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幼年

我小时候心态还算不错。除了1957年在朦朦胧胧中，突然被政治给电击了一下。在这以前，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年龄还小。
幼年的时候，产生了一些理想，与获得的资讯有关。那时媒体、宣传画总有工农联盟、工农兵的形象，记得我三四岁时看墙上的宣传画，问大人这是什么？大人就告你这是农民，这是工人，这是解放军。小时候对好和坏的区分，工、农、兵肯定是好的，自己长大了应该当是这三个里面的某一个。还有呢，那时候宣传抗美援朝，觉得志愿军很伟大；宣传打倒美帝什么的，美帝肯定是坏蛋。那个时候，每天都会看见毛主席的像，还有斯大林的像，还有马林科夫。从心目中，苏联老大哥、毛主席都是无比崇高的。这种观念种在了我的脑子中。从幼儿角度能接触到的社会信息，就是这些东西。
再稍大一点呢，我记得看过一本批判胡风的漫画集，那上面把胡风就画得非常丑恶啦。回想起来，我觉得在当时社会环境影响下，过早地让儿童去关注了政治；或者说，是政治过早地介入一个儿童的思维了。至少在我五岁的时候，就有了“蒋匪帮”、“反革命”、“胡风分子”等这样的概念了。所谓划分“好人”“坏人”，已在你脑子里了。
这种情况到1957年有一个很重大突破。那年正是我从幼儿园升入小学的时候，突然知道了“反右”。从那时已形成的观念出发，觉得毛主席要批判我父亲，那父亲就肯定是错的。只是有这种判断，但这种判断也不强烈，那时也不懂什么叫错误。好像错误是“反党”什么的，对这个错误的严重性没有判断。
当时我父亲所在的民建（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派人来动员我母亲表态。表态在那个年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很重要，你要是表态表不好，以后的日子就会有一大堆不如意。所以呢，那个时候是要表态，不表不行。我对这些呢，一概不懂，我循着这条途径参加过一次批判会，那时也就刚满七岁。我是6月出生的，你想57年的6月那是什么样的场面呀！记得就在北河沿的全国工商联礼堂，我上台做了表态，其实就是几句话，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话的意思就是：章乃器虽然是我父亲，但我还是要批判他，和他划清界限。小孩不会说长篇的东西，教给我几句就说几句，下来就有人呼应，还有人和你握手。
是我被政治撞了一把，还是自己介入了一回，反正呢是和政治沾了一下边，被政治利用了一把。后来母亲跟我说，别人批是无关痛痒，我们批是有关痛痒，但又不能不去。这算是童年与政治发生关系的亲身经历，其实这是中国人很不幸的地方。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一个和谐社会，公民对政治不应该有这许多不良偏好。可是我们所生活的年代，是一个过分政治化的年代。很多事情是泛政治化，任何事情都和政治挂上钩。而且呢，你不在这个政治框架里去就范，就可能很难生存。那时候已经有户籍制度、单位制度，一个人被组织人事关系编织到社会的网格上，自己没有可寻觅的空间。户籍涉及到口粮、工作单位涉及到工资，这几条线就把你定位定死在那儿了，你这一辈子基本上摆脱不了这个框架。
后来下农村，我发现人民公社制和农奴制相似。编氓，把你们都编在这儿，你的义务是交公粮，没有什么权利，出门得开介绍信。现在回想，这种情况等于让人回到了中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实际上是地主制而不是领主制，但是所谓人民公社制，很有点领主制的味道，包括单位制、户籍制也是这样。过去中国农民是很散漫的，不是特别有组织和人身依附关系的那种。我们这套人事、户籍制度，反而是人身依附的关系。就范才有饭，非如此你不能生存。
我小学上的是府学胡同小学。府学就是指顺天府学，文丞相（文天祥）祠也在旁边。这条胡同就在段祺瑞执政府后面，小学在胡同西口。我们小学还有一个楼，就是当年囚禁文天祥的地方。
我入少先队比别人晚，四年级才入了队，没担任过任何队干部，一道“杠”也没有。那时还不像60年代那样强调阶级教育，小学生的能量也有限，你也弄不出什么事由来，所以也没有过分地以阶级划线。我感觉小学生活还算是相对宽松，没有特别注重家庭出身。只不过没有被人欣赏，没有被人奖励，就这么过来了。那时，我对文学和绘画很有兴趣，曾在北京市少年宫举办的征文比赛中获得优秀奖，并参加过那里举办的绘画班，也曾幻想过成为一名文学家或画家。

