是不是本身就像讥讽了？
关于黑人缺点的歧视性言论的流传，是让黑人等弱势群体在现实中得到更多同情帮助呢，还是受到更多怀疑、敌视和疏远呢？答案显而易见。所以，还不如“一刀切”的把针对性谈黑人缺点的言论尤其有侮辱色彩的言论都在“政治正确”中禁了，提出批判可以通过合适方式和态度提出。这样对黑人还是更好的。
“政治正确”约束对于关注和对抗气候危机的重要性
气候变化问题，准确说是人为导致的全球暖化等气候灾变性异常问题，关系到包括美国、中国、欧盟各国乃至全世界的未来命运与存亡。全球各国本应团结一致积极解决，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陷入很大争议，且包括一些建立于谎言和阴谋论的、本来毫无必要的怀疑与争论，严重影响了气候危机的防治。
关于气候变化的概况，以及对于气候问题的争议，我直接节选自己另外文章中部分章节内容以概括和简单议论：
关于气候变化，引用维基百科这段定义性说法（当然并不是说维基百科是权威的，而是其来源是权威的（下面这段话即来自曾获13项普利策奖的《坦帕湾时报（Tampa Bay Times）》和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内容是可验证的，这段话也有高度概括性、言简意赅）：目前有强烈的科学共识认为，人类经济活动造成近几十年的全球暖化，对于“在近几十年，人为造成的全球暖化存在，并正在发生”是事实的这点，在学术界当中是没有争议的。超过97%的气候科学家认为“全球暖化存在，且人类活动极有可能是导致近半个世纪的全球暖化现象的主要原因”。
而这种气候变化的危害同样是非常明确的。因冰川融化致使海平面上升淹没低海拔地区、强降水和洪涝频次增多、传染病向高纬度地区扩散、干旱地区更加干旱和沙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极高纬度地区因冰雪融化变冷破坏生态、流行病增多、农作物减产、台风等热带气旋增多增强等。这些都对人类乃至所有地球生物的生存造成严重的危害和威胁。如果不能及时阻止气候变暖的不断加剧，那未来人类将遭受极为惨痛的自然灾难和诱发的人为灾难，甚至人类可能会因之灭亡。
以气候变暖为主流的全球气候变化主要由于人类活动造成，包括工农业活动和各种生活消费。想要遏制气候变暖，就必须限制工农业生产和个人消费，减少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生产、供给、使用。这将极大影响各国和各国民众的经济发展、就业、生活质量、社会稳定。而且，遏制气候变暖，必须实现国际的广泛合作，但气候变暖对各国的影响不同，各国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及国民生活质量也不同，各国对气候变暖的反应也不同。于是，气候问题不止是一个科学和环境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人权问题、民生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及其他许多对人类而言重要而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背后，涉及到巨大的利益纷争，影响着各国家、民族的兴衰，关系到无数人民的生计、生活、生存与死亡。
而自从国际社会尤其发达国家发觉并证明了气候变暖这一事实后，就开始了阻止或延缓气候变暖、预防各种相关灾害的呼吁和行动。最近二十年，面对气温升高速度越来越快、各种具体危害如洪灾发生频率和强度大增等严峻现实，世界各国及国际机构强化了对气候问题的重视和宣讲，也在加紧实际行动。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主要国际机构都积极投入相关宣传和行动，如联合国和世行官网的醒目位置均有对气候问题及相关议程的介绍。而美国、欧盟、中国、印度等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政府也都承认气候危机的真实存在并做出相关承诺。而美联社、法新社、《纽约时报》、BBC等各大媒体也都连篇累牍的对气候问题进行报道，从文字论述到视像记录应有尽有。可以说，关于气候变暖及其已造成/将造成的危害，都有极为充分和完整的证据证实，并得到了所有具权威性组织机构的认可。
但即便面对这些研究结论和世界现实，仍然出现了广泛流传的“气候变暖否定说”，并得到了包括非常大比例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国大量民众的认同与附和。由于宗教、社会信任度、教育普及度及质量、价值观与文化、以及最重要的利益和立场等因素，否认或者质疑气候变暖的力量十分强大，包括大量政治家、社会活动人士及巨量的平民大众，都持气候变暖否定说。气候变暖否定说的几个主要观点，无非是“气候变暖是正常的自然变迁，不是人为因素或者说人为因素影响很小”、“气候不一定是在变暖反而可能在变冷”、“气候变暖是一些政客和科学家为权力或利益制造的骗局”等（还有衍生的诸如“气候变暖不一定会导致各种灾害”、“xx灾害并不是气候变暖造成而是一直都有的自然现象”之类）。
其实，这些质疑都有大量的事实、明确的证据可以予以反驳、否定，如各大媒体的“事实查核（Fact checking）”板块就有对气候变化议题中各种谣言的辟谣、事实说明。不仅媒体，各国专家学者及相关学术刊物，都有对“全球暖化否定说”明确而可信的批判（因为篇幅太长，这些就不在此一一搬运列举了，想了解的可以在网上或线下通过可靠渠道查询）。
但这仍然不能改变大多数否认气候变暖者的立场。相对于政府机构、科学工作者、主流媒体，他们更相信来自网络上的各种谣言和阴谋论。而这些谣言和阴谋论大多来自反建制主义者、宗教保守势力、会因治理气候危机而利益受损的各种利益集团等。
以上就是气候危机和非科学的“全球暖化否定说”的概况。正如以上所说，气候变暖且为人为，而且将给人类带来很大灾难，是确凿无疑的。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否定、质疑这一被专业人士集体确定、也被各界重要人士认可的基本事实。否认气候变暖者拿不出足以驳倒事实的证据，其论证也没有逻辑（很多人干脆就没有论证），但却坚信自己的观点（当然也有一些是出于利益，假装不知真相而否认气候变暖）。这些气候变暖否认者与否认“阿波罗登月”、否认“进化论”，却坚信美国“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是“民主党自导自演”、“911事件”也是“政府自导自演、“希拉里性侵儿童”者，颇有重合度，非常顽固而无法说服。
不过，相对于以上这五个阴谋论信奉者，否认气候变暖者人数要多的多，很多不仅是出于信仰，也是出于利益。因为要想防治气候危机、阻止或起码延缓气候变暖，必须减少碳排放。减少碳排放则需要停止或减少许多化石燃料的开采、关停各种工厂、减少使用大排量交通工具、减少肉类消费、减少空调使用等，涉及经济结构、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且很多是需要人们付出很大代价、节制欲望削减需求的。
这必然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和反弹。不过，人们大都不愿承认因为自己的私欲而拒绝减碳和防止气候变暖，更不愿意承认自己成为地球毁灭的参与者。而且，人们想摆脱责任，拒绝履行某些义务，总是要找个借口而非直接拒绝。所以，这些人就倾向于并无科学依据、捕风捉影的“全球暖化否定说”，半真的相信半自我欺骗的接受了各种拼凑的、伪造的、以偏概全的信息，得出“气候变暖是个大骗局”这样的结论。而这些否认气候变暖者，又同样的参与错误结论的制造和传播，传给更多潜在的“信众”。
出于类似的动机，更多人加入，人数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形成了非常可观的数量和影响力。而互联网的存在，让谣言和阴谋论变得极易传播。于是，否定气候变暖者成为一股极大的势力，阻碍着气候危机的防治。
如果仅仅是“乌合之众”的聚集，那影响或许不大。但否定气候变化者，包括一些重要的力量，例如基督教保守派势力、重要产油国、化石燃料和传统工业生产企业、一些国家内部因气候变暖相对得益的地域集团等，有着权力、金钱、信仰、人脉乃至暴力机器，完全可以介入包括美国和中国等大国的政治决策、影响世界舆论的导向。而那些“乌合之众”，就成了他们利用的工具。那些“乌合之众”对被利用缺乏了解，不过即便知道被利用，也会非常乐意接受，因为毕竟目标一致，都反对采取各种手段（尤其付出各种代价）对抗气候危机。
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对抗气候危机、减缓全球暖化的进程，果然被破坏了，或者起码被部分破坏了。最典型的“成果”，当然还是2016年特朗普在美国的上台、右翼保守反智集团的成功问鼎。特朗普政权执政四年，几乎完全废止了奥巴马时代的气候政策，不仅停止了国内的新能源投资、恢复了高碳排放的各种化石燃料开采和传统工业生产，还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放弃了参与气候危机防治的国际合作。而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国，在全球对抗气候危机的分工合作中有着可谓最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四年沉沦期，也正是气候危机恶化的关键期。
虽然2020年拜登胜选后努力拨乱反正，拨款推动新能源产业和环保事业，但一切可能都来不及了。不仅因为失去了重要的四年，还因为否认气候变暖者的各种行动，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主要是各国右翼保守、反智、孤立主义的兴起与得势），导致曾经得到各国各领域广泛认可、团结一致的对抗气候危机的行动，变成现在各方离心离德、三心二意、勾心斗角。没有了坚定失去了团结，还如何取得对抗气候危机的胜利呢？
不过，科学与理性的坚守者们，仍然想方设法推动防治气候危机的行动，包括坚定人们的意志和团结更多人参与。而把“承认/禁止否认气候变暖及其人为性和危害性”作为“政治正确”要求的一部分，正是为此做出的努力之一。
前文已经提到，很多人无论如何解释，就是拒绝相信气候变暖，或者否定其人为性、不认为现实中那些灾害与其有关。还有很多民众，则因为知识不足、精力有限，很难深入了解气候问题，往往人云亦云，容易听信谣言。另外，气候问题的许多来龙去脉和细节，也的确比较专业，很多非专业人士很难完全理解。即便日常的天气预报，都有很多人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何况气候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气候变暖为真且是人为且具危害”当成“政治正确”要遵守的“定理”，就把问题简化了，直接接受结论就是。这当然过于简单粗暴，好像类似于中国的填鸭教育。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就像否定气候变暖者不断散播谣言，即便你辟谣，他们还继续坚持谣言，你不可能对每次造谣的专门去辟谣，没有人有这样的精力。何况，相关的证据如学术研究、新闻报道唾手可得，但他们就是不看。而对那些不明真相的旁观者，科普很重要，但未必人人都认真听取接受，毕竟每个人的价值观、知识水平、理解能力的不同，每个人的精力也都有限。所以，只能这样简单粗暴的定性和灌输。而且，还要用“政治正确”的“权杖”，去责罚那些否认气候变暖的重要人士（当然“政治正确”对没有身份的平民是无法责罚的，也是不该用“政治正确”责罚的）。
这样的做法，反“政治正确”和否定气候变暖的人当然是强烈反对，认为这“侵犯了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重要的，但是它当然是有边界的。前述的侮辱诽谤尤其对弱势群体的侮辱，就不属于言论自由。同样不应属于言论自由的，还有谣言和阴谋论。当然，在美国，谣言和阴谋论暂时也属于言论自由。除非有受害人提告并拿出确凿证据为谣言，否则谣言和阴谋论不被追责。而关于公众人物和公共议题，则连这样的制约都没有，人们可以肆意发表谣言和阴谋论，就如我前面提到的“希拉里性侵儿童”、“阿波罗登月是骗局”、“911是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等。这些谣言颇有现实危害性，但却都被“言论自由”这一遮羞布阻挡而无法追责。
还有一种谣言和阴谋论，即专业问题的谣言和阴谋论。否认进化论、反对相对论，就是典型的两个例子。进化论和相对论并非完美无缺的，也不是不可质疑和批判。但问题是迄今大多数关于进化论的批判和几乎所有对于相对论的批判，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民科”言论或宗教说辞。宗教的无稽之谈不用多说，“民科”言论本质上也是偏执妄想。例如中国就有许多“反相对论”者，活跃于许多互联网平台，看似也使用了一些数理公式定理，但远远得不出证伪相对论的结论。
这样的涉及专业问题的谣言和阴谋论，如果仅仅是停留在纯粹技术争议（当然根本上不存在争议），那就行不成实际危害，真正研究进化论、相对论的学者，也不会受到这些“民科”和宗教说法的影响，他们也不会对现实社会有真正的负面作用。但如果某些专业问题同时也是公共议题、现实问题，那不仅问题的重要性有了质变，“民科”和宗教对相关问题所发出的谣言和阴谋论的影响更有了质变，从几乎毫无实际影响变得影响极坏。
气候变化问题，就是专业问题成为公共议题后，被谣言和阴谋论损害最严重的问题。因为气候变化问题十分复杂（虽然核心问题其实很简单很好理解），又涉及到现实中全民的利益，防治气候问题又需要全民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参与，所以就成了谣言和阴谋论渗入最严重的专业问题。诸如“气候变冷不是变暖”、“气候变暖是自然周期不是人为因素”，都是非专业者盲人摸象、张冠李戴的结果（也有一些专业者出于利益往这类观点上引导）。而没有知识和足够判断力，也没有太多精力去了解完整事实的大多数民众（还包括许多非相关专业的精英阶层乃至知识分子，尤其缺乏科学素养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中国精英和知识分子），就会被一些听起来好像有道理甚至好像有根据证据的说辞迷惑，然后就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并让这些错误认识决定了对待气候问题的态度和行为。而那些制造和传播谣言和阴谋论者，十分可恶、罪恶滔天。
打个比方，这就像一个人A生病了，去医院看病，医生告诉他是什么什么病，应该怎样怎样治。而有一些人（假设是当事人A的亲密朋友），对医疗问题一窍不通，但却七嘴八舌的说，他们可以看出A是什么病、应该怎样治，并且警告A让医生治容易出医疗事故，还说医生都是为了钱，不会治好A而是会谋财害命。而且他们还能找到医院和医生各种瑕疵，例如以前的确发生过医疗事故，医生对A的病情没有说“100%一定确诊”，以及医生对病情的看法几天一变、医生某句话和某句话听起来很矛盾、医生会诊时不同医生意见不一样……诸如此类，反正就是忽悠A不要在正规医院让有资质的医生看病，甚至直接说现代医疗体系就是谋财害命的工具。那么A怎么办呢？他们中有的说A根本没病，有的说要杀猪宰羊焚香祈祷，有的说应该吃茯苓草药……不过共同点就是反对医院、医生和现代医学。A如果不听医生而听他们的，那必死无疑了。
而气候变化问题中专业意见与各种谣言与阴谋论者的行为，正是如A看病中的遭遇这样。只是气候问题导致生病的，是整个地球及地球上的所有人类。那些谣言与阴谋论者所说的话，也的确是假话里掺着一些真话，例如按照科学方式对抗气候危机，的确未必就能成功，就像医院治病不一定能治愈一样。而减少碳排放以减缓气候变暖，也显然需要人类付出代价，就像吃药做手术都有后遗症一样。而各种高投入大代价的应对气候危机的计划失败，也就相当于医疗事故了。只是，假如不接受专业人士给出的事实和建议，而是听那些谣言与阴谋论者的噪音，那地球上的整个人类，大抵也会像A死亡一样全体灭绝吧。如果还要在喻体和本体中找个共同点，A没有及时治疗而死亡，死亡之前很可能身体肿胀、器官溃烂，极痛苦而死；而地球上最后的几十亿人类，也基本会在高温、洪水、瘟疫、干旱的轮番侵袭下，成批的死亡，然后为争夺有限资源拼命的互相杀戮，然后继续被灾害侵袭，自然灾害和人类互害同行，最后，人类捎带着地球上大部分甚至全部生物，灭亡。
言归正传。将“承认/禁止否认气候变暖的真实性、人为性、危害性”作为“政治正确”，就是试图把胡说八道的言论摒除在决策力量之外，尽可能团结人民坚定的按照科学方式对抗气候危机。可惜的是，“政治正确”其实并没这样大的威力，连法律都无法足够有效约束的人类，靠“取消文化”又怎么可能？虽然满嘴谎言的特朗普下台了，但否认和怀疑气候变暖、或者对此毫不在意、更不赞同采取各种措施对抗气候危机的共和党保守派，仍然在国会、最高法院端坐。他们没有被解雇，反而可以轻易的“取消”别人的各项权利与自由，例如否定女性的堕胎权。
说到这里，很多事情都是有联系的。保守派不仅在美国国内反堕胎，还阻止美国医疗援助机构在亚非拉推动避孕。例如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大幅削减帮助非洲贫困国家女性避孕和堕胎的援助。这会导致人口本已稠密又缺乏淡水等生存资源的非洲，面临更大的经济困难和资源紧张，各种战乱会加剧，人与人之间为争夺有限资源将更加惨烈的自相残杀。保守派尤其宗教分子拒绝人口控制，敌视科学规划和顶层设计，更反对全球层面的“宏观调控”，后果是灾难性的。如果美国和世界生育的人口再多些，消耗的能源和制造的污染再多些，世界将更早迎来末日。即便不谈这导致的碳排放的增多、气候危机的加剧，人口暴增对资源的消耗和更残酷的利益争夺，就会让人类陷入灾难。美国的保守派引领着世界反科学的潮流，也带领世界走向毁灭的快车道。
很多人说“政治正确”太过分，我倒是希望“政治正确”能如激光枪、火箭炮，将一切谎言者与作恶者摧为齑粉。可惜，现实中并不能。我们只能看着这世界在那些愚昧和败坏者破坏下越来越坏，最终灭亡。
“政治正确”的“孪生姐妹”–“身份政治”：锋利好用的双刃剑（以美国2016年大选和2019-2020年香港反修例运动等事件和事实和事实为例，并兼论案例中与“身份政治”相关的其他问题）
“政治正确”的一个主要特点，即高度强调支持/反对对象的身份特征，以及对相同身份特征者有促成团结和集体行动的强烈要求，如其强调的保护弱势群体如女性、少数族裔、LGBT社群成员等，均具有鲜明的身份独特性。而他们所反对的“压迫方”，如男性、主体民族/主导民族、顺性别异性恋等，也是有着共同特征的群体，并在其意识形态构建中，将之与弱势群体设为对立关系。而反“政治正确”的，在对身份认同和自身群体利益的强调上，具有与支持“政治正确”者完全相同的特征，只不过所支持/反对的对象恰恰相反。例如美国反“政治正确”群体就往往是占美国主导优势的白人男性宗教信徒。
