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台湾？ 》导读
台大出版社 20223-12-13 转自：新世纪
任雪丽（Shelley Rigger，美国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学教授）
华安澜（Alan Wachman）的著作《为什么是台湾？中国领土完整的地缘战略理由》英文版在2007年发行，当时他提出一个美国学者和决策者都在迫切争辩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何以为了掌控台湾，不惜危及中国领导人自该国建国以来所达成的一切成就？
这个问题如今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和台海两岸关系仍至关重要。本书问世已有十六年，华安澜不幸以53岁之龄早逝也过了十一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和台湾之间仍持续剑拔弩张。台湾海峡如今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至少与华安澜在陈水扁总统第二任期中段完成本书时不相上下。
华安澜对这个重大问题的答案并不令人安心，因此也就格外重要。许多学者和政策专家认为北京的对台政策出自意识型态。倘若政策是意识型态性质，就意味着它与特定政治体制相关而有可能改变。华安澜则主张，北京决心将台湾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路并不出自意识型态，而是根植于数百年来中国领导人将台湾视为中国安全保障之枢纽的确信。倘若北京的政策植根于对该岛在军事上重大意义的现实主义盘算，就更难想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能同意足以强化台湾身为自治实体之地位的任何安排。此一视角也让台海两岸今后的和平变得更难想像。
尽管华安澜接受其他因素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发挥作用，但他确信这些因素在对于台湾问题的多数论述中都被高估了。他决心聚焦于北京政策驱动力所在的地缘战略考量，因为他要「对台湾问题的观点提出修正，这些观点来自于以下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反映出他们始终不变且直接了当地有意矫正历史的不公正、满足大众的民族主义志向、确保政权正当性、提供中国领土完整不被分裂的屏障，或宣示决心……阻止内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独立运动」。相对于这些视角，华安澜举证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一如清朝及中华民国等前任统治者，同样受到大陆上的中华国家必须控制台湾才能保障中国大陆安全的信念所驱动。
本书运用多种史料，包括历史档案、政府宣言，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分析员和西方学者的论著。华安澜揭示，「台湾是地缘战略资产抑或威胁，取决于中国能否加以掌控」的想法，在中国国内的智识界和政策圈中并无争议。唯有在中国境外，上一段所列举的考量才得到最多关注。这项发现为他的论点增添急迫性。华安澜需要读者理解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轻易被说服、不会放任台湾自行其是。北京的政策并非中国共产党意识型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政治的产物；如果只是中共及其国家的产物，它就不会由十七世纪起相继执政的中华国家表现出来。他反倒主张，台湾自清朝以来始终是中国领导人「认知地图」的一部分。大多时候，台湾受到外人掌控的想法都触发中国领导人对于国家安全的焦虑。
华安澜留意到自身论点可能面临的挑战。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多次将历史上属于中国的土地拱手让人，借以解决与邻国的领土纠纷，由此揭示民族主义与领土完整皆不足以完整解释相继执政的中华国家何以一心一意坚持对台湾行使主权。他也揭示出中国大陆政治人物对于台湾重要性的看法与时俱变。唯有中华国家巩固华安澜所谓「中国文明『核心』或『内地』」时，他们才会将注意力转向保卫此一核心。他们一旦如此，就会认为台湾既是防御外来威胁的缓冲，又是外来竞争者和敌人可用以威胁中国的潜在桥头堡。
华安澜在本书绪论追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台政策，并分成三个时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0年代，北京在行动与言论上都采取极度好战的政策。该国对内以「解放台湾」为口号；在这时期的台湾海峡，北京则与台北发生一连串军力冲突，同时持续唇枪舌战。
