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律师逐步剥离国家公职人员身份，走向社会化。此后二三十年，得益于市场经济释放的解放力量，这一职业群体与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公共领域发端紧密交织。由维权律师、“死磕派”律师1演变而来的人权律师，是其中特殊的一支。他们在公民权利意识高涨、维权运动兴起的年代走上前台，以个案冲撞现有法律制度，探索法治与自由，进而踏足政治与信仰案件的禁地。这是一条崎岖、荆棘之路，尤其最近十余年，以2015年“709大抓捕”为标志，人权律师及其赖以存身的公民社会遭遇了全面打压。本文记录了这段仍在延续的历史，以及人权律师作为精神共同体在高压下的勇气、信念、苦难与坚守。

撰文｜江雪

编辑｜安墨

平台编辑｜覃山

2015年5月13日，东北早春乍暖还寒。黑龙江省公安厅门前，谢燕益、李仲伟、谢阳、刘书庆四位律师一一道别，相约不久后重访庆安。

11天前，黑龙江庆安火车站候车室，农民徐纯合在与警察李乐斌争执中，被后者持枪近距离击中心脏，死在81岁老母亲权玉顺和三个不满10岁的孩子面前。警察是否涉嫌滥杀无辜？真相未明，时任庆安县副县长董国生已于次日代表政府去慰问警方。这一消息经网络曝光后刺痛无数网民。一时间，地处黑龙江绥化市的小城庆安，成为中国公共舆论的焦点。

此后一直到六月，谢燕益等人权律师以及热心“围观”公共事务的公民，一波波地从中国各地赶到庆安，自费调查真相。紧张工作之余，几位律师赶去福利院看望徐纯合的三个孩子。稚童何其无辜，他们没能忍住眼泪。

“我那时和大家相约再去，是因为实在放不下这三个孤儿一样的孩子（父亲已死，母亲在精神病院）。”十年后回忆当年那一幕，谢燕益难掩怅然。

世事难料，原本寻常的江湖一别，却成绝响。5月17日，庆安事件中“悬赏十万”征集到目击视频、为真相撕开了一道口子的吴淦（网名“屠夫”）“事了拂衣去”，前往江西声援“乐平特大死刑案”2中在法院外静坐抗议、“死磕”程序的律师，但第二天就在江西省高院门前被抓。那时，没人预感到一张针对律师和“围观公民”的大网已经撒下——据李方平律师事后记述，6月初，他和王宇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屠夫”，后者身穿印有“V字仇杀队”（象征抗争）的T恤，虽然戴着手铐，但一直“笑嘻嘻地”，大家都觉得不会有事。

2015年7月9日始，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对逾300名律师与公民实施直接抓捕、入户传唤讯问或“喝茶”警告。行动持续数月，是为“709大抓捕”。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首当其冲，女律师王宇成为7月9日当天第一个被抓的律师，该所主任周世锋、助理刘四新等多名律师以及工作人员随后被抓。

谢燕益、谢阳等曾前往庆安或在后方积极支援、发声的数十位律师与公民，几乎无一幸免。

此后十年，随着当局持续高压打击，中国公民社会遭受重创，律师们也无缘重返庆安。

2016年，曾委托人权律师为儿子之死“讨个公道”、起诉公安及当地政府的权玉顺，过马路时被车撞倒，不幸去世。谢燕益、谢阳等律师彼时都在狱中，毫不知情。在被囚禁的553天里，谢燕益不仅错过了小女儿的出生，也错过了母亲的葬礼。

2025年5月2日，是徐纯合的十周年忌日。因人权辩护被吊销兼职律师证、进而失去讲台转岗为实验室管理员的刘书庆，在山东家里写下《庆安案件真相还原与律师代理行为记录》一文。开头第一句就是：“谁还记得那个卑微的受害者徐纯合？”他说，每年这一天他都心头不安。这篇文章算是一份微薄的祭奠，是对徐纯合，亦是对那个律师与公民在夹缝中左冲右突、合力维权的时代。

于今回望，从1990年代末期到2015年前后，既是中国公民权利意识井喷、维权运动兴起的时代，也是内生于中国公民社会的人权律师经由个案冲撞现有法律制度、探路法治与自由、终遭打压的时代。中国公民社会破茧而出、羽翼未丰就面临夭亡的这段历程，迄今已逾二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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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继续做一个正直和诚实的人”

2025年7月9日晚上8时，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举办的“中国人权律师节”上，主办方宣布卢思位、李国蓓两位律师获得本年度中国人权律师奖。

该奖于2017年7月9日在海外设立，旨在声援、支持坚守于困境中的中国人权律师。近年来的获奖者，如高智晟、许志永、丁家喜、余文生等，多身陷囹圄。卢思位曾和梁小军、任全牛、蔺其磊等律师代理“十二港人偷越国境”3及其他人权案件，后遭长期边控。2023年9月，计划从老挝前往泰国、最终到美国与家人团聚的卢思位，被老挝警方遣送回中国。取保候审近一年后，他又被以“偷越国境罪”判刑11个月，今年8月5日才出狱。

暂居美国加州的张春晓，第一时间将丈夫卢思位获奖的消息告诉16岁的女儿。从2022年1月2日离开中国至今，她们母女就与卢思位天各一方。2023年8月，在卢思位被老挝警方抓捕、即将遣送回中国的紧急关头，此前从未介入公共领域的张春晓，向国际社会大声疾呼阻止遣送卢思位。最无助的一天，她在被飓风袭击过的南加州某公园里，在“雨横风狂”中撑伞向苍天呼号，祈求拯救丈夫。那一刻的悲伤与恐惧，迄今仍然真切。

另一位获奖者李国蓓，一如颁奖词所说，此前很少站在聚光灯下。但事实上，从2014年黑龙江“建三江”案4开始，李国蓓就一直关注着人权案件。近年来，在北京执业的她，代理端点星案、李翘楚案、谢阳案等，每每不顾艰险，挺身而出。

2025年7月30日，谢阳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在湖南长沙开庭。“709”案中，谢阳被囚两年多且被施酷刑。2022年1月，他去湖南声援“被精神病”的女教师李田田5，再度被抓。此番开庭前，他已被延期羁押十多次。李国蓓律师作为辩护人，于法庭内外重重刁难之下向公众披露信息，为谢阳据理力争。

