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水：一位痛苦的清醒者

前言

1983年秋天，很出乎许多人的意外，中国大陆突然来势汹汹地开展了一场“清污”即清除所谓“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当时，我正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语系英美文学硕士班进修。新西兰地靠南极，远离世界的喧嚣，平静而又美丽，可称之为世外桃源。可是，我这个来自赤县神州的海外学人，心头却难以平静。许多夜晚，万籁俱寂，月白风清，我却思绪不宁，举目遥望，好像看到万里之外的祖国。文革结束不过几年，十年惨烈的灾难，不是还历历在目吗？这还不够吗？还一定要搞什么政治运动不成？！就在那个时候，我决定报读博士学位，而且，几经考虑之后，完全改变了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了我的博士论文课题。理所当然，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是要涉及的重要方面；而几年前我已开始关注的王若水等人，便变成我要评论的重要角色。

但是我见到王若水本人已经是几乎二十年之后。只有一次接触，而且只是短短的两天开会期间。那是2000年12月中旬在香港大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在这之前，1996年9月上旬，我在云南昆明见到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吉先生，在闲谈时我问起有关1983年“清污”运动和王若水的异化观点，他淡淡地说，王若水没有什么错，只是讲得太早了。“讲得太早”！这便厄运临头？！应该说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吧？真是似乎命中注定，王若水又是一个悲剧人物。在那次香港大学的研讨会上，有一个几分钟的小小的插曲，不知为什么我总记得清清楚楚。王若水的论文是〈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宣讲之后，一个来自北京大学、被认为“新左派”的年轻教授立时盛气凌人地问难，训斥王的论文缺乏学术规范，不过是些 “sentimental”而且“outdated”的言说（研讨会的语言是英语）。王若水没有怎样回答。我不安地注视着他。我知道他不久前因为肺癌开过刀，虽然他对我说过手术效果还好，但一看就感到他身体并不好。他面容清癯，经常带着几分内向甚至懮郁的微笑，尊敬他的人如我者，会看到其中有掩隐不住的哲思，但此刻看到的分明更是一股悲戚与苦涩。他脸上明显地刻画着悲剧。

事后我隐约感到，这好像是象征性的一幕：王若水不属于这个时代；他领导潮流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只不过一年之后，2002年1月9日凌晨三点十分，王若水的心脏在睡梦中停止了跳动。这位宁做“痛苦的清醒者”的智者，一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论家、前中共中央《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终于因肺癌在美国波士顿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五岁。

王若水先生生前是中国为数不多专注“异化”问题的理论家，虽然有局限，有争议，但其贡献有目共睹。几十年前让他和周扬惨遭厄运的那场所谓“清除精神污染”政治运动，现在回想起来，恍若隔世。对照今天中国社会严重的异化现象，人们实在不能不惊叹：王若水、周扬他们当年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真是具有天才的预见性！当年胡耀邦连同赵紫阳以及万里、习仲勋等中共领导人抵制和终止“清污”运动，其了不起的历史功绩，也是我们所不能忘记的。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本文成稿于2007年12月，修改于2008年1月初，而今天中国的问题，如果套用“异化论”，那么，其“思想领域的异化”、“经济领域的异化”，特别“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权力的异化”，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人们不能不警觉中国的国运。

领导潮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道主义热”和“社会主义异化热”中的王若水

（《王若水：一位痛苦的清醒者》第一节）

王若水最得心应手也最光辉的岁月可能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几年了。文革结束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整个中国大陆掀起了“人道主义热”，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流行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而在思想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王若水谈得最多，名气也最大。

这个热潮从一开始，人道主义的讨论就和异化问题联系了起来，甚至当时事实上异化问题还要比人道主义问题提得早一些。虽然异化问题是人道主义讨论应有之义，但这多少还是有点令人惊奇——毕竟，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公众包括党政领导来说，“异化”是个新鲜概念。也许事出偶然。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汝信办《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向王若水索稿。他记得王若水在1963年参加起草周扬牵头的批判人道主义的小册子时写过“异化”这一章，建议王把这篇旧稿拿出来发表。王若水从柜子里翻出这篇稿子，看了一遍，觉得还可以，只删去文末一段，就交给汝信，在1979年第一期的集刊登了出来，题目为〈关于“异化”的概念〉。这个杂志专业性很强，读者不多，然而这篇文章还是受到了较大的注意。《新华文摘》予以转载；有的报纸作了报道。