北京与美国和解及其中国国内政治的变迁，导致1970年代转向华安澜所谓「软」政策。此一取径由「和平统一」这句新口号刻划出来。本书绪论尤其著眼于李登辉总统任内，就许多方面而言，那时都是台海两岸关系的黄金期。正是在李登辉总统任内，台北和北京终于对彼此打破沉默，运用半官方代表（台湾的辜振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汪道涵）的对话，作为两岸展开联络的方式。华安澜进一步揭示李登辉强化台湾安全保障与国际地位的努力，终究破坏台海两岸关系的进展，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愿容许台湾主张任何国际空间。到头来，北京逐渐相信李登辉并非真心想统一。
李登辉1995年的访美之行，标志着台海两岸热络趋势的终结。台海关系进入第三阶段，北京开始提升对付台湾岛的军事准备，华安澜将这一过程称作「硬的更硬」。其中包含北京决定在2005年通过实施《反分裂国家法》，授权在台湾独立看似迫在眉睫，或统一可能性完全丧失之时对台湾动用武力。北京寻求军事选项的速度历年来各有不同，但199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走向始终不变。凸显并解释北京对台政策的军事化，正是本书重要的第二论点之一。正如华安澜所述，本书的宗旨之一乃是「把北京的军事化战略置入历史脉络中」。
第二章概括本书论点。华安澜主张，中国大陆的历代政府决定以掌控台湾为优先事项，其原因并非担忧国家统一问题、洗雪百年国耻，或确保大众支持。正如本书一位评论者所言，他们决定如此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台湾「在外人手中是威胁，由中国控制则是资产」，是中国大陆与太平洋竞争势力之间的一处缓冲区。
华安澜确认，中国官方发言与著述关于台湾的主导叙事，强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但他指出，这些因素无法完整解释北京的对台政策，因为「该国无需明摆着诉诸武力，就能解决其他持久敌对的领土纠纷」。他评述：「北京投注在实行其对台宣示的政治资本，远超过其与邻国解决大多数领土纠纷之所需。」（页50）他说，台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中具有非比寻常的地位，而这样的地位必须得到解释。他断言，最合理的解释在于台湾的地缘战略位置。
华安澜逝世至今这些年来，支持这一论点的补充证据业已浮现。他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宣称「中国『崛起』与发展的前途，决定于收复钓鱼台、南海诸岛，或印度收入阿鲁纳查邦治理的那些土地之主权……即使（中、印两国边界）争议的土地面积大致与台湾相当，也并未激起中国人普遍要求收复失土的情绪。反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料，却充斥宣示统一台湾攸关中国普遍发展目标的陈述」（页50）。自从本书英文版出版以来，北京对这些地区更加关注。随着中国国力增长，北京方面也就取得对这些地区重申主权的实力。这些地区全都具有战略意义，即使其战略重要性不如台湾。北京如今乐意在南海和印度边界与邻国展开武装冲突，此事只能更加确立华安澜对于台湾的断言。随着中国捍卫其地缘战略周边的能力增强，该国对于「至关重要」事物的定义也随之扩张。
华安澜也质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台湾是「中国」地方的概念所驱动。他写道：「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身分，根柢浅到靠不住。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力表现得仿佛台湾自古以来对中国很重要……但在历史大多时候，中国对台湾一无所知。……驱动统一的并不仅是将一个分裂民族合而为一的关怀；反倒是一种不让中国确信为自己所有的土地被他人夺走的决心。台湾的居民并不如他们所居住的土地那样重要。」（页68）换言之，掌控台湾也不如确保该岛不受他人掌控那样重要。
本书第三章分析清朝对台湾的政策。华安澜将这项政策置入更广泛的满洲人「认知地图」分析之中。满洲人相信自己支配的帝国由多处不同领土组成，这些领土在他们的「认知地图」中各有不同地位。华安澜写道：「中国在清代是大帝国的其中一部分。」（页80）满洲人以帝国的统治者自居，其帝国涵盖中国内地的殖民地，以及中国先前历代不曾收为己有的边区（包括新疆）。他们需要掌控这些边区，才能消除内在和外来的威胁。
华安澜主张，清朝决心主张拥有台湾，原因并不在于台湾是「中国的」，反倒正因为该岛不属于中国，从而有被其他势力攫取，用以对付清朝之虞。他写道，这是「一套战略否定政策」（页83）。清朝领袖并不能轻易得出如此结论。清廷决心消灭郑氏家族政权，一举终结该政权所捍卫的明朝正朔及其对台湾的控制。但这些行动不能等同于决心将台湾收入清帝国版图。正如华安澜所记载，多数清朝官员认为「耗费额外资源在岛上驻军的效益极低」（页94）。台湾在他们看来「遥远、未开化又无关紧要」（页94）。
直到击败郑氏政权的清朝水师统帅施琅提出理由，说明清朝若不掌控台湾，（与清朝敌对的）其他势力就会掌控，清朝才决心占领该岛。他认为台湾落入乱民或不友好势力之手，代价将更高于治理该岛的成本。尽管如此，当清朝在1895年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满洲人仍认为丧失台湾「创巨痛深」（页115），原因不在于该岛对帝国很重要（并非如此），而是台湾移交恰恰表现出日本变得何其强大，清朝又变得何其衰弱。
