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网见下引这个版面，香港文汇报？亦未知何时，却称季季是「一部活的台湾文学史」，以我的陋见，似乎有些「贬低」了她，自然也贬低了文学，我则顺手便可拈来几例（时序由近及远），均与我私人有些关联，见证季季至少在文学领域，乃是傲游天地的，岂止「两岸三地」，这种文学人物，未来大概很难再出现了。 】
一、新竹寻根
2023年8月4日，惊见季季在脸书上写道：「整理书房，发现这本磅薄而精美的《席慕蓉》。更为惊讶的是，发现我1985年为席慕蓉写的《行走的树》，收录在2002年的「席慕蓉」里。 《行走的树》第一版，原来是1985年6月啊！ 」
我只见过席慕蓉一次，是为了「新竹寻根」，于是也到我自己的脸书里去找出来，那篇2020年2月26日按语：「『建国同龄人台湾制造』，岂非中国人里面独一份？我不知道，但是这个身份，确是季季专门为我打造的。为此，我还真的有过一次「寻根」，也是她拉上另一位大姐席慕蓉陪我去的，这个经历，记录在我的另一本书『寂寞的德拉瓦湾』，2013年由印刻出版、季季主编的，我在扉页题记「献给我悲苦一生的母亲」，那年夏天我也有幸在『缪斯的星期五』，与季季一道朗读，陈芳明主持，我就为妈妈读了这篇文字。
九〇年代初，我从欧美三度访台，每一次都暗暗揣着一个荒诞﹕这边没有人知道，我父亲恰是约五十年前逃离台湾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地下人员，他当时的身份是新竹商业学校国文教员，妈妈则在新竹女中。虽世事沧桑早已黯然，我来台湾的心情还是有些异样，似乎总想替爸妈了却一桩他们再也不能的心愿，譬如回一趟新竹，看看旧居什么的。一九九一年夏天我第三次去台北，第一个跟季季说了这秘密。她在《中国时报》主编《人间》副刊，九〇年邀我访问过台湾。她说她去邀当时还在新竹师范教书的诗人席慕蓉一同去，因为她会开车，路也较熟。那时还没有高铁。
我这种心情尤其是为了妈妈，一九四八年新竹女中那个四川口音很重，还有些口吃的国文女教员。爸妈一生坎坷中最令我动容的事，至今没有一件比得上妈妈当年只身飘洋过海的勇气。妈妈叫庞佑中，四川达县人，瘦小而纤弱，脾气却出奇的刚烈。读武汉大学时，她爱上了从成都来的政治学系男生苏沛，校刊《武大新闻》的总编辑，全校时事座谈会的主持人，在政治系读了多年不毕业。一九四六年，武汉大学好像闹了一场学潮，军警冲进校园打死了学生（蛮像半个世纪后的“六四”），当局通缉七个学潮的主事者，名单上有苏沛。他逃走了，辗转广东﹑香港，最后去了台湾。读中文系的妈妈挨到毕业就对她父亲说，我要找他去。妈妈不像当年的热血青年，或奔南京或投延安，她出川直奔上海，买了去台湾的船票。四七年底妈妈在荒凉小城台东跟爸爸会合，不久便在永无宁息的太平洋涛声中生下长我不到两岁的姐姐。爸爸后来对我回忆，他们在台湾一年半，为了隐蔽身分先后换过四所学校教书，而那时国民党对他的通缉令已经到了台湾警备司令部。
我随季季和席慕蓉到新竹，找到那间女中，如今一片砖瓦水泥建筑，没有什么能让我引起联想的景致。爸妈他们曾经住在一间什么样的房子里呢﹖我四处寻找，忽见一排并不葱翠的竹子，掩映着几幢旧平房，像是有些年月的。我便驻足在这里，让自己去想像半个世纪前一对年轻四川夫妇在闽南话氛围中的孤寂和陌生。
「如果不及时离开台湾，我们一家四人都会惨死在那里，或者瘐死火烧岛——当时你尚在母腹中。」爸爸暮年给我写信说。 「四八年十一月底，我们就经基隆回到上海了。长江已封锁，不可能北上。在复旦大学住了一阵子，来年三月初，我们乘沪杭晚车至杭州，第二日晨在杭州南星桥登上木船，当天下午黄昏在浙江诸暨县一个内河码头进入浙东游击区。」此即爸妈落脚浙江的缘由。可是四九年政权上台后不久，妈妈的父亲——一个四川老同盟会员，就被枪毙了。妈妈受此刺激，一生郁郁寡欢，脾气暴躁，常常为此而哭。
二、小木耳在哪里？
2022年2月17日，季季脸书贴出：
顾城柏林来信
整理旧物，发现顾城1992年4月26日从柏林寄来照片、信与文稿。
信的第一句：
「我们已离开纽西兰到了德国，马上要去美国英国及荷兰…」。
……这是告诉我，这段期间不要再打电话去纽西兰……。