而牵涉到不同身份群体内部的认同与对外的排斥，以及不同身份群体（尤其身份与价值观对立群体）之间的对抗，就是互联网和现实政治中另一个热点问题，即“身份政治”。而“身份政治”与“政治正确”（及反“政治正确”）关系极为密切，二者可谓“孪生姐妹”般的关系。与“政治正确”一样，“身份政治”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含义。本文会讨论多种“身份政治”，但狭义的“身份政治”指最近几十年欧美国家兴起的“身份政治”热潮。以下对“身份政治”的讨论，也以这种“身份政治”为基础和重点。
在欧美近几十年的政治变迁中，“身份政治”越来越成为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重要手段和特征。而狭义“身份政治”的起源，是二战后欧美各种民权运动、平权运动及政治新思潮的兴起。不同于苏东阵营和“第三世界”大都处于非民主的状态，战后的欧美已建成相对成熟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社会，并且长期生活在相对和平富足的环境中，即所谓“黄金时代”。
在自由民主这样的基本民权业已实现的情况下，欧美追求更公正和幸福生活的进步派、左翼力量，开始追求更多的民权与利益。而其追求的重点，一是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处境、不同身份的群体及个人，能够实现真正的和实质的平等；二是各弱势群体、少数群体、边缘群体能够实现其作为特殊身份者的特有诉求和利益，起码要弥补因其相对弱势条件和处境而落后于既得利益的强势者的相应损失。对于劳工阶层，希望得到作为工人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权、安全保障等；女性则希望有与男性一样的参政权、工作权、工作中同工同酬，以及为女性提供其性别特征所需的特殊支援和保障；黑人、印第安人、阿拉伯裔、亚洲裔人士等美欧少数族群，也要平权，以及弥补历史欠账；同性恋者当然也要追求与异性一样的婚姻权、法律保障等；身体残疾和心理残障者，也要求有平等的工作权利与对残疾人必要的照顾与支援。（此外，还有以上多种身份的重合者，例如黑人女性残疾人这样的多重弱势者）
这些各具独特身份的群体，与主流既得利益群体中有良知和同理心的正义之士，共同掀起了美欧二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和平权运动，包括劳工运动、女权运动、黑人及少数族裔民权运动、LGBT权利运动、残疾人平权运动等。这些不同身份者及推动的各种运动，即是今日“身份政治”的发端。
不过，当年的这些对内同质对外异质的群体，对身份认同的强调还并不十分强烈，主要是集中在各种现实的诉求，而非对自己身份的狂热尊崇及内部的忠诚。但显然，那时的民权运动和平权运动，已经有着很明显的“身份政治”色彩。这些身份各异的群体之间，大多是合作关系，共聚在进步主义的旗帜下，为获得自己应得的平等、尊严和利益而奋勇前进。
在1960-1970年代，经过激烈的抗争，包括付出各种流血与死亡的代价（如马丁路德金之死、“密西西比在燃烧”），以及肯尼迪政府、约翰逊政府等进步倾向的领导人和执政力量的帮助下，他们达成了部分目标，实现了一部分诉求。美国劳工的待遇得到提高，针对黑人的种族隔离被废除，女性参政和工作少了许多阻碍，同性恋、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利益也开始得到重视和保障，各弱势群体的地位都得到很大提高。那个时代可谓欧美的“伟大时代”，也是世界人民向往的灯塔。
但好景不算太长。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以撒切尔和里根的上台为标志，西方进步主义趋向消沉，新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传统的复兴成为“新主流”。以英美的保守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右翼势力掌权后，就软硬兼施的打击各种进步色彩的民权运动和平权运动。例如撒切尔就野蛮镇压了英国的劳工运动及北爱尔兰的独立运动。再后来，苏东剧变让西方进步派的某种精神依托垮塌，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继续得势。
直到1990年代中期温和左派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等人的上台，以及他们代表的“第三条道路/新中间路线”的兴起，才标志着欧美进步主义略有复苏，保守主义有所萎缩。但此时的民权运动和平权运动，已不像六七十年代那样波澜壮阔，变得相对和风细雨。而各种特别身份的群体的抗争，也相对更加和平与低调。虽然每年“八国峰会”之类论坛会议时，有些极左势力会诉诸暴力，但也只是破坏一些杂物、焚烧若干轮胎，不再有那么强烈的革命烈勇。而建制层面，1995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的世界妇女大会上，希拉里代表世界进步女性的呼喊，展示了温和而坚定的女权呼声，也颇有震撼力。此后数十年，欧美各国及世界的政治局势也有着各种变与不变，各群体的平权运动也随之浮浮沉沉。
而“身份政治”，无论在进步主义的高峰期还是低潮期，都在逐渐强化。当进步力量得势，强调自身身份认同是进取和骄傲；当保守派占优，平权进程陷入低潮时，“身份政治”更加得到强化，原因是为了加强团结、振奋精神、积累力量，以对抗不公不义的政权和压抑冷漠的外部世界。而外部的敌意更会刺激其身份认同的强化。这时的“身份政治”中身份认同的作用，已经不再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为争取作为某种身份群体者应有的合理合法的利益，而更多成为了区隔“己者”与“他者”的工具，并塑造某种并不必要的身份骄傲感乃至优越感。这显然代表着“身份政治”向不好的方向转变。
而互联网的发展和家用电脑、智能手机的普及，让世界各国的政治动员、政治参与、政治对抗，包括对各弱势和少数群体的处境和抗争进程，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而现下的“身份政治”的内容与形式，表现与影响，也正是在互联网成熟和普及后形成的。在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它将促进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不同身份的人相互交流，以及理解与融合，世界将因此成为一个大家庭。
但现实却并不是这样美好。一定程度上，互联网的确促进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沟通交流，也实现了一些以前难以做到的远程迅捷合作，世界似乎成了“地球村”。但另一方面，互联网加剧了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不同群体的矛盾冲突，并逐渐形成了各种互联网及现实中的“同温层”，隔阂与对立乃至冲突，成了互联网时代政治交流的主旋律。至于为何这样，就和互联网平台信息“短平快”、知识碎片化、发表言论方便但缺乏门槛和追溯性导致谣言和仇恨言论泛滥、易放大极端化的声音等有关，说起来又是很大的话题，在此就不展开了。
总之，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加剧了不同身份立场者的冲突，自然也强化了“身份政治”。人们根据自身的身份、价值观、利益诉求，分成不同的阵营相互谩骂、羞辱，乃至“人肉搜索”和线下攻击。互联网上各阵营的斗争，在民主自由的欧美，立即转化为现实中的政治对立与博弈。而2010年代至今，又逢欧美和世界局势的剧烈变动，尤其政治的极化与社会的撕裂加剧，让“身份政治”的价值水涨船高，反过来也又加剧了各种撕裂与对立。而“身份政治”导致的欧美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撕裂与对立，在2016年美国大选及特朗普当选后，达到了迄今的最高潮。（因为美国是欧美各国中国民群体最多元、社会矛盾最尖锐、“身份政治”最明显的国家，所以以下以谈美国的“身份政治”为主为典型）
而作为反建制的“异类人物”特朗普能够成功当选美国总统，本身就是“身份政治”促成的。如前所述，“身份政治”一直伴随着二战后欧美社会的发展。2008和2012年，作为黑人的奥巴马连续当选美国总统，“身份政治”就起到重要作用。虽然说根本上还是因为奥巴马的政纲和政绩得到过半美国民众认可，但其作为黑人的身份，也成为黑人及其他一些少数族裔投票给他的原因。2008年和2012年大选，分别有95%和93%的黑人将票投给了奥巴马，而白人只有43%和39%投给他。显然，“身份政治”对奥巴马的当选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2016年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也想复制奥巴马的成功。她在坚持奥巴马的种族平权政策同时，还主打女权主义（这当然也与她自己的女性身份有关），以此希望得到更多女性的选票。而对于其他弱势和少数群体，如LGBT群体、亚裔拉丁裔阿拉伯裔少数族群，以及传统的民主党支持者劳工群体，希拉里也都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承诺保障他们在既有平权运动中的所得，并进一步改善他们的处境。这些举动，都涉及对特定群体的支持和承诺，显然也是在利用“身份政治”牌。当然，希拉里竞选总统并不只靠“身份政治”，而是其丰富的从政经验和成绩，以及充分的执政能力。按照大多数美国内外观察者的看法，2016年希拉里几乎笃定当选。
但选举结果令世界惊讶。从竞选之初就完全不被看好、进入终选后也被认为将是希拉里大比数胜出的陪衬的特朗普，居然击败了希拉里当选总统，而希拉里抱憾而败。虽然从普选票看，仍然是希拉里得到了更多选票，但因为美国特殊的“选举人团”制度，特朗普依靠在更多州份选情的相对优势，尤其几个关键州的胜利，得到更多的“选举人票”，以相对较少的普选票当选总统。但即便普选票少于希拉里，特朗普仍然得到了参与投票者中46.1%的选民的支持（希拉里是48.2%），与希拉里差距不大，足以说明其是有相当民意基础的。
那么，这说明希拉里利用“身份政治”竞选的策略失败了吗？事情并非这样简单。首先，希拉里仍然得到参与投票者中88%的黑人、65%的亚裔和拉丁裔、94%的黑人女性、77%的同性恋者、84%的“自由主义者（美国政治语境下的自由派）”的支持。
但为什么希拉里还是失败了？原因就是，她的对手特朗普更加成功的利用了“身份政治”。更深层的来说，是右翼、保守派、传统势力对于进步的、左翼“身份政治”的反噬，取得了成功。
二战后美国各弱势和少数群体的一系列民权运动和平权运动，以及取得的不俗成就，极大冲击了旧秩序和旧有的利益格局。而相关的“身份政治”潮流，也打击了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与保守势力。而支持和参与“身份政治”者对诸如女权、LGBT权利、少数族裔权利的强调（甚至有时是过度的、令一些人厌烦的强调），以及逐渐衍生的对自己作为女性、黑人、同性恋等特殊身份的自豪感甚至反向优越感，尤其对相对的男性、白人、异性恋者某些既得利益乃至其身份本身的批判（既有合情合理的，也有各种偏激的恶语和行为），更是刺激了传统上占有优势和话语权的力量。而进步势力构建“政治正确”，禁止对弱势群体少数群体的侮辱诽谤甚至一般性批评，并对触犯者进行“取消行动”，迫使各种机构开除触犯者，当然也触怒了传统势力。
这些几乎必然的引起传统的、保守的、既得利益一方的反感和反弹。当进步势力强调弱势的少数的各群体利益重要性、独特性时，也自然凸出了对立者的身份。所以，传统保守的既得利益一方同样形成强烈的身份认同与增强内聚力（很多原本不在乎自己身份的白人、男性、基督徒、异性恋，也在“身份政治”波及下“觉醒”，并参与到基于身份的对立冲突之中），并且对进步势力方的对应群体发起反击，就可谓水到渠成了。因此，在美国，与那些弱势、少数、新兴群体相对的既得利益、主流身份的、旧有和传统的势力，如男性、白人、异性恋等群体中的激进保守者（立场保守态度激进），就形成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和相应的意识形态及行动路线。而其价值观和行为，几乎与进步势力恰恰相反，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故意。
就像进步势力的“身份政治”强调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被压迫和歧视的历史与现实，要求平权和强调作为特殊群体的权利，保守势力就鼓吹白人优越主义、强调白人在美国的主导地位和更大贡献，要反对平权政策的“逆向歧视”；对提倡女权主义者，保守派就强调男性的价值与贡献，并利用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习惯等为男权主义背书；对倡导LGBT权利者，保守派就发表各种反同性恋反跨性别或变相反同反跨的言论，强调遵守传统价值和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并同样利用宗教思想支撑其传统理念。
保守派的这些价值观和立场主张，很多都来自于美国传统价值观和约定俗成的理念，而美国的“传统价值”，就约等于基督教保守派思想，尤其基督教福音派和基要派的价值观念。其核心价值观念包括信仰上帝（不是自由派那种仅仅当成心灵寄托，而是真的认为一定有上帝）、严格遵守《圣经》等基督教义、因循守旧、男尊女卑（这个可以从《圣经》找到很多原文）、反对科学（但并不反对日常科学工具使用，只反对科学观念不反对具体且日常的技术，可谓“基（基督教）体科用”）、反对同性恋（这当然也是来源于宗教价值）、消极自由（反对大政府、支持持枪权等）等。正是如此，美国保守派的核心即是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美国男性、白人、异性恋都持如此立场。相反，很多男性、白人、异性恋是支持女权、少数族裔权利、LGBT权利的。但哪怕有50%以上的“主流群体”导向保守派，就足以对弱势和少数群体形成相对优势和打击。因为“主流群体”不仅占了人口的大多数（或起码相对多数），更是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话语权。很多保守派说“美国已经被左派/少数群体把持”，并不是事实。除了高校在内学术界和主流传媒界的确是进步势力占绝对优势、群体成员多元化程度高，其他如政界、商界、军界、法律界等，仍然是“主流群体”占绝对优势，只不过其中有些倾向于进步派有些支持保守派。
在美国二战后这么多年的民权运动与平权运动中，“主流群体”的态度是复杂的多变的。1960-1970年代，既有残暴杀害民权人士的白人暴徒和镇压民权运动的保守派白人警察（尤其美国南方一些州份的臭名昭著的持种族主义立场的白人警察），也有与黑人、女性等站在一起奋勇抗争的男性白人公民。而大多数民众是一种观望态度，但时而也会参与到对民权运动的支持或抵制中。后来的政治变迁中，里根、克林顿、布什、奥巴马等保守派和进步派交替当权，也反映出美国民众意识形态的波动变化。整体上看，“主流群体”中倾向进步派、支持弱势和少数群体的，与倾向保守派、反对平权的，可谓不分伯仲，各有消长。
而2016年特朗普的胜选，反映了保守势力的得势。而选前特朗普公开支持者的相对稀少，和开票后反映的特朗普支持者的巨大数量，以及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保守势力走上前台活跃，都反映了潜在保守的、反进步反平权的力量的强大。而这些人很多程度正是被“政治正确”压制的人群，是进步势力“身份政治”所排斥和对抗的对象。
前面已经提到，“政治正确”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而设立，“身份政治”的目的也是弱势群体和少数群体平权。但“政治正确”的高压下，人们的言论显然受到了限制。而且，每个人都有通过言语表达想法（包括一些不太“政治正确”的想法）和宣泄情感（免不了有憎恶和仇恨）的诉求，而“言多必失”，总会有些不恰当言论。尤其在与他人发生冲突时，很多人更容易发表冒犯和仇恨言论。而支持“政治正确”者往往不乏吹毛求疵者，对发表“不政治正确”言论者口诛笔伐，甚至要求政府、学校和公司开除当事人，禁制类似言论出现。这当然会引起仇恨和反弹。
而“身份政治”中弱势群体和少数群体的一些诉求，曾经被相当多的“主流群体”所支持。但时日已久，很多人对黑人、女性、同性恋等群体不断强调自身特殊权益、尊奉自己弱势者身份的言行，变得厌倦和反感。“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对他者尤其异质群体的苦难，旁观者更多像鲁镇百姓看待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一样，有些同情但更多是憎恶。当这些群体成员喋喋不休的讲自身身份认同的重要和自豪，要求实现自身权利和尊严，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逆反心理，由支持变成反对。而且，很多人也认为，经过这些年的各种运动和改革，弱势群体、少数群体早已得到了足够的平等和补偿，现在已经由平权变成要特权了。虽然这并不符合事实（有各种严谨详实的调查，例如皮尤研究中心的各种相关调查数据，证实各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仍然处于相对弱势处境），但弱势和少数者处境的确已有很大改善，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极端恶劣与无助。
同时，有些似乎是“主流群体”的群体及个人，认为进步势力忽视了他们才是“弱势者”。这以美国“锈带州”大量失业破产的工人阶层、美国内陆和南方农村居民为典型。这些人很多是白人、男性、异性恋，但并不觉得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反而自觉是被遗忘的群体。因为民主党的亲劳工立场，他们中曾经有很多人投票给民主党。但从奥巴马以来，起码在宣传和给人的直观印象上，民主党更关心那些更明显属于“少数派”的群体如黑人、同性恋，而忽视了劳工和农民。这就让中下层白人男性感到强烈的失落感和被抛弃感。
而且，这些白人男性乃至他们的妻子孩子，价值观是比较保守的“大老粗”。他们本来就对民主党那些进步的、积极自由的政策不感兴趣甚至反感。而奥巴马、希拉里强调黑人、女性的权利，大谈环保、同性恋、全球化，他们就越发厌恶了。他们认为自己沦落到现在，正是因为环保和全球化。只不过奥巴马还比较亲民、亲劳工，支持率还相对较高。而希拉里属于高高在上的精英女性，不接地气，不仅“老白男”们不喜欢她，很多保守的白人女性也厌恶她。