误入清华附中

中学我上的是清华附中。当时为什么要考清华附中呢？
小时候一个很随便的启蒙，可能对你的志向有影响。我五、六岁时，家里挂一本日历，是本是科学日历。这日历是一天一篇，上面有很多发明家、科学家简短的生平介绍。有大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伦琴、瓦特等等，很多。这样我的志向，就从三岁时的工农兵向科学家这面转移。但当时并不是对科学有什么兴趣，而是那个日历上的画很漂亮，那些科学家的风度对我很有吸引力。实际上那时也不知道科学是怎么回事，但觉得科学家很有风度，很受人尊重。后来，这本日历我珍藏了很多年。
这件事呢，就影响了我。于是初中时报考了清华附中，觉得清华是出科学家的地方。其是那是清华大学，而我考的是清华附中，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当然也不是一点没有，就这样朦朦胧胧就考到那儿去了。我父母亲都主张我学自然科学，我当时不明白，其实他们是想让我避开文科这个高风险的学科。读了清华附中以后，我发觉不大适应。不是我不爱学习，而是实际上我是偏爱文科的，想当科学家也是一种人文思维，觉得科学家形象好，社会价值重要。科学本身是否枯燥、艰深，我没细想过。但考上了之后，才发现是误入了清华附中。
进了中学我才发现，形势逐渐变得日益严峻，开始有阶级路线，要讲出身了。而且有了这个说法：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要填表，同学中开始有人要入团了，政治在强化，个人需要纳入政治框架来生活。我发现自己在这方面毫无优势，家庭出身都不知该怎么填？父亲说，我们1949年参加政府工作，身份是革命干部，你哥哥姐姐们填的都是“革命干部”。问题是我爹后来成了“右派”呀！这个问题令我很发愁。那怎么填呢？不好填。那时也不懂得怎样撒谎，我这老实人还做不来，人家你说假冒可怎么办？最后折衷的办法就按我母亲的成分，填一个“职员”。职员比较中性。不和“革命”沾边，也不和“右派”沾边，就这么填了。
可是这个秘密也没保持太久，这怨我自己不慎，把事情给弄砸了。
我一直比较爱画画，班里原来让我当英语课代表，我不想当，表示愿意当美术课代表。这个要求被同意了。我终于有了一个“公共职务”，美术老师吴承露先生也很喜欢我。有一次美术课，老师留的作业是画“我的家”。我回家请我爹当模特，把他画了进去。他坐在书房里，周围有很多书和文物，我也画进去了。我交了这个作业，美术老师是位艺术至上的老式知识分子，没有政治观念，他把我的画当作一个示范给大家看，引起了比较多的议论。
那时候所谓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从舆论导向上都是被批判的东西，资产阶级是一个很糟糕的身份。所以呢，我画的这个画虽然挺好，但引起了不良后果。同学议论说，他这个家庭肯定是资产阶级的。不过当时还没像“文革”那样用“狗崽子”这个词。老师也很快关注到我。
我对于语文课也有兴趣，在家比较爱看书，爱写作文。这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作文题目，比如《我的爸爸》、《我的家》，这种作文不好写。别的题目，不涉及自己家庭的比较好写。我有好多次拖着不交作文，就是因为不好写。但老师到期末还给了我满分，估计这是个特例，是知道你的作文总体水平还不错，就网开一面了。
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后来就是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向我母亲询问过家庭情况。我母亲也不知道设防，就把我父亲是谁告诉了老师。传统观念上认为老师是很可信赖的人，“天地君亲师”么，至亲之人除了父母就是老师了。但从这以后，老师就变得对我不利了。一开始同学觉得我是一个资本家的后代，学英语时学到资本家是“capitalist”， 他们便造一词，“capitalist’s son”（资本家之子），我知道是说我，但是不吭气，我知道我爸的问题可不止于此，尽可能守口如瓶。从开了家长会之后，同学全知道了，我不知道老师为什么要透露出去。
上中学时，学校一开始不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当时还不太严格，一般填表我就不填了，实在不行，我就填一个父亲的别名糊弄过去了。但家长会后引起了关注。有的同学就开始叫我“小右派”。
这种联想都是很政治性的，许多政治标签，随时会贴到你的身上。而贴的方式呢，又是很封建性的、家族式的思维。士之子恒为士，农夫之子恒为农夫，“右派”之子恒为“右派”，资本家之子恒为资本家。通过这种方式很自然地把你的身份和政治联系到一块。后来我为什么说这个类似印度和日本的种姓制度呢？我也是从这个上感受来的，就是说一旦你被划入这个品种之后，除非再有什么社会变动，否则就可能万劫不复。这种万劫不复呢，与你的个人成长、学识、品行毫无关系，只是因为你的家庭，你的上一代把这东西给你带来了，而且还会把这种身份给延续下去。“地、富、反、坏”，后来加上“右”，前面四类50年代初就有了，“右派”这个品种出现是比较晚的，这黑五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标签，可以决定你一生的命运。

