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为何寻求对中国基督徒实施更严格的控制

（2025 年 10 月 25 日）10月10日，中国当局拘捕了锡安教会领袖金明日，同时拘捕的还有20名教会工作人员和牧师。此次拘捕正值近年来中国对基督教会最大规模的打压之际，再次暴露北京当局试图遏制中国宗教活动的意图。

锡安教会是一个大型未注册教会，其会众遍布中国各地，多年来一直受到当局的关注。因此，问题不在于镇压的原因，而在于镇压为何发生在此时。中国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与此息息相关，国内宗教政策也同样如此。

中国与基督教的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宽容时期，也有迫害时期。中国官方承认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其中，只有佛教和道教被视为本土宗教，是汉族文化的核心。

它们与儒家思想一起构成了所谓的“三教”，为中国社会在其大部分帝国历史（从公元前 200 年至 1911 年）中提供了精神和道德基础。

与此同时，其他宗教也蓬勃发展，包括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它们都于几个世纪前通过贸易路线传入中国。最早的史料记载，景教基督徒于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

但中国基督教的第一次蓬勃发展直到19世纪才出现。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列强签署了各种条约，为新教传教士打开了大门，并促成了新教慈善机构的建立。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也助长了排外运动。这些运动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基督教与西方帝国主义的联系至今仍在影响着北京对基督教的看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有外国基督教徒都被驱逐出境，并为所有主要宗教设立了国家自治机构。

人们对这些机构的不满——其中包括被要求切断与境外教会和宗教机构的联系——导致了未注册教会的出现。这些教会也被称为家庭教会，自那时起就一直处于国家控制之外。

对基督徒的逮捕和严厉迫害始于20世纪50年代，并像对所有其他宗教活动一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持续进行。1966年至1976年，这是极端政治动荡和暴力的十年。

然而，随着中国走出文化大革命，宗教信仰显然在遭受严厉打压的情况下依然得以持续生存。而更为自由的20世纪80年代，也促成了中国基督教的第二次增长高峰。

新的政治气候为宗教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这种更加开放的氛围也意味着，与海外教会的联系可以非正式地恢复，外国传教士（通常以校园英语教师的形式）也得以返回中国。

这一时期基督教的快速发展使得一些观察家认为中国基督徒可能成为全球力量平衡的决定性因素。

打击宗教很难估计中国目前有多少基督徒。官方的估计通常被认为过低，而国际基督教组织的预测则可能过高。

本世纪初，普遍接受的数字约为9000万，这使得中国基督徒的数量与共产党员的数量相当。此后，这一数字不太可能大幅增长。2025年1月的一项研究表明，过去20年来，中国基督徒的数量一直处于稳定状态。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21世纪初，牧师和教会领袖最关心的是如何留住新信徒，尤其是年轻一代。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宗教政策也是一个因素。

自2013年上任以来，习近平就一直秉持原教旨主义的立场。他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结合，作为正统的国家教义。同时，他严厉打压那些被视为对国家构成潜在威胁的宗教。这种打压在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受的迫害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也影响到了中国的基督徒。

2015年，中国通过了新的宗教条例，加强了国家对宗教场所、教会财务和慈善活动的管控。一年后，习近平正式提出宗教“中国化”的必要性，即所有宗教都要更紧密地融入中国国家意识形态。

这项政策伴随着五年计划，其中包括拆除宗教雕像和改变宗教建筑的外观。该计划还更加强调社会主义与基督教在教义上的共通性。

教堂十字架被强行拆除，著名教会领袖王怡于2018年被拘留并被判处九年监禁，进一步表明了镇压的严重性。

进一步损害中国普通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特别的争论焦点是一些未注册的教会或其中的个人与美国福音派游说团体之间的密切联系。

与共和党关系密切的美籍华裔基督徒往往在为流亡的知名人士提供支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也确保对中国基督徒的起诉始终是双边关系的首要议题。反过来，当中美关系恶化时，镇压措施往往会愈演愈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需要理解近期镇压的时机。对锡安教会这样一个知名的未注册教会进行全面打击，其创始人的女儿是美国参议院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不仅是习近平向华盛顿发出的信号，也是为了控制国内的宗教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