顾城和谢烨住纽西兰激流岛时，我打电话去他家，如他所叮咛，「要多等一会儿」。有时他说在砍柴，有时他说在河边泡脚唱歌…….。
……但是谢烨没来接过电话。
1993年4月28日，顾城从柏林寄来他的长篇小说《英儿》大纲及部份初稿。
然而，10月8日，37岁的顾城在激流岛以斧头砍死了35岁的谢烨，随后自缢而亡…。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是朦胧诗主将顾城「一代人」的名句。
……然而，他没有寻找到光明，而眼睛，依然是黑色的。
第二天2月17日我在脸书写道：
正当「徐州八孩女子」在中国发酵之际，台北的季季在整理旧物中，发现三十年前的顾城来信，她的这则脸书，马上令我想起南太平洋激流岛上「童话诗人」杀妻自杀的那个悲剧，当时我正在车祸后的惊怵中，却不知道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那个小木耳，几年后还回忆得起这个细节，并写成《离魂历劫自序》中的一节，叫『儿子的坟』
2020年张淑伶贴了一篇《谢烨之死——天才神话下的性别暴力》，我跟她议论起顾城的心理疾病：
——中国真是一个精神病盲大国，从领袖到名人，不知凡几。
——我在想，心理与精神问题，以及女性处境的问题，都有。外界对（特别是有才华的）丈夫和妻子的角色期待，会倾向于让女方更多忍耐担待。
——你说得极对，这些问题都有，甚至更复杂，但顾城死了，不好对他说得太刻薄，他的问题很大，想当道士，整天用纸板卷个桶戴着，迷得西方学者一个跟头都跌傻了，看不到他还想「妻妾成群」，这是什么问题，女性主义吗？人们对所谓「朦胧诗」一代，至今没有解释，可怜只在于谢烨也迷在里面赔了性命。你们不知道的女人还有。
那么，发生在「天才」身上的精神健康危机，难道不会同样发生在徐州，那些用锁链拴牲口一样拴女人的男人身上？他们只有生育冲动而算不上精神问题？
无独有偶，贾平凹出来说了一句算是大实话（还是混帐话）：不买媳妇，村子就消亡了……他说的还是「娃」的问题，即传种接代嘛；
徐州人口买卖几十年，政府屡禁不止，可知人的生殖冲动多么顽强；
从三十年前的激流岛，到今天的徐州，「八孩之女」就是八个「小木耳」，但是我看这个爆炸性话题的汹涌浪潮中，有人提到过那八个孩子吗？
从人口贩卖、传种接代、女性权利、儿童权益、心理疾病、精神健康、基层结构、干部特权、天才神话、朦胧诗……我不知道还能往下列举多少相关的议题？
三、刘宾雁的孙子能进人民日报吗？
2021年3月16日，季季从电报上传我一张照片，附文「吾孙今天去汐止联合报总部上班」、「三代联合报」。我早就闻知她的孙子杨湛华之优秀，中学读建中、大学读台大，然而「三代联合报」中间却有极为辛酸的历史，如今已不隐秘，季季都把它当做「台湾当代史」的一部份公诸于世，人们皆知杨湛华的爷爷杨蔚，是一个曾在绿岛关过十年的政治犯。这张照片，令我想起另一对爷孙，当然也是季季的老朋友：刘宾雁。
5/30/2006 ，我的日记：
星期三回普镇去送朱洪，她订好十日机票回北京，大洪来接她。她陪伴刘宾雁流亡十八年，最终一个人回家，还留下孙子东东在西方不肯跟她回去。朱洪似已从丧事中复原，假如回国无碍，回到她原来的生活环境里去，相依儿女及故旧，强似她陪伴「中国良心」丈夫流亡百倍，她或许还能长寿的。宾雁的一切都暂存在这里，那尊铜像也带不回去，林培瑞正设法跟大学商量摆进葛思特中文图书馆……。
随即在七月，我电邮季季：
星期三我带傅莉回普林斯顿，去跟宾雁的夫人朱洪辞别，她订好十日机票回北京去了，陪伴宾雁流亡了十八年，最终还是一个人回家，还留下孙子东东在西方，不肯跟她回去。东东的爸爸大洪来接母亲回家。可怜傅莉见了朱洪，还是只能念叨一件事情：车祸。我们都盼望她能顺利入境。她回去是隐蔽的，不声张，怕有麻烦。
季季回复我：
看到这信真是心酸但也为朱洪姊祝福
请代我转达祝福之意
不过朱大姊回去的时机和陈映真同样微妙
都是6月啊
和宾雁惺惺相惜的陈映真6月1日已和太太到北京
将在人民大学客座并有宿舍住据说为期三年
他是因住家借给弟弟向银行贷款无力偿还 将遭拍卖
以后的居住及生活可能有问题
但他不希望外界知道这个真相
你只须向朱洪姊说陈应邀去讲学也在北京就好
要不要和他见面由她自己决定
我7月2至12日去河南参访12天
中国作协邀的 我是代表印刻去
