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模式不是社会主义

——《北欧向左，美国向右？》简介

《北欧向左，美国向右？》图/搜狐

一 序章

二 在自由之地成为美国人

三 爱的北欧理念

四 北欧不是社会主义

五 美国梦：机会平等

六 何为“成功”？

七 评论

1906年，桑巴特（Werner Sombart）出版了名著《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他的“美国特殊论”得到广泛认同。然而时移世易，自美国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执政以来，社会主义开始在美国迅猛兴起，民主党一步步从中右（自由主义左翼，偏左的自由主义）往左倾斜，社会主义似乎将要成为民主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更让民主党建制派震惊的是，一位自称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大左派曼达尼不久前刚刚获得无可争议的多数选票，当选了美国最大城市纽约的市长，轰动了美国、乃至全世界。

这是怎么回事？原因何在？美国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吗？一连串重大问题摆在了全世界面前，亟待解释。笔者在“美国将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一文中系统介绍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篇文章准备以北欧国家为例，进一步探讨社会主义的是非曲直，供一切关心中华民族现代化事业的有志者参考借鉴。

瑞典、挪威、丹麦、冰岛、芬兰等北欧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已成定论，只不过，它们的社会主义不是苏联式极左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左的社会民主主义（相关概念的解释请参阅拙作“美国将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一文）。但是，北欧人自己怎么看呢？请听芬兰女作家阿努・帕塔宁Anu Partanen在她的书《北欧向左，美国向右？》里是怎么说的吧（英文书名是The Nordic Theory of Everything ——In Search of Better Life，意为“北欧理论的方方面面——寻找更好的生活”，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她毫不含糊地说：不，北欧不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让我倍感意外的是，从各方面看，这位作家兼记者都是传统主流见解上的一位不折不扣的左派，美国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左派，却不认同社会主义，坚定支持资本主义，很有意思，对吧？

帕塔宁女士的这部杰作很了不起，值得大力推荐。特别是，它启发我提出了一个此前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的重要思想：必须区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社会保障是共和主义性质的，根本性质完全不同；因此评价也应该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包括美国共和党在内的政治右翼反对恶性膨胀的高税收高福利大政府是正确的，但是，因此而信奉市场万能论和自由放任主义，对于贫富悬殊、大多数人缺乏经济保障等关键问题无所作为，就是一个严重错误，长此以往，西方政治左右失衡、日益左倾，整个社会越来越“后现代”，从而，西方文明逐渐走向衰落，就是无可挽回的。

全书正文共九章，加一个“序章”、一个“尾声”，全都以芬兰和美国作比较。第一章讲她自己从芬兰移民美国后的亲身感受，相当于全书概论；第二章，北欧的基本理念；第三章家庭；第四章教育；第五章医疗；第六章政治；第七章“美国梦”；第八章经济；第九章重新定义“成功”。

下面顺序作介绍和评论（篇幅所限，第三、四、五、八章和尾声省略）。

一 序章

帕塔宁女士以一次全世界顶尖精英的聚会开篇（所选引文有适当删节）：

2010年9月，在一场超过一千位“全球最高级别精英”出席的聚会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问与会者：“现在美国有一场大辩论，辩论的主题是，在21世纪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克林顿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旁边的芬兰女总统哈洛宁身上。“对了”，克林顿继续介绍道，这位女士所领导的国家“常年位于各大全球榜单前五。在教育质量、经济运行、财富分配、机会均等各方面都表现突出”。不久之前，这些赞誉还总是与世界上那些最众所周知的强国联系在一起，而现在克林顿说的这个国家，却是北欧的一个小国芬兰。

就在一个月前，《新闻周刊》杂志发表报道，公布了一项全球性调查的结论。它划定了评估国民福祉的五个方面：教育、健康、生活质量、经济竞争力和政治环境，并且对100个国家进行了横向比较。该刊宣称，在21世纪初，最适合一个人开启新生命的国度是芬兰。美国甚至未进前十，仅位列第11名。

接下来美誉持续眷顾芬兰。根据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芬兰是世界第四大最具竞争力国家，并在次年跃升至第三位。《经合组织》称，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度方面，芬兰排在世界第四位。而在欧盟的《创新记分牌》中，芬兰名列四大创新领导者之一。联合国甚至开始评估那项似乎难以量化的指标——幸福。2012年春天，《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出版，芬兰被列为地球上第二幸福的国家，占据第一和第三名宝座的也是两个北欧国家，丹麦和挪威。

美国长久以来就是闪亮的世界灯塔，象征着自由、独立、个人主义和机遇。北欧地区不仅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糟糕”，不少美国人视北欧为一帮可悲的“社会主义保姆型国家”，用各种福利宠坏了国民，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幸福，反而助长了他们的依赖性、麻木不仁乃至绝望。在北欧国家内部，同样也有很多人搞不明白外面的世界究竟在一惊一乍些什么。当《新闻周刊》称芬兰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时，全芬兰人都认为该杂志犯下了可怕的错误，并将芬兰置于极其尴尬的境地。

然而身为一个北欧移民，我在美国待的时间越长，就越清晰地认识到一些事情。不论芬兰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多数美国人和芬兰人都基本没有意识到，在21世纪初离开芬兰或任何一个北欧国家前往美国定居，就意味着要经历一种非同寻常且无比严酷的时空穿越，意味着回到过去。

“回到过去”意味着回到“前现代”。三十多年前，笔者初读亨廷顿的名著《变动中社会的政治秩序》，他在书中说，美国的制度在所有西方国家当中是最“古老”的，这让我大惑不解：美国不是全球最先进的国家吗？后来去了美国三次，我还是看不出美国“古老”在哪里，美国最古老的历史古迹也不超过三百年。一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尤其是2012年的选举乱象（有美国评论家称这次选举是“第三世界式的”），我才开始明白亨廷顿教授的真知灼见，而帕塔宁女士这本书通篇讲的，就是美国如何如何落后于现代世界。帕塔宁女士的这部杰作极富启发性，本文笔者从中获益良多，促使我不惜花费大量笔墨引用原文，相信本文读者一定能从中受益。“魔鬼隐藏在细节中”，理论需要细节佐证，请各位读者休嫌絮烦。

帕塔宁女士全身心地拥抱现代化，热爱现代文明。但是很可惜，她只字不提后现代——其实以我之见，美国问题的总根源不仅仅是前现代，更是后现代。一言以蔽之曰：共和党病在前现代，民主党病在后现代；它们从两边夹击现代文明。这且按下不表。