王若水在很长时间里就想向中国公众介绍“异化”这个概念，希望这个概念普及起来，但又担心它不够通俗，不容易被公众接受。一九八零年六月，王若水又得到一个偶然的逐愿机会。他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讲演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听众中有人递条子说，美国教授给他们讲课，讲到了异化，他们听不懂，希望王若水解释一下。

王若水回答时，从现实生活中举例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意识形态的，如个人迷信；政治的，如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经济的，如盲目建设、片面追求高速度和发展重工业，结果成了包袱，还有环境污染等等。批判个人迷信有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现成方法。王若水指出，所谓“个人迷信”，就是把人民群众和领袖的关系颠倒了，人们把领袖神化，到头来领袖成为一种不能控制的力量，反过来使人民受苦。王若水还警醒地而且相当超前地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党的异化。

王若水曾经这样解释异化：“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周扬在1963年那个曾经受到毛泽东欣赏的报告中,就是采用王若水这个学术性的解释。王若水也把这个解释写进一年半前发表的〈关于“异化”的概念〉一文中。这次讲话，他换了一个通俗的比喻：母亲生下并养育了孩子，这个孩子长大后却变成了逆子，反过来虐待母亲。这就是异化。

事后，这一段录音被整理，以〈谈谈异化问题〉为题，在《新闻战线》1980年第八期上发表，继而被不少报刊转载，产生很大的影响。有人把录音带借给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后来王若水得知，胡德平说，他们全家都听了，很感兴趣（所谓“全家”，自然包括胡耀邦）。王若水几天后又在《人民日报》编辑部讲了一次，同样收到很好的效果。王若水发现，人们对“异化”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显然，这是因为它能够对现实中的许多问题给以比较深刻的解释。

1980年，王若水又发表了〈文艺与人的异化问题〉，提出文艺应当描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异化并对此提出抗议，为随后出现的“异化文学”鸣锣开道。同年十月，在天津召开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上，王若水被邀请做了发言。王在发言中对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的关系做了说明。

那一年人民出版社准备编一本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集，向王若水约稿，王应约写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文（这本文集在1981年初出版，书名就采用王文的标题）。王若水写作此文显然企图切中“要害”。多少年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实际上是把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因而“以阶级斗争为纲”，迷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们把人纳入了阶级的框架，以人的特殊性（阶级性）来否定人的一般性。因而，用王若水的话来说，在中国出现了一种藐视人的“冷冰冰的马克思主义”。1982年春，王若水应《中国青年》杂志之约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并不冷冰冰〉，其中也是强调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有重要地位。

1983年1月17日，《文汇报》在“争鸣”版上发表了王若水早在1982年夏天就着手写的〈为人道主义辩护〉。文章各部分的小标题是：“人道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吗？”“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从青年马克思到老年马克思”、“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对中国的现实意义包括：它意味着坚决抛弃十年内乱期间的“全面专政”和残酷斗争；抛弃把一个领袖神化而把民众贬低的个人崇拜；坚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它意味着反对封建的等级和特权观念，反对资本主义的拜金思想，反对把人当作商品和单纯的工具，它要求真正把人当人看，并且从一个人的本身而不是从他的出身、职位或财产去衡量他的价值……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模仿了〈共产党宣言〉，把“共产主义的怪影”换成“人道主义的怪影”。结尾这样描述了中国的“人的发现”：

一个怪影在中国大地徘徊……

“你是谁？”

“我是人。”

王若水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应异常强烈，对那时已有一些冷却下来的人道主义讨论起了重新升温的作用。朱光潜也给王若水写来一封信，表示很赞成文中观点。当时适逢《人民日报》报社召开记者年会，从各地来的与会者要求人手一份。王若水让印刷厂打印了一百份，除了给记者部分发之外，又把六十份送给了正在进行的“文学作品中的人性、人道主义讨论会”，作为向这个会议提交的论文。有趣的是，这个中宣部文艺局授意召开的会，其目的本来是想批评一下人道主义，但批不起来；而这篇论文在会上散发后，气氛更加变了。的确，王若水这篇长文，“俨然是一篇人道主义的宣言和挑战书”。

