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猫头鹰的新次元 2025年9月29日
本文转载自公号《庙前那些事》。
江上虹是老红军江一真的长子。1945年6月27日生于延安八路军总医院。因为出生时，刚刚下过雨，天上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江一真就给儿子起名为江上虹。
三年困难时期，上上下下都吃不饱，上虹也尝到了饥饿的滋味。母亲吴俊伟想方设法省下粮食给上虹吃。那时候，上虹的父亲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福建省长降到三明市钢铁厂当副厂长。有一次，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夫人请弟兄俩去家里吃饭。弟弟上舟去了，上虹心里有疙瘩没去。因为他知道是叶飞整了自己的父亲。
上虹从小就血气方刚，表里如一，不会虚假伪装。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江一真获得平反，恢复名誉，9月调到北京农垦部任副部长。1963年全家迁入北京。江上虹来到北京4中上初中。他天生就厌烦读书，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多次留级。1963年时，他已18岁了还在上初中。弟弟上舟特别爱学习，后来考入清华。上虹则最烦读书，只要不是数理化，别的方面都优秀。与同学关系融洽，爱帮助别人，慷慨大方，喜打抱不平，身体特棒，受七侠五义影响，酷好武术拳脚。就是功课不行，在四中这个北京的顶尖学校里非常非常难受。
1964年初中毕业后，上虹死活要去当兵。父亲终于同意，让他去找老战友，河北省军区政委王奇才帮忙。王政委联系好后亲自给他送到北京军区66军196师586团特务连。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江一真时任农业部党组书记，代部长，处境日益困难。1967年初，父亲的直接领导谭震林成了“二月逆流黑干将”，很快农业部揪出了“谭震林、江一真、季宗权（时任农业部办公厅主任，曾是林彪秘书）反党集团”。造反派硬说江一真要鼓动郊区的农民进城来保自己，闹事。上虹听说后，担心父亲的一些文件和材料被造反派抢走，连夜从杨村偷跑回家，把父亲保险柜里的材料转移。
不久江一真就被关押起来。上虹是老大，经常回家照看，当时家住头发胡同9号。有一次，得知造反派要来抄家，他特地把妈妈藏到房顶的小阁楼里，并将自己做的软梯拿走，让造反派无法找到母亲。还有一次，父亲在中南海门口被批斗，正巧上虹路过，亲眼看见造反派用烟头烫自己父亲，心如刀绞。自那以后，他多方打听父亲关押地点，想去营救父亲。听说北京师范大学要批斗江一真，上虹带着肖鹏的儿子肖国峰和王奇才的儿子王战生等小弟兄去北师大，天真地企图把父亲劫走。但由于造反派人数众多，层层看守，根本无从下手，他只好眼睁睁看着父亲在那儿弯腰挨批，爱莫能助。
这时候，上虹已对江青极其厌恶。因为文革开始后江青成了中央文革的太上皇，整天点名揪斗坏人，一会这个特务，一会那个叛徒，害人无数。农业部揪出了“谭、江、季反党集团”对上虹刺激很大，让他倍感压抑。1968年3月，江青曾在大会上公开叫嚷：“过去我保过谭震林，现在我要喊：打倒谭震林！他是刘邓陶的黑干将，现在有确凿的证据，他是叛徒！”
上虹流着泪说：
“江青这婆娘是祸国殃民的妖妇，是一个阴毒的害人精！她仇恨老干部，四处造谣惑众，陷害忠良，残害无辜，必须除之，以拯救老干部于水火！所以那时候，我就萌发了干掉她的想法。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不想活了，我要采取行动。我已经28岁了，我不怕死，根本不怕死。我这条命换那婆娘的命值了！太值了！我知道，这是一场同归于尽的行动。失败了要杀头，成功了更要杀头。这是条通向坟墓的绝路。但忍无可忍了，必须起来行动！过去中央对江青有约法三章，不让她过问政治。现在她按奈不住狼子野心，跳了出来，大肆整老干部，谁都不好，就她好，谁都罪恶累累，就她为人民立新功。这么下去，还有多少干了一辈子革命的老干部要被她整死害死啊！不行，必须起来干！男子汉，大丈夫不干就不干，要干就动真家伙干。我不用嘴巴，也不用笔杆子，而是准备真刀真枪地干掉她！反正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无数老干部，其中也包括我爸。我跟张志新不一样，她是个弱女子，耍笔杆的小知识分子。我是个大男人，当过侦察兵，枪法好，会些拳脚，能抄家伙。古代有荆轲刺秦王，现在也得有荆轲刺江青。这女皇干尽坏事，祸国殃民！我跟妇女娘儿们不一样，跟书生文人不一样，我是练武的，不会耍嘴皮，就想用家伙报效国家……”
上虹泪花闪闪地倾诉了他的真实想法，全都是他的肺腑之言。
上虹说首先要搞家伙。这才能干大事，必要时还可以上山打游击。早在福建上中学时他就玩过枪，当侦察兵后更精通了多种武器，枪法优秀。他知道如能搞来40火箭筒最好，打坦克都没问题，打江青的红旗车更不在话下。北京西郊的山里有军火库。但具体怎么实现？他曾想过用罗卜刻一个“总后军械部调拨章”。利用部队里的关系从军火库搞武器。后来感觉不好办，眼前最现实，最容易做的是先把好友钟小英的那支手枪给取回来。