“我想不会有人否认个体在面对洪流时的局限性。可是，过往四年中，李律师让我感觉到，确乎有一些人，在一粒灰如彗星般高速撞击生命的当口，以近乎奇迹般的坚守，让我头顶的一小块天地免于破碎。”7月11日，政治犯许志永之未婚妻李翘楚在社交媒体上写道。2020年许志永再次被抓后，她也于次年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后被判刑三年八个月，2024年8月才出狱。

李翘楚说，李国蓓律师是她心中的女神，“女神”坚定智慧的身影常出现在各类“敏感”案件的代理现场。这些案件，包括陈品霖6“寻衅滋事”案。陈因拍摄《乌鲁木齐中路》记录2022年上海“白纸抗议”而被判刑，李国蓓正是他的辩护律师之一。

2025年7月9日这一天，世界各地多个人权组织，就十年前的“709案”纪念和发声。但在中国，因为互联网上的严厉封锁，除了身为亲历者的律师与围观公民，以及他们的亲人，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一天。

这一天，在北京昌平区一处小区，49岁的王全璋律师照例被严密监控。他家楼道内外遍布盯梢者。据他统计，每天轮流换班的至少有三四十人。他说，2015年至今这十年，前五年他因为“709”被抓，在囚禁中度过；后五年，从2020年4月刑满释放至今，他仿佛置身于一个更大的监狱。在北京，他和妻子李文足曾在两个月内被13次逼迁，孩子从上幼儿园起就一次次失学。他们辗转各地求学，但即使在广东觅得学校，孩子也因当局干涉而难逃失学厄运。

也是在这一天，41岁的常玮平律师出狱满一年。他在疫情严控的日子里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失去自由三年半，妻儿飘零海外。如今当律师已无可能，他必须思量如何另寻生计。

在北京，人权律师唐吉田尽量让自己忙碌，但女儿唐正琪的音容笑貌仍会在不经意间跳上心头。2024年2月，唐正琪在日本重病去世（参见WOMEN过往报道：《唐正琪，“人权律师女儿”之外的故事》）。女儿生前，他竭力争取出境去看女儿，未被当局允许，自己也“被失踪”一年多，终究未能见女儿最后一面。因推动2008年北京律协直选、代理法轮功人权案件等，他早在2010年就被吊销律师执照；今年7月，为生计考虑，他和朋友创办公司，但在工商登记时就被卡住。他愤怒地据理力争，说要为自己争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而半年前才出狱的许艳，和儿子踏上了从北京去江苏镇江的旅途。7月28日是探视日，她要去镇江监狱探视丈夫余文生。2023年4月，她和余文生在北京一起被抓，只留下未成年的儿子一人在家，使其遭受了巨大心灵创伤。

在天津，王宇的丈夫包龙军接到“国保”（即国内安全保卫警察）的警告电话，因为儿子包卓轩7月9日在海外参加了一个纪念“709案”的活动。2015年7月9日晚上，15岁的包卓轩因要出国留学，在北京首都机场搭乘飞机时和父亲包龙军一起被警察扑倒在地。噩梦般的日子从此开启，直到2018年包卓轩才终于出国读书。王宇夫妇因为一直被边控，至今已七年没有见到儿子。

家住福建的吴淦，在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坐满八年牢狱后，已于两年前的2023年5月18日出狱。在湖南，另一位当年积极参与“围观”的公民欧彪峰，在2024年9月出狱。“709大抓捕”时他虽未被抓，但2022年被判刑3年半——据他披露，“罪状”之一就是他曾积极声援并撰文纪念“709”。2024年8月，江苏淮安公民王默重获自由。2010年后他积极参与“围观”多起重大案件，2016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6个月，出狱后又因言论多次被拘或判刑。而广西维权公民李燕军，今年6月4日已因病凄然去世。他生前参与抗争维权，活跃在各种公民围观现场，也因此饱受打压与摧残。

据了解，2015年7月9日及其前后，除了律师，全国各地还有大量曾与人权律师一起参与维权运动、合力“围观”热点事件的公民，或被抓捕判刑或遭其他方式打压，一些人处境悲惨。例如庆安事件后的“潍坊大抓捕”，以及2016年9月的“苏州大抓捕”，都有“围观”公民大范围被抓。但他们没有太多知名度，很少得到媒体关注，加上高压下不敢出面讲述，其遭遇及人数，至今外界尚不完全知晓。

“‘709大抓捕’是对人权捍卫者的一次全面扫荡，并不只是针对律师。”一位不愿具名的人权律师这样回顾。

十年沧桑，当年活跃的人权律师，其中一些人已被迫去国离乡，如陈泰和、陈建刚、伍雷（本名李金星）、方县桂、游飞翥等。

昔日公民社会的活跃分子也多已沉寂。2024年11月8日，夏霖律师出狱。2014年他因民间智库“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被抓而积极营救，自己也于当年11月被抓，2016年以零口供判刑10年。他一天未少坐满十年，出狱时，2014年以来的世事变化，于他已恍如隔世。

更早一些，是2017年再次失踪的高智晟律师。作为中国人权律师的先行者，他失踪八年至今音信皆无。妻子耿和带着儿女流亡美国，为丈夫奔走呼告，但一直没有结果，悲伤和失望伴随着她。而本世纪初便投身维权运动、“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许志永，于2023年4月和丁家喜律师一起被重判，分别获刑14年和12年。

这是困顿的岁月，但并不只是人权律师的困境。中国公民社会自2013年以来就遭受全面打压，覆盖媒体、NGO、宗教、大学和研究机构等领域——他们都位列官方2012年就放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7月31日文章）要整治的“新黑五类”，其中“维权律师”为“新黑五类”之首。2014年，曾代理多起重大案件的浦志强律师，就被以参与“六四”纪念的由头抓走，次年被“算总账”判刑。

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全面剿杀，其实在“709大抓捕”前已经开始。2013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7发生不久，针对公民社会、俗称“七不讲”的中共中央办公厅9号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便在网上流传，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司法独立……这些曾在中国舆论场上司空见惯的话语开始被禁用。俗称“十六条”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接踵而至，进一步凸显了官方严格管控言论和思想的意图。