从1980到1982年的三年间，有关“人”的问题的讨论文章在中国大陆各地发表了四百多篇，包括探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异化、人性等等。文艺界和教育界也召开了人道主义的讨论会。人民出版社在此期间出版了两本论文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关于人的学说的探讨》。顺便指出，在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这个最要害、并逼使最高领袖邓小平后来亲自封杀的观点的人还不是王若水而是当时一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高尔泰。他早在1979年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异化辨义〉、〈异化现象近观〉和〈异化及其历史考察〉，详尽地考查了异化概念并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高尔泰曾经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在集中营里备受折磨，幸免于死。他对异化的批判更加激愤。不过，由于党内职务和资历因素，王若水影响更大。正是在王若水等人的推动下，一股“人道主义热”和“社会主义异化热”掀起来了；而周扬在1983年3月7日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作的、王若水也参与起草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讲话，标志这股热潮达到最高峰。

毛泽东让他大起大落：文革前与文革中的王若水

（《王若水：一位痛苦的清醒者》第二节）

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王若水也曾有过一些风光的时候。这是另一种“风光”——以李慎之的话说，他是极少数有幸姓氏上达天听，又蒙天语嘉奖，然后声名播于天下的人。（李慎之，〈呜呼王若水魂兮归来〉，网站文章）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就发现了王若水。

1954年11月某天，《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给王若水布置一个紧急任务，要他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王用一天的时间赶了出来，题为〈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很快发表了。后来王若水得知，批判胡适是毛泽东的指示，毛看了他的文章，说他也是“新生力量”。王若水在文章里写道，批判胡适，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说自己也受到启发。王若水又接连写了第二第三两篇，毛也看了，并对第三篇特别表示欣赏。后来这篇文章被推荐为干部学习参考资料之一。

1957年4月，王若水以《人民日报》理论组的编辑身份，撰写了一篇社论，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题目为〈大胆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人民日报》有关社论的第一篇，胡乔木修改后，发表在当月十日《人民日报》上。显然，胡是前一天受毛责备后，才立即布置撰写并发表上述社论的。（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社，2002年，页267）十日当天，毛泽东就把《人民日报》的编委叫去了，问：这篇社论是谁写的？邓拓回答说：是王若水写的。毛泽东就说：让王若水也来。毛对此文显然颇为赏识，还对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2004年，页77）毛两年多前看过王若水批判胡适的文章，对其名字有印象。

这是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毛泽东。他们到毛的住处后，毛把写社论的功劳归于王若水，大加表扬，同时狠狠地批评了邓拓，说邓拓没有很好地宣传“双百方针”。那一次毛泽东发了很大的脾气，甚至令人大惑不解地说邓拓像汉文帝。据说毛决定撤掉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一职时，曾想过由王若水取代。

又过了几年，1963年，王若水受马克思《哲学手稿》的影响，写了〈桌子的哲学〉那篇文章，毛泽东看了以后也表扬了一番。

如前文所说，这年王若水还有一个出色的表现。当时中共中央有计划地批判苏联的所谓现代修正主义，拟出了一些题目，其中有一个题目是批判人道主义，负责这一个课题的是周扬。周扬就找了一些人，其中包括王若水。在写作分工时，王被分配写“人性”和“异化”这两章。周扬这篇文章，特别内中所谈的“异化”问题，为毛泽东高度赞赏。

由于这个背景，王若水在“文革”前期可谓春风得意。当时，《人民日报》的人员分成两派，王若水成了其中一派的骨干分子。究竟是受过毛表扬的人，因此他可以贴大字报而不用担心打击报复，多年来的那种压抑感没有了，甚至自以为在参与什么伟大的事业。许多年之后，在1992年12月，王若水这样反思那时的自己：

我觉得自己解放了，我完全没有认识到我正在经历一种新的形式的“异化”。代替压抑感的是一种类似宗教的感情。我对毛是“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我确信毛是在领导我们进行一场惊天动地，震古铄今的伟大事业，要涤荡旧世界的一切污泥浊水，建立一个红彤彤的崭新世界。（王若水，〈没有结束的求索〉）

但是，天意从来高难测。王若水不久就栽了一个大跟头，就是栽在毛的手上。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管《人民日报》。1972年8月1日，周指示《人民日报》应该批极左思潮，批林彪的“左”。当时已经被起用为“看大样组”（共六个人，几乎相当报社领导班子）成员的王若水，完全赞成周的指示。可是，张春桥、姚文元跑来又讲了一通，意思是批左不要批过了头，让报社许多人都想不通——刚刚要开始批左，为什么就强调“不要过头”？王若水更觉得不能听张、姚的，乘这两个人去了上海的机会，于1972年10月14日在理论版以整版篇幅编发了三篇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文章。张、姚为此大为恼火。在这种情况下，王若水于12月5日索性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告了张、姚一状。信上说：

