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与荷兰两国2023年的大选结果出炉，极右翼政党获胜，这预示着左翼退潮，保守主义复兴吗？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呢？本文不谈荷兰，仅扼要谈一谈对我们更具参考价值的阿根廷，以及极为近似的智利和“拉美陷阱”。
阿根廷自由至上派右翼候选人哈维尔・米莱于当地时间 2023 年 11 月 19 日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胜出，获得 55.95% 的选票，击败竞争对手马萨，并于同年 12 月 10 日正式就职，任期 4 年。这是该国自1928年以来的总统选举中获得的得票最高比率。
米莱在选举前提出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极右主张，如废掉央行，废除本国货币比索代之以美元，将中央政府部门从18个砍到8个，允许公开携带枪支，同性恋婚姻、身体和器官买卖合法化，限制堕胎等等，因此得到了“疯子总统”“阿根廷川普”的称号。
多数选民为什么把选票投给米莱呢？首要因素是经济。10年间，阿根廷比索兑换美元贬值83倍，从2012年的4.3:1贬值到2022年的350:1，今年通胀率已经超过140%，阿根廷央行被迫加息6次，基准利率达到133%，全国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经济状况恶化，赤贫阶层增加。在选民看来，传统中左执政党的庇隆主义左翼民粹纲领以及中右翼政党提出的温和变革都没有提供解决经济困境的方案，让人们对两大政治力量失去信心，转而寄希望于米莱特立独行的右翼激进改革措施。
米莱纠左政纲的目标（“道”）是在对症下药，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这目标能否成功达成，还要看他的实操方案的技巧（“术”）是否高明。他挥舞电锯推行“大休克”操作风险巨大，而他的政党在议会中并不占据多数，任期又只有短短四年，吃惯了福利的左派极左选民会不会长久忍耐在激进改革中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是很难做到的。米莱获得成功的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
我原本预计，米莱如果能把竞选中的极端主义口号往中间立场适度调整，以取得尽可能广泛的选民基础，而不是“矫枉过正”、以极端对极端，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米莱并不想这样做。很不幸，米莱的亲密助手、他的妹妹又爆出了丑闻，让米莱的道义形象严重受损，米莱不得不向美国紧急求援。美国川普政府于2025 年 10 月宣布与阿根廷央行达成200 亿美元货币互换框架协议，旨在稳定比索与补充外汇储备，但实际动用额度未公开；另通过 IMF 特别提款权提供约9 亿美元支持 。11 月 20 日起，摩根大通、美银、花旗因担保与抵押机制未明确，且米莱在中期选举中获胜，认为大规模救助不再必要，方案转向小额短期工具。货币互换为框架性安排，不等于实际到账，需双方进一步操作；银行融资从 200 亿美元降至约 50 亿美元，且尚未最终敲定。美国财政部仍表示支持米莱改革，但具体落地与动用规模受市场与政策调整影响。
米莱在中期选举中获胜是个大利好，说明多数选民对米莱改革仍然是支持的。这个结果有点令人意外，最合理的解释是，左翼民粹带来的祸患对阿根廷的伤害太明显了，人民实在是受够了。庇隆的左翼民粹政府上台之前的阿根廷曾经是世界排名前10的富裕国家，如今却沦落到如此惨状，除了归咎于庇隆主义的“人祸”之外，找不到其它合理解释。
追根究底的话，阿根廷的经济困境既不是近10年来的新鲜事，也不是个别现象，它其来有自——它是所谓“拉美陷阱”的典型案例。
早在1940年代，庇隆和他的夫人阿薇塔就在阿根廷上演了一出“庇隆主义”的大戏，影响巨大，音乐剧《阿薇塔》中的主题曲《阿根廷请不要为我哭泣》借麦当娜演唱之力风靡全球。
庇隆1938—1940年间在阿根廷驻意大利大使馆任武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开阔了他的眼界”，对庇隆产生了深远影响。 庇隆本人公开承认法西斯主义对他的影响，他说：“对我来说，一切都开始于1938年1月”，“在都灵所学的法西斯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为我指点了迷津”。法西斯意大利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启发他去寻找一条“在俄国社会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政治学界通常称这条道路为“左翼民粹主义”，其理论渊源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但左翼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主张大同小异。
政治学界向来把法西斯主义界定于极右，主要是因为，法西斯主义（和其变种纳粹主义）的核心是民族主义，主张全民族团结协作、一致对外，与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分裂国民、偏袒穷人差别很大。但这样的界定当然是简单化的，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实际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都是很灵活的，可以和各种意识形态相结合。庇隆虽然深受右翼法西斯主义影响，但他实际推行的是左翼民粹政策，毫无疑问是极度偏向穷人的，没有多少民族主义成分。
胡安・庇隆在阿根廷共执政约 10 年 3 个月，分两段任期：第一段， 1946 年 6 月 4 日 —1955 年 9 月 16 日，因军事政变下台，实际执政约 9 年 3 个月； 第二段，1973 年 10 月 12 日 —1974 年 7 月 1 日，任内病逝，实际执政约 8 个月 20 天。