14岁初遭批判

我逐渐感觉到，按当时那个阶级路线，我上大学是无望了。清华附中学习风气是很好的，校长办学也很有一套自己的教育思想。教师呢，有很多是清华大学里的“右派”，贬到附中来当中学老师。教员的水平是很高的，有许多人本来是能够走到教授级别上的。还有一类就是教授的夫人，我们这个学校有好几位大教授的夫人，周培源的夫人，钱伟长的夫人等等，我的班主任也是其中之一。这些老师的修养都很好。但我觉得自己还是跟这个学校有点脱节，我比较喜欢文学、美术这类人文的东西。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觉得读书可能是无用了，或者说上学彻底无用了。
我跟一个同学都比较爱好诗词，两个人就有诗词相互唱和……他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父亲可能是个知识分子干部。我们在诗词方面有来有往。现在回想，那些诗词就是些少年人多愁善感、览物思情的东西，对风啊，雨啊、花草啊、人生啊有各种想法吧。可能有点不满现实啦，属于怨而不怒一类。实际上是些水平很差的东西，今天看来也许很可笑，但没有对政治时事的批评。
我不大记日记，而他把这些都记进日记了。他的日记后来被同学偷看了，还交给了班主任。她就开了我俩的批判会。同学之间偷看日记，在今天来看属于侵犯隐私甚至是告密文化，那时候却不懂得什么隐私不隐私。
在批判会之前不久，班主任曾经问我，你看了很多书吧？我说我是看过不少书。她要我开一个单子出来，说是为了教学需要，要了解一下学生的阅读情况。我就很老实开了一个大单子，把看过的书都列入了。当时我的阅读环境，可能要比别的同学好一些，看的东西多一点。我的兴趣比较广，除了看书，还特爱看杂志，包括自然科学杂志和人文杂志。记得小时候经常看的一种叫《知识就是力量》，还有一种综合性杂志叫《展望》（后来改名《国际展望》）。我还喜欢看一种内部出版物——《文史资料选辑》。
杂志让人的视野变得很开阔。《知识就是力量》中小学生还可能看，但像《文史资料选辑》这种出版物，肯定不是给中学生看的。再有就是一些漫画杂志，我也很爱看。我觉得自己受政治毒害就是从画开始。开始看的是批判胡风的漫画集，到大跃进年代就看《漫画》杂志。在我印象中，亩产万斤啦、超英赶美啦这类题材的漫画，至今都历历在目。我后来反省，自己确实是受到政治的不良熏陶，烦恼即菩提，我是过早地被这些东西影响了。
我的读书单子写了好几页纸，有古典文学类的，有外国文学类的。外国的应该主要是法国和俄罗斯的，俄罗斯的多一点，法国的也不少，也就是十八、十九世纪的那些作家。他们虽然还没说是反动的，但当时已公开宣布封资修的东西是不健康的。还有一些杂书。
通过书单子，学校领导就把我这人定位在另类，属于不健康类别。这个单子也被学校作为批判的一个证据。当时批判会还比较文明，没让站起来，没什么人身侮辱，但言语的冲撞还是很厉害的。对此，我不服气。我在批判会上顶撞了班主任，她的丈夫是清华大学的一级教授，与钱伟长、黄万里一块打成的右派。对我的批判确实是她一手操办的，和尚不亲帽儿亲，她完全可以关照我一下，把这事抹平；可她不但没有关照，反而折腾我一场，拿这事表现她的进步，所以我对她有怨气。
我的麻烦是不懂得转向，而且还有点逆向思维。后来回想是不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觉得可能有点。读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中苏论战已经开始了，有时在家同父亲谈论一些时事，发现他对修正主义的评论，有许多跟报纸上写的不一样。他那种逆向思维的模式是对我有影响。比如，他对和平发展这一套比较赞同，认为中苏关系不应是当时那个样子，反对恶化两国关系。记得当时小学同学中也有争论，那时的小学生已经会关注这些事了。争论中我已经表达出一些和中央不一致的意见，那时还不太注意小学生的思想，没什么人告密，也没受什么批判。但平心而论，我对政治没有特别浓厚的兴趣。比如当什么政治人物，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个人比较懒散，爱画画、刻图章啦，做个诗，写点文章，有点旧式文人的习气，感觉自己跟不上当时那种时代。
这件事发生在初中二年级，我那时14岁。受了这场批判，那位与我诗词唱和的同学转向比较快，家庭出身又好，就没事了。我呢，当然就是入另册，据说我们学校还开了一次内部的展览会，把我们这些“不健康思想”的证据都陈列出来。对，作为一种阶级斗争存在的范例吧。当时，除了教师，还有一部分高年级学生和初中团员学生参观了展览。有些人看了以后对我说，你写的诗词真好。一旦真有人欣赏，弄得我倒不知道是应该惭愧，还是应该高兴了。

厌学和逃避

但是，从这个事件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彻底改变了，我一下子就变成熟了，不再像小学时那样天真烂漫。我不再相信“事无不可对人言”，而是“事事不可对人言”，对老师和同学都有戒备了。另外，我也知道学校对我的这种印象没法改变了，索性就自暴自弃不健康下去了。我觉得很难溶入当时那一套思想和教育体系。虽然学校还是很讲求教学质量的，而且有许多启发式教育，同学的学习空气非常好，可是当阶级斗争的教育上来了，我处在这种地位呢，只能采取一种逃避的态度。
然后我就厌学。反正自打那儿以后，老师讲课我画画，啥也不弄了，还留了一级。那时候也想过换一个学校，后来也没有换成。反正那时，我感到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中，我已经没前途了。我觉得上高中，上大学这些事，对我来讲没有可能了。我变成事事凭兴趣，喜欢什么就干什么，喜欢绘画就画，我喜欢书法就写，喜欢什么书就读，完全是不顾教学大纲和教育体制的框架。我清楚按当时的社会结构，我是一个不为社会所容的人，或者说，我很难被容进去了。尽管我当时还是希望被认同，绝对没有要造反的心态。只不过自己随心所欲，与学校的教育体制格格不入。留级之后，我还是继续自己的生活方式。
班主任虽然不再是我的班主任了，但还教我们语文。她也在设法修复关系，专门在课余安排了一段时间，让我给全班同学讲诗词格律。这是中学期间给我留下的唯一美好记忆，第一次在黑板上写字，上台讲自己喜欢的东西。近年老同学见面，还常常跟我提起这件事。我后来感到，老师可能也不是非要与我作对，如果当时社会上没有那么浓厚的政治空气，我们的师生关系，可能会很单纯也很正常。
后来文革爆发，校长被打倒以后，这位老师偷偷向我透露，整我是校长拍的板。当时还有老师起来揭发校长，说他出身是恶霸地主，父亲是土改时被镇压的，母亲还在。他在某年收到母亲一封信，里面夹着一缕白发。这种揭发就是要证明，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阶级斗争理论和人伦亲情的冲突是很大的。
在那个时代，如果你出身不好，那是非常危险的。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的对话。赫鲁晓夫炫耀他矿工的出身，周恩来说，是，你出身工人家庭，我出身官僚家庭，可我俩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我觉得，从50年代起提倡思想斗争、揭发检举，中国就开始了一个提倡背叛的年代。到1957年，这种背叛不只发生在社会上同事之间、师友之间、上下级之间；连家庭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晚辈和长辈之间，都会有背叛。到文革中更演变成为造反，最后全社会以造反为时尚，其所由来者渐矣，提倡者和被整者形成了一种循环。那个拍板整我的校长，被人整得非常惨。实际上大家都在这种整人的政治文化里苟活。痛，但一点不快乐。
“文革”前我基本上就是这么过来的，蓄积了一些情绪，心里面感到不公正。到“文革”初起时，我又发现，好像不只我这种人有情绪，很多革命家庭的后代，他们也对现实不满，这就要谈到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清华附中红卫兵

