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资历深厚且独一无二的中国观察家为我们献上这本势不可挡的历史小说，内容诉说一对父子自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崛起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期间所遭受的一连串无情的打击。

钢琴家李同书是一九五○年少数毕业于旧金山音乐学院的华人之一。他与一位父亲是传教士、母亲是上海人的中美混血小提琴家订婚之后，随即被毛泽东“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保证及诸多海外中国艺术家和科学家返国贡献的坚定热情深深吸引。李同书和那些艺术家及科学家一样，对于毛泽东振兴中国的承诺怀抱着无比的希望，因此当甫成立于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邀请李同书前往任教时，他立刻带着新婚妻子告别旧金山，返回他的故乡。

然而李同书并未获准教书，反而陷入了毛泽东疯狂的革命泥沼之中。毛泽东对李同书所受的西方教育以及他的美籍妻子深感不信任。政治局势的混乱与意识形态的动荡后来亦将李同书的儿子小李卷入其中，而且不仅李家饱受打击，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最终也因此遭到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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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版序

如果某人成年之后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撰写非小说类型的书籍或文章，为什么他会突然想要改变路线、透过写作虚构类型的小说来影响他基于实证的作家身份呢？不过，我在几十年前确实兴起了书写小说的念头。在发表过大量非小说类型的作品之后，我开始动笔写下一本以中国为题的历史小说。这段转变的过程既不迅速也不容易，而且我仍持续进行中。

我的这段探索过程始于一九五○年代后期，当时我在哈佛大学偶然接触了中国历史，便开始将哈佛燕京图书馆当成自习室。在数以万计的中文书籍、日文书籍和韩文书籍包围下，我当然不禁好奇：假如我能够读懂这些书，这些收纳于深具特色的蓝色书盒且书盒上附有东方式盒扣的神秘书籍能让我学到什么知识？于是我决定学习中国语文。然而当时正值冷战时期，美国人无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念书，因此我在一九六一年向哈佛大学请假，以在船上打工的方式搭乘挪威货轮前往台湾。

我在海上航行好几个月，中途曾在大溪地、萨摩亚、斐济、新喀里多尼亚、新几内亚和马尼拉等港口停泊，最后才终于抵达台北。我获得政府提供的奖学金，金额为每个月新台币四百元，然后住进国立台湾大学的学生宿舍，与另外七名室友同住一间寝室。虽然我们的宿舍既没热水也没空调，但我依然感到非常满足。不久之后我还认识了一位聪明美丽的女孩，她的父亲是一名空军飞行员。接着我甚至受到“反攻大陆青年救国团”的邀约，获得前往总统府与蒋介石喝茶的机会。不过我没有太看重这件事，只抱着悠闲的心情骑着我的“金凤凰”脚踏车赴约。

虽然我很喜欢台湾，可是在我旅居台湾期间，我仍十分向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毛泽东挑起那场史诗大革命的地方。当时在台北的少数外国学生中，有一个曾经去过北京的加拿大人，我总是以有如虔诚信徒的眼光看他，仿佛他是实际去过伊斯兰圣城麦加或西藏拉萨市的圣徒。

在炎热的夏夜里，我和室友们有时候会搭乘公车前往基隆的一座可爱的渔村，并且在星空下静静地躺在海滩上，利用以电池供电的收音机聆听台湾海峡对岸的“共匪广播”及他们疯狂的革命进展（这是非法的行为！）当时我并不了解毛泽东的革命究竟有多么野蛮，因此收听那些广播之后只让我更加渴望亲临现场。

我在台湾待了将近两年并且定期报导越战战况，接着我回到美国完成哈佛大学的课业。毕业后我在福特基金会找到一份工作，并且被派驻到印尼。然而在“危险年代”期间的一九六五年，印尼发生了政变，军队推翻苏卡诺总统的左翼政权并杀害十万名旅居印尼的华人，我也被迫离开雅加达。但由于我仍梦想着前往中国，于是便决定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攻读中国历史。

一九七五年我终于和一群同样对毛泽东深感兴趣的美国年轻人一起抵达北京。这支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名称颇拗口！）所促成的“青年劳动团”先到山西省的大寨村模范大队“工作”，接着又到上海电机厂“工作”。那个时候毛泽东依旧在位，文化大革命也依旧掌握主导大权。当时北京还只有一幢高楼（北京饭店的新大楼），而且毛泽东所指称的“广大民众”在看到外国人时依旧目瞪口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终于可以来到北京。不过我也惊讶地发现：虽然我会说一些中文也了解基本的中国文化，但身为美国人的我还是完全无法融入封闭的中国社会，这个社会与我在台湾所经历的一切截然不同，让我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一个文化全然不同的世界。

