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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老将袁庚：不该被遗忘的“特区教父”

freedom
袁庚
 尹耆 新三届 2021年08月10日  |转自 新世纪
招商局：历经三朝，中国最强财阀

原题

深圳四十年：不该遗忘的“特区教父”

作者：伊耆 

原载微信公号伊本正经说 

悠悠岁月，四十年倏忽而过，深圳，中国这座最年轻的一线城市正值英姿勃发，吸引着世界的瞩目与期待。
深圳相较其它经济特区更具特性，她的开发、开放是两个互为表里，又不时扞格、冲突的实体组成，这里凝聚了两位老共产党人的心血与品格。
此前，写梁湘的故事感动了不少人，特别是年轻朋友的回馈，让人心存温暖，道不远人，高尚的情操永远不会过时。
今天，为大家讲述另一位老人的故事。早在深圳特区设立前，他已经铺笔这个渔村变都市的神话，他的一生同样充满传奇与迷雾。
对于特区精神的确立，这位老者或许比梁湘有着更胜一筹的价值，有人称他“特区教父”，似乎也不为过。相比政工出身的梁湘，这位特工出身的老人，更具有教父气质。
1978年8月，交通部赴港考察团结束任务返程，深圳湾的一幕惊诧了领队。海面上漂浮着数具年轻的尸体，他们或因力竭溺水而死，或遭鲨鱼攻击而亡，孤魂野鬼任凭雨打风吹。
领队了解到，这些人有一个特定的称呼：逃港者。
回望香港的繁华，对照这边的凋敝，领队悲愤难平：“30年前，老子抬着大炮回家，30年后，我要抬着现代化回家，不让家乡父老过好日子，我死不瞑目！”
一旁年轻的部属谨慎又担忧地提醒道：“您真想好了吗？如果犯错误怎么办？”
老人倔强地丢下一句：“大不了再回秦城！”

1984年袁庚(左一)陪同邓小平视察蛇口

 
01
1973年9月3日，秦城监狱。
咕噜噜噜……紧闭的铁门打开，一个消瘦的身影迈出了高墙，抬头望了望天空，深吸一口气，这是五年来，第一次品尝自由的味道。
就在几分钟前，他听到了管教干部最后的训话：“由周总理亲自过问，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现在你可以回家了。出去后，你要端正思想，不要辜负党中央的信任。”
自1968年仲春时节被捕后，他就做好了最坏打算，自己的案子由康生直接督办，九死一生，能够活着跳出囹圄，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事情。
大半生的特工生涯，习惯了刀尖上行走，他把每一天都当成末日过，死，对他没有威胁。
此时的他想不到晚年还会有另一番奋斗，把自己最后的热情、才情都贡献给了家乡，并在改革开放史中留下自己的姓名：袁庚。
袁庚本名欧阳汝山，生于广东宝安县大鹏镇一个客家家庭，算是地地道道的深圳原住民。

1983年袁庚陪同胡耀邦视察蛇口

“少小离家老大回。”1978年春，“袁庚叛徒案”得到彻底落实政策，年过六旬的他，正考虑回广东养老的事，交通部长叶飞一通电话把他的计划打乱了。
“愿不愿意去香港招商局打开局面？”叶飞的问话让袁庚的心弦一颤，香港，那是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打开什么局面？”袁庚试探性地问到。
“搞了几十年运动，人民太穷了，现在要把招商局重新利用起来，你要不要试一试？”叶飞直接亮出底牌。
“干!”没有半句废话，一桩人间奇迹缓缓拉启序幕。
随即，袁庚带队赴港考察，写成《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文件提出了24字经营方针：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仅三日后，这份《请示》获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
1978年10月，袁庚以副董事长身份赴香港主持工作，成为招商局历史上“第29代掌门人”。
自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以来，它承载着清朝振兴最后的希望，然而在洋务运动中，仅仅20年便盛极而衰。
历经百年磨难，香港招商局已从中国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企业沦落为一条船都没有的“空壳”。
一番深入考察后，袁庚提出在临近香港的沿海建立工业区，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料。
1979年1月31日，袁庚在北京唱了一出“舌战群儒”，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被他打动。审视袁庚展开的香港地图，李先念的目光从香港移到西北角的广东省宝安县新安地界上，用铅笔在地图上一划：“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袁庚看着李先念手中的铅笔，在宝安县南头半岛的根部用力画了两条线，他指着半岛南端的蛇口说：“我就要这个。”
李先念打趣道：“好，给你。下面就看你这个老特务上天入地的本事了。”
三天后，国务院批准香港招商局在蛇口建立我国大陆第一个加工出口区。