本书第四章分析国民党政府对待台湾，从漠不关心到视之为华安澜所谓「地缘战略必要」（本章章名）的历程。华安澜说明，早年国民党人认为台湾丧失已成定局，台湾并非亟需收复的失地。例如孙文的论著把台湾和越南（安南）、缅甸等量齐观，后两地向来不曾被理解为中国内地的一部分。
孙文的继承者蒋介石起初对台湾所见略同。他探讨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的著述和演说众多，却从未提及台湾也是被侵略的领土。直到1930年代晚期，蒋介石才开始称台湾为「失地」，他如此称呼则是为了强调日本领有台湾对中国大陆构成的威胁。蒋介石也提到台湾和朝鲜（高丽）两地应当脱离日本独立，借以减轻中国的安全保障负担。蒋介石与时俱进的立场，在华安澜看来佐证了他自己的论点：随着日本侵略中国变本加厉，蒋介石愈来愈把台湾当成对中国大陆的地缘战略威胁。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展，蒋介石的立场演变为把台湾看作中国核心领土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他多半仍持续以地缘战略潜能描述该岛的重要性。
本书第五、六两章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菁英的相似历程，从1937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著名谈话「……我们对他们（朝鲜人）的独立斗争将加以热情的援助，对于台湾也是如此」所表达的漠不关心，到坚称台湾独立将是中国一大灾难的现行立场（页146）。第五章试图厘清中共领导人在中国内战前的年代里自相矛盾的发言。华安澜得出结论，尽管中共领导人显然在1942年已经扬弃毛泽东1937年表述过的看法，他们转变视角的动机却不明确。
第六章则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冷战期间的对台政策。美国在这段期间表明防堵共产主义在西太平洋扩张的决心，其中包括以军事援助和共同防御条约支持台湾。这在北京看来是明确的威胁，台海冲突因此国际化，抽离国共双方国内斗争的脉络，而成为共产势力与反共阵营之间更大规模冲突的体现。正如华安澜所言：「原先领土重要性有限的战术目标，被美国转变成由地缘政治争斗驱动的战略焦虑。」（页191）施琅用以说服清廷取得台湾的威胁─地缘政治对手运用该岛危害中国安全的威胁，此时卷土重来。
华安澜在本书第七章分析1990年代晚期至2000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台湾重要性的争论。他在此又一次发现，地缘战略考量发挥重大作用。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运用岛链遏制中国、阻挠中国崛起的概念，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一大主题。尽管中国评论员长年聚焦于台湾对于中国国防的价值，本章却提出证据说明，就在本书英文版出版前数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保障对话开始赋予台湾更为进取的作用，称之为「通往大海的门户」（页236），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脱离围堵。华安澜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主义叙事中的这股战略流，随着中国菁英逐渐把国家的未来想像成海洋大国和海军强国而显著增长。」（页239）
华安澜呈现出中国对台主张的理路在二十一世纪持续演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扩张志向并驾齐驱。换言之，自清朝以降，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从来不认为台湾本身具有意义或价值。该岛一直（也持续是）追求中国大陆战略利益的工具。台湾在中国领导人「认知地图」或「想像地理」中的地位，因应着他们所认知的战略威胁与机会而不断变化。
某些评论者批评本书未能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神贯注于台湾的地缘战略理路相对于其他解释的重要性。华安澜确认北京的动机复杂，但他几乎以全书篇幅为地缘战略解释提供理由。北京的动机有多大程度出自地缘战略，又有多大程度与民族主义、国内政治等相关？这个问题对于当今正在发生的政治对话至关重要。理解北京的驱动力何在，乃是得知互相冲突的对台观点能否随着时间而得到管控的关键所在。
华安澜的目的在于说服读者认真看待地缘战略论点，他知道读者也包含美国决策者在内。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他对本书英文版的书评里，说明华安澜的著作何以如此重要。黎安友引述柯林顿政府时期曾任东亚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负责制订对中政策的中国研究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说法：「台湾对于中国人如此重要……原因并非台湾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中国人固着于台湾的根源纯属国内因素。」黎安友驳斥此说，他说华安澜的发现使得这种论点「站不住脚」。