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

没想到这封信（李慎之纪念文章中讲的“若水居然干了一件荒唐事”）惹来一场大祸——实际上，张春桥他们讲的正是毛的意见。

这年12月17日，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到毛泽东处开会，毛对他们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桌子的哲学〉的作者，并不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毛进一步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林彪）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过后第三天，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精神。周恩来处境尴尬，讲话语调是温和的。轮到张、江、姚讲话就放炮了。江青指责王若水这封信“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分裂中央”；张春桥斥责王“极右”；姚文元质问：“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气氛变得很紧张。

接着就开始批斗王若水，从1973年到1974年，是《人民日报》内部声势最大的一次运动。王若水被批斗得头发也脱了，背也驼了，后来又被定为敌我矛盾，送往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劳改。对许多人来说，那打击简直就是千钧压顶，沉重得难以承担。报社都担心王若水会自杀。但他却仍然能够故意示威似地在大字报巷子里走过，一派蔑视的气概。王若水对朋友说：“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没有痛苦的糊涂人。”他感到有一种力量支持着他，是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中正确的东西在支持着他。他百分之百相信自己没有错。这种感觉甚至是他过去从来没有的。

几年之后，王若水拒绝投降终于得到回报。

1976年文革一结束，王若水从干校回到报社，第二年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主要分管理论、文艺、社论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那几年，《人民日报》的社长是胡绩伟，在胡、王等一些开明党人的领导下，《人民日报》经历它有史以来的最好的时期，销量空前高，破历史记录。报纸配合拨乱反正，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都是纠正文革错误的，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很大。当时中国大陆有一个流行说法：“人民上天，红旗落地”（“人民”指《人民日报》；“红旗”指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作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大谈特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自然不同凡响。

一根粗大的导火线：王若水遭遇他生命中最严重的打击

（《王若水：一位痛苦的清醒者》第三节）

但是，好景不长。

1983年，正是由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导致一场全国性的“清污”运动，而王若水则遭遇他生命中最严重的打击。这似乎突然但实属必然——在中共某些领导人看来，王若水虽然“风光”一时，但绝非正统，不过是贩卖一些异端邪说，也绝难得逞。

这年3月16日，周扬九天之前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所做的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演讲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接着发生一场举世皆知的轩然大波。

《人民日报》发表周文的当天上午，中宣部长邓力群先打电话给秦川总编辑，接着找王若水。他对王说：乔木同志已明白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你们为何不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你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你当面听了乔木同志3月10日的谈话，对这一点应当知道得很清楚。

邓力群所指的是中共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3月10日从所住的医院来到周扬家中当面对周扬的谈话。王若水被叫去参加，一同参加的还有夏衍、贺敬之、郁文等。王若水对邓力群承认，在发表前未请示胡乔木是错误的，但根据自己对这次谈话作的笔记，对所谓“不能发表”这一点却毫无所知。

王记得，胡乔木整个谈话，时间很长，也很杂乱无章，但听来比预料还要温和。王若水最担心胡乔木批评异化概念，但是他只字未提。胡乔木对周扬还很客气（在大门口告别时，胡乔木对周扬行九十度鞠躬），对王若水也有些客气，没有把他的不满完全说出来，还在批评之后又讲了两句过奖的话，大概是希望王若水改了就好（这是他讲话的风格，不了解这一点就会产生误解）。秦川原先曾打电话给邓力群，说《人民日报》打算发表周扬文章，征求他的意见。邓说，他没有把握，要秦川请示胡乔木。经过胡的3月10日的谈话后，王若水他们自认为知道胡乔木的意见了。

后来王若水才知道，胡乔木回到医院后，在当天下午曾打电话给郁文，补充了他对异化问题的看法。郁文的记录是：

关于异化的问题我忘记谈了。我想马克思早期说的异化和晚期说的不一定一样。不管一样不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将它应用过来，不加区别，不对。用这个名词要加以区别。如果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有非人道现象，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道现象混在一起，就把问题谈乱了。一个是非基本的现象，甚至是非法的；一个是基本的现象。我这个意见将另外写信告诉他们。如有关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把这个意见补充上。

那么，在3月10日，当谈话中周扬问胡乔木意见时，他为什么不回答呢？王若水认为，胡乔木说“忘记谈了”其实是托词。他大概是回医院后又找了一些书来看，这才发表了上面的意见。当然这是临时抱佛脚提出的，但他既然是领导，别人就必须奉为指示了。