深圳蛇口

1949年，身为两广纵队炮兵团团长的袁庚站到了故乡的土地上，炮口瞄准对岸的香港，那时的他热血沸腾，要洗刷百年国耻，只待一声令下，他就会带领士兵收复香港。
最终，中央命令停止进军，暂不收复香港更为有利。当时，袁庚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做，如今，他深深佩服毛主席的深谋远虑，香港这个窗口对内地太重要了。
30年前，抬着大炮回家的袁庚没能让家乡改天换地，30年过去，他要用资金、技术、人才，让桑梓旧貌变新颜。
02
14岁那年，袁庚第一次离开家，前往广州广雅中学就读，19岁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广州燕塘分校。仅仅一年之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袁庚对无能的当局，产生了极大的失望情绪，愤而退学，参加大鹏抗日自卫大队。
1939年，袁庚加入中国共产党，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成为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领导对日军的谍报工作，后担任东江纵队驻港办事处首任主任。
1950年，袁庚被派赴越南充任胡志明的情报顾问，奉调回国后，在驻印尼大使馆工作数年，中央调查部组建，袁庚即入职，任一局副局长。
中央调查部曾是中共中央直属的情报机构，是1955-1983年期间主管对外情报的最高级别、能力最强的情报机构。首任部长即我党谍报之王李克农，继任部长为孔原。
孔原有两个大名鼎鼎的儿子，一个是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另一个是“文革”初期名噪一时的“西纠”司令孔栋。
袁庚在孔原主政中调部期间，主导破获了台湾特务暗杀刘少奇的“湘江案”。
“天下绝无不可克服之困难，亦断无打不败的敌人！”1962年的一个下午，时任台湾情治系统最高长官的蒋经国召见了一个人，对他说出如上的话。
应召者名叫张霈芝，军统资深特工，曾深受戴笠信任，臭名昭著的川岛芳子即为张霈芝捕获。蒋经国这次召见，是要启用他完成一个惊天阴谋。
中国和柬埔寨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关系日益密切。在西哈努克亲王访问北京并签订双方联合声明后，台湾当局判断刘少奇必要回访，他们决定在柬埔寨执行暗杀计划。为此设立“保密局金边组”，张霈芝任组长。
鉴于1955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教训，此后凡是我领导人出访，都要成立“中央安全领导小组”，直接受周恩来领导。
针对刘少奇此次访问，周恩来点将袁庚先期抵达金边，在我驻柬埔寨使馆帮助下，调查清楚敌人计划。
袁庚先到昆明面见中调部副部长罗青长，听取指示。罗青长说:“这次柬埔寨敌情严重，你去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内线查明‘湘江案’的具体行动计划，即使内线暴露也在所不惜。”

 

袁庚向邓小平汇报蛇口工业区的开发情况 

袁庚在金边获悉了关于“湘江案”的具体计划，从金边机场至皇宫的公路上，采用挖掘地道、埋藏炸药的方法，对刘少奇的座车实施爆破。但具体爆破地点不详。
形势严峻，柬埔寨方面提出推出访问的建议，但我方多数意见认为不宜推迟，否则对两国关系和中方形象不利，最终毛泽东批示：“按期访柬，限期破案”。
袁庚决定速与一名内线接头，启动另一名潜伏多年的“闲棋冷子”，继而截获“保密局金边组”发出的8封信件。根据经验，袁庚认出这些都是密写信，但内容无法破译，紧急向北京求援，派遣密码专家入柬。
北京的破译人员用了24小时，全部解锁信件内容：一是填埋炸药的坑道方位和地形图；二是特务人员名单。
1963年4月26日上午，袁庚根据密写信阐述的地形特点，乘汽车在约12公里的机场至皇宫的大道上来回走了四遍。然后弃车步行，检查全路的桥梁、涵洞、广告牌，唯一值得注意并与密函提供特点相似的，是长约300米的美国大厦至伞兵营的单边道。房屋依路建筑，底下房贴近路基，尤其在加油站对面的房子最具危险性。
当天，袁庚带人对这一地段进行逐门逐户的访问。从访问中发现，单边道10号地下室，住户是一个多月前迁进的单身张达昌、陈德安和一法籍印度人。白天不在家，晚上才回来，而张达昌、陈德安又正是密函中所述的执行人。
4月28日傍晚，逮捕行动开始。柬埔寨军方首先逮捕了执行人张达昌等二人。张很快就供出全部计划，交出C4炸药4磅、雷管1支、手榴弹6枚。柬安全部也于当晚逮捕了张霈芝等30余人。
军警在单边道10号一幢楼房的一层储藏室里，发现一个大洞，坑道长15米，一直通到公路中央。坑道里已放好两箱TNT炸药，并安好雷管和遥控器。一旦爆炸，就会同时引爆马路对面的油库，后果不堪设想。
那次访问，被西哈努克亲王激动地称为：“中国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谊送过来呀!”
“湘江案”是袁庚特工生涯的煞尾之作，他一生的两段职业履历毫无干系，至于一个职业特工怎么转型成改革先锋，袁庚晚年说：“得益于完全不懂计划经济。”

