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 / 风传媒 20240601 转自新世纪
作者张彦（Ian Johnson），知名作家、记者、普立兹奖得主，曾长时间派驻北京。本文选自作者新著《星火：中国地下历史学家与他们的未来之战》（八旗文化）
近千年来，河西走廊尽头的敦煌一直是世界文化的转折点，中国、西方、印度与中亚文化在这里荟萃融合，演变成一种极具创意的艺术形态。敦煌反映了这种多姿多彩：城北是蒙古山丘，南接西藏高原，西侧紧邻「低语的沙丘」。从地图上看，这些沙丘像是西去一千多公里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延伸，仿佛风想将这大沙漠吹入河西走廊，但奇迹似的受阻于敦煌。敦煌地势隆起，像达到峰顶浪尖的海涛，此地立有一块碑，宣示这里是华夏文明的终点，再往西走就进了外邦境界。不过历史上新疆有好几次像今天一样，完全处于中国控制下。
莫高窟位于城南十多公里以南、不到一公里长的小山谷，这些洞窟是在西元五至十四世纪间，由虔诚的商贩、贵族与旅人在山崖壁上雕琢而成，是多元民族与文化在佛教精神感召下共同努力而集大成的艺术宝库。这处石窟今日还有将近五百个洞穴，装满各式各样艺术品：包括四千五百平方公尺的壁画与二千四百座彩绘雕像。单是其中一处洞穴就一度藏有一千卷绘画，以及五万份用中文、藏文、梵文及各种中亚文字写成的稿件。大约六百年前，政治动荡封闭了丝路，这些洞穴也大致沦为废墟，有些因风吹日晒而崩塌，有些被砂砾掩埋。
上世纪初，敦煌石窟重见天日，藏在里面的许多艺术品被抛售给外国冒险家与学者。这件事引起旅居巴黎的中国艺术系学生常书鸿的注意，他在一份法文报纸上读到相关消息，不解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研究这些洞穴。他在一九四四年返回中国，成功说服当时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在内战中遭共产党击败而撤出中国大陆，常书鸿留了下来，将敦煌作为自己的终身职志。
一九六二年，一位名叫高尔泰的艺术系学生来敦煌找工作。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来到敦煌为的是逃离一个「公社化全民皆兵的中国」。他写道：「就像席勒(Schiller)为逃避当代德国暗无天日的政治现实，而纵情于希腊与罗马黄金时代艺术一样，我也希望能在魏、隋、唐的遗迹中寻得我的家园。」高尔泰是夹边沟劳改营幸存者。在服刑期间，他曾被拖去画毛泽东像。只有在出这类任务时才能填饱肚子，而这也是他得以大难不死的主要原因。从夹边沟获释后，无处投奔的他来到酒泉。他知道敦煌的情况，于是写信给常书鸿求职，而且不等回覆立即动身，就这样一路搭着运煤卡车，露宿荒野，乞水解渴，终于来到敦煌。
高尔泰来到的敦煌，既没有许多世纪前极尽辉煌的身影，今天作为全球观光胜地的荣光也是多年以后的事。当时的敦煌是一处尘封小镇，镇上有一些泥造的土坯陋屋，街道上到处是牛马粪便。他往南穿过遍布墓碑的砾石地，来到西藏高原山麓。来到近前，地势陡降形成山谷，山谷两边老树盘根，一弯小溪倘佯其间。敦煌石窟就位于绿意盎然的崖壁上方。
高尔泰找到常书鸿。常书鸿与他的四十人学者团队都挤住在几间简陋的农舍里，这是由考古专家、艺术史学者、官员及共产党干部组成的群体，因内部不断争执和冲突而功能失调。他们的任务是研究共产党意欲摧毁的历史，但为了在毛泽东那些乱无章法的命令下存活，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相互斗争上。
常书鸿欣然会见了高尔泰，立即同意雇用他，并令其前去观察石窟，在脑中盘点一份清单。高尔泰很快发现自己应尽可能远离这个研究所，而且是离得愈远愈好。这里的情况虽然没有劳改营那么糟，但充斥着明争暗斗、屈辱、精神折磨，是中国动荡纷扰的缩影。
在这里，高尔泰遇到一些因过去十年斗争而精神错乱的人。有位女士总是一手抱着几本书，另一手放在身后，拽着一根枯树枝，在研究所进进出出，一边喃喃自语着：「这树已经死了，死了，死了。」另一位研究员每次上班一定会迟到五分钟，而且还一再叮嘱，要大家都知道他只迟到五分钟，不停嘀咕着：「只是迟到五分钟，只是迟到五分钟，又有什么大不了？只是迟到五分钟，五分钟而已。」