而这时，保守派对他们伸出了橄榄枝。保守派深知这些“锈带州”和内陆白人工农及家庭主妇的好恶，就利用宗教、种族/民族/国族及其他各种民粹主张拉拢他们。例如保守派声称，是中国夺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是中国的工业品和农产品侵占了美国市场，而民主党的全球化政策成为中国“经济入侵”美国的“帮凶”。而宣传白人优越和白人至上理论，也暖了这些被民主党冷落的“劳苦大众”的心。他们还宣传基督教福音派思想，以麻醉这些知识欠缺的平民白人。这些平民乃至底层的白人，在沉沦中感到了关怀和希望。再看看倾向民主党的主流媒体反复宣传的黑人权利、LGBT骄傲游行，以及他们认为不是福音而是祸害的环保活动、全球化政策，他们中很多人坚定的选择倒向共和党。至于民主党倾斜给他们的各种福利保障，在他们心中抵不过传统价值尤其宗教信仰。他们也认为这些福利只是全球化的“残羹剩饭”，一厢情愿的指望打击中国的工农业、停止进口中国商品，让他们的工作饭碗和产品更值钱（这种想法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果都错了的）。
而还有很多社会精英，虽然日常公开场合不反对甚至支持“政治正确”，但其实内心是反感黑人、同性恋、女性的，只是担心丢了工作、遭受孤立，不敢公开说出来。即便民调时，也有些人撒谎说不支持特朗普。但是投票则是秘密的，他们完全可以表达真实立场。而且，正是由于“政治正确”的压抑，以及对进步势力要求给予弱势和少数群体更多权利和尊重的“身份政治”的逆反，他们有更强烈的动机去支持特朗普这样敢于打破“政治正确”、反对给弱势群体少数群体让渡更多利益的候选人。
特朗普本人的各种特质及言行，也正是反“政治正确”、反进步“身份政治”同时擎起保守“身份政治”旗帜最合适的承担者。在特朗普“横空出世”以前，代表保守派的共和党屡屡输给民主党，就是因为前者在常规的“辩经”中无法战胜后者。例如奥巴马就是个非常“政治正确”的人，他自己就是作为少数族裔的黑人，政纲要求尊重弱势、维护和平、提倡科学，非常在乎民权和社会正义。而他在总统竞选中的共和党对手麦凯恩、罗姆尼，都是传统的保守派绅士。他们不会撒谎、谩骂，也承认“政治正确”是正确的（起码不会公开反对），只能重复强调家庭伦理、爱国主义、个人自由等传统价值，难以辩得过奥巴马，更不讨左倾和求变的年轻人喜欢。同样，如果是他们或彭斯、卢比奥等人对战希拉里，大抵也会败下阵来。
而特朗普不同，他的突出特点就是敢于打破各种“政治正确”，其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宗教歧视、反智反科学等言论几乎充斥了其所有公开和私下的讲话。而且他还敢公开传播谣言和阴谋论，例如声称希拉里贪污腐败、奥巴马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创始人、气候变暖是谎言等。据统计，他竞选总统和执政期间共发表过超过2万条谎言，平均每天超过10条。这不仅让反“政治正确”者觉得出了不能“自由发言”的气，还可以破坏基于“政治正确”的竞选论辩。按照美国建制派的政治规矩，共和党很难战胜民主党，而特朗普则直接扯烂了文明的幕布，打破了“政治正确”的束缚，表达了很多保守派不敢说或者说了无法产生影响力的观点和主张。
特朗普看似荒诞疯狂的言行背后，是美国数千万乃至更多保守派对“政治正确”的反感和对进步势力“身份政治”的反弹。特朗普依靠另一种“身份政治”，再加上利用了美国选举制度的缺陷，成功当选美国总统。这同样可以从2016年美国大选选民的取向统计证明。有81%的保守派、90%的共和党人（包括90%的共和党男性和89%的共和党女性）、81%的白人福音派和重生派基督徒投票给了特朗普。而特朗普也在白人（57%：37%）、独立人士（47%：41%）、男性（52%：41%）、已婚者（52%：44%）、新教（59%：37%）和天主教（52%：45%）及其他基督教派（55%：41%）信徒、异性恋者（48%：47%）、退伍军人（60%：34%）、高中及以下学历者（51%：44%）、郊区（49%：45%）和乡村（62%：32%）居民中，得到了相对更多的选票。尤其在白人（占总投票人数的70%）、基督徒（74%）、异性恋者（95%）这三个占美国选民大多数的群体中，均获得了多数的支持。这同样是“身份政治”的胜利。（注：特朗普和希拉里得票相加不到100%是因为还有其他几个候选人，他们合计得到了4.7%的有效投票）
值得注意的是，52%的白人女性投票给了特朗普，投票给希拉里的只有43%。这反映了“身份政治”本身的非全能性，以及多重“身份政治”冲突的影响。按“身份政治”乃至某些一般印象，女性应该支持女权主义。希拉里不仅支持女权主义，本人还是女性，但为什么大多数白人女性反而投给了特朗普（即便在全体女性中，希拉里支持率也只有54%，而特朗普是41%）？
第一，是女性未必支持女权主义；第二，是多重身份、多个价值取向的人，面对身份和价值观的冲突，会选择某个最看中的价值观、根据最优先认同的身份来投票。美国是一个保守主义气氛浓厚的国家，女性也不例外。甚至很多家庭妇女、农村女性，往往比男性还要保守。就像“多年媳妇熬成婆”后也成为欺压儿媳的恶婆一样，很多女性也非常反对女权主义。尤其受与“程朱理学”有某种神似的基督教保守派思想影响的女性，视现代女权主义如洪水猛兽，对像希拉里这样抛头露面、独立自信的女性非常厌恶甚至仇视。所以，很多白人女性本来就不赞同甚至反对女权主义，所以希拉里凭女权主义及女性身份，当然不能得到她们的青睐。这也反映了“身份政治”并不总是有效。
而且，“身份政治”中存在多重身份的相对矛盾，多重身份者面临何种身份为优先认同的纠结斗争。一些白人女性并不在乎相对独特于男性的女性身份及特殊利益诉求，却更在意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和白人血统和文化。在美国内陆（尤其南方内陆，所谓“深南部”诸州）、乡村、低学历和低收入家庭，很多女性是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信徒，也是白人至上或白人优越主义者。即便不是强烈的种族主义者，但也对少数族裔的种族平等等诉求反感或无感。就像《乱世佳人（飘）》中描绘的那些南方白人妇女，很多都是亲近“3K党”的种族主义者或附和者。包括《乱世佳人》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本人，也起码是同情种族主义的（当然她自己或许不觉得如此）。这从《乱世佳人》的内容和感情倾向就可看出。这样的女性在当今美国仍然很多。即便其中有些人对女性身份自豪甚至支持女权主义，但她们更在乎白人身份和基督教信仰。所以，她们宁可投票给侮辱女性、反对女权的特朗普，也不投票给女权主义者希拉里。
总之，特朗普依靠右翼的、保守派版本的“身份政治”，取得了2016年大选的胜利，并极大影响了美国和世界的现实社会与历史行程。而保守势力“身份政治”的形成和胜利，恰恰是由于进步势力“身份政治”造成的影响和刺激。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对美国政治变动尤其特朗普当选问题进行的评论，就分析过“身份政治”的影响。后来，他还写了《身份政治：对尊严和认同的渴求》一书，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他的核心观点之一，即是认为进步势力对“身份政治”的强调和运用，刺激出了保守势力对其相对身份的认同、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及广泛的动员，最终导致特朗普的崛起和执政。我对此观点是非常赞同的。
无论是进步势力为强调少数群体认同和利益诉求的“身份政治”，还是保守势力为维护既得利益和旧有地位与尊严的“身份政治”，都将社会裂解为一个个基于其相对独特身份、内部高度同质化的群体，并根据“进步”和“保守”分化组合为两个阵营，“认人不认理”的站队、“党同伐异”式的争斗、“你死我活”般的博弈，将美国乃至世界许多国家撕裂，也在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信仰间设下高墙和堡垒，令世界进入更加分裂、对立和动荡的新的历史阶段。
不仅在美国，全球都出现了基于“身份政治”（或与“身份政治”类似的基于种族、文化、信仰、地域、价值观等形成的“对内高度认同”和“对外强烈排异”）的群体及相关的运动、行动。在印度，自从纳伦德拉·莫迪成为总理后，印度教民族主义声势日盛，并将反伊斯兰、对抗中国作为其主要的政治信条，并根据反伊反中的信条做了不少实际行动；在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以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为旗帜凝聚人心，打击世俗的凯末尔主义者和试图分离出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以图恢复“奥斯曼帝国”的旧日威风；在俄罗斯，普京也强调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与东正教传统，以此团结国内和对抗西方；而台湾地区的“蓝绿恶斗”，以及涉及“本省人”与“外省人”、“军公教”与普罗大众、“独派”和“统派”的争议冲突，也都有明显的“身份政治”色彩；而在中国大陆，基于阶级、性别、地域、民族和宗教的争议也很激烈，只是由于中国的专制体制及维稳与舆论控制，更多停留在“键政”这种口头层面，对线下影响有限（但对现实仍然有一定影响，起码是政府重视的民意，并可以影响一些具体事件，发言者也时有被举报被学校和单位开除者）。
这些国家和地区各种群体的动向，与美国的“身份政治”有一定的差异，但本质上都是强调独特的身份认同，并且树立向外敌视仇视的对象，以强化团结、对抗“敌人”和达成目标。而从现状看，不谈这些“身份政治”是非对错而只看效用，他们团结“自己人”和实现某些政治、意识形态、利益诉求的目的，还是颇为成功的。
“身份政治”之所以好用，就是因为它在很多方面符合人性的特点和现实的需求。“身份政治”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为不同身份的人的冲突，并且默认相同身份者利益和立场一致，就符合人抱团结党的特性。而且，同质群体确实有更多共同语言、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而人不仅爱“党同”，还热衷“伐异”。人们对于体貌特征、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不同的他人，往往自然产生隔阂。而一旦有了很多接触，尤其涉及到利益冲突，就很容易产生歧视和仇恨。而因为人的“党同伐异”，所以往往会环护同类、鄙夷异类，因此各种个体冲突往往上升到群体间的对抗。然后双方的每个个体都被裹挟进冲突，被对方群体所恶待，然后引起反弹，双方你来我往，恶性循环。
这种恶性循环下，大多数人很难跳脱，反而被深深的裹挟和进一步的参与。这不仅有“身不由己”的逼迫，更有仇恨产生的动力。相对于爱与和平，冲突和仇恨其实更能激发人们参与某些行动的动力，尤其是舍生忘死、不计血本的参与。“身份政治”下的恶斗，的确会“劝退”一些旁观者，但对于相关身份的涉及者尤其已经付出代价者，反而会更加坚定的参与。这又是“身份政治”对人性的利用和诱导。
还有，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由于其知识水平、思维能力、日常精力、所处环境的限制，对于很多复杂艰深的政治议题和意识形态争论，是难以充分了解和正确认识的，有些人干脆对政治就没有兴趣。即便是发达国家的公民，受教育水平也有限，很难搞懂一般只有专业人士、学者教授才能搞懂的政策主张。人们也都忙于挣钱养家，闲暇也都主要在放松娱乐，对政治的关心有限，没有空闲去认真详细了解各党派和各政治人物的是是非非。而如果搞“身份政治”，让人们按照自己的身份、信仰、立场站位，大家就容易理解也更容易做到了。而且人们也会认为，既然政治是要为自己争取利益，当然要站在自己人一边，是非不重要（头脑更简单的，会不加思考下觉得自己立场就是对的，自己“是”别人“非”），重要的是立场。还有，以前很多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根本就不去参与政治，连投票都不去。但在“身份政治”的影响下，“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和“价值”，有了作为某种身份者的责任感自豪感，就踊跃参与政治活动、积极为“代表自己”的个人和政党投票了。这就让“身份政治”风靡世界。
很多自由主义者、个体主义者十分鄙夷“身份政治”，认为将个体与群体身份捆绑，本来就是一种愚昧的行为，有损个人自由，也不利于对普遍性的自由民主的追求和维护。这是有道理的，但却不符合人性和政治的现实。普世的诉求虽然人人向往，但是却也难以形成凝聚力，起码难以单独起到政治动员的作用。
这有诸多原因。第一，自由民主是相对缥缈的东西，虽然也会实实在在影响现实，但却不是那么立竿见影。除了少数自由至上者和民主信徒，大多数人追求自由民主，是为了更具体的、特定的诉求，而非自由民主本身。即便实现了自由民主，也未必能达成想通过自由民主达成的目标。而人们对宽泛的自由民主缺乏兴趣，更希望达成其具体目的。人们还需要即时的回馈和刺激。自由民主却需要人遵守规则和克制、尊重他者的自由和利益，反而是要压抑人性欲望的。只有“身份政治”塑造的明确目标、营造的对内“同温层”和对外“党同伐异”，才能满足人们特定的、短促的、激进的目的。第二，正因为自由民主是普世的，所以争取它的人太多太庞杂，异质性太强，所以追求者难以团结，往往因为其他分歧而分道扬镳。而“身份政治”中同一群体同质性非常高，即便也有内斗，但是更有一致的利益与目标。第三，群体和大众需要明确的、强烈的、共同的信仰和组织，以形成共识、相互合作、集体行动。而纯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对这些恰恰是排斥的，更强调个体意志和自由选择。这就导致某种“自由散漫”，不利于团结和行动。追求自由民主的一个重要障碍，恰恰是自由主义本身的特点暨弱点。
回顾历史，许多推动自由民主、结束极权的运动，都是以民族主义、宗教信仰等作为动员方式的。例如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普遍被认为是自由民主的胜利。但真正对二者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动员了更多力量参与变革的，恰恰是各国民族主义力量及一些宗教力量。东欧各国尤其波罗的海三国民众的反俄主义情绪，更胜于反专制的热情。例如第一个脱离苏联独立的国家立陶宛，优先诉求的是民族独立而非实现民主化。而波兰的剧变，也是波兰人强烈的反俄倾向加持及天主教力量助力的结果。而俄罗斯人反抗苏联，很大程度也是因为苏联为国内团结而压制主体民族和最大成员国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比苏东剧变早数十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波兹南事件”，虽然普遍被认为是反抗专制极权，但也都有着强烈的反苏反俄民族主义成分。
美国一直被自由主义者视为世界灯塔，并将美国二战以来战胜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苏联红色极权等各种邪恶暴政，视作自由主义的胜利。这也不符合事实或者说只是部分真相。自由主义的确是凝聚美国人心、让世界许多国家知识分子和人民倾心的思想旗帜。但是，在战争及冷战的具体组织和动员中，使用的思想武器并非自由主义，而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二战期间，美国正是将保卫自由民主融于爱国主义之中，强调个人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才激励了上千万美国男女参军作战。硫磺岛上飘扬的美国国旗，当然可以被认为代表着自由民主，但其实它还是更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后来的对苏冷战，美国也始终最在意国家利益而非自由民主，否则就不会扶植那么多臭名昭著的独裁政权，还与高度极权和极左意识形态的红色中国握手言和。后冷战时代美国与中国、俄罗斯、伊斯兰世界的对立与竞争，也更多是文明的冲突而非自由与专制的博弈。自由民主当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号召工具，但只有借助更有集体一致性的身份认同，才能发挥其抵御外侮的威力。
在自由民主与“身份政治”的碰撞中，往往经常是后者胜出。就像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本来是伊斯兰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合作推翻专制的巴列维王朝，但三方在巴列维王朝倒台后很快决裂。伊斯兰主义者轻松击败了自由主义者，击败社会主义者也没费太大功夫。这显然体现了伊斯兰宗教价值观和身份认同对穆斯林的强大凝聚力。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典型阿富汗塔利班，在各种劣势处境下坚持战斗二十年，击败了美国扶植的世俗的、有一定自由民主的阿富汗政府，重返喀布尔。这也反映了信仰和“身份政治”力量的强大。还有“阿拉伯之春”后各种政治势力在中东争竞，同样是“穆斯林兄弟会”等宗教势力斩获丰厚，只有军人集团和王权贵族可以与之抗衡，左翼社会主义者只在突尼斯等国有所收获，世俗自由主义者在变革中则被完全边缘化。以上这些例子均是伊斯兰教/穆斯林群体胜出，其实也是因为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高度信仰和对自身穆斯林身份的强烈认同。
当然身份认同感强烈的不止有穆斯林。1927-1949年国共争霸，中共最终战胜国民党，也是依靠强调“阶级斗争”的“身份政治”，广泛动员农民和工人，击败了相对强调自由民主的国民党政权。其实国民党政权的崛起和一度成功，也是有“身份政治”加持的，即以汉民族主义、中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团结汉族公民。但后来，“中华民族主义”也被中共利用包装自己，再加上对“阶级”的强调及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鼓吹，获取了更多支持，最终赢取了决定中国百年命运的两党搏斗的胜利。