美国政府的高阶官员竟然不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台湾视为安全威胁的可能性，正是华安澜确信自己必须写成本书的理由。他要警告美国人（还有台湾人），北京决心让台湾脱离美国保护并最终得以掌控的可能性，乃是根深蒂固且极其理智的，不会随着意识型态或政体变迁而减弱。
阅读本书时很难不感到悲观，甚至听天由命。倘若北京领导人确信自己必须控制台湾才能安全，台湾被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只会是迟早的事。华安澜并不把论点推到那么极端。他容许其他优先事项作为北京最重要的目标，或许仍有可能更重于「统一」台湾。但他确实向美国决策者发出忠告，而这项忠告如今比起本书英文版出版时更加切题且宝贵。
华安澜向决策者进言，期勉他们对于北京受到真切的威胁感，而非「中国人对统一独有的迷恋，或是对历史冤屈气急败坏的回应」所驱动的可能性保持开放态度。倘若华安澜说得没错，地缘战略考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政策的重心所在，那么美国或日本「被北京解读为助长或利用台湾自主地位的一举一动，都重击北京的安全感」（页275）。美国保证只对鼓励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或保卫台湾民主有兴趣，无法说服满怀确信的中国领导人，台湾在敌对势力手中或受其影响，除了威胁中国安全之外还有其他意义可言。要让台湾安全无虞，美国的作为就必须避免坐实或触动北京对于安全保障的恐惧。
这项忠告在今日（2023）比起十六年前更加显著。随着近年来美中关系恶化，某些美国国防专家断定，支持台湾是阻止中国的好方法。美国政治人物所采取的行动，也正是华安澜预言会激起北京对台湾报复之举。台湾自身的安全形势因此恶化。最令人担忧的则是美国的中坚策士采纳地缘战略理路，但其理路是从美国视角出发，他们主张美国必须预防台湾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势力范围，以制止北京突破第一岛链，向太平洋扩张实力。他们把北京立场的逻辑倒转，鼓吹美国采取战略否定政策对付中国。这种言论坐实中国官员对于安全保障的最极端恐惧，驱策他们动用更强大的军力向台湾施压。
华安澜并不以著作中的论点为乐，但他明白自己身为学者的责任是说真话，而非让读者觉得安慰。他在本书最后几段写道：「台湾的歌声几乎毫无能力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败亡，所表达的也是极其平凡的愿望，是一个国家想要被容许与更强大的国家共存而不受侵扰。」（页277）这句引文刻划出华安澜对台湾及其人民的深刻理解与关怀。
安澜1958年生于宾夕法尼亚州。他在哈佛大学研究艺术史时发现东亚。他的大学毕业论文以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收藏的一尊木观音坐像为主题。 1980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台湾教过英文，往后人生中也经常前往台湾旅游和居住。
华安澜喜爱一切关于台湾的事物。他的华语能力极佳，十分健谈又善于倾听。他从各行各业的人们身上认识台湾，从学者到摊贩不一而足。他介绍朋友光顾遍及台北各地的美妙小餐馆，其中几家我们至今仍在光顾。他对艺术的敏锐眼光，让他得以从台湾和中国大陆积聚一批精美的收藏品。其中之一是一尊木雕神像（我没记错的话是关公像），他在鹿港的店面直接向雕刻师傅购买。
这尊神像或许不足以由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典藏，但仍是一件雕工精美的艺术品。安澜购买它之前向艺师说明，尽管他敬重制作者对神明的奉献，他却无意把这座雕像当成圣物使用。接着双方展开长谈，安澜在对话中表现出他对台湾文化与艺师的尊敬。雕刻师傅很高兴能把这座雕刻作品卖给安澜，但更看重的是这位顾客（自己也是拥有天赋的艺术家）能认识艺术和奉献的差别。
华安澜献身于自己的犹太教信仰和家庭。他在塔夫兹大学佛莱契法律暨外交关系学院（The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at Tufts University）取得硕士学位，而后进入哈佛大学政府学院攻读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为第一部著作，探讨台湾的身分认同、民族主义与民主化。 1993至1995年间，他在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Johns Hopkins University-Nanji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ies）担任美方主任。随后两年，他在纽约市担任华美协进会（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主任。