对于红卫兵对成立，我的老同学卜伟华写了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当时高中的一部分干部子弟，对学校教育路线也不满，与学校领导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他们在1966年5月间，就开始批判校领导，并举行秘密集会。他们有这么一个群体，但起初还不叫红卫兵，直到5月29日才命名。这些都发生在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之前，但我们初中同学对此并不知情。这些人都是根正苗红的党团员、预备党员，出于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吧，对被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这套教育体系，提出了许多质疑和批判。
北大的火点起来以后，清华大学的领导就采取了应对紧急措施，规定内外有别，大字报要贴到专门的地方，一般是贴在大教室里。当时清华附中也采取这个办法，我们几个初中同学，认为学校的举措不对，就贴了一张大字报，对这个措施提出质疑，当时红卫兵还没有浮出水面。我们的大字报对教育体制没有什么深刻的批判，只就是就事论事。学校当局发动了全校舆论来围剿，连续三天全校共讨之。我们这几个初中学生成了众矢之的，可是不肯服输，那三天我们几乎没有睡觉，我赶写了不少反驳的大字报贴出。我一直爱写毛笔字，这回派上了用场，于是有人说，这小子毛笔字练出来了。我自己也发现，勤写大字报，书法确实有所提高。由于毛泽东批准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形势发展很快，高年级同学在另一条战线上出击，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批判校领导。
红卫兵出现后，出现了与校领导正式对抗的局面。团中央派了刘晋、章建华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我校，宣布校长万邦儒“停职反省”。当时，学校党支部书记是另外一位女老师。校长被打倒后，党支部门口被人贴了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横批是“一群混蛋”。几位女领导在里面痛心疾首哭成一团，说自己站错队啦，犯了错误。同学们围在门外不依不饶地叫骂，继续打落水狗。
这是一个突变，在工作组进驻之前，我们这些初中同学和红卫兵处于孤立地位；工作组进来后我一下子感到轻松了。
我们本来没有什么想法，但红卫兵在工作组进来后就开始建立政权——“文化革命委员会”。记得还搞了一次选举，各年级要选“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这时候我才发现，“出身”决定成败。在校内风波初起的时候，红卫兵和我们关系很好，相互有些声援。可是江山已改，大局已定的当口，首先就要排除掉我。我也很清楚自己“底儿潮”。
刚贴大字报时，我曾向父亲说起学校的情况，他告诫我，形势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要卷到这种事情里面去。他的政治经验果然不错，由于我“出身”不好，“红卫兵”翻身后首先就与我“划清界限”。他们的“造反”有其政治背景，的确是革干子弟当权。而这几个初中同学贴了第一张大字报，似乎是抢了不该抢的风头。由于我们在初中同学中很有影响，于是红卫兵耍起政治手腕分而治之，收编了其他人，对我则实行“边缘化”——不准革命。
事后才得知，他们还挺重视这事，做了很多工作，使我不能当选。我本来就是路见不平出手，完事了也乐得逍遥，根本没在意这事。我因此也就解脱了，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此后，我常跑圆明园遗址和颐和园，去画风景写生。记得我还画了张漫画，画的是本校教学大楼，把所有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爪牙的教师都画进去了。那时很时兴这东西，我觉得很好玩就画了。我把那个美术老师也画进去了，他看了以后点点头说，画得还挺像。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对不起这些老师。这件事之后呢，我逐渐变成逍遥派了。
那时候我发现周围有很多变化，特别是人的变化。说话、处事、生活方式，都向着革命化、粗俗化发展，同学之间开始互相整，不能容忍任何美好的东西。我不妨再追溯两件事：有一个同年级同学，其父是位有名的学者，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与一位高年级漂亮女生的情愫。这件事被偷窥并传遍全校，在当时成为本校的一个大新闻。到了“红八月”的时候，这位女生在学校被斗、被打，剃成“阴阳头”，扣上“流氓坏分子”的帽子。还有一位女生当时是三好学生，人长得漂亮，经常表演节目，总之是肯定能引起嫉妒的，后来被同学整得去卧轨自杀。人没死，手指有几根残了。
老师有两位自杀的，王友琴有记载。有位老师被指为“流氓”，这件事也没有任何证据，被打得很惨，跳烟囱自杀了。还有一位是体育老师，他儿子与我同班，当年清华附中能有那么好的成绩，全靠这位老师，他是68年清队时跳楼自杀的。这两位死得太冤。