庇隆主义在阿根廷推行的后果与智利阿连德政府十分相似。智利也是“拉美陷阱”的一个典型案例，了解智利有助于了解阿根廷。
拉美陷阱的主要特征是，长期在极右—极左两极钟摆式震荡。拉美陷阱不能单纯归咎于左翼民粹，它和南欧王权专制的“伊比利亚模式”密切相关。南欧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建立的土地大庄园制导致极富—极贫两极对立，上层富有的欧洲殖民者后裔依照其历史传统普遍青睐右翼专制，而极度贫困的底层民众受马克思主义等激进政治势力的影响又普遍拥戴左翼民粹政府，极右和极左两方面都对英美式自由宪政既陌生又排斥，结果就是要么右翼军政府专权，要么左翼民粹煽动家独裁（最著名的如阿根廷的庇隆，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两者互相替代、两极摇摆，国家长期落入拉美陷阱难以自拔。
智利的民主崩溃发生在1973年，以皮诺切特为首的军政府在美国CIA的秘密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马克思主义的极左阿连德政府，同时也颠覆了智利长达41年的民主政体。究竟谁该对智利的民主崩溃负责，左、右两派政治势力始终意见对立，但比较客观公正的研究者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极左极右两边都要负责，而谁先动手破坏民主规则谁就应负主要责任，在智利这个个案中，应该负主要责任的正是得到全世界左派普遍同情赞美的阿连德。
阿连德在1970年以多数选票赢得总统职位后，与阿根廷的庇隆如出一辙，一味迎合下层阶级推行激进的全面改革，造成很大的经济危机、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引发了多数中产阶级和社会上层的极大不满，也招致美国对于共产主义在拉美蔓延的深刻忧虑，多种内外因素的叠加导致极右翼政变和民主崩溃发生。
美国并不喜欢皮诺切特的军事独裁，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亲美的右翼军政府和反美的极左马克思主义政权之间，美国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前者。人世间没有完美可言，哪怕是最优良的政治制度，其实际政治也根本谈不上完美，许多左派对美国干预拉美国家内政的批评依据的是脱离实际的完美主义的理想主义，都是些外行书呆子的漂亮空话，不仅没有意义且极具误导性。
皮诺切特军政府上台后立即实行军事管制和个人独裁，在十多年的统治期间，军政府一方面采取亲市场—亲美的内外政策，使经济获得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与此同时，皮诺切特又毫无必要地犯下骇人听闻的反人权反人道罪行（类似印尼的苏哈托），只是由于他的经济成就和不失时机地把政权移交给民选政府、恢复了智利的民主体制，最后得以免受国际法庭的刑事追究。
智利在阿连德执政前之所以得以享有长达41年的民主，包刚升教授在《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一书中认为，重要原因之一是走了英国式“从议会政治到民主政治”的道路，而民主崩溃的主因，就是“选举权的普及”“突飞猛进式的民主化”：
“智利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竞争性政体（指英国式“有自由没民主”的自由宪政）的国家之一，后来通过扩大普选权、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逐步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后来，“由于选举权的普及，从1932年到1970年智利实现了突飞猛进式的民主化。下层阶级选举权的普遍获得，使其政治话语权大大增加，传统上层阶级和保守政治精英的力量相对削弱了，这对后来的政治格局、政党政治和政府政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什么影响？就是选民政治分裂的急剧增长、阿连德极左政府上台执政，智利的民主崩溃由此揭幕。智利的民主崩溃对于中国的激进民主派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参考价值的惨痛教训，但是，他们能不能汲取这个教训，只有天知道。有人批评我的渐进改良主张是“渐进主义的黄昏”，我回应说，他们如果得手，会搞出“激进主义的漫漫长夜”，智利就是一个好案例。
皮诺切特军政府还权于民选政府之后，智利1990年恢复了民主制，基本上采纳了南非的“真相与和解”模式处理皮诺切特专制政权遗留的反人道罪行和严重的社会分裂对立。民主政府提出的口号是“所有智利人的智利”，呼吁民族团结、克制清算复仇。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以正义付出较大代价来换取民主化的平稳转型。
到2013年，国际著名评级机构《自由之家》给与智利最高评级，认定智利为高度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但是，其基尼系数高达0.51，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仍然需要采取不同于阿连德灾难性极左办法的温和稳健改良措施加以解决。智利道路或许可以为阿根廷提供很好的借鉴。
总之，受到全世界左翼热捧的名曲《阿根廷，请不要为我哭泣》没头没脑地把同情之泪完全洒在了左翼民粹一边，事实上，极左和极右都要为阿根廷的悲剧负责，而庇隆和阿薇塔的悲剧结局，很大一部分是他们自己招致的。同情穷人是善良人的道德本能，当然很高尚，但是，好人还要有好头脑，否则就会掉进拉美陷阱和别的陷阱，善良愿望铺就了通往地狱之路。
周舵 2023.11.24.于河北崇礼 修改于2025.12.6.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