安澜最美好的愿望是得到携手共度人生的伴侣，这个愿望仅次于当上教授的渴望。 1997年，他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在自己攻读硕士的母校佛莱契法律与外交关系学院成为助理教授，并和当时任职于布朗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何兰若（Laura Hess）结婚。两人育有两名子女。
华安澜发表过许多篇论文。他是两本论集的共同编者，也是《台湾：国家认同与民主化》（Taiw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和《为什么是台湾？中国领土完整的地缘战略理由》两部著作的作者。他53岁逝世时，仍在撰写探讨蒙古国际关系的著作。在他的诸多重要论著之中，《为什么是台湾？ 》迄今仍是他的扛鼎之作。这是本出类拔萃的书，研究深入、论证紧密，重要性更是刻不容缓。
尽管书名为「为什么是台湾」，本书主题其实是关于中国，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本书提出的论点几乎无法让台湾人读者或台湾之友感到宽慰。但在最后，华安澜道出台海两岸关系的深层真相：「台湾人民寻求主权尊严，以及只要不伤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就会对该岛以礼相待的保证。」（页277）这段陈述在写作当时属实，今日也仍是实情。我们只能吁请台北、北京和华府的决策者聆听这个真相，并在它引领之下选择维系台湾人民的和平与自由，这样的选择其实会增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安全保障，而不致侵害。
//主题书籍//
《为什么是台湾？ ──中国领土完整的地缘战略理由》◎华安澜（Alan Wachman） 着；蔡耀纬 译
第二章 重述台海纷争
台湾的地理与战略重要性
表述：台湾对北京为何重要？
台大出版中心 / 思想坦克 2024 年 1 月 11 日
很大程度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功传播其所喜好的言论和概念尺度，借以表述台湾地位问题。主导的官方叙事源自一套民族主义观点，强调「一个中国原则」至上，这套国家与国土统一的表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自我正当化的努力，要在帝国主义导致中国分裂之后，成为统一中国的政党。因此，该党反对台湾「独立」建国，因为不论中共享有何等威望和权力，台湾的自主国际地位都损及中共将其统治正当化的国家统一观念与叙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宣示尽全力实现「台湾与祖国统一」的决心。实际上，198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陈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北京暗示其一切意图都是为了防止中国国土分裂，因此不能容许「一中一台」、「一国两府」或「两个中国」持续存在，这些都意味着两个不同国家各自占居并治理中国国土的一部分。考虑到北京将中国主权视为不可分割，他们也不承认中华民国仍一直作为独立国家而运作，并（选择性地）拒绝接受中华民国仍在运作的证据。北京一直扮演着受害方，自认为意在防止台湾岛上「分裂主义者」从事「分裂主义活动」改变现状，违背他们所认知的历史事实与国际法授权，并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国家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这套叙述某种程度上一直有其说服力。当前普遍通行的学界观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力要让台湾降伏于中国主权，是以下诸多因素混合所致：对中国国家认同的忧虑；统一国家的内战因冷战开始而中断；决心捍卫过往曾被帝国主义强权束缚的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在大众民族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成为统一和动员人心之意识型态的时代中，对政权合法性的不安；由人们随口称呼的中国民族主义「崛起」所助长的收复失土要求；也是防止台湾坚持自主在西藏、新疆、内蒙古产生骨牌效应的一种方式。
的确，这些观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料中都能得到充分支持。很少有分析者会质疑民族主义、历史冤屈，以及对政权合法性的焦虑均在在影响北京对于如何与台湾打交道的盘算。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信念并非铁板一块，即使同时受限于暗示与明示的制约，其政治论述中仍可读出某种程度的多元。在台湾地位问题上，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料读到多种不同论证，为防止台湾「独立」辩护，同时鼓吹统一的重要性。对台湾相关问题的不同叙述，所强调的起因与作为或不作为后果各不相同。实际上，不同的专业或机构观点似乎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析者倾向于凸显争议的不同面向。
