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1-15 俞先生的博客 |转自 新世纪

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学者既是历史学家也是思想家的人物不多。从政治思想史的典籍中可以看出，那些思想家基本上都是哲学家，但很少有历史学家。不是没有，而是比较少。大卫·休谟是历史学家，也是哲学家。他是思想家。但是，他成为思想家的原因是他是一位哲学家，而不是因为他是一位历史学家。

如果一位历史学家能成为思想家，大多是因为他的历史研究的题材对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具有关键意义或决定性的意义。修昔底德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成为思想家是因为那场战争是希腊文明曲折成长的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还有希罗多德写《历史》，记录波希战争，也是如此。还有一些写古罗马历史的历史学家成为思想家。道理也是如此。

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写中国的历史，能成为思想家的可能性不大。不是这些历史学家不懂历史，不是这些历史学家没有自己的思想，而是中国的历史题材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性不足，或者说中国的历史题材在研究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中的意义不那么足够大。所以，你看易中天写中国历史，或者你看秦晖写中国历史，这两位都是中国当代研究中国历史的翘楚，没人能否认，而且这两位历史学家写历史的时候有很明显的倾向显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但是，又由于中国历史提供给人类研究人类文明进步的题材能提供的涵义并不理想，所以，再怎么研究中国历史，历史学家的思想影响力真的不够。为什么这样说？虽然中国的文明史很长，有的人主张中国的文明史五千年未中断，但是，中华文明给人类提供的文明进步的启示远远不及西方文明，就连中国的历史学家也受连累（所以，黑格尔贬低中国历史，说中国没有历史）。加上历史学家写自己的思想的时候还要受到历史学的客观学术方法的限制，就是写历史的时候没有足够的空间写自己的思想。历史的本质是记录人类过去的实践带来的经验和教训，以便人类在以后的历史文明进程中更快地提升自己社会的文明建设，尽管像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说人类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本人不赞同黑格尔的这个说法。人类会吸取历史的教训。例如，欧洲历史上是发生战争最频繁的地区。现在，欧洲人建立欧盟避免战争。很有成效。

如果易中天或秦晖有更广阔的视野，不将自己的历史研究局限于中国历史，而是世界历史，从事历史哲学的研究，就像黑格尔那样研究人类的普遍的历史（universal history of mankind），他们有可能成为大思想家，因为这个时候历史研究具有了普遍意义，哲学家或历史学家才会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或理论体系，而不是像现在那样他们只能提出一些碎片化的观点或拿出一点点思想火花。只有拿出成为体系的理论和思想，才能在人类的思想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附：

历史学家为何难成思想家：一种职业习性的宿命

易桂鸣

世间有两种解释世界的人：
一种在档案堆里掏金，翻出历史的缝纫线；
另一种站在山巅，念念有词，试图用几根抽象的支柱撑起人类文明的屋顶。

前者叫历史学家，后者叫思想家。
两者并非对立，却常常彼此失望——历史学家嫌思想家”想得太快”，思想家嫌历史学家”看得太窄”。于是便有了那句常被引用的判断：历史学家难成思想家。

这句话不是歧视，也不是宿命论，而是一种职业习性上的自然逻辑。

一、历史学家的世界过于真实，因此难以抽象

历史学家每天面对的，是档案馆里沉重的纸张，是一行行字迹模糊的日记，是一个又一个”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尴尬。
他们的手被材料牵着，脑袋被细节拽着，任何一个断裂、模糊、可疑之处，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心上。

历史学家的职业伦理是什么？
不敢讲得太满。
讲得满，就犯了大忌。

而思想家恰恰相反。
思想的本质不是还原，而是压缩；不是复原现场，而是搭建框架。思想家追求”意义的高度”，历史学家追求”事实的深度”。高度与深度，方向相反，不能兼得。

于是，历史学家在材料里越走越深，越深越不敢抬头，等到他终于走到洞底，抬头一看——思想家早已在山顶把结论写好了。

不是谁错，而是手里拿的工具不同。

二、历史学家害怕”简化”，思想家离不开”简化”

历史学家最怕别人说他”偷换概念””选择性引用”，
而思想家则知道：不选择性引用，就没有思想。

思想需要抽象，而抽象意味着舍弃。
历史学家受的是”重复、核对、追证”的训练；
思想家靠的是”概念、路径、体系”的构建。

这两套操作系统互不兼容。

历史学家的良心阻止他飞得太高，
思想家的野心迫使他看得太远。

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自我审查的方向不同。

三、专业化越强，思想家型历史学家越少

在十九世纪，一个托克维尔既能是历史学家，又能写政治社会理论；
林昭能从史料写到政治伦理；
陈寅恪能从民族史走到文明史，从文明史走到文化哲学。

今天，这种人为什么越来越稀少？

因为专业化把人变成了螺丝钉。
历史学家被要求”做小题目””挖小口子””写小论文”。
一辈子研究一个地区、一个朝代、一个人物的饮食习惯，也能拿终身教职。体系化的思想反而成了”越界行为”。

于是，”思想家型历史学家”逐渐成了濒危物种。

不是因为时代不给他们舞台，
而是因为专业化把舞台拆成了碎片。

四、那么，历史学家真的不能成为思想家吗？

当然不是。
历史学家之所以稀少地产出思想家，不是因为不能，而是因为成为思想家需要”叛逆自己的训练”。

托克维尔是这样，汤因比是这样，阿伦特是这样。
他们都做过一个逆向的动作——
从材料的”安全地带”走向思想的”高空地带”。

这个动作需要两种罕见的品质：

• 对材料的敬畏（来自历史学家的伦理）
• 对材料的背叛（来自思想家的勇气）

只有当一个人同时拥有这两者，他才能在深处打基础，在高处搭框架，既不虚浮，也不拘泥。

这样的人，本来就不会多。

五、结语：世界需要的是”能从细节走向格局”的人

“历史学家难成思想家”并非悲观结论，而是提醒：

思想不是知识的累积，而是视野的突围。

很多历史学家的视野被他们的材料困住了；
很多思想家的判断又被他们的自信误导了。

可贵的是那些能把细节当作踏板、把历史当作透镜的人。
他们少，但往往最有洞见。

世界并不缺历史学家，也不缺思想家，
真正缺的是——
能从史料爬到山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