此行不知是凶是吉，临出发前，上虹买了只母鸡，专门看望了江华的儿子及叶飞的孩子，以示告别。顺便说一句，文革开始后，福建省委一把手叶飞被打倒，整得很惨。江一真专门给孩子下死命令不准回福建，更不准参加揪斗叶飞的行动。虽然叶飞曾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江魏反党集团”首领，江一真依旧认为叶飞不是坏人，福建打倒叶飞是错误的。所以上虹跟叶飞家的孩子关系良好。
1972年上虹他俩来到哈军工教学楼，在一个楼顶找到了那把枪牌撸子。手枪用很多稻谷壳埋着，保存良好。他们顺利把枪带回北京。
钟小英跟上虹一样也是忧国忧民之士，勇气非凡，可惜2002年病逝。
搞来枪后，上虹心里有了底。下一个任务就是侦查江青行踪，摸清其行动规律。他开始探听江青在钓鱼台的住处。也去踩点看她从哪个门进出中南海。他曾对狱友张效祖说：我有路子，能打听到江青的车号。
讲到这时，上虹噙着泪说：
“我在怀仁堂见过毛主席。我不反对毛主席。我觉得毛主席老了，他身边尽是坏人。江青蒙蔽了他，这婆娘是国家大害，不除掉国无宁日！我知道自己干这事罪大恶极，刺毛主席的夫人，不管成否都活不了。而且要秘密杀掉，没人知道，不能给我做宣传。但我不在乎隐姓埋名。我这么干就不准备活了，默默无闻就默默无闻，无所谓。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我已对生死看的很淡。如果万一侥幸活下来，就上山打游击。”
上虹说到此再度哽咽，满目苍凉。
干这事，人越少越好，否则容易泄密。上虹让钟小英出主意，当参谋，吴顺来做助手。吴顺来也是上虹的铁哥儿们，其父吴树荣是1925年的老党员，在北京军区后勤部，原平西军分区卫生处长，肖克的部下。这吴顺来认识一个东北兵团跑回来的小青年，叫李维中，家住崇文区。在聊天时，吴跟他透露了对江青之流的痛恨，模糊提及了一下要干些行动救国救民，引起这小青年的强烈好奇，非要入伙。看这小青年态度特别诚恳，上虹就同意了。后来证明这家伙不行，他从东北兵团跑回来后赖在北京，骗吃骗喝。
1973年8月，中共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30日十届一中全会公报宣布：江青继九大后，依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0月起，江青又掀起了一场“反击右倾复辟势力”，“反击修正主义回潮”的运动，上蹿下跳，数她活跃。
上虹好喝酒豪饮。他一喝酒就口无遮拦，痛斥江青。他冷笑道：江青那婆娘算个什么鸡巴东西，她那点破事我们都知道，倒贴都不要，怕脏了家伙。一定想法干掉她！我枪不离身就是随时准备下手，豁出去跟她同归于尽了！
东北兵团的小青年李维中看到上虹腰里整天带着枪，发现他不是口头，而确实是真要付诸行动，开始后怕。谋刺毛主席的夫人，中央政治局委员，那将是绝顶大罪，十恶不赦，要举国缉拿，碎尸万段呀！他越想越害怕，好奇心给吓没了影。为立功赎罪，他暗暗告发了江上虹。
上虹马上就感觉到那孩子眼神不对——总躲着自己，不敢看自己，就明白大事不好，赶紧把枪藏了起来。
1973年11月初的一天，下午四五点钟，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突然出现在复兴路61号院。当天上虹的母亲刚刚搬家，上虹正帮助收拾东西。街道居委会来人说，江上虹有你电话。上虹刚一走进居委会，就被几个警察搂住反铐起来。趁警察不留神，上虹猛然冲出大门，向外跑去。警察们迅速赶上，扑上去给他按倒，直接扭送到吉普车。上虹的膝盖摔伤。
我问：带着反铐，根本跑不了为何还要跑？他说目的就是要让周围人看见他被抓了，好转告给家人。
当场从他妈妈家的厕所马桶水箱里搜出用塑料布、黄油、牛皮纸包着的手枪一把。
上虹的爱人张敏说；“我有预感。前一天晚上，他嘱咐我，不管我出了什么事，你都要好好生活，好好带着孩子。上虹被抓后，警察来到妈妈家，通知了妈妈。我那天下午才知道。妈劝我好好配合公安的工作。警察让我带着他们又到了自己的小家，还有居委会干部。这些人把我们家抄了个底朝天。幸亏上虹从来不写日记，没有文字东西。他们拿走了一些照片，还拿走一本书，记得是很普通的一本书，好像是机械维修方面的。他们还带来了扫雷器，用扫雷器扫每一间房，每一个角落，看还有没有武器。”
与此同时，他的两个好友钟小英、吴顺来也被逮捕。
1974年1月份，北京市公安局的1号《敌情通报》，宣布北京市破获了一起“现行反革命武装暴乱集团”，就是江上虹、钟小英、吴顺来这3个人。那个姓李的告密者也一同被捕。
上虹的这些经历，他自己从来不提，很少对人讲，弄得社会上有很多版本。他刚释放后就有人要写他，还想给他拍电视剧，都被拒绝。结果几十年过去，知道的人越来越少。官方唯一公开的记载是《一生求真——江一真传》中第363页有段介绍。
现在他走了，不能再让他默默无闻了。
历史会记载这么一笔：在文革那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恐怖的阴森岁月里，中国人不都是奴才，懦夫，也曾有上虹这样的当代荆轲，一去不复返的壮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