尽管中国说了很多关于“中美友谊”的陈腔滥调，但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难与中国人民建立起连结，并且因此深感困惑。我在中国所接触到的一切都经过精心安排，充满了仪式感，很少看见出于自发性的情感。我旅居台湾时很容易交到朋友，可是我在中国交不到朋友。离开中国时，我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

在那之前，我一直认为人类的某些特质应该是四海皆通的，例如无论是哪个地方的人，都会渴望与他人自由自在地互动。然而在毛泽东统治的中国，人们这方面的冲动会被彻底压抑──尤其是在中国人想与外国人互动时。因此，在我们那趟旅程中，完全无法与当地人培养出任何具有意义的“友谊”。 我离开中国的时候，还因为无法打入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而满心困惑。

当我尝试在《纽约客》杂志发表这段经历时，这种印象又更加强化了，而且我难以为这段经历注入活力，因为我们只是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拜访一个又一个给人虚假印象的村庄，那些村庄全都是为了让人觉得毛泽东的革命看起来比实际上更成功而设计出来的，这就是残酷的真相。当我再次重读自己写出的内容时，才意识到我在这个重要面向上搞错了问题的核心。

当时我开始思忖要如何才能成功地穿透澳洲汉学家白杰明后来形容的“无形的精神共和国”（the invisible republic of the spirit）。虽然我无法精确描述自己错过了什么，但我知道我错过的部分与人类及社会经验中那些难以捉摸的部分有关。那些部分无法透过经济、政治、外交政策或军事战略来加以表达，只能透过人类行为中更加内化的形式才能迄及，例如友谊、爱情、宗教信仰、音乐、艺术、哲学、心理学和文学。尽管我对那些领域十分着迷，但我知道学术界就和新闻业一样，那些领域好比非常危险的沼泽，只有“严肃认真”的学者与作家才会冒险涉足其中。

一九八六年，我与一名来自北京的女子结婚，我和中国的关系也因此有了宛如炼金术般的变化。我与我决心想要了解及解释的中国，两者之间原本隔着一层的无法穿透的薄膜，但突然之间这层薄膜变得可以穿透了。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有一股开始创作《故乡》的冲动。我目空一切地展开这项计划，以为只需要花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然而从撰写非小说类型的书籍过渡到创作小说，这段历程比我想像中的还要困难许多。我花了三十五年的时间依旧未能完成这件大事。

我们这种撰写非小说类型书籍的作家，所学的是讨论思想、分析政治问题及拼凑别人的叙述。但由于我们书写的人物并非我们创造出来的，我们没有办法无缘无故地让他们说出引人入胜的话语，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创造出宣泄情感的能力，我们只能被他们困于现实之中。然而在创作小说的时候，作家有权利甚至有义务杜撰一切。作家掌握着角色的所有权，我们能以各种方式操纵角色。自由创造角色、为角色注入生命、透过角色发声，这些对于习惯尽可能精确阐述现实世界及其人物的我而言非常陌生，不过也令我深感兴奋。这对我来说是一项艰钜的新挑战。

为了展开这种蜕变，我甚至不得不抛弃许多旧有的习惯，例如采访、搜集剪报并严谨确认事实。更重要的是，我还必须学着放弃以说教的方式解释一切的冲动，试着以“呈现”而非“描述”的方式写出这个故事。但由于习惯难改，我经常觉得自己宛如尝试逃离自己的影子。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只是在编辑及重新编辑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我有朝一日可能会写出来的小说。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只是想弄清楚自己究竟希望这部小说里的角色可以说些什么并且代表什么。

这部小说的两名主角，我先设定了一位出生于北京基督徒家庭的古典钢琴家，并将他取名为李同书。我以我在台北的中文老师的名字来为他命名，那位老师也是出生于北京。书中的主角李同书于一九四○年代后期前往旧金山音乐学院深造，并且在那里与一名华裔美国小提琴家薇薇安‧奈特结婚，接着他们夫妇二人于一九五○年返回北京，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李文德，又名小李。不幸的是，薇薇安必须返回美国照顾她病危的父亲，后来又因为麦卡锡时代设下的旅行限制而无法返回中国。中国共产党将西方古典音乐视为资产阶级的毒药，也把李氏父子视为叛党之徒，失去了母亲的小李及失去了妻子的李同书都只能独自面对毛泽东的革命。