据说会在河南全境参观
我曾在郑州机场停留3小时
没在河南参观过
反正就去玩一玩吧
据说陈氏夫妇也去
到时会把朱大姊返京的消息转告他们
河南是你的老巢
有什么建议或可帮你做什么事吗
四、面对老太太的音容
2020年10月6日，季季再写张爱玲，末尾从夏衍又提到《新观察》主编戈杨，并说「戈杨六四后拒绝回国，跟张爱玲一样留在美国」 ，我跟帖了一句「神来之笔」！张爱玲判断中共，超越中国所有文人，晚年凄凉；戈扬访美闻「六四」屠杀，到西来寺住下，只给邓颖超打了一个电话：「请不要迫害我的孩子」，然后流亡，她去布鲁克林，美国作协给她租了一间小阁楼，吃饭是去社区免费供应午餐处，十几年后她因心脏病，在医院成植物人而终，可歌可泣！法拉盛开过一个“戈扬追思会”，我赶去发了一个言。
老太太终于安息了。我在北京就管她叫老太太，不叫阿姨。那时，她是北京文化圈子里的一个精神凝聚的中心，许多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作家、文化人，无论体制内外的，都围拢在老太太的周围。她有很大的亲和力，不止是她对那个吃人制度的惊人的觉醒，还有她的慈爱、包容、细腻。她常常请我们在最好的餐馆吃饭，她坐在中间，那股雍容的气度，我是见过的。
那时候我纵横驰骋，无所顾忌，《河殇》还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呢，我已经在南昌动笔撰写关于五九年庐山会议的长篇纪实《乌托邦祭》，成稿得二十五万字，江西大型文学刊物《百花洲》杂志以一整期刊出，却被中宣部下令将四万册新书，全部打成纸浆，不许外泄一册。这时在北京，老太太把我叫去：「你给我一个十万字的缩写本，我用一整期《新观察》来发表，你干不干？」我做了，可到那一期的《新观察》出来，却没刊登，我四处找不到老太太，后来找到编辑部主任郑仲兵，他告诉我，杂志发排前一分钟，老太太还是给鲍彤拨了一个电话，那边对她讲，这个苏晓康，捅了一个《河殇》的漏子还不够啊？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才保护了他，你要再发表他这个东西，后果就难说了！老郑说，老太太立马撤了稿，也不见我。那已在八九风云的前夕。
再见到老太太的时候，我们都在流亡岁月里了。但是，流亡跟流亡很不一样，我是被通缉了逃出来的，老太太不是，她是自我流放，此其一；我正在盛年，刚好四十岁，而老太太却是七十岁开始流亡，世上几人有这样的胆魄？此其二；我顶着个《河殇》总撰稿人的“桂冠”，走到哪里都是掌声，而老太太却没人认她了，申请普林斯顿大学的访问学者，她和千家驹先生因年逾七十未被接受，千老难过得在西来寺跪倒在星云大师跟前，但老太太还是直挺挺地站立着。
我去看望老太太。她一个人住在布鲁克林，一道很陡的楼梯爬上去的一间小屋。她说，我一天只做一顿晚饭，午饭到免费的地方去吃的，天天都去。说的时候，她嗓门依旧高亢，仿佛我们还在北京的大餐馆，是她请我吃酒席呢。通常，人们会说这是坚强，我更愿说这是强大，人格和精神的强大。
九三年九月间的一个傍晚，我在水牛城一家医院的走廊上，拨通了老太太的电话。当时我们一家人遭遇车祸，我的妻子傅莉还昏迷在特护病房里。哭天抢地之际，我想到了戈扬，我所认识的最强的人。老太太在电话那一端说：
晓康，别害怕，你把一切都放下，无所谓了，你就不害怕了。
接下来，老太太对我提起后来极流行的唐德刚先生的一个说法，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大意是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期，大约需要二百年，犹如长江过三峡，惊涛骇浪，无数人沉尸江底……老太太说，你我还算幸运的嘛！
她就是这样面对自己的苦难。她那一代人，把绚烂的青春和朝霞似的理想，拱手奉献给了魔鬼，还不可能得到晚辈的谅解，唯有自己去消化那种悔痛；而且，她还要晚辈看到她的再生。她宁愿客死他乡，绝不肯为那个体制再做一次殉葬。老太太一辈子受了多少苦啊，照样活到九十四岁，多么强大的生命力！我想她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理想的支撑。她的强大不是凭空的。
