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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间谍战术全解析：800 起真实案例，前美国中情局官员揭露全球共谍行动的面貌
Chinese Espionage: Operations and Tactics
作者： 尼可拉斯・艾夫提米亚迪斯
原文作者： Nicholas Eftimiades
译者： 江冠廷
出版社：有理文化
出版日期：2025/09/17
ISBN：9786269989263

内容连载

前言

这本著作反映了我多年来有关中国对外情报行动的搜集、编辑、整理与分析的成果。内容也包括了文件资料来源、媒体报导，以及我在过往出版品中累积的经验，这些经验来自数千小时的研究与对中国情报人员、外交官、叛逃者以及被招募人员的访谈。

然而，未纳入本书的内容，其重要性不亚于已纳入的部分。本书聚焦于中国在全球的人力情报（HUMINT）行动，但不涉及中国情报机构的组织架构、预算、分析能力或技术情报搜集。至于网路间谍行动，只有在特定案例中才会提及，这些案例是因人员提供内部权限才得以促成。

显然，本研究只能反映已知的情报行动。即便检视超过850起间谍案，仍有许多根本问题未能解答。例如，目前全球究竟有多少人替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本书中的数百起案例，是中国全部情报行动的90%，还是仅占10% ？中国完整的情报预算规模为何？这些问题我无法回答，也没有人能够回答。由于中国情报作业采取分散式「举国体制」（whole-of-society）动员的方式，因此连中国各个情报机构与中共相关部门也无法掌握所有情报行动的全貌。尽管如此，透过大量案例与对行动细节的深入研究，我们仍能对中国的间谍行动与战术得出某些结论。

我必须对许多促成本书的人表示感谢。我的女儿玛格丽特．艾夫提米亚迪斯（Marguerite Eftimiades）进行了出色的研究工作，实习生吉儿．斯潘皮纳托（Jill Spampinato）亦然。特莎．艾夫提米亚迪斯（Tessa Eftimiades）负责绘制插图。对于那些拨冗审阅本书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与情报专家，我深表感激，包括：朱恩．德莱尔博士（Dr. June Dreyer）、韩连潮博士（Dr. Lianchao Han）、法兰克．米勒（Frank Miller）、亚历克斯．乔治亚迪斯（Alex Georgiades），以及威廉．伊凡尼纳（William Evanina）。

关键发现

本报告分析超过855件中国全球情报搜集与秘密行动的纪录个案。重要发现如下：

．过去五年，中国国家安全部大幅改变其海外情报手法。

．国安部利用社群媒体来锁定、招募并操控掌握敏感资讯的外国人。

．中国共产党采取「举国体制」的方式，透过金钱及其他诱因，鼓励全民参与间谍活动。参与者包括政府机构、人民解放军、国有企业、私人公司、中共体系单位，以及多所大学。

．个人与企业会独立窃取，并贩售商业机密与异议者资讯给中国国安单位，形成一种新的情报商业模式。

．中国全球传统间谍与秘密行动中，约有35%是针对台湾。

．中国在国外进行的科技情报搜集行动，与其政府战略规画文件中所列的重点科技高度一致。

．中国的秘密政治行动，是以影响各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为目标，并已扩大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州政府与地方政治人物。

导论

自有人类历史记载以来，各国便透过间谍活动来支援其外交政策与军事行动。然而，情报活动通常隐身于阴影之中，鲜少接受公众检视。间谍行动常被用来配合外交政策，本身却很少成为外交政策的议题──但中国是个例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其庞大的「举国体制」方式进行间谍活动，正在改写全球对情报行动的理解与应对模式。事实上，在美中贸易战与两国关系恶化的过程中，有项关键议题正是美国要求中国停止窃取美国的智慧财产与商业机密。尽管中国一再否认，但近年来遭起诉的数百起间谍案件，已清楚揭示真相。中国的间谍行动正在改变全球权力的平衡，不仅冲击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也对各国的国内安全、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形成挑战。

中国间谍行动的历史可上溯几千年前。至于以国家力量推动商业资讯调查、搜集西方科技的作法，最早见于晚清面对列强入侵之时。学者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中国应透过搜集西方列强的资讯，借「师夷长技以制夷」来复兴国力与财富。然而他也遭到同时代学者的批评，认为他不该研究这些不如中国人的蛮夷。