“啸聚江湖的日子早已过去。今天的每个人，都只有当年自己的几分之一。”常玮平说。不久前，他曾偶遇王成律师。王成曾在2014年黑龙江“建三江事件”维权中被打断三根肋骨，如今他理念未变，但选择退隐江湖，陪伴家人过一份平静生活。祝福之余，常玮平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2015年开始，一切仿佛按了暂停键。”不久前，旅居日本的伍雷在接受“季风书园”播客访问时如是说。自2023年3月离开中国后，他始终没有闲下，如今开办“东京人文论坛”，聚集离散在海外的华人社群。今年7月，他连线了几位律师同道，一起回顾“709案”。

绝望中有人“躺平”，也有人依然在一线坚持。“十年，继续做一个正直和诚实的人。”2025年7月9日这天，张磊律师在“X”平台——曾经的推特上写下这句话。多年来，他沉静坚守，给自己起名“青石律师”以为期许。在“后709”的这十年，作为一名人权律师，他和同道们艰难前行，依然在法庭内外守望着微弱的法治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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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 ：公民社会舞台上“生逢其时的律师”

1997年，郑州大学法律系毕业生、从河南信阳农村走出的李和平正式成为一名律师。三年后，27岁的李和平从郑州到北京执业，也收获了爱情——他在北京重逢大学同学王峭岭，后来恋爱、结婚。

他的律师之路看起来正逢其时——1996年5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同年10月，司法部发布《合伙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人们常说的“私人律师事务所”，从那一年开始逐步在中国兴起。

1949年中共建政后，彻底否定了民国法统，摧毁了国民政府时期的律师制度。当时中国虽然声称要建立全新的“人民律师制度”，但因政治运动不断，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和十年“文革”，司法系统形同虚设，其实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律师。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重建律师制度，相关法规陆续出台。但直至1990年代早期，律师仍是国家行政干部。在李和平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即1996年，私人律师事务所开始遍地开花，尤以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为甚。

1995年，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正式向社会开放服务，标志着中国互联网开始走向大众。互联网的兴起为公民社会的酝酿与成长提供了工具与土壤。

像同时期很多律师一样，李和平原可聚焦商业案件，过衣食无忧的生活，他却偏偏进入了人权案件领域。2001年，北京发生“新青年学会四君子”案8，李和平成为“四君子”之一杨子立的代理律师。杨子立当时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不久，和徐伟等几名关心社会的年轻人一起创立新青年学会，结果因“内奸”举报，被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起诉，杨子立最终获刑八年。

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遣送站被打死。此事经《南方都市报》率先报道，震惊全国。事件发生时，许志永、滕彪9、俞江三名北大法学博士一起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就《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启动违宪审查，著名法学家贺卫方等五名学者同时发出公开信呼应，无数法律人深受这一事件的影响。这一年，也被很多人称为“中国公民维权元年”。此前一年，经由媒体广泛报道，延安“夫妻在家看黄碟事件”在全国引发公权力与私权边界的广泛讨论。

也是在2003年，湖南小学教师黄静案在网络上引起巨大关注。黄静疑因约会强奸致死，但五次司法鉴定结果次次不同。黄静之母为找出女儿死亡真相，执着维权；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和独立导演胡杰拍摄纪录片《天堂花园》，全面记录此事。黄静案被认为是第一次将性别暴力深入呈现在公众面前，对反对性别暴力、女性权利保护以及促进司法鉴定程序改革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中国人来说，网络普及带来的公民权利意识大启蒙就这样不期而至。2003年及其后，“维权”成为热词，访民、律师、记者、公共知识分子，与市场化媒体的调查报道和评论版面、网络论坛和博客，共同构成了丰富而喧嚣的舆论场。公民言说成为日常，关注公共事务的人们都相信自己可以为期待中的变革做点什么。

2006年，经北京独立智库“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牵线，王振宇等人成立了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下称“义派所”），依托于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主要办理公民法律援助案件。夏霖就任义派所第一任主任。“义派”二字从英文“impact”音译而来，意为“影响”，表明他们希望通过个案影响制度的理想。

夏霖199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六四”开枪后誓言“此生不做鹰犬爪牙”（参见2016年端传媒报道《律师夏霖和他的时代》）。2001年，他从贵州到北京，与郭玉闪相识，成为挚友。此后他在北京执业，代理邓玉娇案、崔英杰案、谭作人案、艾未未税案等多起重大案件。对外以“技术派”自居、公开场合不以“人权律师”身份出现的他，在郭玉闪系狱后积极替其维权，最终于2014年被抓。

与同龄律师相比，李和平很早在北京执业，渐渐碰触到中国司法禁区——法轮功案件。他在理念上受高智晟律师影响，不满足于注重法律条款和辩护技巧的“技术”辩护，而是竭力从宪法与信仰自由的角度，为法轮功案件的当事人做无罪辩护。

江天勇则是李和平的高中同学，1995年从长沙水力电力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分到郑州担任中学语文教师。2001年，他取得律师资格证书，三年后也到北京成为执业律师。两个昔日的同窗，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人权律师，也都因“信仰法律”而沦为阶下囚。李和平在“709大抓捕”中被抓，江天勇则在“709案”后积极营救同道，2016年11月去长沙看守所试图探望谢阳律师后失踪，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两年。

2005年，山东盲人律师陈光诚案10惊动世人，李和平、江天勇都曾积极参与。他们也都参与了高智晟案11、陕北油田案12、广州太石村案13、胡佳案14等，也代理了许多法轮功案件。2009年7月，江天勇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了律师执业证。

江天勇的推特签名至今还是：“生逢其时的律师；啥案子都想做的律师；让一小撮恨之入骨的律师；争取让民众认可的律师；失去执照也要干的律师。”地址一栏则写着：“外地的！河南的！我就要在北京干！”

他的签名，一如他的风格形象，让人联想到2005年前后几乎是“野蛮生长”的中国公民社会。

彼时的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刚被写入宪法，“司法改革”一词经常出现在官方话语里，律师与访民、热心公民联手的“维权运动”也才肇始。在一个没有独立司法的国家，律师基于工作特点，往往能切入最阴暗的社会一角。像李和平、江天勇、李方平这样出生于1970年代的年轻律师，怀抱法治理想，又有很强行动力，在当时开放而丰富的大都市北京里如鱼得水。“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这是《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一篇文章的题目，也传递了一种当时的社会氛围。2005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年度风云人物就是“中国维权律师”。