我辈也曾幻灭得很惨，可是我们还会有理想吗？老太太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精神遗产——她的人格和理想，但面对老太太的音容，我对我自己这一代，并没有多少信心……与其我们总在那里挥舞诸如国家和民族向何处去一类的宏大话语，不若低头检视一番我们自己身上还剩下多少本钱，有资格去承传老太太他们想传递给我们的。
五、《人啊，人！ 》
2022年1月2日，网见季季整理旧物，贴出两本杂志封面，她注明：第一期《广场》，1990年3月，主编戴厚英；第一期《民主中国》，1990年4月，主编苏晓康。我跟贴：「读到很难过」。何故？
它勾出我一则日记，1996年9月1日：
「昨见报载，戴厚英在上海寓所被惨杀，非常难过。中国是一个不让好人活下去的地方，至此我已齿冷，天下并无公理，只有无常，基督教的上帝只是熟视无睹，不疼不痒，牧师们开廉价天堂门票，无非让人相信无常。」
我见过戴厚英一次，前面2021年1月13日有个旧帖《『乌托邦祭』封杀前后》：
「1989年四月下旬的上海，受北京天安门学运的激励，沪上各大学也风起云涌，摩拳擦掌。我跟嵇伟来沪，本有出来躲一躲的意思，也很担心到上海曝光，反被学生们拉去演讲。谁料嵇伟领我和施叔青去看望王若望时，坐公共汽车快到站了，她吆喝了一声：“苏晓康，这一站下车了啊。 ”车上有一群大概是学生，立刻四周搜寻叫嚷起来：“哪个苏晓康？河殇那个苏晓康吗？他怎么会在上海？ ”这可麻烦了，一下车他们就把我们团团围住。嵇伟死命地把我从人群中拽出来，再拉上施叔青，飞快逃离。我是第一次见王若望（1918—2001），在他家里也第一次遇到写《人啊，人！》的上海女作家戴厚英（1938—1996）。」
六、中国没有「庇护所」概念
2019年7月31日，季季帖文：采访郁达夫夫人王映霞，1990年在台北中山北路七段天母新村孙健中家。
她也问道：谁记得郁达夫、王映霞？
当然他们一定是「失踪者」，但是郁达夫身后，其实掩映着一个文学、流亡、精神的巨大话语，王德威更将鲁迅、老舍、郁达夫、冰心、钱钟书等人作品，皆列入「留学生文学」，并指出郁达夫式的颓废激愤，可谓极致，总体上便是五四新文学「感时忧国」特征的一个面向。当「新中国」变成一个「高迫害」类型国家，又因人口庞大，留学、流亡再次使「逃离」成为时髦，但再无「留学生文学」，却展示了「六四绿卡」、「人血馒头」等另一种「避难文化」，或许会令郁达夫等汗颜。核心问题是，中国人被洗脑之后，最大的困境乃是无法剔去「国家」，重建「个体」。
我读张爱玲传记，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一九五五年底她甫抵纽约，一日胡适到她寄住的救世军女子宿舍来探访，张爱玲后来写成《忆胡适之》一文，内中写道：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我的惊讶，不止在写尽十里洋场脂粉气的这位「海派祖师奶奶」，笔下竟也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这样大气的文字，还在于当年她是以难民身份从香港申请来美国的，也就是说，一直被视为抗战十年躲在上海孤岛摹写痴男怨女、凄凉喧嚣的张爱玲，后来是一个躲避共产制度的政治难民，只是张传的作者们，仿佛有默契地不去声张这一点，好像它有损于张爱玲隆重的身后盛名。其实张爱玲的小说，和她的沦陷区经历，以四九后中共的逻辑来看，无疑是有政治嫌疑的。
这是一个既关于文学、又关于「政治避难」的交叉问题，其背后掩藏着一系列价值、认同的晦暗命题，很少有人议论过。遇罗锦的新作《童话中的一地书》，以文学自传的方式，挑开这个难堪话题，不仅秉笔直书离乡背井的生存艰辛，而且全书都在面对「政治避难」的伦理，和一个人的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挑战。遇罗锦一九八六年在西德申请政治避难，她说：「我出国的目的就是出版一本不被删改的书」──她原本是一个标准的因书写而受难的作家，她为日记而被劳改、为发表小说而被「清除精神污染」整肃、被报刊批判，最后为了出版《一个大童话》（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而在他国申请政治避难、流亡，情愿以清贫生活，换取自由。她对自己经历的描述，再现了一个作家和流亡者的个人精神史。