二 在自由之地成为美国人

这第二章讲的是帕洛宁女士怎样因为要和一位美国男人结婚而移民美国的故事。她写道：

恐慌很快袭来，它从我的胃部渗漏出来，化为灼热的热浪侵袭我的五脏六腑。我能感觉到焦虑在自己的身体中蔓延开来，任何理性分析都无法阻挡这种生理性的、如波浪般汹涌的恐惧。 

困扰我的首先是一些很小的事，比如了解在餐馆或理发店究竟要留多少小费，其次是稍微大点、也更神奇的事项，一些在其它国家并非常态，而美国人自己似乎也没有意识到的，专属于美国的现象。比方说，当我想要在银行开一个户头时，不论我把它们的小册子读上多少遍，都没法搞明白那些五花八门的费用究竟是什么。我还收到一大堆纷至沓来的信件，都是美国银行抢着要送我信用卡的。信用卡协议的脚注里列明的利息率堪称天价，因此我始终没搞明白，一个人要是真违约的话又怎么可能偿付得起？另外，手机为什么必须从通信运营商那里购买？为什么还必须和它们签订长达两年的合约，不论他们之后提供的服务究竟是好是坏？在芬兰，手机公司极少使消费者受困于诸如此类的捆绑销售之中，一旦它们试图提出如此不合理的条款，芬兰消费者也绝不会默然忍受。  

到纽约以后，我一直期待着能订购几个有线电视频道，在芬兰，这事不仅简单、常规，价格也相当合理，而为了弄清楚在美国装有线电视究竟要花费多少钱，我上网搜了半天，结果被各式各样的套餐和定价搞得眼花缭乱，无奈之下只能选择直接给供应商打电话。然而整场谈话下来，我怀疑自己可能是听不懂英语。

我逐渐意识到，这些都是美国人行为处事的一种方式，它迫使你时刻保持警惕。企业为了规避对消费者最基本权益的合理保护，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你必须学会应对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各类协议，里面充斥着复杂精妙、用小号字体印刷的附加条款。不论你有多少钱或挣多少钱，你总会觉得不够，并为此忧心忡忡。

终于到我第一次进行纳税申报的时候了，一切仍旧是老样子：我登上国税局网站，试图研究清楚自己的税务情况。但很快，我就开始烦躁地拉扯自己的头发。眼前是一页接一页的小号字体，无穷无尽的例外条款和协议漏洞。芬兰的报税工作总是快捷又简便，但来到美国，我整个人都被国税局的指导手册淹没。我害怕自己会犯下某些代价高昂的错误，因此只能缴械投降，请了一名会计师。这是我在家从未做过的事。

每当我在报刊上读到介绍美国高收入、高成就人士的特稿，我的士气就会进一步下滑。他们可以在早上4点起床查看邮件，5点来到健身房，6点抵达办公室，开始一周90小时的高强度工作。美利坚的母亲们似乎也总能创造奇迹，产后数周便回归工作，趁会议和会议之间的缝隙给婴儿吸奶，周末在家办公时一手管孩子，一手握着黑莓手机。我相当确信，自己永远无法以这种强度运作。与之相对，当我读到有关另一类美国人的最新故事时，则会感觉浑身僵硬，动弹不得。有些人可能只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有些则纯粹因为不太走运，或生病，或失业，或离婚，或是在错误的节点怀上了孩子，又或是遭到飓风侵袭。然后，他们发现自己要么付不起医药费，要么房屋被止赎，要么同时打三份工，却仍因收入过低而资不抵债；要么把孩子送去了一个很烂的学校，要么因为付不起日托费用，只能请随便请哪个有空的邻居照看一下自己的小孩……等等。上述事项也可能同时发生。

没过多久，我就不再奇怪为何自己陷于无休止的恐慌感之中了。传送回的信息无比清晰：我已迷失在一片荒野之中。在美国大荒野上，你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我开始自我责备。显然，对于这个激动人心、充满动态的国家来说，我不够坚强，也不够聪明，总而言之不够像个美国人。由于我的信心和自尊受挫，连正常生活都倍感压力，我自然开始质疑自己，连带着也质疑起我所来自的那个芬兰。我甚至觉得，自己以前听到过的那些美国人对于北欧社会的批评是很中肯的。

美国人往往会很快指出，北欧没有诞生史蒂夫・乔布斯，也没有谷歌、波音，没有通用电器或好莱坞。我们的社会缺乏多样性。享誉全球的大学，最伟大优秀的创新，最富裕的一批白手起家者，都不来自北欧。我们或许是善良的，但远非卓越，而卓越就是美国所代表的。我已经开始接受以下观点，那就是我们北欧人确实不够具有竞争力和创造力，也不够自足和强大。离开芬兰才短短几个月，我便从一个成功快乐的职场女性变成了一团乱麻。焦虑不安，谨小慎微，自我怀疑。

然而，当我在美国结识了一些人并对他们产生深入了解之后，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中有不少也深受焦虑困扰，严重程度与我相当乃至更甚。几乎每个人都在竭力应对美国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日常挑战。有些人接受心理治疗，有些人吃药。据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估计，2006年，每五个美国成年人中就有一位患有焦虑障碍。一项人寿保险公司发起的调查研究显示，90%的受访美国女性声称自己在经济上没有安全感，其中46%的人说，她们认真严肃地担心自己最后会流落街头，无家可归。这46%的女性当中，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如果每年挣钱超过10万美元的美国女性都担心自己流落街头，那么我的焦虑不安可能和很多美国人的状态没什么两样，区别仅在于对我而言，这种恐惧是崭新而陌生的，对于他们来说则只不过就是人生的本来面目。

很快我就不再感到那么孤立无援或精神错乱。

又过去了几个月，其间，我竭尽全力学着适应和忍受这种充满动荡感的新生活。我也渐渐发现，身边的美国人显得越发焦躁，越发不快乐。他们也开始频繁地质问，我们的个人生活和整个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美国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中产阶级的收入停滞，上千万美国人没有健康保险，而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医疗支出却可谓天文数字，每个人都倍感压力。很多人也在谈论美国要怎么改善运作失灵的教育系统。较为贫困的家庭想方设法把孩子从差学校转出来，送去具有实验性质的学校，以期受到更好的教育；而较为富裕的家庭为了好学校的一个名额，竞争激烈得前所未有，开销也日益膨胀。为此，家长们在工作中的竞争也异常凶残，因为他们必须要争取高工资，才能应对早就失控了的教育支出——私立小学和中学之后，还有昂贵的大学。美国梦似乎陷入了泥沼。