袁庚首提“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03
袁庚第一次接触经济问题是1975年，那时他已近花甲。
是年，袁庚陪丹麦B&W公司的总裁参观上海造船厂。从两家公司的对比中，他开始醒悟，中国企业存在着政企不分，企业变成政府部门附属物的弊端。因此，一开始经营蛇口的时候，袁庚就意识到必须另辟蹊径。
蛇口工业区仅方圆2.14公里，袁庚却在这个螺丝壳里做出了一个大道场。袁庚办工业区，一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二没有财政拨款，但他却争得两个权力，一是可以自主审批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二是被允许向外资银行举债。
1979年的中国，蛇口和袁庚的出现，让计划经济被捅开一个再也补不回去的大洞。在蛇口开发区筹建半年后，深圳特区正式建立。
创新的每一步都充满荆棘，惯性的力量实在强大，在兴建600米顺岸码头时，袁庚打破了几十年的奖惩模式，因4分钱的奖金惊动了中南海。
开工之初，采用的奖金模式还是老办法，每个月评一、二、三等奖，奖金各差1元，工人们干劲不大，工程进度缓慢。
为了刺激干劲，袁庚决定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每天55车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额每车奖4分。工人们由此干劲大增，每人每个工作日运泥平均达80至90车。
然而好景不长，这项既受工人拥护又使国家得利的奖励制度很快被上级部门勒令停止。理由是，纠正滥发奖金的倾向，规定每人每年奖金不能超过1.5到2个月的工资额。
袁庚求助新华社记者写成内参上报中央，胡耀邦对此批示，要支持蛇口奖金改革的做法。
时任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的扬州籍江同志，受命解决纠纷，决定交通部、劳动部的工资政策在蛇口不适用。
从此，几十年的“大锅饭”被打破，按劳取酬由蛇口走向全国。
蛇口的另一个示范效应是在用人制度上，袁庚对工业区最初的人才队伍非常不满，有的干部甚至认为剑桥大学是专门学建桥的。在时任副总理的谷牧主持的一次会议上，袁庚听到了一个新提法，让他为之一振。
1980年“广东福建两省汇报会”上，谷牧专门谈到用人问题，其中提出了个崭新的名词“择优招雇聘请”。
谷牧定了调子：“我看，劳动指标的技术力量可以允许他们登报招考，条件符合要求的录用，不符合的不要。总之， 要把蛇口工业区办好，从中摸索出些经验 。”
袁庚的特工敏锐性，从这段话中听出谷牧不但是要把蛇口工业区办好，他更需要的是从中摸索出经验，以供全国的对外开放事业借鉴、参考。
袁庚马上起草了一份报告，他知道“择优招雇聘请”这个提法，在新中国人事制度上是没有先例的，只凭他单方面传达谷副总理的口头指示，恐怕还难以令人置信，必须“有字为证”。
袁庚向谷牧汇报蛇口特区开发规划
拿着谷牧的批示，袁庚奔赴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采取组织推荐、自荐、公开登报招考等办法，经过笔试、口试和组织考察等方式，选拔了一批立志献身特区的人才。
1983年，历经十年，从拖拉机驾驶员干到水厂工人、通讯员的马明哲，被惜才的袁庚发现，加入蛇口工业区的劳动人事处。
马明哲参加一次劳工会议，会议上的专家对蛇口劳动人事处的机制提出了看法。
收集企业缴纳的的费用作为打工仔们养老、医疗的储备金行为，终将是无根之水，通货膨胀会导致资金链断掉。成立社保公司，把社保金用于投资盈利，是当务之急！
马明哲被这一席话惊醒，立即将这次的会议整理成报告提交给了袁庚。
1985年10月，袁庚批准成立全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保险机构：蛇口社会保险公司，而在七年以后，上海社保机构才跨出了相似的改革一步。
有袁庚的敢为人先，蛇口的各路“冒险家”也纷纷开启头脑风暴，马明哲的一个提议，甚至把袁庚都吓退了。
在一次招商局的重要会议上，作为社保公司代表的马明哲发言了：“我们能不能像100年前招商局办保险公司一样，重新让工业区操起这份旧业呢?”
“我不同意。”袁庚没多想就拒绝掉了。
当时没有地方企业办商业保险公司的先例，全国仅有一家保险国企。这不是袁庚能做主的范畴，需经人民银行审批。
马明哲不死心，找一切机会跟袁庚“碰瓷”。比如，某天袁庚出门发现司机换人了，一看是那个熟悉的小马；某位副局长神秘的告诉袁庚，有个不错的方案，打开一看又是保险公司的提案。
袁庚被他缠得没办法，反将了马明哲一军：“这样，我这里有封信你带上，去北京一个叫‘中海’和‘南海’的地方，你要能跑下来，我无条件支持，找不到地方就问故宫在哪？”