但事情更严重的是，按邓力群的说法，胡乔木早在3月8日就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随后，邓叫中宣部送了一份电话记录给《人民日报》，那是9日胡乔木打给郁文的电话。其中包括如下几个要点：

*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讨论对象。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传本身是抽象的。……如离开具体现象去讲，去讨论，会给人以暗示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

*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目的何在？

*……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

这个电话的调子口气很严峻。王若水他们如果事先知道这个电话，肯定不会发表周扬的讲话。而胡乔木三月十日那次谈话，在王若水听来，是说了让周扬修改一下讲稿，但说得很委婉，并没有说不能发表。但从这个电话看来，王若水推测，胡乔木那天专程来和周扬谈话，是想让周扬知难而退，主动撤销发表。胡乔木在心底里连周扬讲人道主义的动机都怀疑，这使王若水非常惊讶。

不过，王若水发觉这一点已经为时太晚了。

3月26日，中宣部开会，由胡乔木主持，通知周扬、秦川和王若水参加。胡乔木说，关于《人民日报》犯错误的问题，中宣部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提出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已经得到中央同意，但还要征求三位同志的意见。

接着，就由邓力群宣读这个〈报告〉。〈报告〉说：

在这件事情上，秦川同志负有重要责任。但是，从全过程来看，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这次他帮助周扬同志起草报告稿，实际上把他近年来一直宣扬的基本观点都写进稿子里了。人民日报编委会开会讨论时，当面听了乔木同志批评和要求修改后再发表的王若水同志，不仅没有提醒此事应请示乔木同志，要慎重处理，而且“欣然同意”全文发表。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使他一直宣扬的观点成为权威性的观点，扩大它的影响。我们认为，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王若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

很明显，〈报告〉重点是指责王若水，说王企图利用周扬的威信，把自己的观点变成权威的观点，以便扩大影响。这个〈报告〉最后提出：把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另行处理。

这个会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周扬和胡乔木之间发生了一场火爆的争吵。秦川这样回忆：

……周扬听着听着，突然把〈报告〉往桌子上一摔，大声斥责：“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 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周扬对面的胡乔木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震惊了，用更大的声音反问周扬：“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更加愤怒：“你们这样不正派！”

“你这不是说我，是说中央政治局不正派！”胡乔木的语调十分严厉。

“你不要扣帽子，我是说你这个具体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扬没有退让。

……

十六年之后，也是曾经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凌志军和马立诚合作出了一本书，对这一事件作了一个评论。他们问道：胡乔木是否有权利禁止周扬发表他的文章？就算胡乔木说过“不要发表”的话乃是属实，难道就能作为周扬犯了错误的凭证？这两位在党中央的喉舌工作过的作者显然是故意发问。他们当然知道，正如他们自己在书里也说，

“在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胡乔木的行为仍然有着某些必然的根据，这依据还需在我们国家既成的制度和观念中去寻找。”

周扬在《人民日报》公开就发表论述“异化”和“人道主义”文章的“错误”做自我批评，预示他熬过文革重新复苏的学术生命和政治生命就此终结。

正是由于这些“必然的根据”，周扬被迫退让了。1983年11月6日，中国大陆各报发表了新华社前一日报道的周扬谈话。在这个特意安排的谈话中，周扬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不久，周扬病倒住院。他念念不忘的是他受批判的事。他更想着继续做研究。他对去看他的王若水说：“若水，什么时候我们再搞一搞异化问题吧。”

1985年元旦，王若水又去北京医院看望周扬。现在他几乎不能说话。他紧紧握住王的手不放，要掉眼泪的样子。这是诀别的表示。看来他想到上次对王提到的希望无法实现了。王若水安慰地说：“周扬同志，你放心吧！还有我呢。”

1989年7月31日，周扬游丝般的气息停止了。

第二天早晨中央电台新闻联播，最后一条消息，仅有一句话：

“文艺理论家周扬昨天在北京因病逝世。”

至于王若水，他于1983年10月28日上午，和《人民日报》其它领导人员一起，被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书记处的成员除胡耀邦以外都在场，加上中纪委书记王鹤寿和组织部长陈野萍。

胡启立向王若水他们宣布书记处10月20日的决定：同意胡绩伟辞去社长的请求；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他们两人都调离人民日报，但目前要留在人民日报参加整党接受批评；任命原总编辑秦川任社长，原副总编辑李庄为总编辑。