最后这段引文让我不由得惊叹：这不就是当下最令中国人焦虑的医疗、教育、养老“三座大山”问题吗？最发达的美国竟然和欠发达的中国如此相像？

这些生动的细节，走马观花的旅游者是根本体会不到的。只有和普通美国人一样长期生活在美国，并且深入了解普通美国人的精神状态，同时有北欧国家的生活经历（这一点非常关键），还得具备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善于思考，才可能像这位帕塔宁女士一样，发现美国似乎哪儿哪儿都不太对劲。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我猜想，中国学者立刻就会得出结论：就是因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但帕洛宁女士的深刻之处恰恰在这里，她的解答并没有这么简单。她认为，根本问题在于，美国人高度依赖一系列“前现代”性质的，古老、传统的人际关系——得出这个结论可不容易，至少要懂社会学、人类学、历史，特别是现代化理论。她说：

自现代来临之初，人们便开始哀叹现代生活摧毁了传统社会的支持体系，让个体心中徒留不安与焦虑。从前，几代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分摊杂务和家庭责任。家庭则坐落于紧密团结的村庄中，所有人彼此相识。一个人碰到的很多问题，家庭和邻居都能帮助其一起解决。这时，人的内心会感到安定。

另一方面，现代化给人类生存境况带来巨大改善。在很多方面，美国的确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这种“进步”。确实，现代化最大的益处或许也正是美国最真实的几项基本原则：自由、独立、机遇。长期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把美国视为这些核心的现代化原则的忠实拥趸。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美国之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个伟大乃至卓越的国家，就在于它允许一个人活出自己的生活，不被传统老派社会的缺陷所过度拖累。然而，随着我在美国待的时间越长，去过的地方和接触的人越多，自身也变得越来越像个美国人之后，我反而变得越发困惑。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观察美国的当代生活，我却惊讶地发现，在林林总总的生活细节上，上述那些现代化的核心优势似乎完全缺失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充斥着焦虑和压力，相形之下，那些宏大的理想观念越发显得名不符实。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纽约，也不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美国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是人们觉得自己拥有很高的自由度或贯彻了个人主义，抑或享有取得成功的平等机会，而是恰恰相反。美国人为了参与社会竞争，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互依赖，紧密程度前所未有，就像是被抛回了最传统的人际关系之中。个体接受来自伴侣、父母、孩子、同事、上司的恩惠，与此同时，人情网络也反过来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这一类关系模式对人提出诸多要求，也造成了相应的矛盾，因此似乎最终加深了所有人的压力和焦虑。它甚至也发生在那些人们最真实的生活领域，比如家庭内部。

每当我去美国人的家里做客，常有一种莫名的感觉，那就是孩子们似乎整个占据了他们父母的人生，而这种感受是我在芬兰从未有过的。我碰到一些家长，他们致力于把孩子的一切玩乐时间都转化为高效率、有教益和目标导向的活动。他们认为自己不得不这么做，这种做法与“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紧密相连。每年大学申请季来临时，焦虑的美国家长便被迫投入竞争无比激烈的申请流程，事无巨细地管理孩子的日常生活。孩子一旦被录取，他们又要面临高昂的大学费用。而在收入光谱的较低端，由于家长不懂得该怎么应对申请流程，青少年们正不断丧失去读大学的机会。出身贫寒却脱颖而出、考入好大学的学生本就为数不多，其中还有不少最终因为学校离家太远而退学——他们需要和家庭保持紧密联系。

在美国，我经常听到成年人会说，父母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对此我非常惊讶。成年子女对父母具有如此高度的依赖性，这在北欧国家几乎是闻所未闻的。而美国人一旦成年，有了自己的孩子和责任之后，那种互相依赖的父母子女关系的重心就会瞬间发生180度大逆转。我遇见过中年人被照顾老年父母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案例。这项任务耗时又费钱，他们要负责承担起一系列深入到细枝末节的任务，从协调医疗护理和治疗，到安排各种后勤机动工作，还可能需要支付各类账单和保险费用。与此同时，他们也要忙着兼顾自己的职业发展，养育自己的小孩。在芬兰，这种程度的依赖性同样闻所未闻。我认识的很多芬兰人都会定期探望他们年老体衰的父母，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但如果说要像美国人那样对父母肩负起类似于监护人般的重担，多数情况下是难以想象的。

我一边比较着芬兰朋友和美国朋友的生活，一边意识到，放任孩子们在犯错中慢慢培养起独立性，允许他们自己寻找和追求各种机会，这种育儿法看似更简单，但对于很多美国家庭来说反而是一种奢侈。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无法承担“放养”可能带来的后果。在美国，一个人要想获得稳定的中产阶级地位，似乎关键就看其爸妈是不是积极主动、活力无限的微观管理大师。这种方法培养不出能够独自应对现代生活种种挑战的、拥有自主性的小孩，倒给孩子制造了障碍，使他们对父母产生某种带有前现代性质的依赖性。

问题的根源在于结构性的崩溃，其源头便是公立教育体系失灵，大学费用高涨，等等。同样，成年子女必须照料年老的父母，也是因为美国人几乎无法获得质优价廉的老年护理。

还有另一类人际关系，它在美国和在芬兰的样态也截然不同，那就是两性关系。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强有力的女性榜样始终激励着我。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还是作家，她们都忠于自我，而不是倾尽全力只为找到一个如意郎君，然后讨好取悦他。来纽约后，我周围有很多曼哈顿典型的强势女性，对于身边美国女同事们所展现出的乐观精神和无畏信念，我深感敬佩。然而凡事都有另一面。我逐渐发现，那种对于理想男性的渴求不像我预想的那样夸大其词。美国的现实生活中，“承诺”是重要的，可在美国呆了一阵子后，我意识到在这场追寻承诺之旅中，暗含着我过去从未注意到的潜在条件。在美国，当一个女人想要从男人那里获得承诺时，或不言自明，或直言不讳，她在这个男人身上看重的品质，首要的便是“多金”。

美国国家税务局鼓励已婚夫妇合并其收入作为一个共同体申报纳税，由此获得相关优惠。对于芬兰人来说，此种做法简直匪夷所思。在芬兰，每个人总是独立缴税，婚姻状况与如何纳税没有任何关系。芬兰政府这么规定也是有意为之，因为如此一来，任何一方伴侣都可以轻易查到自己究竟挣了多少钱，纳了多少税，在经济上为家庭做出了多少贡献。而且不论结婚与否，缴税标准都是一样的。如果芬兰政府出台了像美国这样的政策，将会被视为对私人伦理领域的不正当干涉。