愣头愣脑的马明哲去了北京，找了一大圈关系，他真的进了“海里”。一如当年袁庚，马明哲也唱了一出“舌战群儒”，拿到了中国第一家非国有保险公司开办的批文。
由13名员工组成的“中国平安”在深圳成立，马明哲开始独立创业的人生征途。
在工业区管委会门口，袁庚让人树立起一块牌子，当即引起强烈争议，这就是后来耳熟能详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句口号成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火力集中点，袁庚昔年东江纵队的老战友也纷纷指责他“背叛信仰”，那时的袁庚做好了再次被“戴帽子”的准备。
1984年，总设计师视察蛇口，袁庚在陪同时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
袁庚一言至此，总设计师和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一桩公案至此尘埃落定，那句口号成为一个时代的注脚，那块牌子也早已是深圳的地标。
04
袁庚是时代的产物，如果从历史上寻找一个参照人物，他更像清末的盛宣怀，你很难讲他算官员，还是企业家？
招商局在袁庚接手时，只有不到1亿的资金，到他离任时，已是资产逾200亿的超级公司。同时，袁庚的改革又远不满足于经济层面，顶层设计上他有着自己的想法与实践，这也成为他争议最大的地方。
继工资改革、招聘制度改革后，蛇口的步子迈得更大，干部考评选拔、新闻舆论监督的改革，一一被袁庚端出，深圳是中国的特区，蛇口则成了深圳的特区。
1984年1月26日上午，总设计师一行来到蛇口，先到招商局工业区办公大楼，看了工业区的全景模型后，总设计师走到窗前，居高临下，俯瞰工业区的景色，意味深长地说：“蛇口快的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
袁庚深知权力的重要，也了解权力的危害，如果权力成为特权，那事物将走向反面，他决定在蛇口打碎干部的“金交椅”。
袁庚在蛇口试行直接无记名民主选举管理委员会和进行信任投票的办法，让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每年举行一次群众信任投票，凡是有过半数不信任票的立 即更换，严重失职、渎职者随时撤换。管委会还不定期地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群众输送施政信息，接受质询。
袁庚重视舆情，认为只有把事情放在太阳底下，才能杜绝暗箱操作。他力主创办《蛇口通讯》，报是小报，胆子不小，很多尖锐言论，包括对袁庚本人的批评，《蛇口通讯》全都刊登。每有人对《蛇口通讯》提出异议时，袁庚都引用毛主席的话怼回去：“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
1988年8月中旬，挪威首都奥斯陆。一群中国留学生聚集在挪威理工学院的一间教室，读着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蛇口风波”答问录》，激烈地争辩起来。一位刚考取了博士资格的男生挥舞着报纸潸然泪下：“中国有希望了! 有希望了!”
“蛇口风波”是80年代末一起影响深远的社会事件，不仅波及全国，甚至辐射到了日本、美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
事情起因于1988年1月13日，蛇口举办的一场座谈会。
三位来自北京的专家均为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报告员，他们是80年代以有关青年教育的演说成名。
听会的70多名青年都是看到新闻自愿而来，座谈不设议题，属于漫谈性质，因为对于“淘金者”的定义，会议上掀起轩然大波。
一位专家在发言中提到，有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别人创造的财富中捞一把，这就是极少数淘金者，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而青年认为，“淘金者”赚钱，没有触犯法律，无所谓过错，并没有什么不好。
座谈不欢而散，次日，一份以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名义起草的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就写了出来，从深圳分送给中央和有关单位的领导，称蛇口青年已经走上“邪路”。