遇罗锦在这本书里所涉及的命题，由于一个重大事变，而变得更加突出──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据说有两个世界性的后果：一是引发了共产党政权坍塌的「苏东波」骨牌效应；另一个则是，中国人大举向全球偷渡、移民、政治避难，我自己也卷进这个浪潮，迄今已流亡了整整二十年。这个浪潮至今似未止息，但我却一直没有看到此浪潮中人写出什么感受和困惑来，虽然据说这股中国流亡潮的「知识含金量」高得惊人。于是，发生在这股大潮兴起之前的那个遇罗锦流亡传奇，就显得愈加独特和与众不同。
「逃离沉船」与恐惧的异化
实际上，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从中共统治下逃逸到西方国家寻求政治庇护的人数，历来居世界第一。早在文革前后，就有上百万人冒死偷渡，到香港寻求英国人的庇护，是标准的政治难民，这些人后来成为香港社会的中坚，也不少人偷渡时就被边防军警射杀。音乐家马思聪的出逃，并在美国寻得庇护，也在这其间。五九年西藏事件爆发，达赖喇嘛率信徒逃至印度寻得庇护，则是举世震惊的大事件。
八九年「六四」逃亡大潮之后，美国移民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自一九九六至二○○二年的政治庇护案件，无论申请人数还是批准人数，中国都名列第一，而且从一九九九年起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即江泽民政权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这期间也有少量异议分子、西藏人士、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等走上庇护道路。
不过，中国人在美国申请庇护的政治原因明显扩大，如计划生育政策、因强迫拆迁、圈地而逼向海外的申请者，不少人也获得了批准，甚至携款外逃的中共各层贪官，也以回国将被「迫害」（清查）而申请政治庇护。经由偷渡管道来海外的打工者，伪造被迫害材料申请政治庇护，一时成风。
记得二十年前我写《河殇》时，曾经受到社会上一种恐惧心理氛围的刺激，我称之为「逃离沉船」的集体潜意识──躁动的一九八八年是个「龙年」，人们抢购商店里的四种罐头：苹果、鹌鹑蛋、桃、梨（「平安逃离」），那大概就是中国逃亡潮和避难潮之滥觞，由后来的六四屠杀和法轮功迫害两大事件而演化成真，也对国际社会殃及鱼池，产生诸多中西理念冲突，涉及文化、社会、政治各领域，政治庇护也是其一。
无疑，中国是一个「高迫害类型」国家，六十年里「大饥荒」和文革两次灾难中死掉的人，粗略的估计就有三、四千万之巨，说它是「人间地狱」毫不过分。所以，中国人投奔怒海、背井离乡，以「恐惧」为理由「桴海避秦」于西方，是再自然不过的一种人性选择。但是别忘了，中国有十二亿人，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兴起出国潮、流亡潮、避难潮，对于人稀而富庶的西方（欧美）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但这还在其次，中国人往西方的逃亡，搅乱了他们那里的「庇护法理」，则是更要害的。
Asylum 这个英文字的原初意思，是庇护、避难所、精神病院，后来才转化出「政治避难」的意思。十八世纪的欧洲，一向指「疯癫」为兽性、残酷，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出现「收容」精神病患者的法律安排，并作研究和治疗，最初称为「疯人院」（Bedlam）。世界上第一座精神病院，是伦敦南郊的贝休恩（中国也译作「白求恩」）皇家医院。所以，「疯癫庇护」扩展为「政治庇护」，照我的理解，依然具有人道收容的含义──没有一个正常人愿意假装疯子被送进「疯人院」。