当然，在历史上曾参与这类行动的国家不只有中国。俄罗斯、伊朗，甚至一些美国盟国，也都曾参与由政府主导的系统性商业间谍与技术窃取行为。许多政府、企业与个人企业家为了获取或贩售美国科技、政府资料与企业机密，违反美国法律。在间谍行动的浑水之中，违反他国法律是常态。几乎每一次情报机构在他国从事间谍活动，都会违反当地法律，美国情报单位在海外也不例外。不同之处在于，美国与其他许多国家的情报行动，主要是为了掌握与因应敌对或潜在敌对国家的行动。相对之下，中国的情报工作则更大幅着眼于发展自身产业、转移外国技术与财富，以及压制海外华人社群中的异议声音。

分析方法说明

对于情报活动的研究，一般可以透过分析数起间谍案件，进而对某情报机构的行动模式与搜集目标提出一般性观察。然而，若要理解中国这个国家是否以及如何透过多样的社会组织，系统性地执行情报工作，就不能仅凭少数案例来推论。这类理解必须建立在具体证据与充足资料的深入分析之上。过去十年间，我汇整并分析了全球共855起中国间谍活动案件，其中超过750件发生于2012年之后。详细分析这些案件，提供了充分证据，说明中国政府不仅进行情报行动，还积极推动并支援学术界与私部门参与其中。本研究揭示了哪些组织负责这些行动、他们的情报目标、知识缺口，以及所使用的行动技术与情报手法（tradecraft）。

媒体、公众与美国法律对「间谍行为」的理解差异极大。美国共有五项法律与行政规范涉及这些定义，包括间谍（Espionage）、经济间谍（Economic Espionage）、出口管制违规（如 ITAR、EAR、IEEPA）、秘密行动（Covert Action）与学术研究违规（Research violations）。本研究将上述所有法律定义的犯罪行为统一归类为间谍行为。这样的定义同时考量媒体与一般社会的脉络，以及这些行为的共通特性──即受外国政府或组织指使，或为其利益而秘密从事非法行为。至于中国的网路间谍行动，原则上未纳入本研究的分析。但若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则会纳入个案研究：（1）与人力情报行动有协同作业者；（2）犯罪嫌疑人于刑事起诉书或起诉文件中被具名指控。

本研究不采「连坐推论」原则。所有涉案个人与组织在未经法院定罪前，皆应视为无罪。我在文本中尽力保持此区分。

最后，本书的分析标准采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所发布的《情报社群指令203》（Intelligence Community Directive 203, ICD 203）中的评估方法。当表达可能性或机率时，我使用以下术语：

．几乎不可能（Almost no chance, very unlikely）：1–5%，
．非常不可能（Very unlikely）：5–20%，
．不太可能（Unlikely）：20–40%，
．有可能（Likely）：55–80%，
．非常可能（Very likely）：80–95%，
．几乎确定（Almost certainly）：95–100%。

本书的资料截止日期为2024年12月。

中国间谍行动的法律架构

中国共产党动员整个社会体系，以支援其全球间谍行动。例如，中国所有政府部门在国家安全部要求下，皆有义务配合其情报行动。这一简单的政策，使中国情报系统能够有效动用大学、智库、外交部门、官方资助的海外教育项目、军事交流计画、友好与公民团体、留学生协会等，进而接触到大量外国政府官员、科学家、学者与学生。

除了动用政府体系，中共更藉由立法，塑造法律架构，使其情报机构能够正当征用民间产业，以接触外国个人、机密与技术。例如，近年中共颁布多项法律，明确规定企业与个人有义务配合国家情报工作。 2014年、2015年与2017 年，全国人大与国务院陆续通过法规，要求中国公民与企业（无论在国内或国外）必须协助情报搜集。

2014 年《反间谍法》第22条规定，当国安机关进行反间谍调查时，「有关机关、组织和个人」必须「如实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

2017年《国家情报法》第7条（由全国人大通过）规定：

任何组织和公民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并保守所知悉的国家情报工作秘密。国家对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的个人和组织予以保护。

同法第14条则授予情报机构强制权力：

国家情报工作机构依照法律开展情报工作，并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协助和配合。

2017 年11 月，北京发布《国家情报法实施细则》，进一步说明：

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履行反间谍职责时，对依法应当提供设施或其他协助的公民和组织，如其拒绝，则视为意图妨碍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履行反间谍工作任务。

在中国社会中，企业与公民若接到要求，必须依法向政府提供情报，违者将受严厉处罚。国家也明言「对支持、协助、配合国家情报工作的个人和组织予以保护」。

2023 年7月，中共修订了2014年《反间谍法》，大幅扩张原法的适用范围。新的法条不仅涵盖国家机密与情报，还包括所有「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与物件。由于这些用语极为模糊，几乎任何形式的资讯都可被界定为「国安利益」。

总结来说，中共将情报活动、资讯控制、产业政策、政治与经济胁迫、外交政策、军事威慑与科技实力等多重社会力量整合为一体，建构出全球首个数位极权国家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