“低种姓”生活见闻

红卫兵执掌学校大权后，同学们的身心内外，开始发生“革命性”变化——以粗野为时尚。
首先流行“国骂”，据说有的女同学为表现“革命”，曾聚集在一起大练“三字经”，直练到随时脱口而出的水平。还有一种风俗是赤脚，因为“泥腿子”代表“革命”。曾见本校某些“校花”，裸着白嫩的小脚丫，在煤渣铺成的道路上艰难行走，真是那个年代的独特风景。
军服也成为时髦服装，并配上军用宽皮带，以示威武雄壮。据说新“国防绿”还不够资格，褪色的黄军装（俗称“屎黄”）才能显示出家里是“老革命”。后来“屎黄”又被认为家庭地位不够，改为流行“将校呢”，那是高干子女们的专利。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主张“文明其头脑，野蛮其体魄”。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以头立地”的时代，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开始用肢体代替头脑。赤脚勉强可与“野蛮其体魄”沾边，孰料连头脑也被野蛮化，非但“国骂”盛行，不久皮带也成“国打”工具，全身心地投入毁灭文明的“革命”。
红卫兵很快赶走了工作组，还先后召开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工作组负责人刘晋回校作检查，另一次是在清华大学礼堂斗争团中央书记胡克实。记得主持大会的红卫兵头头质问胡：“你是什么出身？”，他吞吞吐吐地说：“是资本家。”，言语间似乎又矮了一截。红卫兵头头责令他跪下，胡迟疑了一下，全场狂呼口号，于是他只好从命，跪在地上接受批判。
回家后对父亲谈起此事，父亲说胡克实的父亲是他的老朋友，一家保险公司的掌门人，思想开明进步。三十年代父亲在上海从事救国运动，胡先生也参加了。父亲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时，胡先生悄悄为他雇了一名保镖，但不让他本人知道。父亲强调：中国的资本家，绝大多数是是爱国的，不是坏人。
不久开始放暑假，那时已开始流行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我当然不赞成此对联，但已没有兴趣去辩论，因为人家既然“不准革命”，也犯不上跟着乱掺和。暑期中有“返校日”，召集大家到清华大学操场去开大会，聆听“革命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革命”鼓动，会场高唱“造反歌”曰：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唱到最后全场齐呼：“滚他妈的蛋！”
世上有几人乐于唾面自干，承认自己是“混蛋”？像我这种“出身”不好的同学，歌当然唱不下去，但又不能公然退场，好容易熬到终场，便抽身“滚蛋”。由于“对联”遭到普遍的反对，不久出现了一种“出身不红”但“靠拢革命”的学生组织，称为“红外围”，我对此毫无兴趣。
1966年8月18日， 当女红卫兵宋彬彬幸福地为领袖戴上革命的红袖章时，老人家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当他得知是“彬彬有礼”的“彬”时，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要武嘛。”于是宋彬彬从此改名“宋要武”，引为无上光荣。
就是这金口玉言的“要武”二字，不知令全国多少人在日后的抄家和武斗中丧命。
那天我自然是没有跟着去山呼“万岁”的资格。据父亲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动作。但这“动作”之快，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老人家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于是本校红卫兵获得无上荣光，成为全城红卫兵的“老大”，清华附中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改名“红卫兵战校”。
其后数日，全城处于“破四旧”的狂热之中。记得我的一位同学史青（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之子），曾邀我到其家帮助藏匿处理“四旧”。8月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本班红卫兵到老师家中“破四旧”，回来还得意洋洋地说：有只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们打碎，王老师十分心疼云云。我见形势紧张，晚上偷偷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8月24日晚上，清华大学校园里一片疯狂。前清大学士那桐题额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门坊已被推倒，校领导刘冰、艾知生、何东昌及“大右派”钱伟长、黄万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带抽打着，在现场汗流满面地搬运砖石……本校一对姐妹花的母亲，是一位蒙古王爷之后，人称“善格尔公主”，在清华园一带拥有不少房产，也被披头散发地拖来批斗。有位中学女红卫兵，一路用皮带抽打一名“反动大学生”（据说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师），当有人提出 “不要打人”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这时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当晚回到宿舍，里面空无一人，新置的蚊帐已被撕碎，床上铺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将贱名打上红叉，责令：“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快滚蛋！”
既然不受欢迎，于是收拾行李，遵命“滚蛋”。不料本校四门紧闭，未经“革委会”许可禁止出入，已成“关门打狗”之势。若不设法逃走，则皮肉之苦难于幸免。
我在运动初起受围攻时，曾勘测全校地形以防不测，发现校园围栏有一处不密，栏下有空间与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于夜幕中钻出围栏，连淌两条小河，走上校园西侧的马路，刚好有一趟末班车经过，迅速登车远去。此时天降小雨，坐在车上，仔细品味着“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的滋味，不知进城之后，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我不敢去灯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亲的住处，刚下公共汽车，便见一群红卫兵蜂拥而上，查问乘客“是什么出身”。走在黑夜的凄风苦雨之中，暗自庆幸“又逃过一劫”。回到家中，母亲告知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周康玉等几位小有资财的寡妇，均已在抄家时被打死……
我将从宿舍带回的大字报和破蚊帐给母亲看，她很是不解，以为同学间何至于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学校，好好向大家解释一下。看来她对于严酷的“革命形势”还很木然。
当晚心中记挂着父亲的安危，一夜没有睡好。次日一早，决定按照母亲的意思，回学校看看。同时叮嘱母亲，探听一下父亲的情况。
回到校园碰见的第一个人，是本班的辅导员，一位高年级的工农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将我视为另类。一照面就板起脸宣布：“从现在起，不许你随便走动！”快走到宿舍楼时，遇见一位本班同学，是革干子弟，曾与我一道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算是有过“战斗友情”的。他摇晃着一条皮带，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拿上这个，回去教训教训你爸。”
我没有回宿舍，径直穿过操场，向教学楼走去。走到楼前时，见两位女红卫兵正在用皮带狠狠抽打门房周大爷。据说他曾是圆明园一带的地主，因家道败落，解放前就把地卖光了，后来便在学校当门房糊口。周大爷平日与世无争，好写几笔“精气神”之类的毛笔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画上一幅“九九消寒图”挂在门房里，每日涂黑一个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乐趣无非是炖上一锅红烧肉，喝两口小酒。
此时本班同学已经在楼上望见我，招呼着要我上楼，但声调中暗藏玄机。我见周大爷被打的惨状，知道上去不会有好果子吃，便没有进教学楼。