庇护原理由「疯癫」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无疑是人道主义在西方的一种提升，但是，对于既无「庇护所」概念，也缺乏人道精神的现代中国人来说，这一切都变成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了，这或许也可算作文革之后中国人的「改革开放」思路之一。但是，以「恐惧」为理由的图谋，就把问题变得很复杂：即使你提供的证据是假的，谁又能判断你的「恐惧」的真假呢？况且，在靠「恐怖平衡」所维持的一个专制国度里，谁又是不「恐惧」的呢？于是，「庇护」又从政治领域退回到「精神」领域、甚至道德领域｜｜最后只剩下一个诚实的问题，而这是整个西方系统对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失去判断的地方。相比之下，来自美国后院拉丁美洲的更为庞大的偷渡打工人潮，却鲜少有人使用这种手段，虽然拉美的黑暗和恐惧一点也不逊色于中国。
获得「庇护」乃是「占便宜」，同样也只有在「无庇护」文化中，才成为一种争议、攻讦，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便是所谓「六四血卡」──九三、九四年间，有近十万之众中国大陆留美学生学者，以「恐惧」的名义向美国政府游说成功而获得长期合法居留，并衍生出一场争辩，其中最有趣的，是特别借用了鲁迅著名的「人血馒头」的象征符号，把一个纯粹西方的概念，浸泡到某种病态的中文语境里去，折腾得面目全非。但是，这场争论也揭露了「六四绿卡」个案对西方「庇护法理」的亵渎，是荒诞的、双向的：在「庇护」层面上，许多人是由中国政府支付其留学费用、并继续领取国内工资；在「恐惧」层面上，他们后来又踏上「海归之路」，回流到据说「迫害」他们的国家去做贡献。
七、「人血馒头」
走笔至此，我忽然发现「六四血卡」这个说法，脱胎于鲁迅的「人血馒头」，颇有象征意味，与其说它是政治性的，不如说它更具文学性，十万之众的「绿卡大军」，错置于中西文化的歧义、冲突之间，背后岂能无故事？由此而引出一个关于「避难文学」的提法，也许值得讨论。
著名文学评论家、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诠释中国五四以来的「留学生文学」，指出其异国情调与怀乡姿态之外，还有一点就是，「留学生出国、归国和去国的行止，不止显现留学生个人的价值抉择，也暗指了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归与不归的问题，在以后的数十年仍将是海外学生挥之不去的心结，作家将其付诸文字，也成为中国小说『感时忧国』症候群的特例。」他将鲁迅、老舍、郁达夫、冰心、钱钟书等的部分作品，皆列入「留学生文学」，并指出他们「上承晚清留学小说的遗绪，下开六、七零年代白先勇、于梨花、张系国等人新留学生小说的先河」。
依照上述光谱往下梳理，我们会发现，自「对外开放」到「六四」事件的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庞大留学阵容，竟没有出现「留学生小说」，岂非咄咄怪事？其间缘由，自是复杂，但我相信，这一代中国大陆留学生所面临的价值、认同冲突更复杂，必定是原因之一。在西方文学中，有所谓「流亡文学」，而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王德威指出「以留学生为题材的作品曾经形成一小传统」，假如从交叉的角度来看，前述以各种理由避难于西方的中国人，已经形成一个叙述客体，和相当辽阔丰裕的故事仓库，或可孕育一种「避难文学」，而其开创之作，便是这本《童话里的一地书》。
遇罗锦的异乡书写，已较少「去国怀乡」的姿态，也逸出了「感时忧国」的症候群，更无「归与不归」的两难，仍不无落寞孤冷之笔，一个颇为凄凉的特写，是她与一位来自台湾的博士生大齐的「天涯沦落」式相遇：「可我们谁也不讲在外国的感受──我们陷进了莫名其妙的孤独的大海。而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他还有回头路，我却是没有的……」她那句「陷进了莫名其妙的孤独的大海里」，在书中反复出现了多次。
