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调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意涵习近平可承继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政治与改革开放遗产。(资料照,简恒宇摄)

中共高调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意涵习近平可承继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政治与改革开放遗产。 (资料照,简恒宇摄)

8月22日,是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中共举行了高规格的纪念会议,包括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常委和委员在内,及邓小平的亲族后代,都参加了纪念。

   在纪念会上,习近平对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称邓小平是“具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世界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宣称要将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下简称“中特)”继续推进。习在讲话中,既称赞了邓小平在文革后“拨乱反正”和推动“改革开放”,又赞美邓小平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成功抵御“资产阶级自由化”。

  显然,在邓诞辰120周年之际,中共和习近平本人对于邓小平几乎是全盘肯定的态度,并宣称将追随邓小平的“中特”路线,继续改革开放和维持一党专政。

   邓小平为习近平、中共、中国,留下了许多影响和遗产。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是毛时代之后中国政治的基调。习近平宣称将继续“改革开放”在内的“中特”事业。

   那么,习近平自2013年执掌中共和中国最高权力后,还在“改革开放”吗?从现在到未来(2024年及之后),习和中共会如何施政、是否继承了“改革开放”的内容和精神呢?

   所谓“改革开放”,即邓小平掌权后,邓和其他中共开明派人物结束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长期实行极左政策、忽视经济发展、社会长期处于动荡的非正常状态,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开经济和社会管制、允许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存在、以促进物质发展和提高国力为主要目标。在对外政策上,也不再像毛泽东时代一边“闭关锁国”一边“输出革命”,而是改善与发达国家关系和敞开国门,并停止“输出革命”转而“韬光养晦”。“改革开放”中的“改革”,也指中共时时刻刻都愿意在保持基本体制前提下,对具体制度细节和政策进行修正。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中特”道路,也颇有务实倾向。如“无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主张,及将“是否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政策成败的标准等。

   当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是建立在中共一党专制、垄断政治权力、压制民间结社自由、控制舆论、坚持“公有制(实际是权贵官僚所有制)为主体”、坚持列宁党和斯大林官僚体制、名义上继续尊奉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为前提的。只是相较于苏联、中国毛时代、冷战期间东欧各国,邓的“中特”模式多了不少经济自由和物质刺激,对政治以外的民间社会活动态度较为宽松,政策也更务实而减少了意识形态教条。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基本确定。虽然后来中国政治颇有波动,尤其1989年六四事件让中共收紧对社会的控制,但“改革开放”整体没有大的变动,经济开放、政治保守本就是邓小平的初衷和“改革开放”的基调。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进一步巩固了“改革开放”路线。之后的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都继承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及“中特”路线。

    2013年,刚刚成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习近平,一度表现出较开明的、亲自由主义的改革者姿态,并明确承诺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习近平上台前后,中国国内外不少观察家也都认为习将推动中国政治经济改革,让中国变得更加自由民主。习近平上台前表现的也比较亲民和谦卑,上台之初也一度维持了这种形象。

  但好景不长,在2014-2015年,习近平真正且全面的掌握大权后,一方面以“反腐”为名打击党内政敌和不服从者,一方面横扫在江胡时期萌芽和艰难生长的民间自组织、自由派媒体、人权律师、知识分子。

  其实,2013年初的“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就已表现出其打击追求自由民主宪政声音的倾向。但许多人仍然对其保持幻想。

  但之后,对于中国人权律师的“709大抓捕”、关闭“传知行”等公民组织、将若干网络“大V”禁言封号、在高校实行“七不讲”、在中共党内“禁止妄议中央”……习近平逐渐露出了反自由、垄断权力、毁灭民间力量、“定于一尊”的独裁本质。

  习近平也更加强调中共党的作用,从中央到地方都越发“党大于政”、“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较贴近民众的国务院和各级政府被弱化,党组织和党干部被更加重视,以前政府履行的重要职能转为由党管控。

   即便在中共党内,习近平也越发跋扈和排斥异己、垄断对党的控制权。中共从建党起,就有“党内民主”的设计,虽然在毛泽东掌权的部分时期,中共没有了“党内民主”,但多数时候包括毛泽东的部分时期和邓小平大部分时期,中共仍然有一定的“党内民主”。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更有一定的“集体领导”色彩。

   但习近平将不服从他的通通打击或排斥,如以反腐为理由清除孙政才、徐才厚等党内重量级人物逮捕,又将胡春华等改革派贬斥,还压制较开明的总理李克强。打压政敌和不同意见者同时,习又提拔“之江新军”等亲信充塞政治局在内要害部门。对于党内知识分子批评也更不能容忍,如中央党校的蔡霞教授即因批评习及其政策被开除、被迫流亡。同样曾在中央党校教课、在中国社科院供职、在胡温时代颇为活跃的于建嵘教授也被边缘化。

   在经济上,习近平及其经济幕僚也从一开始鼓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励民营企业发展,转向“做大做强国企”,以及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让国有(权贵官僚所有)资本渗透和控制民营经济。整体经济政策由较放任民间自主发展,变成更强调国家指令和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政治化色彩越发强烈,经济活动服从于政治目的。而胡温时期时常提及的“政企分开”也销声匿迹。

    在对外关系上,习近平改变邓江胡皆低调“韬光养晦”的立场,更加强调与美国等西方对抗,假借“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主来行中共霸权、反西方、对抗普世价值之实。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地区采取攻势和时常制造摩擦。同时,习又减少与西方人文交流、更强调中国特色和自主性,有重新“闭关锁国”的倾向(这在新冠疫情期间最为明显)。

    那么,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念和邓江胡时期的情况,与最近十年习近平的作为对照,习的行为是否已脱离“改革开放”的路径、“改革开放”是否已经“名存实亡”了呢?