就像我在美国观察到的父母子女关系一样，财务上的连接在潜移默化之间使夫妻双方形成了对彼此的依赖，而这种类型的依赖在我眼中仿佛远古遗迹般罕见。这使人不禁发问，在地球上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为什么还会需要如此陈旧的契约？逐渐地，我再次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位质疑美国婚姻是否出了什么问题的人。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女性群体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讨，为什么找到一个值得嫁的男人变得愈发困难？与此同时，在美国的较弱势阶层中，婚姻更是面临全方位的危机。一项受到广泛讨论的研究显示，30岁~40岁的白人高中（以下）学历群体中，一半以上的人都没有结婚。

在所有相关的讨论中，问题的源头乃至潜在的解决方案，似乎都与夫妻或是家庭收入情况紧密相连。一方的收入要么是维持婚姻的粘合剂，要么就截然相反，成为破坏关系的导火索。从北欧人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相当离奇。他们向来把恋爱关系视作两个平等主体之间作为搭档、爱人和朋友互相结合形成的同盟，从来都不是什么财务合约。

我在芬兰不断成长期间，我的父亲一次也没提议说希望我找一个高收入的老公。自从我有记忆以来，我母亲就言传身教，给我树立了明确清晰的榜样。她是一名牙医，拥有属于自己的私人诊所，收入颇丰。和我的芬兰朋友们聚在一起聊天时，我们也从未谈到过对自己未来伴侣的薪资期待。在讨论婚姻问题时，对方的财务情况很少成为考量的因素。人们普遍假设双方都会工作，但也就仅限于此了。

在很多事情上，美国人都依赖其雇主。最明显的事项，例如医疗服务、健康储蓄账户以及养老金的缴费额。因此在雇佣关系中，雇主享有的权力远大于雇员。每当讨论到美国企业的境遇时，经常会有专家指出，给员工提供健康保险，对美国公司、尤其是那些小公司来说负担太重。从雇员们的角度来看，总是从雇主那里取得、或希望能获得各种福利，导致他们不得不高度依赖于其雇主，而这种依赖无疑有些病态，不仅显得过时且具有压迫性，也与“个体应追求自由和机遇”的现代理念格格不入。这种对雇主的依赖影响了我所认识的每一个美国人的生活。

在美国社会中，很多政治辩论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展开，那就是大政府是否会让公民习惯性的依赖国家？这种依赖性是否将最终摧毁家庭和企业？但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关乎政府的规模，而在于政府究竟如何起作用，其目标又是什么？在北欧人的角度来看，美国的问题不是过于现代化，而是压根儿就不够现代化。

帕塔宁高度认同美国作为“闪亮的世界灯塔”所象征的核心价值观：“自由、独立、个人主义和机遇”，而这些价值观都是典型的（“经典的”）现代性价值观。同时，请务必注意：也是所谓“资本主义”的典型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和高度依赖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恰好相反。正因为如此，我断言所谓“资本主义”无非就是指现代文明，只不过，“资本主义”是被左和极左意识形态污名化的现代文明概念。

然而，帕塔宁发现，美国的现实生活却并非如此，方方面面全都依赖于各种私人关系，既不自由，也不独立，与其说是个人主义，不如说是群体主义（“社群主义”）性质的，亦即前现代性质的。她的这个结论很了不起，至少，我这个曾经跟随中国首屈一指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作过助手的社会学家就从来没有认识到。

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税务系统之复杂低效世界闻名，毫无疑问，这是“政府失灵”的明证。原因何在？中国人特别喜爱阴谋论解释，通常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阴谋论“国家学说”，判定是“资本家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总委员会”精心设计的陷阱，用来剥削压迫和蒙蔽劳动人民。帕塔宁显然不是这种低智力左派人士，她的“前现代”解释更科学，更有说服力。

虽然没有明言，帕塔宁触及了美国的市场失灵：美国“企业为了规避对消费者最基本权益的合理保护，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美国的企业充分利用了“信息不对称”，用种种复杂的花招成功地将消费者置于不利地位，而“看不见的手”得以顺利运转是基于许多前提条件的，其中就包括信息完全并且无成本（详见文末评论）。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里描述的美国现实应该是十分熟悉的——不是因为了解美国，而是因为它和中国的现实太相像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如此众多的中国人仇恨、痛骂美国呢？难道是由于“同极相斥”吗？匪夷所思。

三 爱的北欧理念

在这一章（第二章），帕塔宁女士讲述了北欧模式的根本原理，她称之为“爱的北欧理念”（译为“北欧式的爱”似乎更好），其核心词就是一个：“独立”，即自由独立的个人、个体，也就是所谓“个人主义”，就是现代文明意义上的自由即个人自由。北欧的制度与文化全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词在运转，它们恰恰与个人高度依赖政府的“社会主义保姆型政府”、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完全相反，而这就意味着现代性，意味着摆脱前现代的传统束缚。

她是这么说的：

自20世纪起，一直到步入21世纪，北欧社会的首要目标从来都不是要使经济社会主义化（人们经常误认为是这样），而是要将个体从一切形式的依赖性里解放出来，不论是在家庭内部还是在整个公民社会之中。换言之，就是要让穷人不再依赖施舍，让妻子不再依赖丈夫，让成年子女不再依赖父母，让老年父母不再依赖他们的孩子。这一解放最显而易见的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际关系不再受累于外在动机和需求，而能变得彻底的真实和自由，并且完全由爱来驱动。由此产生的人际关系中，会更少怨恨、愧疚和负担。北欧理念其实是关于“生活在现代，拥有自主权的个体如何参与人际关系”的基本哲学。人们摆脱了旧世代种种繁重的经济负担以及日常生活的随机性职责，可以基于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来建立起我们和家人、朋友与爱人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我们也终于能够更加自由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

与此同时，爱的北欧理念也成为指导如何构建社会的基本哲学，它影响了北欧国家方方面面的政策选择，其共同的首要目标，是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获得独立、自由和机遇。北欧国家出台的许多重要决策，不论是在家庭教育方面，还是在医疗服务领域，都源于并直接体现出爱的北欧理念。虽然决策的灵感可能根植于北欧的文化价值之中，但这些政策选择本身无关文化，而仅仅是政策上的选择。然而这一切在美国却广受误解。