最近几年最能反映“身份政治”强大威力，尤其其鼓动、团结、破坏能力的，是2019-2020年香港反修例运动。在反修例运动之前，香港关于追求更多自由和民主的活动一直在进行，但一直是以相对温和平静的方式进行的。即便2014年声势浩大以要求“真普选”为目标的“占中”运动，整体上也相当平和。后来数年，因为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香港的自由民主越来越受到限缩，但香港大多数民众都很平静，并没有多大的现实反应。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大多数民众虽心向自由民主，但却并不热衷政治，主要还是想的挣钱养家，在物价高昂的香港生存下去。
很多香港人甚至会为了一些恩惠，投票给建制派。在香港回归后的二十多年里，在政治色彩较淡的区议会选举中，建制派能够得到超过五成选票，泛民只有四成，还有不到一成是中间派（当然2019年区议会选举除外，这次选举情况特殊）。在政治色彩较浓的立法会选举的普选票中，泛民占有五到六成，建制派也有四到五成。而区议会和立法会投票率都只有五成左右。这说明香港民众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并不是那么强烈，起码有一半选民对政治非常冷淡，只想拿选票换一些现实利益。
与主张自由民主的力量日益消沉相比，香港本土主义势力逐渐抬头。这些人也追求自由民主，但更强调“香港人优先”的本土主义立场。还有一部分本土派更加激进，鼓吹“香港城邦论”及“香港独立”。
而香港本土派的崛起，很大程度在于香港本土居民与大陆人的隔阂与冲突。香港回归以来，由于语言、文化、价值观、习惯的差异，以及对香港有限的资源和机会的竞争，香港人与大陆人经常发生冲突，虽大多是个体之间的矛盾，但日积月累，也成了两个群体普遍都有强烈感受的问题。而媒体的报道甚至炒作，双方一些人士的火上浇油（例如北大教授孔庆东辱骂“香港人是狗”事件和香港部分人集资刊登“蝗虫广告”事件），加剧了双方冲突。随着陆港两地交流的加深，冲突越来越频繁。而因为众所周知的大陆与香港在制度上的差异，也让港人对大陆缺乏好感，并恨屋及乌，对整体大陆人也逐渐有了敌意（当然这也有部分大陆人的责任，例如为专制辩护和攻击港人亲英恋殖，然后引起很多本来是大中华主义者的港人逆反）。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本土主义势力日益崛起。这些人不仅在思想层面构建“香港城邦论”等港独理论，还在现实中发动一些行动骚扰和攻击大陆人。例如早在2012年，本土派就发起“光复上水站”行动，抗议大陆“水货客”的走私活动。类似的活动还有很多，主要针对的是在香港将非自需购买商品进行“人肉走私”的大陆“水货客”。不过，由于香港法律对群己权界的限制，大多数歧视和冲突行为停留在口头、私下，或在公开场所以相对克制的方式表达，很少酿成大规模冲突。但这仅仅是“不敢”、“不能”，而非“不想”、“不愿”，部分香港人对大陆人的仇恨在不断积累，排外和独立倾向越来越强。
终于，在2019年，借着对香港政府拟推出的《逃犯条例》的不满，香港本土主义势力将反中国（他们否认自己是中国一部分）、反大陆人、追求自决和港独的长期蓄势转为现实行动。超过一百万香港人参与了这场运动。运动一开始还较为和平，主要诉求也只是“撤回《逃犯条例》”。但因为政府低估了港人的反应，尤其林郑月娥等人的处置失当，抗议越发激烈，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参与到示威游行之中。在游行示威中，“反《逃犯条例》”被称为“反送中”，已经体现出其反大陆的本土主义色彩。这些香港市民所厌恶的，不仅是大陆的执政党和统治集团，也包括整个中国、几乎所有的大陆人。这场行动也不仅是为反对《逃犯条例》，而是香港本土主义思潮下，本土自决行动和反大陆/反中国情绪和行为的总爆发。
6月，双方冲突激化。以6月12日示威者冲击立法会为界限，和平示威逐渐变为暴力冲突。而后来的7.21元朗袭击事件和8.31太子站袭击事件，是建制派和警察暴力的高峰，也更加激怒了反建制派。从6月开始，示威者开始袭击大陆人、冲击中资机构、袭击亲建制派人士和店铺，打砸抢烧无一不为并普遍化。凡是表露出大陆人身份的人，无论是记者、游客、学生、职员，都遭到了暴力攻击，连在港大宿舍回避冲突的大陆学生也遭到骚扰。此外，其主要口号也变成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香港独立”的口号也时常出现，并打出相应旗帜。后来，冲突还演变为街垒战，以本土派为主的反建制派坚持“武装斗争”了数月之久。而相对和平的主流抗议者，也不顾辛劳的在街头日复一日的抗议和掩护暴力者。直到后来，因为新冠疫情的爆发（此事非常意外，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个“黑天鹅事件”），以及中共和港府各种软硬兼施，暴力才被平息，和平的示威和各种运动也逐渐停止。
而能够支撑超过百万港人前前后后超过一年（其中激烈冲突期约半年）的高强度示威游行、制造和承受暴力的，正是香港本土主义所构建的“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价值认同，及其衍生的价值观念与相关利益诉求。其认同、价值观及诉求的核心内容是（以下内容仅为代其表述而非认同，相反我并不认同还强烈反对）：香港人是一个独立的、不同于中国人更不同于大陆人的、有着自己独特历史、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共同利益的族群，与中国人、大陆人利益不一致乃至相对立，并受到来自中国大陆及大陆人的各种“入侵”和“毒害”，要拒绝和排斥中华文化及中国人/大陆人，实行“香港人优先”的政策，并以香港与中国高度切割、“民族”自决乃至独立为最终目标。而反修例运动的大部分时段（除了最开始几个月），反建制派港人基本都是以这样的认同、价值观和诉求为动力和目标参与运动的。
一些政治观察人士将反修例运动视为捍卫自由和追求民主、反抗专制极权的运动。这当然也有道理。具体道理许多人都说过，我在此就不重复了。只说一下自己的不同意见。虽然整个运动有追求自由民主和反专制成分，但这只是其价值和诉求的一部分，且起码在2019年下半年冲突最激烈时是相对次要的缘由。而反修例运动最主要的价值观仍然是香港本土主义为基调，最具代表性的口号还是那句极具港独色彩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如果说运动的性质和主打价值观还有争议，但动员百万港人参与，尤其其中至少上万人参与暴力的动力，主要当然是香港本土主义思想，既包括对作为香港人的骄傲自豪及港人优先权的维护，更有对中国的厌恶与对大陆人的痛恨。如前所述，仇恨而非爱与和平，才是让人们舍生忘死投入政治运动的最大动力。香港人对自由民主虽然向往，但很少有愿意为此死难者。“占中”的相对平静，更能展现港人对自由民主的态度。而像反修例运动这样激进暴力，只有被侵犯了具体的利益，有了明确仇恨对象，才能做到。而各种激进行动和持久抗争，也需要明确的身份认同和内部团结，以明晰目标和分工协作。这一切，自由民主思想是无法完全提供的。只有强调香港人认同并强烈排斥大陆及大陆人的香港本土主义思想，才能让部分港人为之舍生忘死、不顾一切。反修例期间的暴力行动中，流行的“香港人报仇”的口号，就非常可以体现以上的分析和猜测。
有人会拿港人对八九民运的支持、对六四的执着纪念反驳，认为港人也完全可以为自由民主而付出和坚持。其实，港人力挺八九民运、长期纪念六四，同样有身份认同的因素。只是那不是香港本土主义的香港人身份认同，而是大中华主义的中国人和中华民族身份认同。许多港人之所以在1989年付出巨大心血支持民运、营救学生，既有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追求，更在于作为中华儿女的血缘与文化认同。否则，为什么越南、日本、蒙古、巴西、以色列，这些国家及民众，没有如此倾心投入八九民运和纪念六四？原因非常简单，他们并不是中国人。而六四血案后，虽然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都不同程度表达对中共谴责，还收留了很多中国学生和难民（“六四绿卡”），但关注六四力度也不如香港，同样是因为他们和中国是异国异族，香港是同文同种。港人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追求，包含着强烈的家国意识，港人的“民主之梦”是从“中国心”萌发的。
而随着近些年香港大中华主义的消退和本土主义的崛起，参与纪念的六四的人数逐渐减少，关注力度也不断下降。即便没有《国安法》的出台和一系列镇压行动，对六四事件的纪念在香港也会越来越淡。这也反映了港人身份认同的变化。当部分港人不再认为是中国人，就会认为六四是“外人”的事，于是不再关心或至少不那么热衷。这也更加证明了身份认同而非自由民主，才是召唤和动员相关人群参与政治的最大动力。
当然，从更深的层次、更根本的原因来说，部分香港人排斥大陆、仇视大陆人、厌恶与中国有关的几乎一切，确实是因为大陆缺乏民主自由，没有法治和公平。对《逃犯条例》的抗拒，也是对大陆专制极权的恐惧。但是，引起香港人愤怒和对抗的直接原因，仍然是与大陆及大陆人的各种价值观和利益冲突。港人所攻击的对象，仍然是具体的代表中国大陆和中国人（而非仅仅代表中共和统治集团）的人和物。他们不关心中国大陆是否会自由民主，也不指望大陆同意香港实现普选和更多民主，只是希望和大陆早日切割、和中国断绝关系。
甚至，这些港人在运动中一方面猛烈攻击代表中国和大陆人的人和物，另一方面却有意避开对中共重要人物和执政集团敏感点和象征的攻击。例如他们极少提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在大陆的“黑历史”提及也很少，也没有特地的刻意的攻击过中共。这不像是无意间的忽略，而应是故意而为。至于原因，我个人估计，一是为强化其反中色彩、与中国大陆民主问题切割（以抵制支联会为代表的大中华民主派“建设民主中国”的立场）；二是试图以此减少中共对其的打压，让中共放过他们，他们不反对中共搞独裁，换取中共允许他们搞“香港人优先”和港独，互不干涉。他们在各种文宣和演讲中，都是强调反对“中国”而非“中共”，强调“自决”而非“民主”。
因此，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声势浩大和反抗激烈，主要在于其发起了“身份政治”而非强调追求自由民主。我并不赞同这些示威者的大部分主张（只赞同“双普选”等纯粹追求自由民主的成分，反对港独和本土排外内容），更反对主动的、针对相对弱势和落单者的暴力。但是如果纯粹从动员效果和产生的影响看，香港本土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是非常“成功”的。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的发生，反修例运动的结果还很难说。相反，如果只强调自由民主和反专制，就难以吸引如此多的人参与，更难动员人们参与暴力行动。
不仅是香港，很多国家关于追求自由民主和反专制的运动，往往都是以强调其族群身份的“身份政治”进行动员的。例如发生在乌克兰的2004年“橙色革命”和2013年“广场革命（亲欧盟示威运动及冲突）”，都带有一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色彩，并以反俄罗斯渗透干预为重要诉求。今年的俄乌战争，乌克兰人反抗俄罗斯的入侵，也是在捍卫自由民主的乌克兰，但主要动员理由还是反俄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而近二十年泰国发生的多次政治抗争，如反王权和反军人的示威，示威者也是有特定身份、派系、具体诉求的，而非简单的支持自由民主。如泰国的“反独裁民主联盟（红衫军）”主要由泰国农民组成，强烈支持民粹政治人物他信及其家族，其各种政治活动与其说在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不如说是表达对他信民粹式民主的拥护，以图维护农民阶层的利益；“黄衫军”则主要由城市中产阶级组成，是反他信、亲王室的政治力量，名义上也支持民主，但却相对亲近王室和赞同军方对他信阵营的镇压（因为中产阶级人数少于农民，在普选中总是失败，所以联合军方镇压农民，以维持城市中产的政治地位）。
还有一些颇有规模的政治运动，就与追求自由民主基本没有关系，“身份政治”起到压倒性的作用。典型就如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苏格兰独立运动、北爱尔兰独立运动。西班牙和英国均属于自由民主国家，其国内各地区的自由民主程度也没有差别。但是像加泰罗尼亚、苏格兰、北爱尔兰，还是有非常大比例的公民希望脱离现在所属的国家而独立。这里边当然有现实利益原因，但还有身份认同、价值观念等非物质原因。其中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还长期接受英国政府的“转移支付（主要来自于英格兰地区的税收）”和各种优惠政策支持，并受益于作为英国这个老牌世界强国一部分的各种好处（例如优良的国内市场、强大的军力、世界第一梯队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如果独立，这些好处都没有了，但他们还是要独立。所以他们并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独立，而是民族和教派认同等原因。
一些香港本土主义者、港独分子，就或公开或私下的将香港与北爱尔兰相比。他们中的“勇武派”把自己比拟成暴力组织“爱尔兰共和军”，称赞后者武装反抗英国政府、谋求北爱独立的态度和行为。而在反修例运动中的一系列暴力，也的确与北爱反英分子所作所为类似。很多本土主义者也公开声称，即便中国大陆实现了民主化，他们也不愿意香港与大陆融合，仍然会追求自决和独立。他们这样想，是有一定民意基础的。《国安法》颁布前几年的多个关于港人身份认同的独立民调中，认为自己是完全“香港人（而非中国人）”的港人达五成五，认同是“中国人（而非香港人）”的仅一成，其他三成五认为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国人”。
虽然民意总在变化，更久的未来中国大陆和香港如何变迁尚未可知，但香港的确已形成了相对独特的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港人和大陆人也有很多隔阂冲突。尤其是港人和大陆人对资源、生存空间等现实利益的争夺，更是难以调和的矛盾。未来即便中国实现了民主化，香港也很难和中国大陆完全融合。相反，民主体制的中国，更难压制部分港人的独立倾向和行为，毕竟民主政权不方便像专制政权那样不择手段的镇压。那时香港若仍有大规模的对抗大陆行为，就完全无法用现在许多人认为的“民主自由与专制极权的对抗”来解释了。
同理，中国的新疆、西藏问题，也并不是有了自由民主就能解决，相反那时维藏两族追求独立的浪潮可能更加强大，各种冲突会更加频繁激烈且难以收拾。这早已有了苏联、南斯拉夫的前车之鉴。而共和国建国数十年来新疆和西藏少数民族的各种反抗对抗，同样是基于民族和宗教的“身份政治”为纽带，追求自由民主反而是次要的。即便在民族意识非常淡化的文革时期和80年代，维藏两族仍然有着较为强烈的民族认同，其他时期就更如此了。无论现在的专制中国，还是未来的民主中国，想要解决好新疆和西藏问题，首要的考虑还是如何解决民族矛盾和宗教差异（虽然我认为大抵无法有效解决，想结束流血可能只有分家（虽然分家之后未必就不再流血）和汉少聚居区人口置换），而非认为改善民生或实现民主就能天下太平。而故意不提及民族矛盾和宗教差异试图淡化问题，更是相当于掩耳盗铃，除了骗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我在文中讲这么多，尤其详细谈香港反修例运动，就是希望让更多人明白，“身份政治”比自由民主更具吸引力和动员力，对中国和世界政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么，“身份政治”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如果不谈“身份政治”及其影响的性质（正邪），只论纯粹的效果，那“身份政治”是非常有效的。而如果从对进步与落后、正义与邪恶较量的影响上，那可谓正负参半。“身份政治”更多是一个工具，类似于互联网、枪支，好人可以用，坏人也能用。它也与“党争”颇相似，义士可以组党为国为民，小人自然用它营私舞弊。对于“身份政治”，我赞同弱势群体、少数群体、特殊群体利用其维护合情合理的、正当的、适当的利益；我反对既得利益者、优势群体、邪恶群体利用其维护不当的、超出必要限度的、损人利己获得的利益。
这看起来似乎是“双重标准”，但恰恰是公平正义的。就像进入文明时代后，发达国家往往有关于“少数族裔/少数民族/原住民/其他弱势族群”的保障专条，而并不需要对“主体民族/优势民族”加以特惠；同理，就像为什么有“残疾人权利”相关的机构和法规，而没有“健全人权利”相关的组织和运动；有关于“女性权利（女权）”的呼唤而不需要特地强调“男性权利”；有关于“尊老爱幼”的提倡而没有“照顾健壮青年人”的说法……这都不是“双重标准”，而是在现实不平等情况下对弱势的必要扶助，以向平等的理想状态靠拢、促进社会公平。
因此，我当然反对如美国保守势力那种鼓吹白人优越主义、基督教保守主义（甚至原教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身份政治”。相反，我赞同如美国进步势力为维护女权、少数族裔权利、LGBT权利、残疾人权利等而进行的“身份政治”动员。但是，我也反对进步势力和各弱势群体、少数群体过度强调自己的特殊身份、过于战斗性的对待异质群体、在言语上和行动中做出各种反向的歧视与优越行为。还有，无论持怎样的立场，都应该尊重基本的事实，据理力争、保持诚实，而不能否认客观事实、认人不认理、胡搅蛮缠、撒谎与欺诈。
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普遍认为，进步主义的“身份政治”是人为将所有公民拆解为不同的群体，并且鼓励一部分群体索要“特权”，破坏了平等性和个体自由。他们主张，应该“一视同仁”的对待所有公民，一切按照普适所有人的法律与制度对待之。这样的说法在中国自由派人士中非常流行，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见。当然，中国体制内精英也基本持这样的看法（当然他们还要既得利益者的特权）。
这样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本文在前面已经列举了大量事实和证据，清楚的说明了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各种非个人努力因素的差异，恰恰要保障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特定的权利、特别的需求，才能真正实现平等。