昨晚尚可钻栏而逸，此刻却是大白天，故技不可重施。于是鼓起勇气，大摇大摆地走向校园西侧的旁门。此处有一位高年级的红卫兵站岗，我在本校已是有名人物，他焉有不识之理。不过我当时的走路的气势，似乎将他震慑住了，他迟疑了一下，将头偏过，任凭我大步流星地扬长而去。
闯关成功，心情不亚于伍子胥过文昭关。回家见到母亲，她已去过灯草胡同，父亲那里宅门洞开，外面邻居正在议论，说是“带走了，带走了”。由是判断，他已遭厄运，生死未卜。
惨剧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发生，狂热的周围，是中国“明哲保身”的旁观者们特有的冷漠。疯狂持续了数日之后，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表明要遵从伟大领袖的号召，不再采用武斗办法对付阶级敌人。由于本校红卫兵的声望和影响力，革命的高烧开始减退，于是我又回了一趟学校。
在校园里，见到一位被指为“作风不正”的高年级女生，被剃成了“阴阳头”。走进教室，只见两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王淑瑛、孙淑绮也被“剃度”，坐在角落的“另席”上，其他同学讪笑着跟我打招呼。我问那位要我用皮带抽父亲的男同学，如当时我留在学校，是否也会遭到同等待遇？他笑着回答：“不会的，我们只想好好和你谈谈。”我冷笑一声道：“只怕未必。”。
此后得知，本校万邦儒、韩家鳌两位校长，在8月24日晚遭到毒打。8月26日晚，物理教师刘澍华在斗争会上被毒打后，从锅炉房的高烟囱向内跳下，他的两条腿骨插入体腔，尸体缩短了许多。同时高年级的“反动学生”如郑光召（郑义）、郑国行、徐经熊等，皆在被打之列。郑光召身强力壮，是本校高年级学习、体育“尖子学生”，只因贴大字报保过校领导，被剥去上衣，光着膀子用皮带狠抽。他不服罪名，将一枚毛主席像章穿过皮肉，别在胸前，结果被打得肾脏出血。据老同学史铁生回忆，上述两位本班的女同学，也在被打之列。
十五六岁的中学少年，正处于躁动的青春期，充满反叛的激情，追求破坏的快感。这场“史无前例”的所谓“革命”，正好为人性之恶提供了表演和宣泄的大舞台。侮辱人、打人和打死人，在当时充满着随意性和随机性。以我的“出身”和个性，言语之间发生冲撞，后果是无法逆料的。
“文革”后校友们聚会，同学们多为以往的伤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带抽父亲的同学），了却恩怨，重续友情。但孙淑绮同学从不露面，可见当年感情伤害之深。
数年前某位成为名作家的红卫兵领袖，声称清华附中无人被打，闻之令人绝倒！莘莘学子无端地相互残虐，责任或可归咎于时代，但当事人若毫无反省之意，甚至抹杀历史，不知与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极右翼有何区别？据说作家属于有“知识分子良心”的品类，但我怀疑其中有赝品。
从学校二次脱身后的几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走，大街上不时有满载抄家物资的卡车呼啸驶过。曾几次冲动想去找父亲，但一见到周围随处可见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他被红卫兵押去参加吉祥戏院的“打人集会”，是从那里出来的唯一生还者（关于父亲在这场劫难中的经历，我已另文记述）。
我见到不少老年“黑五类”， 被剃了“阴阳头”，由红卫兵押送着“遣返”回乡。全国被从城市赶回原籍的有397400人（《参考资料之四——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1966年10月），其中北京市85198人（参见丁晓禾编著：《老三届朝歌·狂飙——红卫兵童话》，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章）。后来“红色高棉”在柬埔寨采取的灭绝城市人口方式，即效法于此，不过手段更加残酷。我在西单的大街上，见到两名女红卫兵，用绳索套在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颈上，用皮带抽打着，像狗一样牵着走，那妇女身着的白短衫上，好几处用墨笔写着“反革命”……
我不知这名妇女能否话下来？但有人亲见，另一名被诬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轻女子，抱缚在柱子上用铜头皮带抽打脊背，此女一声不吭，拒绝诬服，直到贴身衬衫抽烂；于是有人提议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绑柱前，狠抽胸乳，没打几下，女子惨叫一声，立时断气。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儿，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长得漂亮，同班的女红卫兵便专门用皮带抽她的脸……这些都属于性变态的虐行。
记得一本精神病学书上讲，特定环境下的人群，会在某种诱因下，引发集体精神失常现象，称之为“精神病流行”。当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陆，就类似这种发病环境，各种矛盾找不到宣泄的孔道，一旦被人诱导，便集体发狂，使全国成为恐怖的大疯人院。
前些年一位中共领袖的儿子访问德国后对我说：“与经历过纳粹时代的老一辈谈起中国‘文革’，他们特别能理解。”红卫兵成为“文革” 的第一批社会打手，就类似纳粹德国的“冲锋队”。小将们是“无知者无畏”，但充其量只是帮凶角色。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么自发的“群众革命行动”，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了本辖区的抄家对象名单。据官方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但社会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杀者，显然未被统计在内；被“遣返”回乡的“黑五类”，有多少人死于冻馁，则更无从查考。
母亲所住胡同里，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独门四合院，热心邻里公益，曾被推选为街道主任。她年轻时应当是个美人，平日白发修齐，衣着整洁，保持着老年妇女的风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旧时的小官僚，于是列入抄家名单，从褥垫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怀疑是有人栽赃），顿时罪在不赦，惨死于红卫兵的皮带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独居小院，据说是天津名门周家的后裔，平日十分低调，但既属于“大资本家”眷属，自然在劫难逃，打成半死以后，挣扎着上了吊。
母亲属于海外归来人员，又曾留学东洋，加上与父亲的关系，何以当时能幸免于难呢？一是她的邻里关系不错，二是管片民警对红卫兵说，此人自解放以来，从无海外联系，这性命交关的一言，对母亲的命运重于九鼎。不过到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她还是没逃过被单位关押审查的命运。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难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许多挂着黑牌扫街扫厕所的“牛鬼蛇神”，其中许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我所见到的最高龄者，是一位已超过九十岁的老先生。印度和日本从事贱役的贱民们，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中，又增加了不少同类，街道卫生大为改善。
这条胡同是东城区财政局所在，该局临时成为抄家物资仓库之一。我曾见一对老态龙钟的夫妇，大约属于“小业主”阶层，推拉着老北京拣破烂用的四轮“地坦克”，上载一堆破旧的生活用品，步履蹒跚地到财政局请求上缴，说是奉红卫兵命令送来的，但该局不收。问“哪儿能收？”，答“自己问去。”于是又艰难地挪走。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对象还要服“送货上门”的劳役。
抄家过后，北京的大小拍卖行里，堆满各种抄来的高档硬木家具（文物除外），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据说有识货者乘机购入，发了一笔小财。至于拣垃圾获得珠宝、黄金、银圆者，更大有人在。