在美国人眼里，政府是威胁个人自由最大的敌人。他们这么想也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历史确凿无疑地证实，政府很可能被用来压制、乃至彻底摧毁个人的自由。在好几十年里，美国最大的对手就是苏联，苏联基本控制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无孔不入。因此，当“北欧成就”成为话题时，美国批评家谴责我们是“社会主义保姆型国家”，其实表达了一种很现实的恐惧，即担心公民会成为温顺羔羊，屈服于政府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控制度。每次听到美国人把芬兰称作社会主义国家时，我都觉得自己好像突然被传送回了1950年代，那时苏联就徘徊于我们的家门口。所以，我们很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整个20世纪，我们的国家为了坚守自己的自由独立和自由市场体系，三度抵抗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入侵，损伤极其惨重。20世纪初，芬兰总是被瑞典和俄国轮番统治，直到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芬兰才获得独立。但很快，芬兰又被卷入一场激烈的斗争当中，国内的工人阶级受俄国共产主义事业的感召，向本土的保守资本家发动了抗争。这场内战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异常凶险。最后，维护自由市场的势力获胜，粉碎了社会主义团体的反抗活动。20年后，社会主义苏联再次威胁到芬兰的独立。芬兰人在这两次斗争中都击败了对方，成功维护了芬兰的自由和独立，但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370万芬兰人口中约有9.3万人阵亡。

在我们芬兰人的理解中，“社会主义”的特征如下：政府控制生产，禁止私有制，因此不存在私有的工厂、企业、店铺，也没有自由市场。任何人都不得积累个人财富。政党只有一个，个体权利极少。社会主义距离共产主义仅一步之遥，而在马克思笔下，共产主义社会无需政府，连国家都是不必要的。有人竟认为当代北欧社会实行的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只能说过于荒诞。

事实上，我们芬兰人对这一套刻板印象很快就腻烦了。整个20世纪，因对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牺牲的芬兰人数，差不多等同于美国在与共产主义展开的两次热战（分别在朝鲜和越南）中阵亡的总人数，而芬兰的人口规模大约只有美国的1/60。

过去70年间，北欧国家经历的一切，恰恰体现出，即便美国在宣扬自由方面已做出极其卓越的贡献，我们北欧还是有一些关于自由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实践值得美国参考学习。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在世界各个富裕国家中调研儿童福祉情况，指标包括：幼年贫困、儿童健康和安全、家庭关系、教育以及儿童行为；“儿童行为”又包括饮食状况、是否在青少年时期怀孕和是否有霸凌行为？结果排名靠前的国家主要有荷兰、挪威、冰岛、芬兰和瑞典，很遗憾，在这项调查中美国几乎垫底。《救助儿童会》发起的一项研究显示，北欧国家是世界上对母亲最友好的地区，而美国仅排在第33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北欧人不必在经济或其它方面依赖他人，他们得以摆脱各种人际关系上的枷锁，这使他们更加关心彼此，而非更加漠不关心——这也正是践行爱的北欧理念的结果。

佐证爱的北欧理念、展现北欧社会重视家庭的一项实例是老年护理。在美国，如果你的父母在晚年长期健康状况不佳，你要花上好几年照顾他们，为他们支付各类医疗费用，而在北欧，你可以依靠国家的全民医疗保健系统，它会帮忙应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医学治疗，结果是，你可以从中解放出来，利用与父母相处的所剩不多的宝贵时间，为他们做一些更有益、更有爱的事情，而这些事是护工所无法取代的，例如陪他们散步，与他们聊天，为他们阅读，或仅仅只是陪在他们身边。

如今的美国，一方面是充分拥抱当代自由市场体系的超现代社会，但另一方面却像是一个前现代社会，把自由市场体系导致的种种问题都留给家庭和其他社群组织自行消化解决。从北欧视角来看，美国被困住了。矛盾并不来自“自由派/保守派”或“民主党/共和党”，也绝非“大政府VS.小政府”的老问题，而源自“过去与未来”之间所存在的冲突。美国的政府机构大多臃肿得可笑，也过于侵扰个人生活，不符合现代化的要求。美国政府每碰到一例个案，就出台一项具体的政策，以此对社会进行所谓的微观调控，而针对特殊利益集团却又到处分发量身定制的大礼包。在北欧人看来，这种统治模式显然是过时的。所以，不论美国自己愿不愿意承认，但停留在过去会使它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美国让那些野心勃勃、独具天赋的人得以在一片美妙的机遇之海中乘风破浪，而欠缺相应资质的人则会被远远地甩在后边。我们提到那些“野心勃勃，独具天赋的人士”时，必须要再补充一句，那就是：他们还得足够幸运，可以接触到大量的私人资源，才可能在当今的美国获得机遇。

尽管一些美国人似乎对于北欧国家究竟是否信奉自由市场依旧持有疑虑，但瑞典、芬兰、美国以及其他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本质上都是彻头彻尾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正是这种自由市场世界的生活方式打破了家庭和社区内部过时的传统关系，并逐渐推动性别平等、鼓励个性与独立。

评论家时常会主张，北欧的成功经验对于世界其它地区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因为它们不仅人少，而且文化统一、种族单一。但此言差矣。爱的北欧理念虽然是从特定区域的文化中提炼出来的理念，但以此为灵感出台的社会政策是普适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有国家都会碰到相同的挑战，而北欧经验则可以给予有效的参考。

当今时代，人们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度，而芬兰及其北欧邻国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既能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又能同时确保大多数个体（而不是仅限于精英阶层）可以稳定生活和繁荣发展。世界已步入21世纪，如果一个国家可以设计出一套适应自家国情的爱的北欧理念，它将拥有长期的优势。高质量生活、劳动者健康和满意度、经济活力以及政治自由度和稳定性，这些全都是相互关联的。假如美国确实能从北欧成就中借鉴一些经验，用来重振自身的辉煌，那它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同样，这一章给了我们非常丰富而深刻的启示。

首先，现代国家不是如同中国普遍流行的“制度决定论”所论断的那样，仅仅是有了一个好制度、特别是有了一个好宪法就万事大吉，这种“单因决定论”是错误的。好制度之外，还必须配合好社会和好文化，具体说，是所谓“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而现代性的共和主义“公民美德”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所谓“爱的北欧理念”就是现代性的共和主义公民美德。没有公民美德，“每个人追求私利的最大化”，“他人就是地狱”（萨特），个人主义和独立自由势将变成彻底败坏现代文明的、毒性剧烈的一剂毒药。