就像对于女性而言，且不谈社会文化和历史遗留问题对女性的不利影响，仅仅由于其与男性在生理基础上的差异，就需要有诸如女性生育权利和自由、女性就业的机会及必要的工作条件保障、保护女性免受家庭暴力及家暴后得到救助权利等。如果没有这些保障，她们即便再努力，整体和平均上的社会地位、收入、自由度、安全感等也远远落后于男性。（当然，对于男性因性别歧视和客观条件导致的相对损害，也需要有平权措施予以补偿。另外，女性在享受各项权利包括特殊权益的同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做出与所得匹配的贡献。不同性别者应该多体谅对方的难处尤其独特的难处，而非仅仅谈自己的需求和权利）
同样，对于残疾人，其由于种种外力、自我不慎及先天因素导致的伤残，就让他们无法做到像健全人一样程度的就学、就业、出行、办事，甚至穿衣吃饭都不能自理。而且，即便他们试图自立自强的学习和工作，仍然会遭遇大多数普通学校和一般单位的拒绝和歧视。哪怕一些残疾人有相当于甚至高于健全人平均程度的学习和工作能力，很多学校、企业也会出于各种顾虑（乃至仅仅是出于对残疾人的厌恶）而拒绝其入学和入职。面对这样的现实，如果国家和公共机构对其与健全人“一视同仁”，就等于对他们的遗弃。这对于文明的社会，是反人道的野蛮行径。何况，有很多残疾人的残疾，恰恰是健全人及社会各环节为自身利益而造成的（例如工伤、交通事故、战争），全社会尤其造成伤残者伤残的受益方，是有强烈责任做出补偿的。只有通过积极的介入和平权，提供衡平救济，才能接近相对的平等。
还有一些特殊群体，其实所求的，正是像大多数一般人那样过普通的生活、有主流群体那样的一般性权利。例如对于同性恋者，有一条重要的要求即是“同性婚姻合法化”。他们这个要求过分吗？他们仅仅是希望能像异性恋者一样拥有婚姻而已。当然，你说“同性恋和异性恋并不一样”，那不就是歧视吗？说好的“一视同仁”呢？除了少数激进的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大多数LGBT群体的诉求，仅仅是希望像普通的顺性别异性恋者有一样的权利和机会罢了。他们只是希望不被歧视的、光明正大的生活在世界上，不用为了并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性取向和性倾向而活在暗处。（当然我个人是倾向于立专法而非修改民法、先采用“民事结合”等方式保障同性恋婚姻权等权利的，并不赞同激进的、影响传统秩序和伦理的法律与政策大修。台湾的同婚专法就是很好的前例，值得大陆和其他国家地区借鉴）
起码在中国，老人这一群体也是遭受歧视、排挤、欺凌、虐待的对象。在中国互联网上，到处都是相对年轻的人（尤其90后、00后）对老年人各种“耍赖”、“撒泼”、“碰瓷”行为的谴责，以及对老一代人各种陈腐观念和落后言行的嘲讽。看起来似乎中国年轻人很有素养，而老年人则素质低下、丑陋不堪。舆论之所以如此，其实仅仅是由于年轻人普遍擅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而老年人普遍不会上网或使用社交媒体不熟练，所以导致的话语权差异而已。而年轻人指责老人“撒泼”、“耍赖”，而年轻人似乎不这么做，其实是忽略了老人和年轻人体格及反应能力的差异。对年轻人而言，不需要撒泼打滚，只需要正常说话就能解决冲突。如果是身体健壮的青年男性，仅仅站在那里一言不发都能让对方恭恭敬敬。而对于身体相对柔弱的老人，在冲突中往往只有做些撒泼的动作，才能争取权益（合理或不合理的权益），才能在和年轻人博弈中有一些胜算。年轻人只看到老人撒泼，而忽视了自己的身心优势可以占很多便宜。
而像一些老人的各种讹诈行为，的确是犯法并应该被惩罚，但深层次原因是中国社会保障条件的低下，让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不得不以此糊口。警方在依法打击此类行为、保障遵纪守法老百姓利益和安宁的同时，也应该增加对老人养老、医疗、住房及日常生活的保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同样，老人和年轻人争夺公园、广场的活动空间，以及其活动对居民的滋扰，也是由于公共空间和资源的不足。想要解决问题，既要依法处置相关纠纷、阻止制造噪音和滋扰他人的行为，更要拓展公共空间、提供更多健身娱乐的场地和设施。
仅仅对这类老人施以谩骂羞辱，并不能阻遏这些现象的发生，只会导致各种戾气的增加和人与人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那些试图使用暴力攻击老年人的年轻人，他们自己的父母乃至年老后的自己，都会在这种互害社会中遭殃（有些人说自己老了肯定不会这么没素质，其实等他们老了挤不上公交车、排队被加塞、因为口齿不清反应慢被冷漠鄙夷，就几乎必然会变成他们曾经厌恶的撒泼老人。即便现在还没变老，只要生一场大病尤其慢性病，就能感受到老人一大半的痛苦与不便）。
至于老年人思想比较陈旧、言行落伍，也更多是历史环境问题，及老人因视听和学习等能力退化难以跟上时代，应该更多是同情理解，以及想办法促进老人对现代信息社会的适应，而不是嘲讽指责乃至现实中的欺凌虐待。至于老人中的坏人，比例未必高于年轻人，只不过不像年轻人相对精致利己的懂得伪装、其丑恶看起来更加明显罢了。另外，根据现实情况，年轻人中素质低下的也大有人在，但受到的批评却不及老年人。一般来说，老人中好人和起码不坏的应占大多数，坏人只是老人中的一小部分。可中国年轻人普遍对老年人不友善，起码在互联网上表现的是非常厌老，老人在中国互联网舆论场上缺乏应有份额的话语权。这样的现实也反映了中国需要保护老年人权益的“身份政治”，争取让老年人能够用文明合理的方式争取平等的获取各种公共资源和利益的权利与机会，并且能够有相当的话语权。
因此，支持一部分“身份政治”而反对另一些“身份政治”，并不是双重标准，反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进步势力和弱势群体的“身份政治”，我们也完全可以就事论事谈论具体案例的是非，而非在整体上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
不过有一点，进步主义的“身份政治”参与者与支持者，必须明白他们必定会面临保守主义的、既得利益者所组织的相对立的“身份政治”的反扑。前面我举的2016年美国大选的例子就是证明。而在中国，女权主义也遭到男权势力的反扑，残疾人及艾滋病人维权，也被健全人和非艾滋病人猛烈攻击。“身份政治”的参与者在享受“抱团取暖”的益处同时，也需要共同承受对立阵营对己方的无差别打击。这种身份对立显然也会恶化社会生态、网络生态，导致社会冲突加剧、动荡不安。这都是“身份政治”的副作用。虽然我个人认为进步主义的“身份政治”仍然利大于弊且的确必要，但参与者也应明晰代价和副作用，对此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和现实准备。
对“身份政治”，自由主义者还有一种指责，即认为将个人归为某类集体成员，将其标签化，是抹杀了个人的独立性、独特性。他们更反对通过一个人的身份（尤其与生俱来的身份）来判断一个人的立场、价值观、言行乃至是非对错本身。自由主义者这样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也体现了其对个体意志和选择的尊重，有利于个体的独立自由。但这不意味者自由主义就是对的、集体主义或“身份政治”者是错的。相反，在现实中，人们的价值观、立场、行为性质和倾向，与其身份往往呈高度正相关，用句俗话就是“屁股决定脑袋”。
文革时毛泽东说过：“亲不亲，阶级分”。这样的话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还加剧了文革中残酷的且不必要的“阶级斗争”，并被自由主义者强烈批判。但批判者又陷入了对其完全否定的另一个极端。现实里，相同阶层和身份的人，的确更多是站在相同立场的。就像中共统治阶层的成员们，虽然各种内斗，但绝大多数人在涉及到其作为统治阶级共同利益如政权存亡时，态度就会惊人的一致。公务员、公检法、医疗人员、教职工，也会站在他们各自身份及相关利益的角度看待问题和对待他人。工人、农民被欺压的相对一盘散沙，但在很多时候也有惊人的团结。当然，也有一些自身阶级和圈子的“反叛者”，但“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阶级的阶级”，“反叛者”、“吹哨人”无论中外都是少数，在中国尤其是异类。知识分子相对特殊，似乎相对独立自由，但其实也都受制于各种主观客观的影响与约束，也在各种议题和事务上因个人身份、价值观、经历经验、利益诉求等，有着相应的立场和选择。所以，“亲不亲，阶级分”在现实判断中正确的概率远大于错误。这也证明了“身份政治”的存在合理性及在现实中的根深蒂固。
每个个人超脱一切环境的束缚、打破所有身份的限制，实现完全的自主，只是一种理想下的“应然”；而绝大多数个人不得不适应环境的塑造、依托身份依附集体，无时不在外在的约束和内心的枷锁下求存，才是从古到今乃至未来永久的“实然”。而广义的“身份政治”，也将以各种形式持久的伴随着人类的历史与前程。
“政治正确”面具下的虚伪与真实
回到对“政治正确”的讨论上来。反对“政治正确”者除了对“政治正确”内容本身的反对，还会从“政治正确”的现实影响来否定其价值。反对“政治正确”的人声称，强行要人们遵循“政治正确”，就导致人变得虚伪，擅长撒谎，嘴上一套心里一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们据此还攻击各种赞成和遵守“政治正确”者是“假正经”、“假慈悲”、“装样子”。例如中国互联网平台就常常声讨西方“白左”的“虚伪”和“慷他人之慨”，认为这些看起来同情弱势、鼓吹“政治正确”的进步派是“圣母婊”。
那么，“政治正确”的确造成或助长了人们的虚伪和谎言吗？首先，这无法一概而论。具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对于有些人，“政治正确”所要求的东西本来就是其发自内心尊重和遵守的道德准则，无论有没有“政治正确”的约束，其都会保持对包括弱势群体在内各种人士的尊重，并对弱者有着真挚的同情；2.另一些人则对“政治正确”内容无感、没有强烈的赞同或反对，对“政治正确”的要求一般选择遵从，循规蹈矩的过日子；3.而还有一些人，的确是表面上不得不遵从“政治正确”的要求，但内心里对女性、黑人、同性恋等十分厌恶，对犯罪和灾难受害者等不幸的人也缺乏同情，甚至内心幸灾乐祸。不过，因为“政治正确”的束缚，不能表达出来。他们将歧视和鄙夷藏在心里，或者以其他隐蔽的方式表达，如在比较私密的场合或匿名环境下发表歧视和仇恨言论。4.更恶一些的，表面遵守“政治正确”，暗中却想方设法欺骗弱者、坑害他人。5.本来并不反对或者强烈触犯“政治正确”所反对的东西，但恰恰因为有了明确的“政治正确”禁忌，产生逆反反应，反而故意的、更加激烈的触犯“政治正确”。
对于第一种，无论有没有“政治正确”，都不影响他们对待弱者和他人的态度、行为。这就像很多道德高尚的人，没有法律约束也不会做损害他人和社会的事。对这样的人，“政治正确”没有多少实际影响。但“政治正确”的树立，是对这样的人自觉尊重他人、同情弱小的肯定，等于对当事人还是有正面意义的。
对于第二种，“政治正确”就像学校里教的文明礼貌的学生守则，起到一种对言行的规范和引导，有利于这些一般情况下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有更良好的言行习惯。而对这些人的价值观和内心，即便他们不那么热衷“政治正确”，也不至于逆反，仅仅是相对无感罢了。
对于第三种，的确算得上是虚伪的、两面派的人。反“政治正确”者批评“政治正确”，也正是以这样的人为例。这种人的确品质不好，道德差劣，尤其是不诚实和口是心非。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政治正确”造成了患害，反而反映了“政治正确”对各种言辞恶毒、缺乏同情心、心理阴暗者的约束。
一定程度上，的确是“政治正确”造就了这样的“伪君子”。但是，如果没有“政治正确”，这些人就会成为“真小人”。关于“伪君子”和“真小人”何者更坏，也是一个长久的争议话题。“伪君子”的危害主要在于口是心非，擅于伪装和欺骗。但是，如果他并没有什么实际方式坑害、伤害你，尤其你加强防范的话，他们并不能对你产生多大负面影响。而“真小人”则不仅可以当面恶心你，背后当然也不会对你做什么好事。这样的人的确比较容易发现。但其实，他们之所以敢对你“小人”，大抵还是你相对弱小。如果你弱小，即便你通过其青面獠牙的举动了解其恶，也未必有什么办法阻挡。如果你强大，他一开始也就不敢对你耍小人行径。相比而言，起码我个人认为“真小人”比“伪君子”更加恶心。
其实，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伪君子”的一面。毕竟人都是自私的，悲欢也难真正相通，在人际关系中也普遍是“近则不逊远之则怨”。一个人不公开的对他人的痛苦幸灾乐祸，不因一些仇怨当面辱骂斥责结怨者，已经是一种克制与尊重。至于内心如何，是没必要管也管不了的。即便再善良正直的人，在肮脏龌龊的世界受伤受辱后，也会萌发出一些可怖的想法，也想对着仇人乃至无辜的弱者说一些肮脏丑陋的话以发泄愤怒。歧视、偏见、仇恨，也深植人性之中，并因人在社会中的遭遇和冲突而诱发与放大，很难从内心彻底拔除。只要这些歧视和仇恨没有付诸言语和行为的实践，没有公开对着想伤害的当事人进行侮辱威胁骚扰，那就只能当做没有发生。所谓“论迹不论心，论心无完人”是也。而“政治正确”正是这样起到这种约束，让人们在冲突和愤怒中多些克制和忍耐。
而且，“政治正确”虽然让人相对虚伪，但也减少了许多冲突和仇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很多怨仇，往往就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因为各种口角而诱发。尤其是“骂人揭短，打人打脸”，就可能结下天大怨仇。面对相对弱势的人和群体，攻击其伤疤、指斥其短处，攻击者一时非常痛快，但很容易引发反弹，然后互揭伤疤互击软肋，社会陷入仇恨之中。或者弱者忍气吞声，转移伤害给更弱者，社会更丑陋黑暗了。这都不是什么好的状况。而“政治正确”正是明确禁止类似行为，以减少社会戾气和仇恨，保持社会和谐。人们不说的确会憋在心里，但也比充斥于社会中更好。对于憋在心里者似乎不能出气，但其实也是在保护他/她不被更强者同样攻击。
而第四种人很是可怕。他们不能当面讲出来，就转而暗箭伤人。对于这样的人，“政治正确”似乎是起到负面作用，也的确是有些负面作用。但如果一个人或者群体恶毒至此，有没有“政治正确”都不会干好事。就像法律的高压下，一些人通过阴暗隐蔽方式规避法律去损人利己。但如果没有法律，这样的人就老实本分了吗？显然不太可能。他们的阴暗败坏，不能怪到“政治正确”头上。
因此，“政治正确”的确可能让一部分人变得虚伪、两面派，但整体上利大于弊，更多起到了对人们尤其社会精英、既得利益者的约束。
而第五种人，则似乎反映了“政治正确”起到了反作用，即推行“政治正确”并据此对人们进行规训，反而促成了许多原本并不主动去触犯“政治正确”的人，因进步派建制派对“政治正确”的反复强调和各种戒律压迫，感到愤怒不满而逆反行事，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弱势群体更受伤害。这也是反“政治正确”者最主要的理由。他们还进一步认为，应该允许人们发表“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包括谣言、阴谋论、仇恨言论、贬损他人包括弱势群体和各类受害者的言论），以发泄情感、疏解压力，这样社会反而更为和谐。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真的应该因此放弃“政治正确”的规训吗？
并不是。的确，“政治正确”的规训，的确导致许多冲突和逆反。但如果没有“政治正确”，那无论网络言论还是现实舆论，都会比没有“政治正确”或弱化“政治正确”，更加充满谣言、阴谋论、仇恨和侮辱性言论。而所谓让人发泄抒压，只是让相对强势者通过贬损各种弱者和受害者而得到心理满足，代价则是弱势群体承担。而且，仇恨言论下不同群体和个人必然发生更多矛盾冲突，会更加恶化舆论环境乃至危害现实社会。这比因“政治正确”规训导致的逆反造成的破坏，要严重的多，也更容易失控和导致现实中的暴力。
“政治正确”规训的影响，很大程度可以用法律来比拟。法律也是统治阶级实现其意志的工具，即便在民主国家执法也不尽公平，并且因此及其他原因，导致许多人故意违反法律，做“法外狂徒”以获取非法利益、满足逆反心理及获得称赞。但法律及相关司法与惩罚体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是利大于弊，让绝大多数人都能遵守法律、不去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逆反者是少数。如果没有法律，的确没有了逆反者，但必定遍地是违法犯罪，人们之间互害及对弱势群体的伤害必然更加肆无忌惮。与法律一样，“政治正确”的存在当然也是利大于弊的。
再谈另外一个问题。那些支持、尊奉“政治正确”的人们，尤其西方的“白左”，是虚伪、双重标准、两面派的“圣母婊”吗？
这同样无法一概而论。欧美、港台、日韩、中国大陆，乃至欧亚非拉其他各国各地，都有许多支持和奉行“政治正确”的人，其中也有很多比较符合“白左”、“圣母/圣母婊”特征的。总体看，除了都支持“政治正确”，这些人身份、价值观、言行都非常多样，品性也各有特点。我自己也接触过不少类似的人。
这些人当中的确有些不好的人，其最不好的方面不是虚伪，而是双重标准。一些支持“政治正确”、价值观似乎是左派的人，一方面对一些进步价值观和立场很是尊奉，但在涉及到自身及所属群体利益时，就放弃同情弱势、主持正义，甚至把作为相对强势的自己群体打扮成受害方，利用左派同情弱势的价值观来掩饰其群体及祖辈之恶，维护其既得利益。例如北京公知dxx。还有一些港台自由派进步派人士，也是一方面大谈进步思想，一方面对仇视和攻击大陆人的行为网开一面，以及表现一些表里不一的行为，例如某媒体的创办者zxx。虽然有些事如果换位思考也无可厚非，但并不是无可非议。
而如果说“虚伪”，这个涉及的范围就很大，定义也不那么准确。何为虚伪？口头宣扬正义实际当键盘侠是不是虚伪？某种程度的确是。但如果这样算，这世界上很少人不是虚伪的。而且如果干脆连口头的发言和讨论都不参与，岂不更加犬儒？在言语上支持而没有实际帮助是不是虚伪？好像也算。但即便能做到口头的声援乃至一个联署，在充满各种风险压力的世界，已属不易。何况有时人与人远隔重洋，本来也不可能在现实里帮上什么。只偶尔的、少量的付出一些物质、金钱和精力，象征性的帮助他人，是不是虚伪？很多人也认为算。但其实能做到这样的人，起码在中国人中，相对芸芸众生已非常稀少。如果这还嫌不够，岂不是“升米恩斗米仇”？
以上说的主要是中国大陆和港台的。那么欧美各国的进步派政治家、社会活动人士、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呢？他们是不是虚伪的“圣母婊”？“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我上面提到的这些中国陆港台的，在欧美支持“政治正确”和价值观为左倾进步的人中也能有许多对应者。双重标准者、有所虚伪者皆有。但就我有限的了解，欧美真诚的、不双标的、付出更大代价的进步人士，是更多更普遍的。