身为热爱古典音乐并且演奏过古典音乐之人，我感性的一面使我对李氏父子深表同情。这两个与我同样感性的角色在动荡不安的中国身陷危险，相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李同书被贴上“反革命”标签之后，在红卫兵的集会中遭人以切肉刀砍伤了双手。李同书与他的儿子小李接着都被流放，小李被流放到位于青藏高原的青海。十年之后，小李回到了北京，却发现他的父亲已经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的老人。在李同书因为癌症而痛苦地死去后，小李一心想逃到中美鸿沟的另一端，渴望着探索美国。他在旧金山待了几年，最后又回到北京，发现邓小平正在改造中国，而他自己也被意想不到的情爱所改变。

当我努力将自己重塑为虚构小说的叙述者时，我所面对的挑战是创造出富有同情心的角色，然后再将角色置入毛泽东那场非虚构的革命中，同时又不让他们被我毕生研究及记录的历史叙述所淹没。当我把他们丢入那场漩涡时，他们仍坚信自己与朋友、爱人、原则、艺术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圣洁崇高的，这种信念使他们与周遭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他们被迫同时生活在两个无法调和的世界中：一个是以毛泽东革命为代表的外部政治世界，那个世界的目的是以暴力重塑中国社会与世界秩序；另一个是以约翰‧塞巴斯蒂安‧巴哈为代表的内在精神世界，这个世界试着以音乐和宗教提醒人们生命的有限以及对良善的需求，进而抚慰人们的灵魂深处。

我一边将巴哈与毛泽东两人截然不同的使命所产生的冲突加以戏剧化，一边聆听我的妻子讲述她在中国那个残酷时代成长的经历。我也许是将故事说出来的人，但我的妻子就是这个故事本身。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妻子、母亲、朋友，也是我此生的挚爱。她究竟如何从中国的这场风暴中走出来，我实在难以想像。

令人悲伤的是，在我这段漫长的小说之旅即将结束及这部小说即将出版之前，我的妻子去世了。为数不多的安慰之一，是这个故事在诸多面向而言依旧是她的故事，即使是由我将故事说出来。因此，我将这本书献给她。当然，这个故事也是数以亿计的其他中国人的故事，他们也曾被迫在这部小说所叙述的历史时期经历过苦痛。

感谢允晨文化的发行人廖志峰，这部小说的中文版即将在台湾出版。然而，为什么在台湾生活的人们需要阅读这个发生于上世纪在台湾海峡对岸的故事呢？因为对于享受台湾民主的人们而言，尽可能清楚理解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生活曾是什么模样及可能会是什么模样，在此时此刻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是的，毛泽东早就已经过世了；是的，恐怖的反右运动、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今都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这些并不代表历史的悲剧也已经永远消失。历史就像一种怪诞但可预测的回力棒，当我们想像自己已经完全摆脱其不友善的束缚时，它又会再次向我们飞来。中国长期纷乱的历史在其王朝时代的过去及奉行列宁主义的现在留下了一个基因印记，这个印记在未来很长一段的时间内将会继续重现。中华民国在很大程度上已成功摆脱中国过去的地心吸力，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若要证明这项事实，就得看看习近平怎么做。倘若“与祖国统一”真的实现了，我很难想像台湾人民会觉得舒服自在。

如果虚构小说就像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小说家阿尔贝‧卡谬所说的：“虚构小说是一种谎言，透过这种谎言，我们说出真相”，而且如果他说得没错，或许我的妻子的经历与《故乡》这部小说就是一种真相，我们透过这种真相构建出一个多世纪来毛泽东革命及中国大陆人民遭受之各种不人道待遇的谎言。

故乡：一个流放者的故事

作者： 夏伟（Orville Schell）
译者： 李斯毅
出版社：允晨文化  /  出版地：台湾
出版日期：2024/08/07
ISBN：9786267494028
丛书系列：经典文学
规格：平装 / 736页 / 15 x 21 x 3.3 cm / 普通级 / 单色印刷 / 初版

作者简介

夏伟（Orville Schell）是现任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曾于一九九六年至二○○七年担任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新闻研究所所长。他着有十本关于中国议题的非小说类书籍，并为《纽约客》、《大西洋》、《国家》、《外交》、《新闻周刊》和《纽约书评》等诸多刊物撰稿。他曾在美国公共电视网、国家广播公司《晚间新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等担任制作人，而且获颁艾美奖。他经常往返于纽约市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柏克莱市。

译者简介

李斯毅是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美国波士顿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及财经法学硕士。喜爱阅读，译有《末日战争：终局之局》、《印度之旅》、《墨利斯的情人》、《给焦虑世代的哲学处方》、《剪接室里的故事大师》、《判决》、《反时间管理》等，并以《欲望庄园》获梁实秋翻译大师奖优选。

来源：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