其次，诚如帕塔宁所认定的，“爱的北欧理念”是普适性的，换言之，如欲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创建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这是一条普适（普世）规律或普世价值，决不是可以作什么“特色”解释的，因为，“违背规律必受惩罚”。详情请各位参阅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一书，不赘述。

再其次，“瑞典、芬兰、美国以及其他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本质上都是彻头彻尾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正是这种自由市场世界的生活方式打破了家庭和社区内部过时的传统关系，并逐渐推动性别平等、鼓励个性与独立”——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是一回事，因此，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是反现代文明。

第四，什么是“社会主义”，帕塔宁的描述非常真实，非常贴切。按理说我们中国人应该比芬兰人理解得更加透彻——请特别注意，是从社会主义的实践、实际后果，而不是从它冠冕堂皇的教义、宣传和言辞当中去寻求理解，而这是芬兰人之外的其它西方人很难具备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全面系统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亲身经历，相反，他们被左翼的话术，“圣化构想”和“辞令技巧”（见索维尔）遮蔽了心智。然而尽管如此，尽管中国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生活了大半个世纪，绝大多数中国人至今还如井底之蛙，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帕塔宁女士这本书的后面几章（第三章-第八章），分别从育儿、教育、医疗、政治、机会平等、经济等各个领域详尽讲述了“爱的北欧理念”，并与美国进行对比。限于篇幅，第三、四、五、八章略过，下面介绍第六章，北欧的政治。

四  北欧模式不是社会主义

这一章，“第六章，吾有、吾治、吾享——去问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什么”，帕塔宁向读者介绍了北欧的政治。

一看本章标题，想必明眼人将会心一笑：哦，是吾有、吾治、吾享，不是“民有、民治、民享”！什么意思？

大有深意焉。我请本文读者特别留心帕塔宁女士本章的论述，以及本文笔者后面的评论：

在来美国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大政府这一概念。一个从“社会主义欧洲”国家出来的人，本国政府从儿童托管到教育、医疗无所不包，竟然不知道大政府是什么？但这还不是最奇怪的，之前我也从未听说过福利国家。这么一个简单的名词就足以让大多数美国人在惊恐之余退避三舍。所谓福利国家，意味着里面会产生很多“福利女王”，这些人依靠寄生存活于世，以他人的辛勤劳动作为养分，自己却从来懒得做任何事。到美国之后，我才慢慢理解到，美国人讲“福利”一词通常都是指“依靠吃福利为生”。换言之，这就意味着贫困、无业以及拖社会后腿。

2013年，芬兰人口中要靠吃救济过活的人口比例仅为7%。作为参考，同年全美接受某种形式食品券的人口比例是上面这个数字的两倍，高达15%。2012年的总统候选人之一米特・罗姆尼说，全美人口中符合“福利国家”描述的人口比例高得惊人，达到47%。

在芬兰语中，最接近英语“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一词的是“福祉国家”well-bying state（建议翻译为“乐生国家”，中文的“福利”和“福祉”很难区分）。如果要表达“吃福利、拿救济过活”，要用完全不同的词。一个乐生国家（福祉国家）旨在确保其所有公民享有获得福祉的平等机会，它是一个内涵积极的语词，绝非大政府施舍给人民的产物。乐生国家的诞生，是人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取得的成果，是使用人民缴纳的税款建立起的产物。

美国人把政府和公共服务视作与自身分离甚至敌对的事物，而北欧人民却把政府和他所提供的服务看成是他们自己的创造性产物。一个乐生国家本身是从人民中来、又回到人民中去，由人民共享又为其所共治的。尽管芬兰人对于乐生国家的具体运作也常常争论不休，各执己见，但就大方向而言，他们是毫不动摇的。富裕阶层的人们乐于参与这一社会契约也并不是出于无私的利他心，更多还是因为他们希望为自己和自己身边的朋友，同事家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这套制度也对他们有利。

1979~2007年的28年间，全美最富裕的前1%阶层，其税后收入增长了275%，与此同时，中产阶级税后收入的涨幅仅为7%，位于最底层20%人口的收入增长只有18%。

更糟糕的是，美国人甚至还完善了一项有人称之为“隐秘政府”的可疑艺术，指的是，政府不直接给人们发钱，而是通过私人企业或税收条例来执行相关政策，从而使政策的实施变得非常神不知鬼不觉。税收减免，抵扣、免除等措施，都是政府对特定人群提供经济支援的方式，实质上与收到现金福利的效果无异，但很多人却没有感知或意识到这一点，从而错误地认定他们自己没有从政府那儿得到过任何好处。

美国的税务异常复杂，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真正理解其中的盘根错节，并算清每一次政府出台的赋税优惠政策究竟给自己的财务带来了多少实际好处？很多美国人连报个税都要雇专业人士来帮忙处理，可见他们自身与具体税务数字之间的距离有多么遥远。关于交税究竟能换来什么，北欧居民比美国人民了解得更加清楚，这同时也反映出，对于政府究竟为什么存在、以及政府的职责是什么这些问题，北欧人比美国人有着更清晰的认知。在芬兰，当我去公立医院看病时，从不会觉得自己是在白白地从政府那里领福利，相反，通过申报纳税，我已经预先支付了医疗费。我还知道，假如自己得了重病，我有权得到救治，而且无需付出额外的自费部分，因为我缴纳的税款已经成了社会共同资金的一部分，用来为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服务。正是由于公共医保体系具有普遍性，它才显得如此公平，并充满建设性。在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设计和执行北欧政策的人也在追求同一个明确且普适的目标，那就是：为所有的人建立一个乐生社会。我所参与建设的，是一个显然在竭力实现公平的体系，它明确致力于让人们最终都能够凭借自己本身的能力和自治取得成功。

我在芬兰上缴的税款不是用来拱手送给那些躺在福利上过活的懒虫的，而是被用于为我提供那些高质量的服务。这是相当划算的买卖，这个体系的奥妙即在于此。由于北欧国家的每一位居民都和政府达成了这样一笔交易，因此该系统显然可以满足所有人的自利心理，它与美国人假想中的那个可怕的福利国家不同。生活在乐生国家的居民并不需要跪倒在利他主义的圣坛之前，通过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相反，国家支持个体获得真正的个人自由，取得自主权，根据个人能力来实现自我价值。为了发挥出自己与生俱来的潜能，每个人都需要相应的安全保障，例如医疗、教育和危急情况下的救助。这套公共机制使所有人不必依赖于父母、配偶、雇主的经济援助，就能获得最基础的保障。它还使人们在心理上受益：自己所参与建设的社会确实在为所有人创造公平的生活环境，当人们感受到这一点时，自豪感和满足感就会从心底油然而生。