无论美国，还是欧洲，他们的进步人士一直都在有实际付出。从宏观上看，因为他们收入都较高，所以他们在进步派掌权时都需要缴纳不菲的税金，正是这些税金成为帮助弱势群体的经济来源。可以说，除了极贫困者，欧美的进步人士，无论是政治家、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都是选举了对其征收高额税收的进步派大政府，以个人收入来支持进步政策的。其税负还很高，每个人交的税占收入的20%-50%（最高的还有75%的），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支持和帮助弱势群体。这可算是真金白银的付出了。而他们本来是可以选择支持低税收的小政府的。（当然，也有人批评他们，认为他们所支持的措施，让那些并不愿意支持弱势群体平权的也付出了税款，是“慷他人之慨”。但首先这些进步人士自己也慷慨了；二是社会每个共同体都需要遵守“社会契约”，包括尊重民主选举的结果。何况，保守派也往往推动各种印钱和减税政策，让全民为大企业的亏损和破产买单。这是不是“慷他人之慨”呢？）
如果这些还算某种程度的强制，还有个人额外的自愿捐款。美国进步人士在各种人道主义灾难救助和日常对贫困群体的募捐中，都多多少少会有捐款。而倾向进步的富豪捐的更多。很多国人说他们为了避税，或许部分比较吝啬的富豪（如贝佐斯）是这样，但还有很多如比尔盖茨、巴菲特，都是很能慷慨解囊的。即便平民百姓，也有很多为例如非洲饥荒、南亚洪灾等积极捐助，拯救了无数生命。
而难民和移民的接收，也可以反映欧美进步人士的真诚。自从二战结束以来，欧美累计接纳了数千万来自战乱和贫穷地区的难民和移民。除了少数因曾为美国立功及宗教信仰因素被保守派营救和安置，绝大多数难民都是被左翼进步派或倾向进步阵营的中右立场的人士接纳。就像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高峰期，仅德国就接纳了超过100万难民。而对难民的住房安置、资助、生活帮助等，绝大多数都是进步人士在付出。许多家庭将自己家的房间腾给素不相识的难民居住，表现了真正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而欧美各国进步人士对本国弱势群体的支持帮助，更是长期持续的。最典型即关于残疾人的各种设施、服务与协助。在欧美国家，很多公共场所都有完整实用的无障碍设施，如残疾人停车场、残疾人专用楼梯、残疾人助听系统等。包括许多公交车都有专门方便残疾人上下车的工具。这些都不是摆设而是一直有人维护。在发达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残疾人都可以畅行无阻。而这些设施及服务需要的资金、人力等非常庞大，需要巨额的资源投入建设和维护。而残疾人自身创造的财富是有限的，大多数当然是从健全人的税金中获取。另外，修建这么多关于残疾人的设施及配置服务人员，也会占用健全人的资源和空间。但欧美大多数国民并无怨言，进步人士更是强烈支持。这些都是他们付出的实实在在的代价。
即便如此，一些国人仍然会找出各种理由来证明西方“白左”的虚伪。例如他们认为以上的行为只是建立在以前殖民掠夺的基础上，现在又利用专利和贸易红利获取丰厚利润，所以才拿出残羹剩饭支持弱势群体。这种施舍只是改良，“政治正确”也是遮羞布，并不能改变更深刻的不平等的现实。他们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其实西方一些进步人士尤其极左势力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显然，他们做的已经很好了。换成中国既得利益者，可是不仅一毛不拔，还想更多从弱者那里捞取利益。
至于更加“彻底”的革命，无论苏联还是曾经的中国，都进行过，结果不仅没实现平等，还导致更恶劣的腐败和特权。虽然有一部分“劳苦大众”做到了彻底“翻身”，但无非像古代农民起义胜利者一样，摇身一变成了新的统治阶层，且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更加残酷和肆无忌惮。而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战后一系列改革，却大大改善了法治和民权尤其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还大幅缩小了贫富差距，平等和公正程度远超各种自我标榜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些国人口口声声支持“彻底革命”，赞扬西方激进政治人物如桑德斯、齐泽克，却反对温和进步派的希拉里、拜登，看似是更激进，其实他们知道越激进越不能实现，也难以在中国复制，他们才支持。对于主张现实可行（完全可以搬到中国推行）、真正能够威胁到他们既得利益的温和左翼，反而警惕恐惧。这也反映了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险内心（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并不是出于阴险动机，而仅仅是喜欢相对极端和纯粹的思想）。
不过，西方发达国家也并不是天堂，“政治正确”也不是灵丹妙药。一些支持或标榜“政治正确”的欧美政客和民众，也未必真有同情心，甚至会利用“政治正确”来搬弄是非、谋取私利。例如旅加华人陶短房先生就曾经写过多篇关于加拿大“政治正确”的文章，有时事评论，也有亲身见闻。这些评论和见闻让人窥视到发达国家“政治正确”的复杂性和一定的虚伪性。
例如一些人对华人种族歧视，但是如果你反击他，他反而会攻击你种族歧视他。一些族裔还利用“政治正确”护身符纪念一些伤害华人感情的事件（如果没猜错应该是日裔纪念所谓“终战日”和“广岛/长崎原爆（核爆炸）悼念日”）。还有“政治正确”在不同场合的标准也是不同的，如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对宗教宣传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不同内容和层级的“政治正确”还会相互冲突，想搞清何者优先何者靠后，也需要一番功夫（虽然我认为那些“政治正确”的先后次序是很有道理的）。
而加拿大政府包括进步势力在原住民处境等问题上的表现，如放任原住民居住区犯罪的滋生、缺乏对原住民融入主流社会的进一步努力、没能更好保护原住民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安全等，也反映了发达国家“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的某些虚伪和局限。而在欧洲、澳新，估计也是差不多的。
诚然，西方国家也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政治正确”也不是那么美好，很多进步人士的付出也有限，非常真诚热情的人也只是相对少数，且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整体上，西方进步人士仍然付出了许多实际的代价，如金钱、精力、生活空间等，基本做到了力所能及范围内的“知行合一”。这已经远远好于中国陆港台的绝大多数人了。这也说明，他们支持“政治正确”，并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而是将所称的理想付诸实践。而且相对于那些不讲“政治正确”，连相对虚伪的态度都不表示、有限的努力都不付出的，欧美所做已经不错了。
关于“政治正确”实践中要求人们积极表态（所谓“强迫站队/逼人表态”）问题
在涉及“政治正确”的议题上，起码欧美国家存在一种现象，即要求包括政界、学界、明星、社会活动家等各界知名人士明确支持某个观点和站在相应立场，并在公开场合表达出来。有时，还会促使民众也积极为某些意见发声，并同样站在某个特点立场、公开发表相应观点和言论。
这在涉及反对对黑人、印第安人进行种族歧视，及反对“伊斯兰恐惧症”、反犹主义等仇恨特定信仰者言行，反对否认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罪行、反对否认迫害犹太人的集中营屠杀、土耳其对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罪行存在等议题上，相对非常突出。每当涉及这些，或者有势力和个人发表相关歧视和仇恨言论，乃至对受害群体进行现实攻击，欧美各界往往都要求积极发表对歧视、仇恨、否认、贬损言论的驳斥，表明自己对相关历史事实的承认、对罪恶的谴责。在涉及弱势群体个体受害者如性侵害受害者的争执中，按照“政治正确”支持者的要求，也是促使从名人到一般平民不仅不应贬损受害者，还要积极声援受害者。
此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从国家机构到环保组织，也都敦促各国政要和相关学者明确承认并向公众说明气候变化的危害，还要公开驳斥“气候变化怀疑论”。而在疫苗问题上，许多国家政府机构也要求相关专业学者说明施打疫苗的必要性、驳斥有关疫苗问题的种种阴谋论。如果这些学者和知名人士保持沉默或不置可否，就会遭到批判，甚至会被免除职务或调离相关职位。
这令许多自称要捍卫“言论自由”者的不满。在其他国家例如美国，其动机和理由主要是要捍卫无限的“言论自由权”和“缄默/沉默权”。这些人大多是极端自由主义者，认为无论怎样的言论，即便是无稽之谈的谣言、各种诽谤他人的言论，也都应属于言论自由”范畴。他们也认为，沉默是每个人当然拥有的权利，连犯罪嫌疑者都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也的确有法律为之背书（如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
而在中国，许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对基于“政治正确”的“逼迫表态”更加不满，因为这让他们想到毛泽东时代普遍的“逼迫表态”、表达对党和领导人忠心的行为。而如今中国仍然存在类似的政治性表态，如央视公然打出“党媒姓党”这类露骨的表忠标语、地方大员落马后当地官员必须表态证明对领袖和中央的忠诚、明星大V在涉及香港、台湾、新疆等政治问题时都要发表与官方立场一致的言论（或转发党政机构账号的声明）等，都是专制高压下强迫忠诚和思想统一的例证。这都令国人尤其知识分子对“逼迫表态”十分愤怒。因此，他们也对西方“政治正确”中要求人们表态站在某一方、明确表达观点立场十分反对，乃至因此连“政治正确”本身都厌恶和反对。当然，中国反对“政治正确”及“强迫站队”的，理由往往也包括“言论自由”。
这些反对“逼人站队”乃至延伸到反对“政治正确”本身的理由，看起来好像是合理的。但其实，“强迫站队/逼人表态”，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各国“政治正确”仅仅是一种非强制的指导，而非强迫人们都公开表态。当然，也有一些相对软性的“强制”，哪怕也只是道德层面而非法律上的强迫。
而且，如果了解所谓“逼迫表态”、“强迫站队”的背景和原因，就会发现相对于这种片面的认知，完整的事实真相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在关于黑人/穆斯林/其他弱势和少数群体议题上，之所以要人们普遍表态对历史迫害事实的承认，以及对针对这些弱势群体的语言和现实暴力的谴责，是治愈受害者创伤、保护弱势群体、消除不同族群间仇恨和对立、打击极端势力、维护社会和谐、促进未来的和平与进步的极为必要的手段和环节。
例如一部分白人对于历史上对黑人的种族压迫和殖民统治进行粉饰，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大屠杀/各国新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否认，不仅伤害了受害者的感情，也导致现实的平权运动、族群关系/外交关系遭受损害，导致各种隔阂对立加深，为更多冲突埋下祸根。而极少数恶人通过互联网平台乃至线下活动，对屠杀受害者进行侮辱嘲笑、对受害族群进行挑衅，更是会加剧族群之间的仇恨，并导致现实中各族群的冲突，而屠杀受害者所属族群更是容易在冲突中遭受心理创伤，乃至在现实博弈中因心理劣势而失利，再次遭受曾经伤害过本民族的其他民族的欺凌、压迫、剥削。
即便否认历史、侮辱受害族群的，只是加害族群中极少数人，但他们的刺耳言论更加突出，尤其在互联网上影响力更是会放大。而且一般而言，承认历史罪行、不否认屠杀等历史悲剧的，往往是沉默状态，并不积极发言，活跃的恰恰是这些否定历史、挑衅受害者的恶人。
更重要的是，这些否认历史罪行、挑衅受害者的人，所发表的仇恨言论，往往是非常具有攻击性和破坏力的，如果没有团结一致的反驳和干预手段，很难阻止其播散丑恶。例如对日军在韩国、中国征召“慰安妇”问题上，许多日本极右翼网民乃至部分中国逆向民族主义者，往往会以“慰安妇是‘自愿’‘卖’的”、“婊子”、“支那贱畜”、“韩畜”等反人类言论（乃至更加难以复述和启齿的言论，可以自行查找和想象）侮辱受害者，正常人根本无法反驳，因为对方完全是流氓下贱言论，没有基本道德底线。对这些人既无法以道德约束，也不可能以道理说服。这也会让那些恶人更加嚣张和肆无忌惮。
而在双方皆有理由和过错的族群纷争冲突中，仇恨言论同样泛滥成灾。无论印度的印度教徒与国内穆斯林及巴基斯坦网民，还是阿拉伯人与以色列犹太人，伊朗什叶派波斯人与沙特及阿联酋的逊尼派阿拉伯人，都经常在各互联网平台乃至游戏聊天频道互骂，包括发表涉及种族灭绝、大屠杀、集体强奸等反人类言论，各平台虽有各种限制措施，但很难禁绝类似仇恨言论，其往往通过词语变体、比喻影射、发送相关含义图片等方式继续散布仇恨言论、诋毁和挑衅对方。而他们的言论同样会因其具争议性和刺激性，得到不成比例的高度注目，并引发更多人反应和参与。
因此，极少数恶人往往可以营造一种整体所属族群乃至整个互联网都在否认历史、诋毁受害者、攻击对立族群的舆论气氛。在这样的情形下，极少数人的恶行，在被攻击、侮辱、挑衅的一方看来，不仅自己整个群体受到侮辱伤害，也会认为是对方整个族群持这样的立场态度，进而使用各种同样具攻击性的言辞回击（如日本网民拿南京大屠杀攻击中国网民，中国网民即以广岛长崎核爆反击日本网民；犹太人被阿拉伯人调侃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则以阿拉伯人在四次中东战争的惨败、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被屠杀来反讽）。这些仇恨言论不断播散，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导致网络舆论越发激化，并且由虚拟空间的骂战变成现实的仇恨、由个体的冲突变成群体的对立。有些历史事件本已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淡化，但网络仇恨言论尤其直接对受害群体/受害者后人的侮辱攻击，重新激起了仇恨与对立，破坏了本已释怀的受害方的正常生活，有时会直接蔓延至线下（对现实的间接影响则更大、更加“潜移默化、深远持久”），也让本来平静的世界又趋撕裂。
即便在相对发达文明的欧美，不同族群之间的歧视和冲突，也因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而加剧。尤其在美国，针对黑人、穆斯林、亚裔等族群的歧视乃至侮辱言论，在互联网上到处都有。
很多人曾经认为，这些仇恨言论只是互联网虚拟平台的“口嗨”，不会对现实有多少影响。但现实是，互联网包括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的言论、舆论，深刻影响了最近十多年的各国政治和国际关系。才正面看，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即是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加持下发生和扩大的，人们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体传播与抗争有关的信息，成为启蒙和助力各国民众颠覆独裁统治的重要手段。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和“围观改变中国”及一系列具知名度的公共事件得到国人广泛关注和参与，也是中国互联网普及对政治和社会影响的表现。
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是“双刃剑”，在促进反抗专制的革命与公民运动同时，更催生了基于族群、身份认同、价值观、利益纷争的各种仇恨言论、谣言与假新闻、阴谋论等。从“希拉里性侵儿童”到“奥巴马是外国籍/共产党员”，从“气候变暖是大骗局”到“911是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种种谣言在美国传播。而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胜利后已在公共场合几乎绝迹的对黑人的歧视、贬损、仇恨言论，也通过互联网公然展示在公众视野之中。而俄罗斯的普京政权更是利用互联网的匿名性，制造假新闻和挑动族群矛盾来搅乱欧美政治与社会。
而欧美之外的世界各国，舆论环境则更加丛林化。印度教徒对本国和巴基斯坦穆斯林的各种侮辱和挑衅、马来西亚和印尼互联网上对华人的威胁、尼日利亚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对骂，中东各族群交叉互骂及各种攻击对方历史上被屠杀软肋的仇恨言论，以及同样胜于欧美的谣言和假新闻传播（如在巴西，极右翼对左翼建制派人士、女权和社运人士的诋毁），以及各国相同族裔和信仰者跨国联动（如尼日利亚基督徒对新西兰无差别屠杀穆斯林的极端主义基督徒叫好、南非仍然保持种族主义倾向的部分白人和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联动、共同支持特朗普），都极大影响了各国族群关系和国际政治。
在这些仇恨言论、谣言和假新闻、阴谋论的影响下，2016年大选中发表数万条谎言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意外脱离欧盟、法国深受黄背心运动困扰、中欧北欧各国极右翼崛起或回潮，都是互联网仇恨言论对现实的深刻影响。