这是王若水意料中的事，而且事先已有风闻，并不吃惊。

王若水早就预料迟早有一天他将被迫摊牌，和他所在的党组织正面冲突；王若水只是希望这一天晚一点到来。现在来得早一些，这是王若水不愿看到的，但没有办法。

“清污”运动：“二十八天的流产的宫廷政变”

（《王若水：一位痛苦的清醒者》第四节）

胡乔木、邓力群搬倒周扬并惩罚《人民日报》的计划，包括对王若水的严厉的处理，其过程竟然同时是一场影响整个中国大陆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清污”运动；而这场“清污”运动又包含着一个妄图搬倒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阴谋——被史家称之为“二十八天的流产的宫廷政变”。

起初，胡乔木、邓力群向王若水等人宣称得到中央同意的处理报告其实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进展得并不顺利。当时胡耀邦要出国访问，他说等他回来后找王若水谈，但后来也没有找。显然，胡耀邦有意想把事情压下来。邓力群2006年在香港出版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香港大风出版社）一书中也说，他们于1983年4月20日把一个月前曾经上报、现在修改过的报告以及其它材料再次报送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后就没有了消息，有点“留中不发”的味道。后来，胡耀邦和他讲，学术问题，何必搞得那么紧张，各说各的都可以嘛。他邓力群就回说：周扬那篇东西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按周扬说，党要变质，党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政权也是如此，经济、思想也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把马克思主义讲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照搬过来，这不伦不类嘛，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但胡耀邦一直坚持这是个学术问题，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事情几个月没有下文。

于是胡乔木和邓力群决定绕过书记处，直接找邓小平。大概这个时间（可能五月份），周扬也托薄一波给邓小平送了十八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录。

史家一般认为，邓小平当时终于接受了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建议，在即将到来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精神污染”的问题。邓力群在他的《自述》一书中，也承认邓小平八月份找胡乔木谈了一次话，是缘起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文艺界的问题复杂，思想界的问题严重，人们的思想很乱，所以他准备在二中全会上讲讲这些问题，并出了个题目：〈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胡乔木说这个题目太窄了，是不是放宽一点，讲党在思想工作中的任务。邓小平同意这个意见，并让胡乔木帮助搜集材料，准备稿子。9月7日上午，邓小平通知邓力群去他那里，要谈二中全会讲话稿的事。邓力群就把帮胡乔木搜集材料、起草稿子的龚育之、郑惠、卢之超一起找去了。龚育之等把胡乔木设想的几个题目和稿子字数，向邓小平作了汇报。之后，他们反复作了修改。

1983年10月12日上午，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特别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王若水说，很容易看出，胡乔木替邓小平起草了这个讲话稿；胡不过是借邓之口，讲出他自己的观点罢了。而这样一来，胡乔木的观点就具有了最高的权威性。

当天下午的会上，邓力群作了长篇发言，集中批判王若水近年的言论。他说，多年以来，王不是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而是作为现实政治问题来提出自己的主张。他归纳出王若水言论中有八个问题，加上人道主义和异化论，一共十个问题。会议还发了邓力群所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印的〈几年来《人民日报》理论版宣传中的问题〉和〈王若水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异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基本观点〉两份材料。邓力群对王若水在什么时候发表过什么文章，说过什么话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他属下的书记处研究室早已把王若水的材料收集整理好了。邓力群的这个发言好像是放了大炮，震动了整个会场。

胡乔木在会上发言说：搞精神污染，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像“异化”问题，说得严重一些，就可以形成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纲领，一个反对派的纲领。从“四人帮”倒台后，就有人到处宣传“异化”；参加周扬同志文章写作的王若水，就是其中非常卖力的一个。胡话虽然不长，但给这个问题升了级。以前他主要是说人道主义和异化论对文艺界和青年的影响，现在和非法组织联系起来了。在中国大陆，“不同政见者”这个名词在当时刚刚使用。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字眼，如果还不是“反革命”的话，也差不多了。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革命，从未听说过“异化”这个词。会议组织者为了帮助他们了解，又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选择了“异化”这一条，印发给与会者。实际上这未必有多大帮助。不过，既然邓小平批评了，那么使用“异化”这个概念当然是错的，许多委员也就义愤填膺地声讨起来了。

10月12日是全会结束的一天。第二天发表了全会的公报，宣布会议结束。可是由于邓小平在12日的讲话中提出了“清污”的问题，再加上胡乔木、邓力群在会上煽动，实际上会议延长了三天，并讨论“精神污染”的问题。而所谓的“精神污染”，就是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并不伦不类地搭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侵蚀）。