2005年，在多位人权律师以及公民社会践行者的记忆中，也是一个重要节点。

这一年，唐吉田向吉林延边州检察院递交了辞职申请，获批后从检察官转型成为律师。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因这一选择，逐渐走到一条不归路——崎岖漫长的人权律师路，到后来，酷刑、监控如影随形，自己身心被摧残，家人也受牵连。

也是在这一年，广州番禺太石村村民不满村官卖地，发起罢免，和官方对峙维权。身在广东的郭飞雄，与唐荆陵、郭艳律师进入乡村，积极帮助村民。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则冒着被打的风险持续拍摄，留下珍贵的纪录片《太石村》。

据滕彪后来回忆，当时的“太石村法律顾问团”，除了前述几位，还有高智晟、李和平、许志永、张祖桦、王怡、浦志强等人，阵容可谓强大。2005年9月12日，太石村被上千警力包围，几十名村民与郭飞雄等维权人士被抓走。2006年，唐荆陵律师被吊销律师证，之后发起“公民不合作运动”、“六四静思节”等，直至2014年5月失去自由，后获刑5年。

21世纪头十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全面推进的时期，强拆遍地，各种矛盾涌现。彼时群体性事件频发，调查记者疲于奔命，而“维权运动”风起云涌。一大批有底层关怀、对法治怀抱信仰的维权律师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走上时代舞台。他们关注公民维权、“死磕”法律程序、踏足政治和信仰案件的禁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国人权律师共同体的雏形，并吸引更多后来者加入。

3

公民社会建设者：从“凌波微步”到直道而行

当一些人权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希望拓展“禁区”边界的时候，中国公民社会的另一部分也在发育——NGO、媒体与律师常常携手行动，在不那么“敏感”的区域培育公民参与的土壤。

2006年，刘书庆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也是在那前后，他在网络上结识了NGO从业者陆军。他回忆，那还是BBS时代，微博、微信都未诞生。在一个以反乙肝歧视为宗旨、名为“肝胆相照”的网络论坛上，他认识了当时的版主、网名“金戈铁马”的陆军。刘书庆说，至今他还称呼陆军为“铁马兄”，因为这个名字承载了他们共同走过的一段记忆。

出生于1970年的陆军，从“肝胆相照”论坛出发，于2006年12月成立北京益仁平中心。该中心很快成为中国反歧视领域的重镇，陆军也成为反歧视倡导的民间领头人物。当时的益仁平中心与“维权律师”密切合作，倡导、推进了大量公益诉讼。

刘书庆是乙肝携带者。他记得，1999年自己大学毕业时正是中国乙肝歧视最严重的时候，社会上几乎是“谈虎色变”。“当时那种（人们）对乙肝歧视的严峻程度你完全想象不到，就是对人心灵的摧残。”他硕士毕业找工作时就遭遇乙肝歧视，最后侥幸找到工作。至今，他还记得那时担惊受怕、焦虑和屈辱的感觉。

2003年4月3日，浙江大学学生周一超在嘉兴公务员招考体检程序中，检出为乙肝病毒携带者，遭遇淘汰。他一怒之下刺杀两名当地人事干部，导致一死一重伤。同年9月4日，周一超被一审判处死刑。

“肝胆相照网”权益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当年4月成立，随后吸引了大批乙肝携带者交流、探讨。陆军称它为中国第一个反乙肝歧视的民间NGO。刘书庆记得，在肝胆相照网，大家互称战友。“战友”的含义，是指除战胜病魔外，还要战胜歧视。

2005年，刘书庆开始撰写反乙肝歧视的文章，最初用笔名“胆小鼠”，有了基督教信仰后开始以“诺亚”为笔名。他记得写过一篇题为《乙肝反歧视，从凌波微步到直道而行》的文章。“凌波微步嘛，就是飘忽不定的，得躲着，后来才直道而行。我那时开始有意识地从宪政角度写文章。”他回忆说。他还记得陆军极为欣赏一篇论述“乙肝反歧视之于宪政”的文章，拿它做了这一年的论坛新年祝词。他们也因为这篇文章而相识相交。

益仁平协助的不仅是乙肝携带者，还有艾滋病毒感染者、残障人士、女性、同性恋人士、抑郁症患者等，也协助“被精神病”人士进行反歧视维权。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也积极参与立法工作，基于民间立场提出大量立法建议。

2007年前后，刘书庆终于和陆军在线下见面，那时他已有了律师执照，并很快协助江天勇代理一个乙肝歧视案。当事人是一位重点大学毕业的女孩，应聘山东大众日报社记者，遭遇乙肝歧视，未被录取。那一次，他目睹了江天勇的代理风格，感觉“挺提气的，律师就应该是这样”。

从反歧视案件开始，到成长为人权律师，刘书庆认为自己受到了一个律师共同体的感召和影响。2013年，“山东人权律师联谊会”在济南举办。在这个由刘卫国、付永刚等律师操持的联谊会上，省内外一众人权律师汇集一堂。刘书庆深受感染，此后积极介入人权案件。他渐渐意识到，在中国做律师还有一种职责，那就是不仅代理案件，也要宣扬一种理念，尤其是良心犯的案件。“他们的牺牲，理应获得道义和社会影响力的回报和支持。要让人知道，他或她不是孤立的一个。”这也影响了他自己的生命方向——从此直道而行。

与此同时，中国公民社会累积的力量，延续至2010年前后形成了“井喷期”。期间许志永、丁家喜等人推进的“新公民运动”15，以及刘晓波与“零八宪章”16事件，都是重要的节点。

那时中国公民社会的活跃，对如今在纽约从事中国人权工作的陆妙卿律师而言依然历历在目。她说，2015年“709大抓捕”前，虽然“七不讲”“十六条”等政策已表明习近平执政后原有的宽松氛围即将不再，但民间社会的一些动能还在延续。也正是在这一年，她代理了中国因强制结扎发起诉讼的第一案——江西夏润英案。

她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夏润英的情景。30多岁的夏润英看起来愁苦苍老。生了两个女儿的她因身体不好，不能“响应政府号召”去结扎，结果2012年某一天凌晨，当地政府组织20多个男人冲入她家，把她拉去乡卫生院，逼她丈夫签字后对她做了强制结扎。这严重损害了她的身心。术后很久，她依然有腹腔积液，走路都困难，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

