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中学生的时代，台湾正流行一种做卡片的运动。如果我的记忆没错，当时的名称是“中央卡系”，我也受这波宣传的影响，以为“卡系”是一点就通的治学利器。而且一般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为了辅助记忆力之不足，往往比较系统地做卡片。我就认得一位杰出的经济史家，如果忘了带他的制式卡片，是不进善本书库读书的。因此，我曾好奇地问过余先生是不是做卡片。他说，除了早年为《后汉书》做过一整套卡片外，基本上是只记笔记，不做卡片。而且如果我的观察没错，余先生读书也不太画线，与毛泽东“不动笔墨不看书”至为不同。甚至上讨论课时，也不大记学生报告的重点。好似他的脑袋中有那么几个匣子，有意义的材料会自动存在里面，等他开口评论时，只要依次打开那几个匣子就行了。余先生撰写《朱熹的历史世界》期间，我一度回母校，为了旅途解闷，余先生曾将一两章稿子交我阅读。这时我注意到文稿中夹了几张废纸，上面零星地记着几个词或引文，我猜那便是他撰写时所依靠的线索。至于余先生撰写短文时，似乎是沉心研玩某些书之后，在脑海中形成几条主要线索，然后将书合起来，绕着那三四条线索，一气写成。在写作的过程中，大概只有必要时才会回去翻检原书。其情其景，可能是像晚明清初思想家陈确（乾初），他说自己详思多少年之后，决定判《大学》为伪经，乃下笔“快写一过”；或是像阳明在顿悟良知之后，凭着对经书的记忆，快写而成《五经臆说》。至少这是我读余先生很多精彩的文字留下的感觉。余先生撰写研究论文时，显示一种海明威“冰山一角”式的表达方法，也就是说他并不像清代考据学者动辄摆出“证佐千百条”，他只摆出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所以需要佐证时，往往是一两条或两三条，其他证据则留在海平面以下。因此，余先生的学术论文读起来一气呵成，没有冗赘之病。而我之所以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近来由于电子文献数据库的发达，往往一按键就可以得到大量的史料，如果不能割舍，容易出现过度水肿的情形，失去了阅读时的畅快感。余先生阅读的方面非常广，如蜜蜂采花酿蜜，但大多备而不用。等到要写某一篇文章时，各种资源自然群到笔下，这也还是“冰山一角”式的做法。依我学生时代的观察，他对当代正在发展的人文要籍也非常注意。这中间包括像Isaiah Berlin、Charles Taylor、Richard Roty、Jürgen Harbermas、Paul Ricoeur等人的书。那些年代余先生飞行机会比较多，坐飞机正是他读书的时候。我记得Richard Roty的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一书就是他在从台北飞到纽约时读完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手上还留着一张纸条，是余先生托我到普大火石（Firestone）总馆帮他借《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Revisited）。余先生极少托我们这些研究生做事，他是所谓的“单干户”。从做研究到写文章，全部一手包办，纯粹农业时代的手工作风，顶多请系秘书帮忙缮打英文稿，但余先生的英文稿是清澈而谨慎的。最近我有机会读到他的一篇英文稿，特地影印了一份，好警醒自己不要满纸鬼画符。余先生是不碰计算机的。记得他在2006年获得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时，我正好遇到翁启惠院长，提醒他因为余先生是中研院院士，所以应该送一封贺函。过了几天，再度遇到翁院长，我问他送了吗？他说送了。我问用什么方式，他说电邮。我急呼：“余先生没有计算机，也不收电邮，您的邮件送到哪里去了？”至今，这还是个谜。余先生1955年离开香港到哈佛，他是带了许多当时华人学界的关怀与困惑前往的，故他到哈佛之后便关心希腊时代、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等主题。此外，关心余先生早年写作的人，已经注意到余先生在香港时期的少作，都肯定自由、民主、人权等，而且文章最常出现的词语是“思想”、“文明”。但在香港时，他的研究是以社会史为主，即使在美国担任教职初期，仍是以广义的社会经济史为主，后来才逐渐转向思想史。所以我推测余先生早期有一个思想与学术复调平行的发展，后来逐渐归于思想、文化一路。2007年一篇题为“Clio’s New Cultural Turn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 in Asia”（Dao，2007.6：39-51）的文章，我注意到它似乎是余先生的夫子自道。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余先生身处的时代学术环境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命定主义”影响甚大，认为文化、意识是由社会经济所决定，历史是由定律所支配。余先生此后的发展似乎对这类带有决定论色彩，或认为历史有通则的思想进行彻底的反思，强调文化及意义的自主性，同时也强调传统。他说在1955年，第一次读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的《历史的观念》时，深为其中许多讨论历史知识的特质、开人眼目的篇章所吸引，像一个事件的内在与外在部分，像历史知识是一种对过去思想的追体验，当时觉得比起那时最为当令的Carl G.Hempel的历史通则（covering law model）更有说服力。余先生在文化上有许多主张值得深入探讨。在这里，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前面提到余先生从年青时代起，对自由、民主的理论便做了很多讨论。如果我的了解不错，在1950年代，国共政权之更迭，使得究竟是走西方自由之路，或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强调分配上的平等，是相当热门的问题。傅斯年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如果只有自由而没有平等，那样的国家他不愿意住。如果只有平等而没有自由，那样的国家他也不愿意住。他心中比较认可的，是像罗斯福“新政”时期那样兼顾两者的政治。如果我的了解没错，余先生《自由与平等之间》等论述，便与当时思想界渴望得到解答的想法有关。除了自由与民主的讨论之外，我觉得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中提到的“背景文化”是值得注意的。简单地说，在民主与自由的时代仍需要有一个“背景文化”，否则它们是行不通的。我觉得余先生早年在讨论自由、民主的时候，便与这个“背景文化”的观点暗合，所以他在那个时期的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当时他曾经给《自由中国》投过一篇文章，认为提倡自由、民主仍不废儒家文化。但是，这篇文章被拒绝了。因为当时台湾知识界的主流派认为，推行自由、民主就要以清除传统文化的阻碍为前提。一直到近年，我觉得余先生更加自觉“背景文化”的重要。他在“余纪忠先生讲座”以及唐奖汉学奖的座谈中，都强调“人文与民主”，也就是认为丰厚的人文素养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背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