某日母亲得到街道通知，每户发给小票一张，持票可购抄家物品一件。这属于“革命群众”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后带回一件三层的精巧食盒，说是周康玉家的，作价五毛。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杀人同谋的负罪感，只好当作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这场社会财富再分配，居民廉价分得的，只是几滴余沥，聊为封口之资罢了，真正的大头在国库那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没收黄金118.8万两，白银30.6万两，银元978.9万块，外币729.7万元，现金、存款、公债券428.8亿元，金银饰物171.9万件，古物1000万件。北京市没收黄金10313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住房52万间（《参考资料之四——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1966年10月）。另据透露，北京市被抄家有11.4万多户，由有关部门收购、收存的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330.1万件，各区、县收存财物变价达1867万元，没收图书235万册。仅西城区福绥境一个街道，就有1061家被抄，图书字画焚烧了八天八夜（参见丁晓禾编著：《老三届朝歌·狂飙——红卫兵童话》，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章）。
这些公民的合法财产，“文革”结束后虽有政策予以发还，但十补九不足。房屋被占的很难清退，即便清退了，也没人敢向国家追讨这十年的房租；廉价处理的财物，不会按原值补偿；黄金折价发还，原物仍躺在国家金库；本主已死无人认领的，自然成为死帐；而由于账目混乱、经手人中饱或被人冒领的，则更是有去无回。
母亲的两位老同学黄瑞华和周国德，一住京师，一居沪上，都是被抄户。两人多次到“抄家物资清理办公室”查询，永远被告知“还没查到”，穷愁潦倒中苦等到去世，也没领回一钱一物。
1966年8月后，革命师生搞“大串联”，我因为“出身”不好，一直拖到1966年11月，才到学校“革委会”开出一份介绍信，揣上父亲给的二十元钱，挤上比沙丁鱼罐头还要憋闷的火车南下。先后去了苏州、上海、杭州、南昌，一路发现父母让我去探望的老朋友，全都遭到不幸。
那些年流行一句话：“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却不肯领这份情。周恩来等革命前辈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受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教育，背叛出身走上革命道路，可见那种教育的后果还是不错的。但此时什么才算做“教育”，谁又有资格“教育”别人，就很难界定了。
本校军代表曾找我谈话:“听说你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我回答：“不是。”我从内心认为，从广义的角度，大家全是受害者，包括这个做我“思想政治工作”的军代表在内。所谓“反动路线”，根本与“资产阶级”无关，倒是体制中有许多封建主义。
自从读了遇罗克的《出身论》，我就开始向人本主义回归，否定给活人贴标签的哲学。我时常和一些朋友同学讨论历史、哲学和文学艺术，并换阅被禁的书籍，也“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我被揭发出有反动言论，于1968年12月被关进了“群众专政”的“牛棚”。“牛棚”坐落在本校西侧，系由自行车存车棚改造而成，顶部覆盖一层瓦楞铁皮。所谓“改造”，只是用红砖砌上墙壁，再分隔成单间加上铁门而已，脚下仍是泥土地面。棚内有两张木板床铺和一个课桌，没有窗户也没有电灯炉火，黑暗阴冷无比。看守的“革命群众”开门的时候，借着室外的光线，可以发现铁皮棚顶挂着白霜和冰凌。
我从被关的当晚开始受审，被要求交代“恶攻”罪行。连续审了三夜，也被毒打了三个整夜，打手大多是本校高年级“出身好”的“革命学生”。三四个人围着我，像围着一只拳击沙袋，前后左右同时拳打脚踢，口鼻很快流血，头发被揪得一把一把往下掉。过去看漫画有被打得两眼直冒“金星”的画面，小说中也有这类描写，总觉得不可理解，这次却亲身体验到了：拳头耳光交加之时，确有金光从视野闪过。由是可知，耳光的“光”字盖源于此。
清晨回到“牛棚”时，腰已被踢得直不起来了，头皮上满是揪出的血泡。我曾两次从“红色恐怖”中侥幸脱身，但这次不行，白天铁门锁闭，夜晚小院内探照灯晃如白昼。时值隆冬，室内温度几乎与室外无异，几天下来，两脚冻得肿起，连鞋都穿不上了，遑论逃跑。
管理“牛棚”的是“工宣队”，连打三天收效不大。“军宣队”的军代表来教训我，他定了调子说：“你老子反动你也反动，是‘现行反革命’。革命群众‘动’了你几下，是出于革命义愤，不好好交代问题别想出去。”我知道这次在劫难逃，无理可讲。把心一横，要来纸笔，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写，把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都写了出来，索性当他一回“反革命”。
过去校领导整我，我也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如今轮回到同一地狱。校长万邦儒和被迫揭发我的同学都关在这里，同我关在一个“棚间”的难友是副校长韩家鳌。韩校长是个温文尔雅的人，真草隶篆都写得很漂亮，曾在本校展出过，“文革”爆发后被扔在一间教室的角落，被我悄悄捡走作为收藏。他以前颇有知识分子风度，此刻却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耳廓长着半圈冻疮，每天外出与万校长等“专政对象”一起“劳动改造”。韩家鳌对我很照顾，我被打得一连几天起不了床，他天天给我打饭、打热水。我为自己过去的冒犯向他道歉，韩校长则透露了以往校领导整人的内情，并表示自己也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牛棚”的饮食以窝头为主，平时只许吃最便宜的素菜。我们有时只好搞“精神会餐”，各自详尽描述自己吃过的好东西。1969年1月1日，毛泽东发表“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最新最高指示”后，“牛棚”中人的待遇有所改善，开始实行“人道主义”，室内安了一个煤炉。我俩最惬意的享受，就是烤窝头抹臭豆腐，室内空气就顾不了许多了。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看守的人不爱开门进来了。不久又进一步“人道”，迁入有暖气的宿舍楼，只好与这种享受彻底告别。
我的冻脚随着恢复供暖迅速恢复，不久被责令与韩家鳌一起参加“劳动改造”，去扫厕所并为锅炉房运炭渣。我生平第一次有机会“合法”进入女厕所，就在此时。烧锅炉的师傅对我们很和气也很照顾，最重的活他总是亲自干，我俩只要搭把手就行。看来身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未必革命得“铁板一块”。
“专政对象”中还有几位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我们每天在押送之下，列队到食堂打饭，“工宣队”的一位年轻女工，比我大不了几岁，见面总是盯着我笑。“书生落难”有人青眼相向，我多少有几分得意。我们打饭总是被安排在最后，好菜基本上卖完了，有时能买到一份有肉末的菜。春节食堂供应饺子，韩校长和我想买，押送的人没有异议，不料有位中年“工宣队”师傅一声断喝：“旧社会劳动人民过年都吃不上饺子，你们这些‘牛鬼蛇神’还想吃，没门儿！”于是只好各买一份白菜捧回，心中琢磨着若是那位女工在场，这顿饺子还是能吃上的。
搬入宿舍楼后，实行早晚“请罪”制度。“牛鬼蛇神”们横列一排，在伟大领袖像前低头肃立几分钟，类似追悼会的默哀。早“请罪”完开始劳动，晚“请罪”毕开会“斗私批修”，说的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话。
终于有一天开大会宣布“落实政策”，韩校长和两位同学被宣布“解放”，对我的处理是“‘反革命’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以观后效”。会后准备回家，那位揭发我的同学悄悄向我解释说：“我揭发你，是为了你好。”我没有回答，心里想的却是犹大之吻。
从1966年到1969年的四年中，中国政坛的巨变影响着每一个家庭。伟大领袖不时发表“最新最高指示”，每次都有彻夜敲锣打鼓的游行来庆祝，预示着又有一批新的遭殃者产生，人们开始厌倦这种“不断革命”的生活。
那些曾经风头十足的红卫兵领袖，他们引以为荣的父母也成了运动的对象，有的被打倒，有的自杀，有的“靠边站”。“血统”的优势一旦被剥夺，人也变得气势全无。红卫兵的利用价值使尽之后，便被牵出来做替罪羊，以平息民愤。政治轮回如此迅速，使“老红卫兵”（简称“老兵”）充满了怨愤，于是组成“联动”炮打“中央文革”。
某日无意中踏进一间空教室，只见墙头笔墨淋漓地题着一首“反诗”，分明是要“上山打游击”的口吻：