    笔者认为,习近平在整体上仍算是在遵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但也在逐渐偏离“改革开放”原本的轨道,或者说将“改革开放”的旧路径加以一定程度的扭曲和转弯,弱化其中自由开放、刺激活力的成分,而强化其中捍卫中共专制和维护特权利益、顽固保守的成分。

   对习近平而言,不仅他无意全盘推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即便他想推翻“改革开放”和退回毛泽东时代,在现实中也是做不到的。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官员到大众,都深深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结构也愈发复杂和多元,民营和个体经济对于经济繁荣和保障就业也至关重要。这样的情况下,想要将“改革开放”的基底之一市场经济加以剔除,是不可能的。

   在对外领域,自从1980年代邓小平全面打开国门和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已成为世界秩序和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中国离不开世界。没有开放,就没有繁荣。对于权贵阶层及其亲属,更是需要开放来获取利益和在海外幸福生活。“闭关锁国”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虽然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在互相的试图“脱钩”,也确在部分领域减少甚至中断了合作,但多数经贸联系和交流并不会终止。

   在政治上,习近平确实做到了对权力的高度垄断,但无论其能力、威望、个人魅力,都无法与毛泽东比拟。而在21世纪这样一个信息发达社会多元的时代,也无法通过完全垄断舆论来“造神”。所以,习近平永远无法达到毛泽东那样让干部和大众普遍热情效忠的个人崇拜水平,而纯粹依靠权术和暴力,并不足以让人们真正的听令于他。

   所以,习近平无法根本上推翻邓”改革开放”留下的遗产。而且“改革开放”本身也包括坚持中共一党专政、坚持马列毛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对于这些,习近平当然也不想推翻乃至坚定的继承。

   但同时,习近平也确实在改变邓小平及江胡时期较为宽松的环境和发展路线。无论打击民间结社、控制舆论、抓捕人权律师,都反映了其越发不容异见的特征,及中国社会管制的加强、公民自由的收缩。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荣获过“法治人物”和官方嘉奖的高智晟、郝劲松等人,在习近平治下成了囚犯,就是明显的例证。

   而习近平对“党内民主”的破坏,是对邓小平路线更明显的背离。邓小平虽然坚持中共一党专政,但较强调党内民主,主张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以避免毛时代的悲剧重演。但习近平却猛烈打击政治对手、拒绝和其他党内高层分享权力,还大兴个人崇拜、一些言行向毛看齐。之后修宪废除任期制,并与2023年正式开始起第三个任期,更是打破江泽民以来最高领导人任职不能超过两届的惯例。

   相对于邓小平的务实主义底色,习近平则更加“务虚”,不仅包括“个人崇拜”,还有大肆宣传所谓“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华而不实、缺乏可行性的东西,在各领域都更在乎“面子”和忽视“里子”。

  在对待香港和台湾的问题上,习近平也大幅改变了邓小平时搁置统一、和平合作、长远以“一国两制”统一的路线,在香港镇压“反修例运动”和颁布《港区国安法》,撕毁邓小平和江泽民时期“香港五十年不变”的承诺。而对台湾也少有怀柔政策,更多采取武力威吓方式试图达成统一目的。这破坏了邓小平的港台政策路线。

  在经济上,习近平虽未改变市场经济体制,但其治下的各级干部和官吏,更加滥用权力干预经济、干预民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经济活动,更加频繁使用行政命令管制经济,管理远多于服务,不尊重经济规律、不顾忌民众福祉。政府还进行大量低效甚至无效的投资、浪费纳税人的税款和破坏财政健康。这些和改开以来长期强调的“简政放权”、“打造服务型政府”、“发挥市场自主性”等,显然是相悖的。

   总之,习近平在保持邓小平“改革开放”基本框架和路径同时,又将基于“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以大幅改动,让中共更加专制、中国更少自由。公权力扩张而公民权利萎缩。但“改革开放”本身,即以坚持中共专制为前提、为中共特权集团服务为目的。如今习近平的作为,在邓小平镇压八九民运及其他民主抗争时,也已埋下祸根、创造了条件。

  习近平也在“改革”,但其“改革”要么雷声大雨点小、形式主义,要么只是为巩固自身统治假借改革强化权力、打击一切威胁到他权力的人和力量。这样的“改革”,反而是在“开倒车”。而对邓小平及“改革开放”的推崇,同样也是将邓和“改革开放”工具化,作为某种“神主牌”增加自身统治光环与合法性,以及“统战”对邓小平及“改革开放”有好感的人士。

   今日的习近平,只是将邓江胡的专制加以强化。而未来,无论习近平剩下的统治时期,还是更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如果中共那时还执政),都不会动摇中共专制,无论“开明”还是“保守”,本质没有差别。

   “改革开放”为经历毛时代动荡、压抑、贫乏的中国人,带来了一定的安定、自由、繁荣,但并未改变中共专制体制,人民仍然是被统治者。而依靠统治者自我约束是不可靠的。习近平的得势和倒行逆施,正是“改革开放”局限性的后果。中国若想真正结束习和中共的暴政,只有多方共同努力促进民主宪政才能实现。

(文章转载风传媒)

原文连接:https://www.storm.mg/article/5227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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