她写得更多的，是国族认同的挑战，和关于「政治庇护」的责难，这恰是五四以来各个世代中国留学生所没有的一个路向，而由八十年代以来大陆流亡者，或许也应包括「六四绿卡族」，所负载的一个特殊的时代环境。只有在个体（individual）这个尖锐点上，一个中国人关于他（她）自己的一切，被集体、国家、民族所宰制、荡涤、化约得多么干净彻底，才变得一览无遗，触目惊心。
八十年代中期，「六四」屠杀尚未发生，中国人对党、政府、祖国的幻觉依然浓厚，国族话语凌凌驾一切，在此背景下，遇罗锦乍一出国，就自主决定申请「政治避难」，不啻一个惊天之举，她除了勇气，实在没有更多别的支援意识，毕竟她也是在中国被彻底洗脑过的；而支撑这勇气的，只是本能，一个个体逃避宰杀、凌辱、灭声的的本能，假如还有更多一点，那就是她的「童话梦」──「出版一本不被删改的书」。在接近书的尾声，经历了种种「避难」之难以后，面对入籍选择时，遇罗锦才异常清晰地回答她的国族认同：
「中共把我全家害得家破人亡，尤其对我，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写作上，中共都是拒绝我的，要人们把我彻底遗忘的……我希望有个国家能保护我，保护我的一切公民权利。每一个人，都需要政府的保护。」
所以，遇罗锦的「国族论述」，与她的所有前辈，恰好在相反的方向上──以鲁迅、郁达夫为圭臬的「五四留学生文学」，因国族的孱弱而写尽个人挫折郁闷，毋宁是夸张地强化国族认同，而「感时忧国」的五四文学传统，亦可说正是一种「国族」乌托邦，王德威称之为「也从其间看出现代国家意识滋生的端倪」。一个世纪的驰去，中国经历了「民族国家」的建构，其间血流成河，到头来是国族膨胀为巨兽，彻底吞噬个体、权益、良善，而我们的文学也被阉割其间，来不及在一个相反的路向上摹写人间悲剧，在这个意义上，遇罗锦的「避难文学」恰好拓展了一个「国族论述」的新路向。
也就在这一新路向里，对于「避难」、流亡、留学、打工、跨国婚姻等等，不是有如清末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样光怪陆离的场景、人影吗？遇罗锦此书，在多角度、多侧面地描摹华洋各色人等对一个避难者的亲疏、好恶之间，从容地铺陈她自己的冷暖、苦乐，遭遇不算复杂，却也虚惊不断、峰回路转，确有「孤独大海」中一叶扁舟飘荡无涯的惆怅。她的尝试，对于无数人只能在心底呢喃去国、镀金、淘金、第一代人海外创业之情愫，又何尝不是一种代言呢。
发端晚清、又经五四以来的「留学生文学」，始终不脱怀乡、去国两种情怀，基调大凡是忧郁凄楚，而郁达夫式的颓废激愤，可谓极致，总体上便是五四新文学「感时忧国」特征的一个面向。流亡生涯到了遇罗锦笔下，不再有上述特征，因为她无「国」可归，因而拒绝作凄苦自怜的感伤，毋宁是一种坦然的剖白。她在国内的书写，原是以直面、大胆、率性而著称，并因此而遭到围剿，在言论自由的西方，书写更无枷锁、禁锢，她或许有些一发不可收拾？
「避难」不是西天取经，更不是天堂享乐，在一定意义上，那就是一种「收容所生涯」。我猜想她自忖此「避难」抉择，乃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已容不得柔肠寸断，亦无藏掖之地，索性统统晾出来。粗略算一下，她打过工的地方，先后有多家中国或德国餐馆、游戏厅、面包干厂，差点去了一家养老院，后来自己开过小杂货店，还在夜校教过烹调，在一次次谋生的艰辛挣扎中，她观察描写西方福利社会的「西洋景」，颇具反讽意味。作为一个女性避难者，她也势必避不开情感层面，又岂无断肠之处？那便是她反复书写的殷情期盼丈夫出国团聚，和清醒地拒绝「高攀」、规避不对等婚姻等等，在此或许替代了「怀乡」之情，而以失败告终，掐断她与故土的最后一根纽带，极具象征意味。遇罗锦小说特色，一向是娓娓道来，这次海外书写，依旧不疾不徐，从容展开，全书的坚韧风格，由错置叠嶂的情感纠葛杂揉其间，而愈臻成熟。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