熊熊鬼火照天烧，倒走横行尽魔妖。
乱世方显男儿志，抛却书箱进山坳。

他们的反抗很快遭到镇压，我曾亲见清华大学“井冈山”攻打本校宿舍楼，抓走红卫兵领袖卜大华的场面。
我发现周围的人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我几乎不再被视为“另类”，因为被打倒的人太多了，父亲不过是被早打倒了十年而已。台上干部的子女，继续耀武扬威；而倒台干部的子女，仍保留着攀比父母级别的习惯思维定式。因父亲过去曾是四级“高干”，于是我也曾莫名其妙地被某些“老兵”引为同类，但丝毫不感到有与荣焉，反而觉得哭笑不得。
有些“老兵”也主动与我攀谈，发泄对这场运动的不满，怀念起当初一起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日子，甚至称赞我对本校 “揭盖子” 所拔的头筹。但我对此已无兴趣，内心不断反省自己以往的荒唐，而且从根本上否定这场运动。
记得某日与一位“老兵”，在清华园的“水木清华”后面小山上闲聊，碰巧有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女大学生低头走过。“老兵” 悄悄问我：“你知道她是谁？”我答不知，于是他告诉我：“她就是刘涛。”刘涛乃刘少奇之女，运动初起时与贺龙之子贺鹏飞同为清华大学革委会负责人。她不幸上了江青的当，起来揭发继母王光美。及至父亲被打倒，她的利用价值也耗尽。此时形单影只，人人视同陌路。
事隔多年后。我相信刘涛无非是年轻无知，被政敌所利用而已。她没有不可饶恕的罪，错在伤害的是继母。
我想起了胡风，他是人大代表，享有非经人大常委会批准不受逮捕的法定特权。胡风与夫人梅志于1955年5月17凌晨被捕，18日人大常委会才开会批准逮捕胡风，没有委员对违宪捕人提出质疑。当时的委员长刘少奇也不会想到：十二年后他身为国家主席，竟然也无法用宪法保护自己。

感言

人啊，你的幸与不幸，就看你赶上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有一篇文章题为《我最愿意生活的十个时代》，中国有十一世纪的北宋、杜牧时代的扬州、名士时代的东晋；外国有本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达．芬奇时代的意大利、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我想这很有道理，一个人你顶多活一百年吧，一般人平均八十年就不错了，这一生把你搁在哪一段、哪个历史坐标上非常重要。要是出生在一个黑暗时期，在这个时期结束时你就死了，那你算是倒霉透了。就个人而言，我觉得自己赶上了苦难最多的一段。我们就是赶上了，感受多一点。这就是谁赶上谁倒霉。没办法，谁让咱们赶上了。
有时候我也想，能亲身感受这么多，也是“幸甚至哉”！我算是研究点历史的，要不是亲身经历这个年代，在感知、认知上还没有这么大幸运。你要没经历，将来写这一段历史，你就缺点什么。比如“文革” 研究，现在的研究生、硕士、博士也有研究这段的，他出生的时候“文革”已经结束或接近结束了，他的感受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这种体验呢，也算是一种财富。当然了，你要说不幸，肯定是不幸。不幸也是一种财富。正好让你赶上了。有时候想想，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也没什么可羡慕的。正好从那里过了一趟。现在我对往事，要么干脆不想。但真要想哪一段了，就会深入地去想。

摘自米鹤都主编：《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之二，赵诚、丁东采编，中国书局，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