因此，美国人对于所谓“欧洲模式”的批评，以及他们假想出来的那些恐怖场景，就显得很莫名其妙。在北欧人看来，容易导致社会成员对他者产生依赖关系的，恰恰是当下美国这套体系。芬兰政府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补贴某一群特定的人或组织，而是希望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实现基本生活保障的平等。相形之下，目前美国很多通行的、最为人所知的政府福利项目却显得具有高度的针对性、选择性，并且自带一定的侮辱性。比如，美国联邦医疗保险明确面向老年群体，食品券、免费学校午餐和医疗援助计划主要面向穷人（也有越来越多的前中产人士加入了这一队伍），没生孩子的年轻人以及相对富裕阶层几乎得不到任何优惠政策或政府红利，即便偶尔有，他们也注意不到。与此同时，最富有的那一小撮人却成了最大赢家，一切税法条款上的漏洞都是他们避税的法宝。

与美国的批评恰恰相反，北欧路线不仅对大多数居民有益，它对整个经济状况也同样有利。由于北欧拥有可靠的基础公共服务体系，因此高素质劳动者、高科技公司仍然源源不断地从中产生。再加上该地区一贯的低贸易壁垒，市场环境甚至变得比此前更加宽松，有利于企业自由开展贸易，在全球贸易竞争力和自由度的各项排名上，北欧国家始终名列前茅，甚至时常排在美国前面。

美国人往往认为北欧国家都在超支消费，但现实却并非如此。整体而言，北欧政府远比美国政府更擅长平衡收支。到2014年为止，美国累积的债务已经超过了它的GDP，而芬兰仅占GDP的70%，丹麦60%，瑞典50%，挪威才略高于30%；而2013年，《经合组织》成员中，债务与GDP之比的平均值为109%。过去十年间，所有较大的北欧国家都维持了一定的财政盈余，而美国则是《经合组织》成员中财政赤字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北欧虽然实行了许多社会福利项目，但出人意料的是，它们却展现出很不“社会主义”的一面，即社会福利的存在反而增强了劳动者的工作动力。这主要是因为，一个人能够拿到多少福利，与其收入的高低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你平时挣得越多，没工作时能拿的也越多。这不仅适用于生病、失业、育儿期间能取得的收入，退休后的养老金也是同样如此。总的来说，这套系统的基本结构就是基于“多劳多得”的理念，鼓励劳动者在具有工作能力和条件时勤奋努力，这样的话，即便在无法工作时，他们也能维持一个较为舒适的生活状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从失业和衰老时的救助，到确保每个人都能受教育，从而过上体面的生活的北欧社会，要比每一个人必须小心翼翼地储蓄，编织自己的安全网，并在面对灾难时自求多福的社会来得更加高效。在当下这个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和相互竞争的时代尤为如此。

美国人是对的，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并不是建立一个大政府。北欧能够取得成就，其秘诀也不是所谓的“大政府”，而有赖于实施明智的政策。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很能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会那么讨厌和政府打交道：邮政是一场灾难，税法一团混乱，美铁很少准点，道路凹凸不平，至于车管局，则是不折不扣的噩梦。诚如里根那句著名的讥讽所言，英语中最可怕的九个词是：政府派我来提供帮助。

这里有两个重点值得我们中国人深入思考：

1，“芬兰政府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补贴某一群特定的人或组织，而是希望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实现基本生活保障的平等。相形之下，目前美国很多通行的、最为人所知的政府福利项目却显得具有高度的针对性、选择性，并且自带一定的侮辱性”——我猜想，不擅长哲学思辨的中国人不太容易理解“普适性”政策和“特殊性”政策的区别，也就很难理解芬兰政府政策的真谛。其实这就是哈耶克在论述“法律下的自由”“自由秩序”即法治时一再强调的：正义的法律必须是普适（普世）性的，平等适用于每一个人，而不应该是只针对一部分人，否则就不是正义的良法。而这恰恰就是我后面要论述的“共和正义”。美国的福利政策正是在此处失足的。

2，北欧的福利不但是全民普惠性（即“共和正义”性）的，而且是基于“多劳多得”的常识原则，根本不是左派和社会主义者们理想中的“劫富济贫”、区别对待穷人和富人、偏袒性地偏向穷人——所以作者说它“很不社会主义”。她真正说到了要害，极为难得。一位作家和记者，理论认知却远远高于西方的大部分理论家，这真是令我刮目相看。

帕塔宁接着说：

美国政府部门的表现实在堪忧，不仅令美国人自己大失所望，也让我这样一个来自北欧国家的人大跌眼镜。2013年，全世界目击了美国政府的关门，我自然也是其中充满困惑的一员。对很多美国人而言，解决方案再直接不过，那就是让政府越小越好。美国人甚至主张政府制造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既然如此，我们究竟为什么还需要政府的存在呢？

政府究竟为什么应该存在呢？问得好，触及灵魂。接下来，帕塔宁女士回顾了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旧译“穆勒”）、亚当・斯密的思想理论，然后提出了她自己的见解：

斯密理论的缺陷和密尔是类似的。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是在18世纪，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有识之士都发现，那只看不见的手遭遇了重大的技术性难题。为了让自由市场经济能够平稳运作（也只有这样资本家才能继续挣钱），工人应当受到保护，疾病需要有治愈之法，孩子必须接受教育。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不能过于简单地解读斯密的理论，逐渐转向，提出政府可以更多地充当调停者和赞助人的角色，以此确保社会进步。事实证明，对于一个快速变动的现代世界来说，这一修正后的理念远比最初的理论能够更好地应对错综复杂的情况，和层出不穷的挑战。步入现代之后，一些国家开始采取更加精细化的治理手段。英国作为密尔和斯密两人的祖国，恰好是最先转向的国家之一。美国也开始朝着类似的方向前进。弗兰克林・罗斯福实施新政，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规定了最高工作时长和最低工资，为公共基建项目投入资金，并设立食品援助等项目来帮助失业者。

然而，步入20世纪后，一些西方政府走上错误的道路，选择了大力扩权。在德国，第三帝国和希特勒抬头，即便是美国，一定程度上还包括英国，也显示出失控的迹象，政府不断扩张着自己的权力范围。虽然有部分计划确实取得了成功，但也有很多项目过于杂乱无章，运转不灵，并且对太多特定的团体、太多的生活领域，以及太多不同的行当进行了过度监管。同时，这一切调控却未并未促进机会平等。