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部门对于台湾的官方声明都由一套特定叙事与词汇支配，该国分析者和学者发言及著作符合那套概念的程度却各不相同。某些人几乎毫不偏离，其他人则运用专业造诣与知识洞见大加阐述，得出的基本结论等于完全相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与此相左的举动皆应予以制止。
从中国境外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立场的分析者则以自身的国家、专业和智识取向切入这个问题。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有着多样意见，旨在解释北京对台湾的立场，中国境外也有众多分析者试图这么做。因此，关于台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何以重要，并未形成共识。
有鉴于台湾问题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阶层的高度敏感性质，以及支配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阶层组织文化的保密习性，确实只有极少数人（中国人或他国人）能以官方权威表明驱动北京对台政策之力量。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阶层推论方式的许多说法看似无庸置疑，但仍是推测。官方声明并未搭配指引解读方式的可靠注释，政策所产生的行动也未搭配清楚明确解释国家何以如此作为的指南。不仅如此，政策也非内部始终一贯的单一实体之产物，而是来自有决策权的群体之折冲与争论。这个独占群体的成员无疑共有某些目标，却也可能会优先以不同理路达成。在这些条件下，要权衡诸多被推定为影响政策的因素，或许就是一种知情推测（informed speculation）的运用。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对这个问题观点不同的倡导者所提出的理路，或许也因应着对国内与国际脉络发展的见解而转移。
因此，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及台湾的立场，人们推定的「已知」多半只是普遍认知，未必能密切符应分析者所确信的事实。某些分析者寻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90 年代中期以来增加强制措施运用、拓展军事选项范围的理由，他们将北京策略的「硬」面向说成回应台湾内部的政治转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分析者和学者口中都能听到这种说法：北京决心藉由扬言动武吓阻台独，乃是回应台湾民族主义者1990年代以来大肆鼓吹台湾独立、中华民国明着暗着背离「一个中国原则」，以及台湾多项政治决策被北京解读为力图渐进式促成台湾永久脱离中国。总而言之，北京被描述为（他们经常以这种方式自我描述）挫折、愤怒，更无意与台湾妥协，因为台北的政治领袖以各种方式主动激怒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旨在影响台湾的强硬决心、高压外交、动用军力示意，以及军事能力迅速发展和部署，都被视为「回应」台北的举动。
这些诠释有一定程度的解释效力。正当台湾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内部政治转型解放了岛上人民，让他们竞选公职并对政策表达理念，同时大半个世界的共产主义本身则多半被赶下台，在位期间被北京斥为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国民党旧政权，也在台湾被置之不理。随着正式意识型态实际上退出台海两岸的等式，台湾威权时期普遍存在的可预测性，由民主兴起与政治不确定性取而代之。北京对此感到苦恼，更重要的是，台湾民主发展的独特轨迹本身，正是北京恼怒的根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台湾的政治领袖一直在炒作岛上所谓「族群分裂」，以获取选举利益。尤其自从民主进步党2000年取得中华民国总统席位并首度执政，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一直追悔即使可恶却也可靠的老国民党消逝。至少可以指望老国民党支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以及统一的实现，这些无论多么遥不可及都值得向往。但这些论点就连国民党内部都不流行了。
不仅如此，北京也为了在他们看来意图将台湾「非中国化」的政策，而持续抨击民进党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怒指民进党2000年当选总统以来所采取的官方行动，抹除联系台湾与中国的制度化象征性言论与行为，同时促进源自「台湾岛为一单独实体，有其独特历史与文化」概念的政治认同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痛斥，去中国化相当于促独拒统。