在这样的形势下，王若水的命运也决定了。

会后，全部的宣传机器都发动了起来。

10月19日，报纸报道李先念在全国工会十大上的致词，其中提到职工应当“抵制和克服各种精神污染”。

2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出现大字标题〈保持工人阶级本色，抵制各种精神污染〉。次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谈到了“精神污染”。

24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转发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的通知〉。这个〈通知〉措辞严厉，令人想起“文革”。胡乔木、邓力群在〈通知〉中把“不搞精神污染”提升为“清除精神污染”。

当天，《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两条重要消息，一条标题是“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彭真受党中央委托就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做重要讲话”，一条是“王震在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成立大会上指出，清醒认识当前思想理论战线形势，坚决防止和清除各种精神污染”。

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是：〈王震在两个会议上传达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帜，防止和清除思想战线精神污染〉。这条消息第一次透露了“清污”是邓小平提出的。头版另一条消息是关于党外人士拥护整党和“清污”。同天的《人民日报》还报道了中国文联召开的一次会议，谈到要“勇于清除精神污染”。

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继续报道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后，报纸上关于“清污”的报道和评论越来越多，十二届二中全会原定的“整党”反而退居到次要的地位。

11月1、2、3日三天，广播了十个省的领导人的有关“清污”讲话。仅11月2日的新闻节目，就发了六条省委领导人讲话和三条其它有关消息。“精神污染”这个词用得如此之多，以致《人民日报》排字房的这四个字的铅字都不够用了……

胡乔木、邓力群把“清污”运动搞得来势汹汹，正好露出了狐狸尾巴。他们的目的不只是要整几个知识分子或开明的文化官员，他们还要借口反对“精神污染”来反对随改革而来的西方思想的影响，进而反对开放改革特别是这个方针政策的统筹实施者；他们企图在中央高层酝酿“倒胡”——邓力群觊觎总书记的高位早已是司马昭之心。

胡耀邦1982年9月当上总书记。提拔胡耀邦是邓小平的意思，但以陈云为首的几个老人不满意，他们喜欢的人是邓力群；而胡乔木、邓力群看准了这一点，就站在陈云一边，多次起劲地反胡耀邦，这一次又找到了机会。

“文革”是从“破四旧”开始的。这一场“清污”运动如果如此发展下去，后果亦不堪设想。幸好，胡耀邦、赵紫阳，以及万里和习仲勋等人头脑比较清醒，连手作了抵制。此时邓小平也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支持胡赵等人的抵制。

11月14日，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对“清污”正式讲了话。书记处作出两点决定：

一、不要因为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而影响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实行，更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

二、“清除精神污染”有它特定的概念，要研究分析各种具体情况，注意界限，注意政策，不能简单化。

一场喧嚣一时的“清污”闹剧闹了二十八天，终于半途而废——正是史家所言的“二十八天的流产的宫廷政变”。

12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总结说：

“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势，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要提了。”

万里插话：“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胡耀邦说：“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

不过，此时历史的诡谲又表现出来。“清污”运动刹车之后，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又有了新的不满。问题在胡耀邦过后继续在不同场合，如同日本外宾谈话，同上海领导人谈话，都说反精神污染宣传走了样，搞了扩大化；1984年12月底召开中国作协四大，由于遵照胡耀邦的意见，开成了一个最“自由化”、最得人心的大会（中央祝词不提反精神污染，不提反自由化；人事安排组织部不插手，由会议自由选举；整个会议精神提倡宽松，呈现一派反左景象，让胡乔木、邓力群等人非常难堪），这些情况当然让陈云等老人发怒。邓小平终于同意端出胡耀邦（1986年北戴河期间，邓小平已下了决心，发话说：“如果说这几年我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把胡耀邦这个人看错了。”“六四”以后，邓改变了说法：“当时没有看错，后来却不行了。”）。1987年1月16日，在另一场称之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胡耀邦被赶下台。不久，一个传说甚嚣尘上：邓力群要当总书记了（例如，1987年6月下旬，王震找王首道，谈邓力群当总书记好。见李锐：〈怀念同赵紫阳的交往〉）。虽然，也是因为邓小平一句话，邓力群最后也垮了台。但这些权力斗争并没有改变王若水等人的命运。事实上，在1987年8月，王若水进而被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勒令退党，王拒绝后被予以除名。（未完待续）