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时曾经十分酷烈野蛮，但由于它是“国策”，没有“商量余地”，像夏润英这样的案子此前几乎从未进入法律程序。陆妙卿投入很多精力去研究，她也因此成了少数了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律师，“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一些女律师也有被强制上环的经历。”

陆妙卿回忆，仅仅为了给夏润英立上案，她就跑了江西五家法院。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江西省高院的人，看到夏润英的诉状就说，“计划生育的案子，我们都是不立案的。”

在陆妙卿坚持下，法院最终立案，但裁定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理由是“计划生育属于国策”。夏润英虽未讨回公道，但该案经媒体广泛报道，罕见地让计划生育问题得到了一次被公开检视和讨论的机会。

作为女性，陆妙卿持续关切生育权相关议题。她记得吴有水律师曾提出社会抚养费信息公开的申请，几个省都未回复，她就联合了14名女律师签名，给国家卫计委寄信，要求公开相关信息。

陆妙卿回忆，2015年前的中国，律师与NGO在社会议题上的联动上十分密切。早在1996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的郭建梅律师，就与北大老师一起成立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下称“妇女中心”），积极为女性维权。2000年前后，市场化媒体兴起，经由媒体的“议程设置”放大影响，这种联动开始变得频繁。

郭建梅所在的“妇女中心”是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及研究的公益性民间组织。根据公开报道，至2009年，该中心已为近10万人提供无偿法律帮助，办理近千个案。事实上，在那段时期，律师与NGO纷纷介入与公民权益有关的议题。“爱知行”“益仁平”，以及2003年许志永、张星水等人成立的“公盟”（前身为阳光宪政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都是其中佼佼者，这些机构也都遍布公益律师的身影。

2009年5月，湖北恩施的“邓玉娇刺官案”17，夏霖、“屠夫”等人到现场高调支援。但少有人知的是，“妇女中心”也曾积极介入，并派出律师到当地。该中心还与益仁平共同发起和举办“妇女人权与尊严维护暨邓玉娇事件法律研讨会”，从法律角度牵头关注邓案，并加入邓案“女界声援团”。

陆妙卿出生于1980年代，于2010年开始投入维权律师圈。她记得，当时的女律师十分活跃，她和王宇、黄溢智等人在2013年发起“女律师公益协作网络”，培养律师的性别平等和反歧视意识，人权律师王宇、迟夙生都曾积极参加。她记得在西安的一次培训就来了40多名律师，前后有两百名左右律师经过这一网络参与培训。

陆妙卿也是在那时认识了陆军、刘巍、黄雪涛、程渊、雷闯18等公民社会的活跃人士。她对雷闯印象深刻——见面时手里拿块砖，拍照时也拿块砖，意为“拍砖”。

陆妙卿印象中当时有很多培训。例如全国律师协会的公益律师培训已经举办了好几年，她是2012年第六期学员，学习了罗伯特议事规则等知识。在北京，她记得有一次唐吉田律师约大家去吃饭，就“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的辩护策略，以及纠结于该策略会不会模糊掉核心等问题，大家当场展开了激烈争论。她当时算是新人，内心充满新鲜感，只记得大家当时的“干劲和活力”。

4

人权律师突破禁区：为法轮功辩护

2025年4月20日，是高智晟律师的61岁生日。2017年8月，他于陕北老家的窑洞里被强迫失踪，至今8年杳无音信。在揪心的痛中，妻子耿和写下一封无法寄出的信，“不管你在哪里，都照顾好自己，见与不见，我们都爱你！”

在中国人权律师中，高智晟是先行者。如耿和所说，他从1996年开始做律师，真正执业时间不足十年，而被监控和失踪的日子累计已近20年。

滕彪曾于2019年撰文回忆高智晟。他记得，2004年12月底，他在互联网上读到一封关于法轮功问题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印象极深。“当时对法轮功的大规模迫害已有五年之久，但国人对此问题噤若寒蝉，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一个律师为此公开呼吁，必定冒着极大风险，需要非凡的勇气。”他也因此记住了高智晟。

1999年，中国官方将法轮功定性为邪教，开始全面打击，相关案件高频率爆发。而出生于陕北佳县贫困农民家庭的高智晟，原就颇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从部队退伍后于1995年通过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2000年从新疆搬家到北京执业。他因为弱势群体代理维权案件而声名鹊起，之后很快接触到大量法轮功案件。

2005年10月至12月，高智晟接连三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公开信，揭露对法轮功学员的系统性酷刑，要求当局调查“这场巨大的人权灾难”。

高智晟挑战的是中国人权领域的一个残酷禁区，打压则以最快的速度到来——2006年，高智晟担任合伙人的律师事务所被关闭，他也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缓期执行五年。缓刑期间，他大多数时间都处于被监控与失踪状态。2011年底，他被投入新疆沙雅监狱，单独囚禁三年；2014年8月，出狱后的高智晟被软禁在陕北的小山村，最终于2017年8月13日彻底与外界失联。

2009年，为法轮功辩护的另一位律师王永航，被判刑7年。他自述是受高智晟影响才开始关心法轮功案件。写信给最高司法当局后，他很快就招来牢狱之灾。

“中国当时其他领域相对开放，至少能有信息出来，但像法轮功群体，政府一直保持非常高压的态势，社会上的污名化、株连、强迫失踪、酷刑都很普遍。这也是最残酷的领域，没有任何监管，媒体也不可能有报道。它不是按照法律问题处理，而是按照政治问题处理的。”唐吉田曾回忆。

2007年辗转到北京执业后，唐吉田很快投身维权领域，代理法轮功以及其他维权案件，同时积极推动北京律协直选。打压很快升级，2010年，他和刘巍律师一起被吊销了律师执照，当局的借口是他们在四川泸州的一起法轮功案件中罢庭“扰乱法庭秩序”。

“可以说，法轮功群体在受难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很多（人权）律师。如果你真正用心去做这些案子，里面太多问题，一定会促使你从人权的角度思考和追问下去。”唐吉田说。

他也谈及，其实在高智晟之前也有零星律师参与此类案件，但多数都是做技术和法理的辩护。从高智晟开始，后来的李和平、江天勇、王宇、谢燕益、王全璋等律师，都从信仰自由、宪法权利的角度来辩护。