因此，加速建立军事手段对付台湾的努力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合理化，成了对台湾看似危及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统一的反应。它被描述为完全合理的回应，意在阻止北京绝不容忍的结果─「台湾独立」。
尽管说服力十足，将北京对台政策称作回应台北观感的诠释仍有限制。首先，这种取径将台湾问题错误指称为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双方统治者之间的争斗，而忽视地缘政治与中国对美、日两国感到不安所发挥的作用。这种推论模式所隐含的次要缺陷，则是把台湾地位的相关冲突表述为肇始于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却忽视此前中国与台湾关系的角色。
最后，若试着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台策略何以多变，北京又何以诉诸武力威胁，比较性的思考是有其好处。我们不得不好奇，为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需明摆着诉诸武力，就能解决其他持久敌对的领土纠纷时，该国却认为武力威胁或动用武力是对其无能解决台湾地位纷争的理智回应。
正如保罗．胡斯（Paul Huth）所认为，或许政治领袖受到的国内压力，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挑战者国家（challenger states），倾向以对抗回应其所认为的目标国家（target states）之背离现状。倘若胡斯所言属实，我们还是得问：对挑战者国家的政治领袖释放出这种压力的现状改变又是什么？揆诸事实（ipso facto），对现状的任何改变，似乎不太可能都有必要诉诸强制性军事手段。某些行动等级必定催生出比其他行动更强烈的忧虑感，促成胡斯所指称的「国内压力」。倘若某些条件的聚合，激发出运用包括军力在内的更多高压手段之迫切要求，这些条件又是什么？
换个说法：究竟台湾「独立」是以何种方式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何中华人民共和国觉得这样的威胁够严重到足以让中央领导人认为动用军力是理智选项？他们并非一直强调自己动用军力威胁或伤害台湾的能力，对其他领土纠纷也并未一律如此。
实际上，要说北京投注在实行其对台宣示的政治资本，远超过其与邻国解决大多数领土纠纷之所需，这个论述几乎没有引起反驳之虞。同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将其强硬的「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观念注入对他国关系，但其他未解决的领土争议却几乎不曾如此举足轻重，这个命题也不太会有人争论。
比方说，人们不会经常读到或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国「崛起」与发展的前途，决定于收复钓鱼台、南海诸岛，或印度收入阿鲁纳查邦（Arunachal Pradesh）治理的那些土地之主权。即使中、印两国在边界东段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以南争议的土地面积大致与台湾相当，也并未激起中国人普遍要求收复失土的情绪。反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料，却充斥宣示统一台湾攸关中国普遍发展目标的陈述。
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的罗援大校，就表示台湾是中国前途的关键所在。他写道，统一台湾岛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极其重要。他所陈述的理路是地理上和经济上的：
只有台湾以东的部分洋面是我国能够直接进入太平洋的唯一战略通道。如果这一出海口被他国控制，中国的海洋发展战略将严重受阻。而两岸一旦实现了统一，就犹如打开了一扇走向太平洋的快捷之门，中国的海洋发展战略将蓬勃兴起，台湾与大陆也将因此而在二十一世纪开发海洋的过程中共享利益，中华民族也将因此加快复兴的进程。
罗援大校绝非唯一提出这套论证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派外交政策菁英认为，地理与战略的交集─地缘战略是至关重要的视角，应当用于思考台湾问题。实际上，罗援的观点代表一套将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发展、经济繁荣，乃至中国前途联系起来的文献体系。有段浮夸的文字断言：「如果台湾独立，中国失去的不仅仅是36,000平方公里的岛屿，而是整个太平洋、半个新世纪。」