而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印度的莫迪、巴西的博索纳罗，这三位有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宗教保守主义立场的政治人物当选或连任领导人，都有互联网仇恨言论对弱势族群的攻击、对主导国家资源与话语权族群的凝聚形成的助力。而他们上台后推行政策，极为有利于主要族群（主体民族的男性），而对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尤其少数族裔女性）伤害巨大。这也导致国家内部的撕裂与对外冲突的显著加剧。现实中发生的许多暴力事件，如印度的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暴力攻击（包括杀戮和强奸）、伊拉克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冲突、印尼穆斯林对华人政治人物的袭扰、美国和巴西发生的保守派暴民冲击国会等反建制暴力事件，都反映了互联网世界对现实的影响是真实和巨大的。
而发展中国家关于疫苗、气候变化、避孕与堕胎、现代教育等科学、医疗、文教议题的谣言也更为泛滥，诸如“疫苗是西方种族灭绝的工具”、“西方教育是诱骗女孩堕落”之类谣言在南亚和非洲贫困落后地区非常盛行，严重影响了当地教育医疗的完善和科学技术的推广，对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尤为不利。
在中国两岸三地（陆港台），因为仇恨言论的泛滥及官方的放任甚至挑唆，成为陆港关系、陆台关系（尤其陆港陆台民间关系）急剧恶化的关键原因。香港本土主义在2015年前后迅速抬头、至2019年反修例运动时已成为港人主流，固然有中共极权强化原因，但陆港民间对立情绪升高也是起到重要作用。而对立一方面是陆港现实利益冲突，但互联网上的互相攻击极大加剧了对立、刺激了港人本土主义情绪的滋长和强化。而在中国大陆内部，不同民族、地域、信仰、性别、性认同和性取向群体，也发生各种激烈冲突，只是因高压维稳体制而未明显蔓延至线下。
而导致这些仇恨和对立的始作俑者，往往只是各群体中一小撮极端分子，或者一些假冒他者身份的挑唆者（如普京雇佣的网络水军，挑拨欧美各国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仇恨冲突）。虽然有些对立有深刻的现实和社会根源，但也有许多则是人为煽动起来的仇恨。或者，以前的确有冲突但是相对温和可控的，但在互联网时代则变得加剧和失控。
除了对群体的仇恨，一些恶人通过互联网对个体受害者的嘲讽，同样是极少数人制造的极大伤害。如对性侵害受害者/性侵指控者的质疑、贬损、嘲讽，就会给性侵受害者尤其女性受害者，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和新的创伤。这种舆论也会阻吓更多试图发声控诉的性侵受害者。如中国“Metoo”运动中的性侵受害者和指控者弦子（周晓璇），就遭遇男权分子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而日本的伊藤诗织也遭遇类似的伤害，网上的污秽猥琐言论比比皆是，这也导致她日常只能闭门不出，且即便在家也经常使用探测器检查有无被安装窃听和偷拍设备。京东刘强东案当事女性刘jingyao，从事件曝光后就被包括大V王思聪在内大量网民诋毁，她也被迫从明尼苏达州立大学退学。台湾已故女作家林奕含写书控诉被辅导教师性侵，其描述的情节反而被一些男性作为色情素材，她描绘的主人公也被当成意淫对象。
除了对性侵受害者，对遭遇殴打、欺凌、杀害、冤假错案等各种伤害的受害人的网络暴力，以及如孤儿、拾荒者、农民工、其他社会边缘人的歧视和谩骂，针对女性的性化羞辱及外貌攻击，在互联网时代也非常普遍。如江歌案受害者母亲江秋莲、江歌室友刘鑫，二人虽是对头，但也都是受害者，都遭遇了无数次网络暴力和“二次伤害”，不仅身心受创，日常生活也被毁掉。而人口贩卖受害者刘学州，在与亲生父母相见并发生冲突后被网暴，最终自杀的事件，同样是网络暴民造成的“二次伤害”。“德阳安医生被网暴自杀”事件，女当事人自杀不仅因为被冤屈，也是网暴中夹杂大量关于她女性身份的污言秽语。而艺人蒋劲夫殴打日籍妻子后，许多女性尤其有家暴经历的女性谴责蒋劲夫，许多男性在互联网上反而为其叫好，声称“打的好”、“有的女人就该打”、“不打不老实”等言辞，还使用“劲夫劲夫（一语双关，赞誉蒋劲夫是很有力量的男性、丈夫，打人很厉害）”等称赞他，这显然是对家暴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除了这种公共平台，在QQ群、微信群和微信朋友圈、其他相对封闭的小圈子，往往存在更具针对性和持久性的网络暴力，包括辱骂（包括多人组团辱骂）、嘲讽缺陷和受害经历、威胁、人肉搜索、发表诽谤言论、散布照片及隐私信息等。这些分散在许多微型网络空间的网络暴力，对具体受害者杀伤力不亚于公共平台，甚至因为在圈子内部、加害者受害者旁观者互相熟识，所以网络暴力更加剧烈持久、伤害更为具体“实在”，相对而言伤害更大、当事人更难逃避。我本人既耳闻目睹过他人遭遇的类似网络暴力，也有亲身经历。
这些对受害者、弱者的网络暴力，比针对一般人的网络暴力更具伤害性。关于这一点，我在第一章节已经做了说明，简而言之就是“伤口撒盐”和“落井下石”，其伤害不言而喻。除了造成直接伤害，还会阻遏各种受害者发声讲述被伤害的经历、揭露黑暗现实，导致其难以维权，社会也就不能充分了解弱势群体的苦难、理解罪恶发生的原因、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这反过来又会助长暴力和仇恨在暗处的滋生蔓延，恶人作恶不担心被曝光而无所顾忌，受害者也会放弃诉诸舆论而是以暴制暴，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暴力冲突，人们只能在互害社会中恶性循环。
而参与这些针对受害者、弱势群体的网络暴力，其实往往也只是公众/圈子内的一小部分人。公共平台网络暴力虽然参与者众多，但如果从网民总数看，他们只占其中很低比例，大多数网民并不乐意参与网暴（而是袖手旁观）。同样，各种圈子里针对弱者的网暴，往往也只是少数抱团作恶者，如我亲眼目睹的千人大群中长期网暴他人者，也就是五六个人组成的小团伙。在学校、工作单位、组织机构圈子里，网暴某个同学/同事的团伙，也大多只有几个人，而很少有全班/全院/全单位一起上阵围攻的。
但就是这少数人，却因为其使用贬损、侮辱、仇恨等极具攻击力的言论，主导了圈子中对受害者的态度。如果是几个人抱团，那攻击力和破坏力更强、受害者更感到痛苦和孤立无援。而虽然绝大多数公众/圈子成员并未参与网暴，而是旁观甚至完全没有关心、不知道相关网暴，但这少数人足以营造一种整个圈子/平台/全网络，乃至整个世界都在网暴受害弱者的气氛，让当事人绝望，有时不得不退出互联网，甚至自杀。而且这些网暴中相当一部分会影响到现实中，通过人肉搜索、线下骚扰、举报、约架等方式，破坏其现实生活。如因政治立场不同，“五毛/小粉红”网民会通过“开盒”批判政府的人士，举报到后者的学校或工作单位，令学校或单位对其处罚甚至开除。而对各种弱势女性，一些网络暴民则以曝光性隐私为要挟，要求当事女性在现实中与其发生性关系，一些人得逞，未得逞者则通过散播女性隐私，包括发给女性现实中的亲朋好友，导致其家庭破裂、无法正常工作等恶果。
除了这些明显的伤害，各种突破“政治正确”禁忌的语言暴力、网络暴力，尤其各种歧视和仇恨言论、对弱势群体的冷嘲热讽、“落井下石”，更是毒化了人们的心灵。对于受害的弱者，那当然是如“伤口撒盐”，令其痛苦、绝望、堕落、麻木，一些人甚至患上严重精神疾病和自杀。而对于旁观者，也会因为经常看到类似仇恨言论，而逐渐麻木，正常的三观被扭曲，对丑恶默认，在不公不义的现实面前低头。而加害者其实也会在网络暴力中受害，因为他们在加害时也充满戾气，心境不能平和，或者看似“平和”其实已扭曲麻木，丧失了良知与同情同理心，成为卑劣的人形生物。
总之，无论是针对弱势族群的仇恨言论，还是对受害个人的冷嘲热讽，虽然往往都只是社会中/圈子内一小撮人的行径，却对舆论有着主导作用，并能逐渐裹挟更多人参与作恶，对处于弱势的群体和个人造成严重伤害，包括心理打击和现实损害。而涉及到对族群的歧视和贬斥言论，还会激化族群之间的矛盾，导致双方族群整体对立和全面对抗，所有成员都主动或被动的陷入网络和现实的暴力之中。而各种圈子针对个体的网暴，一小撮恶人抱团，足以盖过沉默的大多数，对处于弱势的受害者反复诋毁羞辱，以及营造和主导圈子的风气、价值导向、立场，乃至现实行为。
正如学者刘瑜所说，“10个相互配合、并肩作战的人，力量可能足以压倒100个、1000个一盘散沙的人。相比之下，模糊的声音、迟疑的声音、中间的声音比较难以形成观念共同体，因为你缺乏激情，懒得行动，也不抱团……”善良的人不抱团，但是恶人是必定会抱团的，因为只有狼狈为奸、朋比交固，才能形成势力、肆意为恶。于是，极端的、仇恨的、暴力的言论占据了从公共舆论场到各种大小圈子舆论的主导权，并极化了基于族群、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差异的各群体的价值观和言行，导致仇恨和对立的盛行，并极大的影响了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而对于弱势群体、各种身心受害者的贬损、侮辱、否定、诬陷，更是让受害者二次受害、多次受害，乃至终身受害，弱势者处境更为恶化，且被逐出舆论场、丧失话语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不仅要反对人们发表反“政治正确”言论，还要人们尤其名人政要明确表态，反对歧视与偏见、承认历史罪行、驳斥阴谋论、与发表仇恨言论者“割席”、支持受害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声势上压倒发表仇恨言论的少数极端分子，展示官方的、统治国家精英的、族群整体的良善与正义态度，以维护族群和谐、人际和睦、国际和平。而本来是旁观者的社会大众，对弱势群体和受害者的发声支持，既可以遏制那些网络恶徒（有些在现实中也作恶，当然也有一些在现实中道貌岸然）滋扰攻击弱者的行径，也能为受害的弱势者撑腰打气，让她/他们走出阴霾、摆脱苦痛，也能正常的在互联网上活跃和发言。
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有句话，“奥斯维辛的道路由仇恨铺成，但路上铺满了冷漠”。历史上的种种罪恶，制造者往往都只是少数人，但沉默或附和犯罪的，则是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人的默许和纵容，让作恶者肆无忌惮，且往往将更多人乃至所有人都裹挟进悲剧之中。两次世界大战，就都是由少数狂人和野心家挑动，大多数人随波逐流而发生和扩大的。
文艺复兴旗手但丁也曾有言：“地狱里最为炙热之处，是留给那些在出现重大道德危机之时还保持中立的人的”。中国如今社会的腐烂与败坏，固然在根本上是统治集团的专制所致，但那些精致利己的“岁静”，显然起到了某种类似于帮凶的作用。从声称害怕被讹诈而“理直气壮”的不救摔倒老人，到对极权暴政摧毁公益组织和自由派媒体漠不关心，中国就这样一步步败坏，并成为最近三年疫情期间发生种种丑恶（如“大白”滥用权力、居委会人员整人谋私、邻里相互举报、从核酸到隔离酒店大发“国难财”）的人心与社会根源。
这些曾经已在全球各地发生的历史教训、在一些专制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兴盛国家仍然在发生的现实悲剧，都说明了“沉默的大多数”站出来对抗邪恶、张扬正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还有，在互联网对世界各国及各国民众影响极大、世界上大多数人工作生活皆依赖于智能手机和电脑、每天都花费大量时间在互联网的情况下，网络世界与现实生活的界限已不甚分明，或者说互联网已经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在网络平台上的不公不义，很大程就如同现实中的不公不义。虽然程度有时有别，但显然不是“虚拟”可以淡化和掩盖的。
正因如此，欧美国家的进步主义者，才在各种针对弱势群体的仇恨言论和现实暴行发生后，通过公开发言、参与游行集会、为受害方捐款捐物等方式，表明立场、支援受害者、与作恶者“割席”。如美国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杀害后，从总统拜登到许多白人平民，都表达了对弗洛伊德的哀悼、对其家人的同情，以及又一次重申反对种族主义的立场。而二战后清除纳粹、涅槃重生的德国，也不断明确反对为纳粹翻案的言行，并持续向受害者道歉和赔偿。每当世界上有些知名人士为纳粹翻案、美化纳粹和诋毁受害者，作为曾经的加害者的德国，会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谴责相关言行，并主动承认本国本民族曾经犯下的罪行，以打击美化纳粹者、安抚受害者。这样的行为，非常有助于化解仇恨和痛苦，让世界更多温暖与和平。而且，面对极少数但却颇能使用暴力和仇恨吸引注意力的恶徒，必须有超过恶徒百倍的良善之人，发出超过仇恨言行千倍的言语和行动，才能压制恶的滋生与仇恨的蔓延，让主流社会持久沐浴在文明良善之中。
族群主流群体（尤其位高权重、颇有影响力的政商艺文人士）公开发言和行动，与极端主义者“割席”，也是表明族群的态度立场，避免被极端者裹挟而导致两个族群全面对抗。例如美国白人中的进步派一直强调对奴役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历史罪行道歉、推动平权政策，并明确反对白人种族主义，即是为了化解族群对立、维护美国多元社会的和谐。极端主义者的言语挑衅乃至现实暴行，目的之一即是为了制造对立、撕裂社会，以达成其极端化和暴力化的意识形态或利益目的。如果主流群体不能站出来反对之，那就会让两个族群整体陷于冲突。“沉默的大多数”的发声，则让极端主义者被边缘化，不仅无法主导舆论，也意味着挑拨族群关系的失败。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有利于对弱势族群及历史与现实中受害者的帮助与安抚，让为恶之人压迫弱者、对受害群体二次伤害的图谋破产。
而最近几年香港和新疆发生侵害人权的悲剧之后，西方各国集体站队声援两地抗争者和受难者、谴责中共政权，以及俄乌战争爆发后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民众声援乌克兰、谴责俄罗斯普京政权，也都是出于类似的原因。许多中国自由派人士一方面同情香港、新疆、乌克兰的受难者，也非常痛恨中共，但另一方面却反对“政治正确”，实在是缺乏逻辑、令人迷惑和遗憾。
不仅在涉及族群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如此，对于个体的、非意识形态而受害的弱者，公众/相关圈子内部的大多数人站出来，对加害者的谴责、对受害者的声援，也是同样的道理和价值。如女性遭遇性骚扰/性侵害之后，之所以忍气吞声，就是因为大众往往以“责备受害者”而非谴责加害者的态度对待当事人，其发声之后反而遭受二次伤害。即便其忍气吞声，加害者也会利用其不敢声张的心态继续骚扰和侵害。甚至还有一些加害者，利用对女性不友善的环境，在网上或线下明目张胆发表骚扰和猥亵言论，并且洋洋得意，而女性在孤立无援下反而忍辱受屈。
而席卷世界的以反性侵害为主题的“metoo”运动，正是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metoo”运动就是要女性勇敢发声，通过将性骚扰/性侵害的遭遇公之于众，打破污名，让人们了解女性被侵害的情况、改善女性的处境、保护女性的安全。而“metoo”要想成功的关键一点，就是耳闻目睹性骚扰/性侵害但普遍沉默的旁观者，以及社会大众，广泛加入到支持受害女性、谴责加害者的行列之中。否则，发声的女性只会被铺天盖地的侮辱谩骂尤其性方面的侮辱摧毁（当然，即便有大量肯定和声援，各国勇敢发声的女性仍然遭遇了大量侮辱谩骂、骚扰、人身威胁等暴力，但比孤立无援还是好了许多）。
而在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等暴力事件中，旁观者的支持也是保护受害者的关键。在家庭暴力发生后，亲朋好友、政府机构、社会公众，如果能够对家暴受害者有同情帮助，就能让其得到保护，减轻痛苦，并震慑家暴者不敢再犯。反之，如果家暴受害者尤其女性受害者孤立无援，那家暴者就会变本加厉，受害女性如在地狱之中。
校园暴力中，不仅有殴打等“热暴力”，更有歧视嘲讽等“冷暴力”。“冷暴力”之所以构成伤害，主要就在于其羞辱了受害者，让其在社交圈子中陷入被歧视和孤立的境地。而如果旁观者的态度反而是支持受害者，那霸凌者的“冷暴力”就不攻自破了。例如旅加华人陶短房先生的文章《加拿大的粉红日》就提到，在加拿大大温哥华一所学校，一位男孩因为穿着粉红色衬衣而被欺凌，第二天学校许多学生都穿上粉红色衣服表达对被欺凌男孩的声援。这当然可以让被霸凌者感受到支持与温暖，施暴者也无法再继续孤立和霸凌他，也为其他人做了反霸凌的示范。
而在网络暴力中，施暴者之所以得逞、受害者痛苦不堪，是因为网暴者主导了特定平台/圈子的舆论环境，受害者则孤立无援。如果旁观者打破沉默、公开支持受害者，网暴者营造的欺凌气氛就会被消解，受害者的痛苦与恐惧也会消除。
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的感受就十分深刻。我曾在多个平台遭遇不怀好意者的侮辱谩骂、挖苦讽刺、散布隐私等。当我处在孤立无援状态时，对方就十分嚣张，不停的骚扰攻击，还得意洋洋，我也无法战胜这种胡搅蛮缠、不要脸皮的流氓，有时不得不退出平台，也会感到痛苦；但如果有人出来替我说话、表达对我的支持，那些流氓就会收敛许多，甚至灰溜溜闭嘴，这场网暴也就终止，伤害也基本消除。而其他网暴受害者的经历，也都大抵相似。
而且，无论是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网络暴力，乃至族群之间的冲突，即便受害者并非处在被围攻状态，表面看起来与加害者势均力敌，但在网络上发生言语冲突时，因为曾经遭受创伤，心理上就会处于弱势，与加害者言语交锋某种程度本身就是一种“二次伤害”，尤其在加害者并不要脸、没有底线的情况下。例如一些游戏平台聊天室，中国游戏玩家和日本游戏玩家发生冲突，日本玩家就会拿南京大屠杀之类事件攻击中国玩家，一些难以承受这种羞辱的中国玩家只能放弃继续玩游戏。还有在被性侵害女性控诉加害者时，加害者会不断“荡妇羞辱”指控者，例如故意提及一些性爱细节。这样的情况下受害者如果没有大多数旁观者的公开明确支持，那当然不仅无法战胜加害者，还会在被性侵后再次遭受如被性侵（甚至胜过性侵，因为网络言论是公开的，而非私密的）的痛苦。
还有，不同群体在网络暴力下的影响不同，弱势群体尤其受害。如果是有一定身份地位尤其位高权重的知名人士，其遭到网络暴力的伤害相对有限甚至趋近于零。例如拜登、特朗普、蔡英文这样的政要，即便被铺天盖地谩骂，现实也不会遭受严重伤害。一是因为他们位高权重，所以面对民众的网暴，可以居高临下的宽容心态待之；二是因为他们生活优渥安全、与民众相对隔绝，这些网络暴力不会直接影响到线下生活。三是这些人历经许多人生风雨，心理承受能力强，能够调整心态从容应对。四是这些人都有团队保护、也在民众中有庞大支持者（粉丝），能够提供各种物质和心理支持，他们不用孤立的面对霸凌。