高尔泰渐渐承担起更多责任。根据一项纪录，莫高窟在西元三六六年开始建造，这表示一九六六年是莫高窟建立一千六百周年。团队领导们经过反覆讨论，决定重新装修一个没有壁画塑像的大洞窟，在佛像的位置上塑一尊毛泽东像，其后的正面西壁画中共党史，题为「万水千山只等闲」；南壁画抗日战争史与解放战争史，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壁画新中国的伟大成就，题为「六亿神州尽舜尧」；窟顶画共产主义天堂的美好前景，题为「芙蓉国里尽朝晖」。
高尔泰在一九六五年全力以赴，几乎用了整年去设计这些未来的壁画。但接下来权力转移了。毛泽东于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打击他所谓不断僵化的政治系统，而常书鸿这种体制内(尤其曾为国民党政府工作过)的领导首当其冲。常书鸿夫妇随即因缺乏革命热忱而遭到批斗。更严重的是，他被控用人只重才能与专业，不重共产主义热忱。很快地，研究所里的高级领导与专家全沦为其他成员的攻击对象。高尔泰对此有段描述：
所里那些温文尔雅不苟言笑的好好先生，一夜之间变成了凶猛的野兽，剧烈的蹦跳叫喊，忽又放声歌唱，忽又涕泗交流，忽又自打耳光，忽又半夜里起来三呼万岁，敲锣打鼓宣传伟大思想……整个莫高窟地面上，只有洞中那些菩萨和佛像，依旧保持着往日的自尊与安详。
许多人遭到人身攻击，常书鸿则被毒打到不能走路。有人被送去做洗厕所、挖沟、挑水之类苦工，只有在举行「批斗大会」、接受革命不力的批判时，他们才能搁下这些例行工作。
高尔泰本人也因师从常书鸿而遭到攻击。从一九六六年起至一九七二年离开敦煌为止，他大多数时间都负责将沙尘扫出洞穴。由于没有人会来监督，他就这样看着石窟上的壁画过日子。
年复一年，他研究这些壁画并发掘中世纪中国的生活资讯。他见到描绘「耕种、蚕桑、纺织、建造、狩猎……从婚丧喜庆、乞食、屠宰到武术等方方面面」的各种壁画。
山谷里研究所那些人斗得死去活来之际，高尔泰倘佯崖壁间，尽情赏画，从中学得生命无常之道。共产党保证确定性：「根据共产党理论，历史有一定轨迹，共产主义终必获胜。」但莫高窟让高尔泰明白世事无常，人生并无定论，更因此领悟到共产暴政终将成为过去：
在千壁画林中徘徊而又徘徊，我有一种梦幻之感。想到历史无序，多种机缘的偶然遇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为创造这些作品提供的保证多么难得：想到岁月无情，它历经千百年风沙战乱，保存至今更不容易；想到世事无常，我家破人亡，死地生还，犹能来此与之相对尤其幸运，心中不由得充满深深感激之情。
今天的敦煌是热门观光景点，想进入石窟参观得先排妥时段。学者们当年生活的那些简陋住所已改建成博物馆。高尔泰那位曾备受折磨的上司常书鸿，因为从外国人手中夺回敦煌研究主导权而被捧为爱国者。此前敦煌卷轴大多流落外国人手中，相关研究也一直由外国人把控。
一九七八年，毛泽东死后两年，高尔泰获无罪开释，到了一九八六年更因对中国历史的「特殊贡献」，获得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褒扬。但一九八九年他因支持天安门抗议而再次下狱。在一九九○年获释后，高尔泰逃离中国，目前流亡于美国内华达州，在那里写下回忆录《寻找家园》，这本著作以删节版先后在中国与台湾发行。
从二○○○年代起，高尔泰回忆录开始在网路发行，其中有些还补上几段原本被审查删除的文字。 14他对一九六○与一九七○年代有关敦煌的描绘，和官方媒体的说法大相径庭。共产党官媒将敦煌描述为中华文化的光辉体现，并且受到党的尊重与保护。就像共产党统治几十年来，数以百计已发表的回忆录一样，高尔泰也以亲身体验道出共产党持续不断的统治犯行，使今人得以一窥过去荒腔走板的苦难。
比起其他有关夹边沟的记叙，高尔泰聚焦于个人思考与感受。他在很大程度上不谈肉体屈辱，认为这样做的用意不是为了遗忘，而是为了征服自己的体验。根据他的说法：
写作《寻找家园》像是在墙上挖洞。这次是混沌无序之墙，一种历史中的自然。从洞中维度，我回望前尘。血腥污泥深处，浸润着蔷薇色的天空。碑碣沉沉，花影朦胧。兰火在荒沙里流动─不知道是无序中的梦境？还是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毕竟，我之所以四十多年来没有窒息而死，之所以烧焦了一半的树上能留下这若干细果，都无非因为能如此这般做梦，真已似幻，梦或非梦？果真吴旭，哪有命运？我依旧只能听从心灵的呼声。
《星火：中国地下历史学家与他们的未来之战》立体书封。 （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