即使说得更有分寸，支持统一的论证把台湾降伏与国家未来福祉及安全保障联系起来的方式，仍凌驾于其他领土目标业经公开宣告的重要性。例如，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上立起巨大的电子时钟，一座显示1997年香港回归的倒数时间，另一座电子时钟则显示1999年澳门回归的倒数时间，北京的志得意满却并未搭配以下观点：对这两处飞地「收复主权」，将在下一世纪发挥提升中国地位的作用。
这倒不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来都以不带感情的平和方式处理所有领土纷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许多事关领土的争议场合，都曾敲响刀刃或舞动干戈。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涉及领土控制的军事化事件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藏（1950年）、印度（1962年）、苏联（1969年）和越南（1979、1988年）的武装冲突也都牵涉领土纠纷。
尽管这些冲突每次都引出宣扬争议领土主权之重要性的愤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却以异常的态度描述台湾地位问题。只要有人解释何以如此，斗胆提出一套叙述，将国家的优先事项与领土本身被认知的价值联系起来，就会招来谴责；即使统一的地缘战略理路一直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与大众出版品讨论多时的主题。
诚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以军事手段对付台湾的决定，也可以从不受地理或领土重要性拘束的概念视角分析。例如胡斯和其他学者认为，李登辉访问康乃尔大学、美国对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射飞弹的回应、2000年陈水扁出人意料地当选总统，或2004年陈水扁更加意外地连任所产生的政治「冲击」，都影响着挑战者国家对目标的战略与战术。
自1990年代以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进展相关，和国际权力结构构筑方式之根本转移不谋而合的更大范围战略因素，都影响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观。这些转型在在质问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战略环境的关系，并促使北京实行更新后的大战略。但在作为不可预期且突发之独立事件，并被认为对早先的风险与机会盘算意义重大的这方面，这些转型却非「冲击」。它们是渐进且易变的发展，其方向与意涵都成型得很慢，也很难融入对中国能力与目标的既存忧虑之中。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世界观演进，于内于外都唤起人们以新的眼光再思考该国与既有或潜在战略对手（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引人注目的是，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出兵确保控制台湾的可能性预作准备之际，该国整装待发准备一战的首要敌人却连台湾都不是，而是得到日本协助的美国。这令人不禁疑惑：在北京看来，台湾问题的圆满解决究竟是被当成「目的」，还是实现更宏大战略野心的手段。同时也让人们看到，北京反独促统的理路，大多由官方文件和宣言表述为一套中国对台湾关系的叙事。提供地缘战略视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析员，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述台湾地位问题。这也就意味着有必要望向官方叙述之外，才能找出台湾重要性转移的线索。
作者为哈佛大学博士，曾任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SAIS）美方主任、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主任、塔夫兹大学佛莱契法律与外交关系学院（The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at Tufts University）国际政治学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外交关系、中美关系、台湾研究及台海关系，并连结外交史及当代国际安全。着有Taiw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Why Taiwan?: Geostrategic Rationales for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及相关期刊论文。
书名：《为什么是台湾？ 》
作者：华安澜（Alan Wachman, 1958-2012）
出版社：台大出版中心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