“在中国大陆，如果一个律师没有真正为法轮功学员做过辩护，不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多糟；如果没有和访民打交道，不知道这个社会病到了什么程度。”唐吉田早年在自己的推特上如是写道。

2007年4月，河北省石家庄法轮功学员王博案二审，来自北京的6名律师李和平、黎雄兵、张立辉、李顺章、滕彪、邬宏威，为王博及父母3位当事人做无罪辩护。李和平曾回忆，他们当时是想为此类案件做一个辩护样本。他们的辩护词《宪法至上，信仰无罪》，也被视作中国律师冲入禁区为法轮功辩护的一篇全面表达。

为法轮功辩护，对中国人权律师来说无疑是个人职业生涯乃至生活的转折点。这是一条残酷而危险的道路，对身处其中的律师来说，酷刑、恐惧一直如影随形。

2014年，发生在黑龙江佳木斯市的“建三江”事件，是人权律师和“围观”公民抱团为法轮功当事人维权的最后一次大规模集结。

2014年3月21日，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四名维权律师及多位公民，到黑龙江农垦总局建三江管理局青龙山农场“法制教育基地”，要求释放被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结果自己反被非法拘押16天。期间他们遭受酷刑折磨，释放后经检查，四人均被打断多根肋骨。“建三江”的消息传播出去后，源源不断的公民、律师到建三江维权，成为著名的“建三江事件”。

那些天，在建三江七星拘留所外连夜守候被抓律师的人中，就有“青石律师”张磊，以及来自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王全璋、王宇等人。2014年3月，张磊写下《建三江绝食记》，记录了当时的律师与公民联合行动：

“3月25日下午下班时间到了，拘留所仍然没有安排我们会见。于是我们决定一步都不离开拘留所，就在拘留所外露天过夜。晚上，公民们为我们找来热水，给我们带来了棉大衣、帽子、棉被和棉鞋。东北的天黑得特别早，夜晚气温降到零下。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拘留所门外的水沟结了一层薄冰。我们每隔一小时，就对着拘留所大喊，要求依法安排律师会见被拘留的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律师……（据已经出来的张俊杰律师说，他在里面听到外面喊他的名字，几度感动得热泪盈眶）”

王全璋至今认为，“709大抓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局针对人权律师积极介入法轮功辩护展开报复。而从锋锐律师事务所下手，就是因为该所聚集了一群为法轮功辩护最为积极的律师。

这一判断并非无迹可寻。2015年7月2日，就在“709大抓捕”发生的一周前，王宇还在河北三河市出庭代理一起法轮功学员案件。庭审过程中，王宇因抗议法庭不合理的安排，被暴力驱逐出法庭。

而在李方平记忆中，“709大抓捕”并不是当局第一次对人权律师下狠手。“2009年刘晓波被抓，其实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他们不用再管2008年的奥运形象。”2025年7月，已流亡海外的李方平在和伍雷的一次对谈中如是回忆。在他看来，2011年“茉莉花活动”时，当局对人权律师的残酷威胁，其实已和后来的“709”不相上下。

据李方平回忆，“茉莉花活动”时期，滕彪、江天勇、唐吉田、刘晓原、李和平等多位律师在北京被抓。唐吉田被非法拘禁数十天，遭受酷刑，期间感染严重肺结核，随后被北京国保送回原籍，长期被监控。他则被戴上黑头套，塞进车里，带到北京郊区昌平山里的基地。当时一帮人边打边骂他，内容包括“打死你们这帮外地维权律师！”“滚回去！”

李方平只庆幸自己没有遭受电击。此前，李和平律师曾被绑架至山中，遭遇极惨。他记得见面时，李和平身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点，那是电击酷刑留下的印记，让他不寒而栗。

5

微博维权时代的死磕派律师

2016年12月22日，江西省高院就“5‧24乐平特大杀人案”做出再审终审判决，方春平等四人被宣告无罪。14年前，他们被屈打成招，几经上诉，两次被判死刑，后被改判死缓，直至这一天总算沉冤昭雪。省高院副院长代表该院向他们当庭道歉，告知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律师张维玉、王飞、严华丰等人，在法院门口一一与被释放的四人握手、拥抱，有家属在现场喜极而泣——这起被称为“聂树斌案”19翻版的死刑大案，若不是一众律师“死磕”，很难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当时，代理乐平案申诉的律师们向江西省高院申请阅卷，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他们不得已决定“死磕”法律程序。张维玉等律师和申诉人的家属，从2015年5月11日起在法院门口静坐要求阅卷权，白天举牌喊话，晚上点起蜡烛守候在法院门前，一直持续了19天。

“死磕”被认为是一种兴起于微博时代的法律维权形式，也是律师抗争司法不公的代名词。在代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律师为督促司法机关依照程序公开公正办案，有时会用直播、静坐、举牌等非常规方法，和司法部门“较真”。一些死磕方法如同行为艺术，如杨金柱律师曾给法院院长“送红薯”，讽刺其“当家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笼统而言，从2000年到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爆发，中国市场化媒体处于成长和上升期，加之微博兴盛，律师“死磕”往往引起网民关注，还常常吸引记者调查和媒体独立评论，最终合力促成案件获得相对公正的判决。

杨学林是“死磕派”律师的先行者。在《论死磕派律师》一文中，他详细讲述了“死磕律师”这一名称的由来。他说，所谓死磕，是指律师在刑事辩护中与违法的公权力针锋相对。此前虽也有此类事情，但范围和规模都很小。

杨学林回顾了自己早年参与的一次“死磕”行为。2005年，浙江东阳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许多维权农民被抓。他和魏汝久、李和平、江天勇、张立辉等9名北京律师去提供法律援助。面对办案机关的管辖资格问题，“全体律师寸步不让，结果该案不得不由上级法院指定由案发地之外的法院审理。”

在杨学林看来，“李庄案”可视为中国刑辩律师“抱团死磕”的突破点。

2009年，因代理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主抓的打黑案件，北京律师李庄在重庆被抓，并被援引《刑法》第360条，以其“眨眼睛”为由认定“律师伪证罪”。全国律师因此担忧“360”条款被滥用，严重威胁刑辩律师权益，一时全国舆论聚焦重庆。