1984年袁庚陪同邓小平、杨尚昆视察蛇口

 
2月1日，《蛇口通讯》以《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为题对这次座谈会作了报道，随后又连发数篇文章，批评3名报告者思想意识僵化。2月12日，《羊城晚报》报道了此事，“蛇口风波”的影响开始由南及北。
同年8月6日，《人民日报》发文，并就此开辟专栏展开议论。从8月8日起到9月14日专栏结束，1531封信件涌到人民日报社，其中只有17.4%倾向或赞同3位专家观点。8月中旬到11月中旬，全国几百家报刊纷纷就此发表文章，其中绝大多数都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改进。
这样的舆情交锋往往意味着激烈斗争的开始，当时有人建议袁庚，处理带头质疑专家的青年，以此平息风波？袁庚一口回绝：“在蛇口，决不允许发生以言论罪的事情！”
事隔十余年，袁庚对媒体说：“现在回过头看，这件事情其实很好理解。它的实质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虽然外面闹得沸沸扬扬，蛇口本身却很平静，没觉得这种事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建立在个人开明基础上的威权体制，如同“沙上之高楼”，一旦威权人物影响力消退，它所具备的进步性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袁庚和他的蛇口，正应验了这一论断。
1992年，75岁高龄的袁庚交出了权杖，此后，蛇口迅速地褪去了先锋颜色。1998年4月8日，《深圳商报》发表报道《蛇口怎么了？》，文内历数了蛇口的种种衰退。
2004年6月，蛇口开发区被广东省政府正式下文撤销，纳入深圳市南山区，袁庚的时代彻底落幕。
袁庚在蛇口的14年，有辉煌、有争议、更有遗憾，这份遗憾有一个人最懂得。
1998年12月13日，袁庚起身前往广州，把遗憾最后诉说给老朋友、老冤家：梁湘。
05
既生瑜，何生亮？瑜亮情结是人杰不可回避的永恒主题，太史公曰：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
袁庚觉得深圳不该有梁湘，梁湘觉得蛇口不该有袁庚，两个老革命吵吵闹闹十几年，共同为特区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也都带着悲剧色彩收尾，当梁湘逝世的噩耗传来，袁庚坚持去送最后一程。
袁庚晚年检讨自己犯过一个历史性错误，让蛇口错过了另一种也许更有效的成长模式。
他指的“错过”是1981年，以李嘉诚、霍英东为首的13位香港企业家来蛇口参观，提出能否入股共同开发土地？当时，袁庚不假思索地一拱手说：“谢谢诸公，我投放资金还担心收不回来，不敢连累各位。”就这样“耍滑头”地婉拒了。
晚年袁庚遗憾，如果当初允许港资入股，蛇口将彻底资本化，或许会获得更大的经济活力。而这份遗憾的另一层原因，来自梁湘的强势。
蛇口工业区隶属招商局，而招商局归交通部管辖，这就等于在深圳出现了一个“独立王国”，深圳市委的命令进不了蛇口，梁湘的很多想法在袁庚这碰了钉子，两个要强的人互相较劲，“梁袁之争”是80年代深圳的一道风景。
争执闹得满城风雨，也闹得天阙震惊，时任副总理的谷牧不得不亲自出面调解。
1982年3月28日，谷牧第三次视察蛇口。梁湘当着谷牧的面敲打袁庚：“老袁头，你还没有向深圳交地租呢。”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视察深圳蛇口工业区