而平民和各种弱势群体不同。他们往往身处无权无势无钱无人脉的易被欺凌伤害状态，遭遇网络暴力相当于伤口撒盐、雪上加霜，尤其被相对强势的恶人攻击，自然难以承受。他们也往往孤立无援，缺乏支持。他们的现实生活条件较差、与其他民众混居、缺乏安全保护，网络暴力也很容易影响线下生活，导致正常的上学、工作、家人生活，都受直接影响，甚至不得不退学、失业、妻离子散。而平民尤其弱势者往往也没有政要人物、演艺人士、媒体人那样的心理素质，即便没有其他现实生活，遭遇网暴也对心理有巨大打击，轻则抑郁重则轻生。
所以，对于平民尤其弱势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远大于政商艺文各界知名人士，反而比知名者更加需要反网暴手段的呵护，尤其需要他者的声援。
在各种仇恨言论和现实暴力发生后，“沉默的大多数”的主动发声，也是避免仇恨言论乃至仇恨本身及相关暴力不断散播和传导的重要手段。如果仇恨言论不能得到谴责、受害者不能得到安抚，不仅会让加害者嚣张和得寸进尺，受害者也会充满怨毒，并将所受的伤害和冤屈传导给其他人，且往往会使用与加害者同样的手段伤害他人。如遭遇网络暴力者，也会转而网暴他人；被戳“软肋”、揭“伤疤”者，也会攻击别人的“软肋”和“伤疤”。有时这些受害者攻击对象是加害者，有时则是比他们自己更弱的弱势者。
这些受害者就像“小媳妇变成恶婆婆”那样，将恶在网络上乃至现实中传导下去。而其他受害者则也会如法炮制，然后不断传导、恶性循环，使得整个互联网空间、全世界，都充满着戾气与仇恨，且人人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这虽然是不对的，但是是可以理解的。当人遭受委屈却无法伸张正义，也没有合适途径排解痛苦，得不到理解和支持，除了通过内耗自我消化（往往导致抑郁、精神不可，甚至自杀），就只有传导给他人尤其更加弱势者以抒解和获得某种心理“补偿”。而此前的加害者不被惩罚，也会给其一个错误示范，让受害者认为“既然他这样对我不受惩罚，我也可以这样对他人”。而且，由于仇恨言论有着正常言论难以企及的刺激性和杀伤力，发表仇恨言论者反而更容易在缺乏秩序的互联网中活跃和扩大影响（“劣币驱逐良币”），进一步促使曾经的受害者和普通网民进入加害者行列。而许多受害者为了发泄愤懑、展示“力量”、在与加害者的冲突中“胜出”，往往言辞和手段更加恶毒极端，导致网络暴力和仇恨言论升级，乃至蔓延至线下。
于是，互联网成为弱肉强食的丛林，并通过人肉搜索、匿名乃至实名举报等方式延及现实社会。即便不直接延及现实，无论遭遇网暴还是网暴他人，都会毒化了人心、扭曲了人性，让人们生活在仇恨和缺乏安全感的气氛中。这必然对当事人的心境和现实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并在现实中进一步传导和蔓延，破坏人的幸福生活和社会和谐。有时网络暴力可能没有公开的、明显的影响，但仇恨言论必然让人心蒙尘，让人的性格变得麻木而暴戾，喜怒哀乐不再那么正常自然（可参考女性被性侵害/强奸后心理与言行的变化）。人与人的关系也会变得紧张、互不信任，互相提防和暗算，人们都苦于这种恶劣氛围却无法自行挣脱。
这一切都是在“沉默的大多数”袖手旁观（甚至把网络暴力当成乐子用来作为谈资笑料）的情形下发生的，且最终也会让许多旁观者在未来卷入网暴与互害。而如果大多数人不选择旁观，而是勇敢积极的站出来，和受害者站在一起、抨击发表仇恨言论的恶徒、揭穿诽谤者的谣言，就能阻止网络暴力的继续发生，避免网暴对环境的毒化、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保住网络空间和现实世界的和谐安宁。而且，由于互联网上仇恨言论难以令其承担法律责任，更需要及时和有力的回击，以弥补法律及其他正规渠道的不足。
在这样的背景和原因下，要人们积极表态（即所谓“逼人表态”），难道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吗？而且，“政治正确”主要是要求那些名人政要积极表态，而并不强求平民大众也一定如此（当然进步主义者也希望大众都能积极为正义发声）。如果人们都冷漠以待，那互联网和线下社会的仇恨与暴力就会愈积愈多，人们之间的互害愈演愈烈，世界都会堕落与败坏。而那些曾经的“旁观者”、幸灾乐祸“看戏”的，最终也会被仇恨与暴力的参与者（无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以各种方式反噬。对整个社会而言，也必然在互害中消耗不必要的资源与精力，乃至遭受各种本可避免的破坏，所有人都会深受其害。
不过，涉及“政治正确”的表态和立场宣示，并非一定要在所有场合都强求一律。例如在公立学校，会明确要求尊重同性恋，学校也会讲解LGBT群体权利问题。但在教堂、教会学校，就不必一定要宣讲和赞同；维护私权和族群文化禁忌是可以的，但如果触犯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权利和尊严，就又要让位于后者；如果在公共场域，要遵循各种禁忌，但私人场所就不会那么严格（虽然并非所有议题都如此）。这些也都是“政治正确”在现实中的调适，是必要的合理的。
不仅在涉及暴力与仇恨言论方面，人们应积极表态抑制恶与恨的滋生蔓延，在涉及重大是非议题上，也需要人们尤其名人政要和专业人士公开明确的阐明事实和驳斥谣言。
如前述的气候变化问题，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气候危机涉及到全人类的灾祸与存亡，关系极其重大。而同时，又出现各种关于气候危机的谣言和阴谋论，以及各种将真相与谎言掺杂的、歪曲和裁剪事实后变造出的虚假信息，这些谣言的肆意传播，极大损害了世人对气候问题的正确认识，自然会让人们在应对气候危机过程中被导向歧途。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需要具影响力的名人政要、相关领域人士表明态度。这也是各国地理和气候学家都公开表态承认气候变暖的真实性、人为性的原因。而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名人政要和专业人士对气候问题三缄其口，甚至如地理学家丁仲礼还变相否认气候变暖的人为性和危害性，这已对并将继续对对中国和世界防治气候危机的事业造成极大破坏。
而疫苗问题也一样。关于疫苗的谣言与阴谋论，和关于气候变暖的谣言与阴谋论，本质可谓完全相同，表现形式也高度类似，也都对从具体个人到人类的生存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所以，从世卫组织专家到各国学者，才不厌其烦的说明疫苗的安全性和接种的必要性，以厘清事实、说服大众。
如果名人政要、专业人士、官方机构在这些重大的、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科学问题上沉默，那必然导致谣言与阴谋论者拥有起码部分话语权，危害人的生命健康与公共安全。同样，前述的关于仇恨和暴力言论、对弱势群体的欺凌和贬损造成恶劣影响时，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界人士也应积极发声批判，而不能做沉默的旁观者，更不应或明或暗的附和恶徒。
但这些道理，许多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似乎并不懂得。他们总是主张“言论自由”，并且公然认为谣言和阴谋论也属于“言论自由”，且对科学理性颇为蔑视或起码轻视。同时，他们也坚决反对被“强迫表态”。这样的态度必然会导致更多灾难在中国发生。
我在另一篇文章《由“一加一等于二”谈若干科学问题》中，即对这种现象有批评和分析：
“对于拒绝沉默的呼吁，中国自由派早有相关回应。他们在遇到不便表态或内心倾向于错误立场者一边的情况时，普遍以“反对‘逼人表态’的‘文革行径’”等理由为沉默辩护。这是完全错误的类比。面对极权噤若寒蝉、面对真相不敢诉说，才和他们这种沉默属于相同类型行为。在正常的国家尤其欧美发达国家，知识分子集体表态以促进政治、推改现实，已成为常态。2018年，正当特朗普将任命法官卡瓦诺担任最高法院法官时，包括卡瓦诺母校耶鲁大学法学院上千师生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集体发表声明反对卡瓦诺出任大法官，原因是卡瓦诺在法官生涯中经常做出不利于弱势群体的判决。这样的联署很多，都是正常的政治参与与监督行为。中国知识分子经历过“集体站错队”，现在变成“不站队”或者“选择性站队”，但仍未进化到“积极站对队”。当然，很多人会以“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没有绝对标准”来批判这种要求站队的行为。价值判断可以多元，但事实判断只有一个正确。而在正确的事实判断基础上，价值判断的正义与邪恶也很容易分辨和选择。即便不在价值观差异问题上站队，在涉及重大的是非问题上，应该站在哪边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
要击败阴谋论和各种谣言流言、树立科学理性的价值与权威，知识分子必须在自省自纠后积极的站出来，启蒙人民，共同解决各种与科学有关的议题，促进生产发展、保护人民安全、维持地球康健。虽然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价值错位、知识浅薄，但想矫正和弥补其实不难，哪怕简单的把法国（启蒙运动及之后）、美国（二战后）、俄国（近代化及之后）知识分子的价值主张和知识积累一下子都“拿来”填鸭式接受，以及对百年前中国诸进步主义学派批判继承，也比现在强一百倍。再简单一点，对当今欧美乃至世界主流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思想，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充分了解认识后认可接受，牙牙学语，就已经算他们“涅槃重生”了。
立法则是最重要的但是要慎用的手段。“言论自由”在发达民主国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因言入罪”也的确是许多专制国家打压异见者的常用伎俩。但言论自由显然应该有边界，不能成为播散谣言和诽谤言论的挡箭牌。目前除美国外，其他发达民主国家都对言论自由进行了一定的法律规范。即便在美国，规范言论的呼声也十分强大，只不过暂时不敌掌握最高法院和足以掣肘国会的共和党保守派。
相对于美国知识精英主张管控言论，倒是有许多中国自由派人士认为这是一种损害“言论自由”的行为，鼓吹绝对的、毫无限制的言论自由。这些国人混淆了民主法治、权力制衡、舆论独立体制下对言论自由的规范，与专制极权、权力垄断、媒体受控下对言论自由的封锁压制。诚然，具体哪些言论为谣言与侮辱诽谤，哪些属于正常的评论与监督，并非每例言论都那么容易区分。但这并不代表真的难以区别（相反大多数案例是很容易区别的），更不代表为了害怕偶尔有损正常的言论自由，就不对言论加以限制。就像自从有了法律、法庭，就总会有冤假错案，但不应该因此把所有法律都废止、把所有法庭都关闭。只要在民主法治、权力制衡、舆论独立发达的前提下，出台法律规范言论，一定是利远大于弊的。”
这是非常悲哀的现实。这样的现实如果不能改变，中国的弱者必然长期生活在地狱般的环境之中，而科学理性也不能得到弘扬，谣言和阴谋论也会泛滥成灾，国家社会还要持久的败坏，人民也将继续愚昧与堕落。
“政治正确”的脆弱与局限、脆弱与局限下更显可贵
据我前面这些举例和分析，我当然是颇为赞扬“政治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政治正确”是根治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相反，“政治正确”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并不总有成效，且即便有积极作用，往往也是有限的。
根本上说，“政治正确”是一种“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需要广泛参与的、效果往往是间接和非显性的社会运动形式。“政治正确”的这些特性，就决定了它不可能迅疾而高效的化解极具攻击力和破坏力的仇恨与暴力言行。这就像良善之人，在没有制度为后盾或他者强力支持情况下，是难以战胜流氓的。
“政治正确”对于仇恨言论与谣言的禁制，如果没有强力手段为后盾，那就如窗纸般一捅就破，很容易被打破。尤其在互联网时代，突破“政治正确”禁忌、发表歧视与仇恨言论是极容易的，理论上来说随时都可发表。而且，由于这种便利性，以及互联网上言语冲突的频繁，人们在现实生活里也时常遭受一些挫折、不愉快，甚至灾祸。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很难长期保持理性，很容易在冲动下突破“政治正确”禁忌、发表歧视与仇恨言论。在缺乏民主法治和人道主义的专制独裁国家、贫困破败的“失败国家”，这些情形自然更为普遍和严重。
“政治正确”中禁止许多歧视性言论的规训，还很容易引起逆反，许多人故意发表歧视和仇恨言论以满足其各种丑恶的心理目的。如果没有法律规范禁制和平台的及时处理，这种“逆反”显然难以阻遏。
而即便有了强力手段，则不仅招来“文字狱”的批评，现实里也是很难执行对违反禁制者的惩罚的。例如网络上仇恨言论不胜枚举，即便各种审查措施下也以各种变形方式表现，无法根除。而且，如果犯禁者过多，就“法不责众”，无法全都处罚。尤其面对一些群体性的、故意挑衅式的发表仇恨言论（如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发生战争后，阿塞拜疆及其盟友土耳其的网民普遍发表赞扬一百年前的、致数百万亚美尼亚人死亡的亚美尼亚大屠杀言论），就基本无法禁绝。
何况，大多数发表歧视与仇恨言论者都是匿名的，网络环境本身也是匿名化的，纯粹从功利角度和执法难度看，追查相关言论的代价远大于追查成功后的“所得”。
而即便在表面上实现了“政治正确”，歧视与仇恨言论在令人瞩目的公众舆论环境（尤其官方正规场所）中趋近消失，并不意味着“政治正确”在现实中普遍实现。相反，“政治正确”在一定程度上会掩盖现实的丑恶，歧视与仇恨仍在暗处大行其道，谣言和阴谋论也在耳语口传中滋生蔓延。
因此，“政治正确”对人言行的规范与对仇恨与诽谤的禁制，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性质的社会规则是脆弱的，现实作用也是有限的。
但这不代表“政治正确”没有价值、不值得捍卫。相反，“政治正确”对人的言行的劝诫、对社会秩序的规范，都是有利于保护人权、人道、人的尊严，以及社会和谐稳定的。它的作用虽然有限，却在暴力与仇恨肆虐的人类社会更显人性的光辉，让残酷的世界多了一些爱与和平，保留了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希望。
“政治正确”虽然有时虚伪和表面化，甚至掩盖了丑恶、粉饰了太平，但人类文明正是在各种“遮羞布”下才得以逐渐成长繁荣的。就像人穿着衣裤，某种程度也是遮盖“两足禽兽”的本质，也可以视为一种虚伪。但如果时时刻刻赤身裸体，那人类在道德和廉耻上就和禽兽真的没有二致，伦理道德会崩溃，社会秩序也将完全混乱。
“政治正确”也可以视为人类精神层面的“衣裤”，以掩掉兽性维护人性，少些残酷多些温情。在保障人基本的尊严、维护社会基本道德的基础上，才能人类有相对平和安定的心态，维系住相对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相对从容的追求更加和谐美好的文明形态。
“政治正确”在本质上也并非一些人所说的“西方舶来品”、只适用于西方的“白左”思想。相反，它是普世的，也是符合中华传统道德的。
仁爱有礼、宽厚谦逊，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了礼教与秩序，华夏大地才摆脱了“率兽食人”的野蛮时代，缔造和维系了虽起伏跌宕但屹立长存的中华文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同情心同理心的集中体现，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理解、互谅互惠的思想前提。这些都与现代社会的“政治正确”不谋而合。
当今的中国，专制统治下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泛滥，人与人之间充满冲突、嫉妒、仇恨，社会不公不义、暴力频繁。无论是语言暴力，还是肢体冲突，都让人民痛苦，弱势群体更是成为各方的“出气筒”，受尽欺凌侮辱。
在这样的环境下，“政治正确”难以在中国立足，但却更为必要和珍贵。无论是知名人士和公众人物，还是平民大众、普通网民，都应当明晰善恶、依理行事、口下留德。即便恶语攻击，也应是对权贵精英和压迫者，以及其他各种恶人，而非同为平民的无辜他者乃至弱势群体。
在未来，中国不仅要实现民主法治，也要重建道德、重塑人心、规范言行，教育人民要有良善之心、恻隐之心，更要将心比心、尊重他人，并通过法律约束人的言行、打击霸凌他人者，还有建立各种形式的公民组织互助和保护弱势群体，逐渐让国人摒弃野蛮、阴险、卑劣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行为方式。到那时，国人自然而然就明白“政治正确”的确是正确的、必要的、宝贵的。
当今的中国与世界，“政治正确”的正面作用非常有限，甚至还起到一些副作用、反作用。但是，“政治正确”仍然是人类走向更加文明和睦社会的“试金石”，也是保卫人的良知与道德的”君子锁”。只是，仅仅依靠外部的道德压力乃至法纪律条，并不能让人们普遍而真心的接受“政治正确”。只有彻底改变丑恶的社会环境，铲除从宏观到微观的种种不公不义、打击各种仗势欺人的黑恶势力和言行类似于黑恶势力的人群和个体，为弱势群体提供安全、物质、尊严保障，并通过真诚、细致、系统的教育，促进不同身份群体交流、换位、理解、互谅，才能将“政治正确”内化于每个国民内心，人们不再是因为害怕惩罚而不敢反对“政治正确”，而是真心实意明白“政治正确”的必要性重要性，发自内心和自然而然的去实践和捍卫“政治正确”，保护弱势群体、打击邪恶势力，维护公平正义。
这样的未来还很遥远，目前只是一个梦想。但是，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尽力去理解和遵循“政治正确”，少出言不逊、多行善事，对坚守道德良知的人们多些支持、少些排挤，对各类弱势群体多些尊重、少些嘲讽，对流氓恶徒多些批判、少些附和，让社会多些温情、少些残酷。只有这样，才能唤醒人的尊严与良善，重建和谐包容社会，再造中华文明、实现人类的持久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