2017年，伍雷在接受本文作者采访时回顾，当年正是因为李庄案，他第一次对中国法治失望，并开始在微博上持续写博文发声。经过李庄案，他开始关注整个律师行业。他认为，“从此时起中国律师开始真正形成了一个共同体。”

李庄案过去未久，2011年6月，代理广西北海“11‧14杀人抛尸案”的杨在新等4名律师在当地被抓，涉嫌罪名是“妨害作证”，这再次引发全国范围内律师的关注，进而演变为北海事件。

当时王兴等数十名律师赶赴北海，组成律师团，接替被抓的律师继续辩护。在凶险的环境中，律师们被不明身份的人追打，还遭到当地警察刁难、威胁和辱骂。

在全国各大媒体迅速跟进报道下，三名律师最终获释，仅杨在新一人被持续羁押。2011年11月，北海案开庭审理22天，创下了刑事审判开庭天数的记录，全国100多名律师参与此案辩护。2013年，“主犯”裴金德被认定无罪，当庭释放，另外四名被告也被认定故意伤害罪名不成立。被警方诬陷抓捕的律师、证人也恢复了自由。

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贵州小河案”。2012年，在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法院的法庭上，周泽等88名律师共同出庭，就一起被指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大案的57位被告人进行无罪辩护，气势前所未有。也是在小河案中，中国“死磕律师”这个称谓正式登场。

据杨学林回忆，2012年1月9日，贵阳小河案再审一审开庭第一天，围绕着众多程序问题，审辩之间发生了惊心动魄的激烈冲突。中午吃饭时，老家东北、平素被大家尊称为“迟大姐”的迟夙生律师，对他冒出一句：“看来，不死磕不行啊。”

当晚，杨学林发出一条微博：“从今天庭审中辩护律师的表现来看，中国新一波死磕派律师已经走上舞台。他们为了维护当事人利益，为了维护自己心中法律的纯洁，不惜冒着被逐出法庭、被吊照的风险。我敢预言，今后几天的庭审，将会迎来更激烈的暴风雨。”

没想到，杨学林一语成谶。从“维权律师”到“死磕律师”，再到2013年“人权律师团”成立、清晰而鲜明地宣称“人权律师”，中国律师在守望相助、形成人权律师精神共同体的同时，不得不直面那些更甚于“被逐出法庭以及吊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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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709时代：坚忍与坚守

“求你引领我到那更高的磐石。”2025年5月，在“709大抓捕”十周年来临之际，王峭岭写下一篇纪念文章，用《圣经·诗篇》里的文字开篇。

“709大抓捕”发生后，李和平、王全璋等人权律师突然失踪，很长时间都没有消息，王全璋甚至超过1000天毫无音信。李和平之妻王峭岭、王全璋之妻李文足、谢燕益之妻原珊珊等人，经历了最初的惊慌与悲伤后，在公民社会同道鼓励下，开始全力以赴地为她们的丈夫持续发声。她们抵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还创造出“红桶抗争”“法院门前剃发”等抗争形式，以便让国际社会持续关注“709案”，不令这一天在公众记忆中消弭。

近些年来，她们的丈夫虽已出狱，但受到的监视、盯梢、跟踪并未减少。家门口常年装着摄像头，他们多次被逼迁，孩子们频频失学。与王全璋李文足夫妻一样，王峭岭也被迫带孩子四处游学。

在这篇纪念文章中，王峭岭讲述了当年丈夫被抓时，自己也曾有过是否“喊”出声来的纠结和痛苦。如今她已十分坦然。“人被砸，要喊疼，要呼救。这是本能，这不违反《圣经》教导。”她写道。经历了艰辛与从未停止的省思，她的基督教信仰让她更加坚定。

在谢燕益看来，“709”虽是不幸的事件，但这一役助他最终在信仰中找到平静。“709案”发生后，他积极为被抓的同行呼吁，2015年7月12日被从家中抓走。彼时，他的妻子不知自己有孕；等他2017年出狱，女儿已出生数月。他曾想给女儿起名仁玉，取自“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不过最终起名“信爱”，意为“信仰之爱”。

周世锋律师是“709案”的关键人物。对他来说，2025年的这个纪念日分外沉重。他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经由这一天，“我的律师事务所被摧毁，家被抄，财产被夺，我的妻子因身心双重创伤在2024年不幸去世，我年幼的女儿从此不再叫我爸爸。‘709’事件给我带来的不仅是牢狱之灾，更是生活的彻底毁灭。”

周世锋出狱两年后，妻子张美英因病去世，年仅56岁。张美英原也是锋锐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因“709案”发生、丈夫被关押7年，本就有脑梗和心梗的她健康恶化，终至不治。

十年后回望，周世锋认为：“709事件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国家暴力，目标是铲除公民社会种子，剿灭中国律师群体中最具独立精神的人，摧毁法治的最后防线。它是中国法治全面崩塌的转折点，是一场国家主导的灵魂清洗。”

2022年9月22日，周世锋出狱当天，被指控一手制造了“709大抓捕”、迫害律师和公民的中国前司法部部长傅政华（“709”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因受贿罪被判处死缓。次日，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也以相同罪名被判死缓，两人都不得被缓刑、假释。傅孙二人终成阶下囚的消息，引来律师们讥讽和调侃。一些律师戏称，如傅孙二人愿意，他们愿意提供申诉辩护。

江天勇自2019年2月获释后一直住在河南信阳父母家中。五年过去，他仍被当局视为重点监控对象。他的妻子金变玲则带着孩子远在美国。

当年啸聚江湖的人权律师如今大多被限制出境。骨肉分离、不知何时能相见，这是他们内心埋藏最深的痛苦。公民社会当年最积极的行动者之一郭飞雄，和远在美国的妻子张青及一对儿女已十多年未见。2022年1月，张青因病在美国马里兰州去世。此前，郭飞雄被当局拒绝出境，终未能伴妻子最后一程。妻子病逝之时，他被第三次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投入监牢，2023年5月再次被判8年。

2025年7月9日这天，在美国华盛顿的一个纪念活动上，包卓轩受邀再次当众讲述自己的“709”经历。父母入狱后，他在姥姥家生活，出入都被警察严密监视。后来他越境到泰国，又被跨国抓了回来，而他当时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少年。