袁庚毫不示弱：“这是有协议的，我们按协议办事。如果付地租，蛇口的市政建设、学校、医院等，市里都要管。”
双方与其说在争执，不如说是在向谷牧申诉，等待中央领导同志的裁决。这一次，谷牧批评梁湘姿态不高。
1984年6月，蛇口与深圳关于“四权”（落户权、发边防证权、17种物资进口权、企业成立审批权）产生争执，又一次惊动了谷牧。
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专门召集省委书记集体办公，听取梁湘、袁庚汇报，谷牧特地从北京赶来参加会议。
谷牧提出“深圳市与蛇口工业区必须团结，现在的矛盾必须解决”。
他对梁湘和袁庚各打五十大板：“要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的是靠梁湘和袁庚两位同志从大局出发，正确对待……蛇口的领导班子年轻，业务熟悉，但不要认为别人就不行。袁庚同志要教育自己的班子尊重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梁湘同志那套作风要改进。不要以为这个地盘是我的，一切必须听我的，不听就治你。”
患病后的梁湘，还不时以袁庚作为自我鼓励的源泉：“我必须好起来，还要找老袁头再理论理论。”
梁湘的妻子邝辉军哭笑不得：“你们两个像是一对老小孩，见面就吵，不见面还想。”
人生，有些错过就是一辈子！
“老梁，当年有些事我错了，你可别介意，我今天给你赔不是了。”年过八旬的袁庚面对梁湘遗像，一躬到底，这一拜比山高、比海深。
邝辉军紧握着袁庚的手：“老袁同志，你……”泪水夺目而出，再也说不下去。
因为梁湘的问题悬而未决，上级有“低调从简”的指示，不能举办追悼会，只在家中设摆灵堂。
聪明世故的国人从来趋利避害，没有几个人来送梁湘，哪怕是受过梁湘恩泽的人，和他斗了多年的“老对头”却成了为数不多的送行者，梁湘的家人五味俱陈。
梁湘、袁庚，我们需要铭记这两个名字，不单因为他们的功绩，更因为他们以自身言行彰显了什么是中国人的君子情操，什么是共产党人的襟怀坦荡！
晚年的袁庚深居简出，2006年一次摔跤后，记忆力开始衰退，最终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
他一生有过3次婚姻。17岁奉父母之命完婚，1940年7月，又与东江纵队队员张常结婚。1945年10月，他的发妻、父亲、二弟和8岁的儿子在赴港途中船只爆炸，举家蒙难。1947年夏，袁庚与张常离婚，并在1952年，与同机关的汪宗谦结婚，两人育有一子二女。
家人为了锻炼袁庚的记忆力，陪同他坚持平生两大爱好：打麻将、听京剧。
打麻将他有时会耍些小聪明，出老千偷牌。被抓住后，开怀大笑，狡黠抵赖：“规矩就是拿来破的。”
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是袁家固定的一个台，听戏时，袁庚会心无旁骛，沉浸在音乐的享受里。
袁庚生长于京剧沙漠的广东，但五六十年代在北京的工作经历，让他得以见到那一代京剧大师的风采，从此一生痴迷皮黄。
看戏时，袁庚偶尔会穿越回50年代的京都，叫嚷着把他在印尼做的白西装拿出来，他要穿戴漂亮，去看马连良的戏。家人只能哄着说：“马先生出门巡演了，过些日子才回来。”
2011年，94岁的袁庚已不能自主进食，医院通过插管给他喂食。他极度反感，故意把管子拔掉，还会指着医生、护士喊：“都是日本特务，统统拉出去毙了。”
小护士被袁庚吓坏了：“他的样子好凶，老爷子这辈子不知道经历过什么？”
袁庚忘记了所有事，唯独对蛇口岁月记忆犹新，病中的他，手边放着一本相册，里面全是当年与总设计师、胡耀邦、杨尚昆、万里、谷牧等人的合影，自言自语，一桩桩、一件件说得清清楚楚。
日暮时分，夕阳投射进病房，余晖洒在老人脸上，洒在册页上，这一幕，美得苍凉！
2016年1月31日凌晨，袁庚在蛇口逝世，享年99岁。
百年人生，一世传奇，即使在身后，对袁庚的评价依然呈现两极。有人说他是改革开放的功臣，有人说他是共产主义的叛徒。
2020年10月13日，袁庚获“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称号。一生功过，终有定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深圳新的定位与使命，新的奋斗既有对袁庚遗产的继承，也有对他偏颇的纠正。
失去记忆力的袁庚，还是会偶尔接待慕名拜访的媒体人、历史学者，多数时间，他们无法交流，老人只剩嘿嘿傻笑并致以标准的军人敬礼。
吊诡的是，每次客人离开时，袁庚都会送上同一句话：向前走，莫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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