解释权威：胡乔木讲演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王若水：一位痛苦的清醒者》第五节）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作了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演。

那天，胡乔木从医院出来，带着一个大口罩上台。主持人蒋南翔（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说，乔木同志感冒了，他今天是抱病前来的。接着，胡乔木做了简单的开场白，便由两个播音员轮流代念全文。正如胡在开场白所说，这篇讲话的起草是“历时三月，四易其稿”。从1983年10月开始，胡乔木就在准备这篇重头文章。按照中共的惯例，像他这样高位的人写这样的大文章，是要组织一个班子来进行的。参与起草的八个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办公室。胡乔木指定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邢贲思作为主要执笔者（邢贲思本来是反对人道主义的，包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过去一个著名的观点是：人道主义是一种欺骗，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更是双重的欺骗。当然现在他有所修正）。但起草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胡乔木一次又一次对起草小组谈他的提纲，一次又一次否定了草稿，以至后来不得不把主要执笔人换为龚育之，还多次召集专家讨论，征求意见，最后总算完成了。

胡乔木这篇〈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文三万九千字，分为四个问题：一、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三、为什么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四、能否用“异化”论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前两个问题那几年中国大陆思想界并没有多少争论，胡乔木用这样的方式来概括，不过是为了便于论证对方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已。的确，胡再讲周扬讲过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而且讲演地点和十个月前周扬一样仍选在中央党校礼堂，是发出一种暗示：周扬那次讲的不算，现在我胡乔木讲的才是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

胡乔木的文章在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刊物《理论月刊》1984年1月号上发表。《红旗》杂志1月26日转载。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次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转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除了汉文以外，还有朝鲜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藏文、蒙文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版本），共两千万册。加上报刊的转载，共三千万份。这个销售量仅次于邓小平的文集。但是，没有官方的外国文字译本。胡乔木似乎并不想让他的观点在海外引起讨论。

正式发表的版本较之讲话稿作了一些修补。例如加了一处“改革”的字样。最明显的一处是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法。原先是否定的，现在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解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那么，使用这个术语原无不可；只是这个术语很容易引起误解，不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那么恰当。

胡文发表前，在中宣部的会议上，邓力群作了高度评价，贺敬之也大加捧场。他们还说要写一批批判文章，要像当年写“九评”那样写“十评”，解决文化思想界的问题。当年，从1063年9月到1964年7月，《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撰写九篇评论苏共路线的文章，不但在中国大陆而且在全世界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宣传，俨然成了（当然是一厢情愿）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现在他们显然企想重温旧梦，为胡文造势。

1月26日，中宣部根据邓小平的批示精神，发出关于学习和讨论胡文的通知。〈通知〉说此文对于几年来围绕着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展开的争论作了“科学的回答”，“对于推动理论工作者的健康发展，清除思想战线上的精神污染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工作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教材。”“各条战线的各级领导干部”也要学。

1月28日，胡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党校开了一个庆祝座谈会。此后，各种赞扬在全国各地各级各界包括各种报刊、电台排山倒海，响彻云霄。

胡乔木的讲演被看作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关于“精神污染”的讲话的最权威的解释；他听到了全国上下一片赞扬声。这毫不奇怪。胡文发表之前不仅经过中共中央的批准，而且还得到邓小平的赞赏（王若水说他后来惊讶地得知，邓小平实际上并没有看这篇长文章）。邓作了如下的批示：

这篇文章写得好。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或转载。由教育部规定大专学生必读。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

按照邓力群《自述》所说，这一切，包括邓力群自己关于异化的观点的变化，都是来自邓小平的决定性的影响。书中说，1983年9月30日，邓力群他们把讲话稿送给邓小平时，邓小平在谈话中讲了如下这些看法：

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化的十八条论述。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1964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呵？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说到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呵？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是个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了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力量。

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

邓力群《自述》说，邓小平这篇话讲得非常好，非常重要。这一篇话使他和胡乔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都大大地提高了。有了这篇谈话，才能有他邓力群在二中全会西南组批评王若水错误的长篇发言。而胡乔木也是因为看了邓小平这次谈话，他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文章才可能写得这样好。王若水讲，后来问题发展得这么严重，是胡乔木送了材料。实际上，胡乔木没有送材料，是周扬送了十八条语录，才使邓小平在异化问题上发表了这么高明的意见。

内中真相如何，大可值得研究，邓力群《自述》自然只是一面之词。但不管怎样，邓小平在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例如其中这段话，在全党全国是不容置疑的：

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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