包卓轩走下台时，陆妙卿看到他在微微颤抖。她说，虽然包卓轩已比几年前见到时长高长壮了很多，也坚强了很多，但今天听他讲自己的遭遇，她还是非常难过和愤怒。人权律师及其家庭的牺牲与坚忍、承受的苦难，并不能被一一描述。

2021年11月26日，家在北京的梁小军接到“拟吊销律师执照”的处罚通知，成为当年被吊证或被注销执业证书的第五位人权律师（另四位是卢思位、任全牛、袭祥栋、蔺其磊）。自14年前介入人权案件，梁小军并不为这一天的到来感到惊讶。在同道眼里，他理念坚定，但为人一贯低调温和。在中国官方动辄以“吊销律师证”方式打压律师的今天，梁小军的遭遇还是让人权律师群体震动。

“我总是愿意关注那些弱势者，聆听他们不被世人听到的声音，尽自己微薄之力帮助他们。或许我就是和他们一样的柔弱之人，被这个强悍无情的世界所倾轧。感谢做律师的机会，我可以认识他们，我才不会那样孤单。”这一天，梁小军写道。

梁小军还是最初“中国保障人权律师服务团”更名为“人权律师团”的建议者之一。2013年，在维权时期“法律后援团”基础上，唐吉田、江天勇、王成三位律师发起、成立了“人权律师团”这一开放式网络平台。它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机构，更像一个松散的精神共同体。自2013年9月13日成立以来，每逢新年或重大法治事件发生，人权律师团都会发表声明、表达关注。今年7月9日，“人权律师团”照例发布了关于“709”十周年的声明，期望起到一个连接共同体并向国内国际社会阐明中国人权律师立场的作用。

“人权律师团”面世不久，参与者就认识到，民主生活需要从自身开始训练。2014年，他们在微信上创建“捍卫律师权益大群”，聚集了数百名律师。建群之初，他们就约定以民主方式管理，为限制群主权力，设执行人角色，并在群内举行执行人和仲裁员的民主选举，形成分权制衡体制。“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真投票，认真拜票，尽管是在河蚌肚里做道场自娱自乐，但玩得亦不亦乐乎。”刘书庆律师曾撰文回忆。该群屡屡被封，最终于2024年转世到第66世时彻底被封，再无法重建。

据知情者说，最近两三年，因为对一些重大议题——如美国总统大选和如何看待川普——存在明显的理念分歧，人权律师团内部也有撕裂。另因中国政治环境恶劣，加之对部分同辈失望，有些人心灰意冷，不愿再介入人权律师团的活动。

在常玮平看来，“人权律师团”在当下更像是一种符号。但他也认为，即使内部有撕裂，人权律师这个群体依然还在；在溃败和艰难的状况下，也依然能看到一些坚守的力量，“例如张磊律师等人，还在坚持做案子，也从未回避自己作为人权律师的身份。”

对伍雷来说，虽已身在日本，但他仍经常做噩梦。梦里，有时是他在法庭上拍桌子，有时是大家正开会，警察冲了进来。他忆起很多年前，滕彪曾问他：“你克服恐惧了吗？”那时他并不理解这句话；直到“709大抓捕”发生、朋友们都在监牢里，他才真正领悟其中深意。他问自己：“你有没有做好被判刑10年以上的准备？”他记得那时他扔掉所有手机，让出租车司机把自己拉到200公里外，躺在旅馆里等待抓捕。但那次他没有等来抓捕。

“对我们来说，如今既然在外面，就不要寻求被他们抓住，我们也可以在自由的环境下去寻求价值。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坐牢。”他在一次访谈中如是说。

对最近十年律师所处环境与生态的改变，伍雷认为，“709”实际是中国政治警察全面管制社会的开始。2015年新版的《国家安全法》出台后，律师实际成为这个国家潜在的敌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原本是律师职责，也会被国家认为在用法律武器做“和平演变”。

今年7月9日，中国人权律师团发布“709”十周年的声明，也分析了当下处境：“站在十年之后审视，会越发清晰地看清那并非一次孤立的警告性打击，而是筹谋已久的一场消灭公民社会的长期战略的一部分。人权律师并非唯一的打击对象……经过这十年整治，社会的自由空间已经所剩无几。人权捍卫者线下活动的自由被冻结，甚至在对政权没有直接冲击的言论方面，社会的现状也已今非昔比，数字极权的可怕前景正在凸显。”

唐吉田认为，目前的人权律师团，应该属于一种保存火种的状态，更多的是保持存在感。“当下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交给未来，不要硬扛。”他觉得人权律师团的存在本身就有意义。

他说：“逆势而上毕竟成本很高，代价也比较大。但起码让很多同行知道有这么一群人。形势比较差的时候，人不一定非得要说多少话、做多少事，但你内心还有这么一团火，先不让它灭，有机会的话再添柴。”

谢燕益则觉得十年前的“709”对他来说是生命的转折点。2017年，他在重获自由后写下《709记事》长文，并且出狱后即披露其他律师可能遭受酷刑。他回忆，那时候，他一方面想要践行自己的狱中诺言——一定要讲出酷刑的存在，又担心再次被抓捕，和刚出生的女儿再次分离，当时内心天人交战、纠结痛苦。如今他依旧怀抱人权律师的理念，但把更多时间投入对信仰的追寻。“对我来说，一个觉醒的生命胜过整个世界。”他说。

“这十年来，的确有很多人权捍卫者逐渐离场了，但更多的人选择了坚守……生活在这样的时段，请记住里尔克的一句诗：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人权律师团在“709十周年”宣言中如是说。

2025年8月5日这天，卢思位律师服刑期满，离开了四川成都的看守所，被送往社区矫正中心报到。他远在美国西岸的妻子张春晓，期盼着有一天能和丈夫重逢，一家人紧紧拥抱，再不分离。作为资深文艺编辑的张春晓，一直不知道发生在丈夫身上的事；离开中国后，她不用翻墙就能浏览信息，这才了解到“709”往事，以及丈夫和他的律师同道们的经历。她也发现，卢思位“原来就是我很尊重的那种人”。

她记得，2007年结婚时两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他们都喜欢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也都记得那句著名的台词：“有一种鸟儿是关不住的，它的每一片羽毛都落满了自由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