简而言之，政府一大，就会过度地自我扩张，因此当里根和撒切尔在1980年代登场，向民众保证将尽其所能缩减政府规模时，他们显然正中其选民之下怀。很多美国人开始相信，连中间道路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政府要搞公共服务，只可能大，不可能明智。不管政府走什么样的路线，它都被视作人民的敌人。最近的一次调查问卷显示，有1/3的美国人甚至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人民必须依靠武装起义，才能保护自己的自由不受政府侵犯。

说到税收，在芬兰时，我的报税表只有一页，而且已经预先填写上了我的收入和应交税款。欠税或退税金额也都被计算在内。我要做的很简单，只需检查一下所有款项是否有误，发现问题时进行修订即可。所有人的税都是单独计算的，与是否结婚没有关系。在来美国之前，我听说向来都是欧洲的税要比美国高出多少多少，等我自己交税后才发现，我在纽约生活和工作所要缴纳的税款比我在芬兰交的多，但换来的好处却反而少得多。

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美国税制中的缴税倒挂现象引起了公众注意。米特・罗姆尼夫妇在2010年的总收入约为2170万美元，但他们支付联邦税时税率仅为14%。奥巴马夫妇年收入共170万美元，却在按26%的税率缴税。美国人常常想当然的以为北欧人会把收入所得的大头都作为税交出去，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想象。确实，在1980年代，瑞典最高一档的边际税率差不多达到了70%的收入所得，但自那以后，政府大幅下调了相关税率，更何况，如此高的税率针对的只是超出某个极高限度后的增量收入。《经合组织》比较了34个发达国家的平均税率，选取的纳税人群为无子女的单身人士，显示出在2014年，丹麦的平均税率为38.4%，排在比利时和德国之后，位列第三高；芬兰为30.7%，位列第九。而瑞典的税率仅为24.4%，低于《经合组织》成员的平均值，甚至也低于美国的24.8%。鉴于北欧居民纳税后可以取得的社会福利如此之多，看到这一结果反而使人难以置信。

需要再次强调，不看投资回报而只谈税率的，基本都是无效对话。北欧居民交的税可以为自己换来极其高质量且可靠的公共服务，包括：全民统一公共医疗、平价日托、全民免费公立教育、丰厚的病假工资、一年左右的带薪育儿假、养老金等等。而上述服务放到美国，动辄就能消耗掉美国人五位数乃至六位数的税后收入。结果是，对于两国的中产阶级而言，在美国能获得的可支配收入说不定和在北欧国家不相上下，甚至算下来在北欧生活可能还会更划算。

美国税法对富人有利，这一点相当有悖常理。这里的问题不是说人们不该有钱，一个人当然有权利成为富人。问题在于，税收是用来维护和满足社会中所有人的基本需求的。富人在社会中一般拥有远比普通人更多的安全感，但他们所缴的税占他们收入的比例却反而远低于普通人。在北欧国家，有钱人缴税比例理应更高，这完全是不用脑子也能想清楚和决定的事。多数美国人似乎也认同北欧的征税，在不少调查研究中，都有很多美国人表示，政府应该提高对富人的税率，然而现实中政府不仅没有这样做，甚至还倒行逆施。2012年，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肯特・康拉德说，事实上，在1985年全美最有钱的400名纳税人的实际税率近30%，而等到了2008年，这一数字已降至18.1%。这一反常的情势愈演愈烈，甚至很多富有的美国人自己都认可康拉德的话，并且试图主动缴纳更多的税款。沃伦・巴菲特、小说家斯蒂芬・金等名人都曾撰写文章，建议政府应对他们这样的富人提高征税比例。奥巴马总统也注意到，他自己和巴菲特的所得税率甚至都低于他们手下的秘书。

一个国家即使对富人和特定消费品征收高税率，也仍旧可以维持其竞争力、经济富裕和国民福祉，北欧国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美国的政治辩论中时常会听到有政客提出，高税率、尤其是针对有钱人的高税率会打击人们的创业精神、创新动力，并阻碍企业的发展。而北欧是一个充满活力且富裕的社会，此事实本身就给上述观点提供了反证。激励人们奋进的往往不是什么绝对富裕，而是和周围人相比自己是不是更富裕，此外还有其它各种因素，如社会地位、成就感、生活质量，都会对人产生相应的影响。美国人所要做的，只是选择更明智的政策罢了。

如果要用一句话简单概括美国和北欧的区别，或许可以这样说：美国有一套不公正的税制和一个庞大的政府。而北欧则有一套公正的税制和一个明智的政府。还可以换一种说法：美国被困在过去，而北欧已活在未来。

经历了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北欧国家开始对政府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其变得更加精简高效并且收支平衡。北欧各国确实采取了削减公共开支、降低税收等措施，但也没忘记投资自己的人民。它们增加了公共服务的种类，还创建了新的制度来扶持企业的发展。具体而言，这套体系允许雇佣方轻易地解雇劳动者，与此同时，它也向被解雇的劳动者承诺提供可观的失业津贴，最长可达两年，并且会协助劳动者寻找新的工作。《经合组织》做过调查研究，发现在医疗、退休金、失业津贴、儿童托管、针对幼儿家庭的个税扣除等社会服务领域中，美国的开销与其GDP的占比和瑞典不分上下，芬兰、丹麦、挪威的数据甚至还低于美国。这反映出，北欧国家在提供必要社会服务方面比美国具有更高的市场效率。

总的来说，北欧能够取得成就的背后并没有什么复杂的秘诀，北欧社会只不过是认真对待政府的职责罢了。政府会犯错，也会有各种问题，但是它们坚持在试错中不断调整，不停完善，并竭力保持收支平衡。它们证明了政府也可以像私营领域一样有效地安排和提供社会服务。作为政府这件事本身并不会必然的降低市场效率。美国所需要的并不是更大的政府，而是更明智的政府，更适应21世纪的政府。这要求政府更加精简透明，尽力提供最好的公共基础服务，对市场进行合理监管，同时放弃所有过度的定向干预（美国政府的名声就是因此而败坏的），让市场得以自由发展。尽管美国人对政府普遍失望，但上述目标完全有实现的可能。现实中，美国各地都有人不断为政府改良建言献策并付诸实际行动。

这里说到了五件事：

1，事实真相：当前，美国的税率和北欧国家差不多高，但提供给国民的福利却差得很远——不但效率低，而且极不公正；

2，现实评价：北欧的高税率并没有降低效率和竞争力。北欧模式“证明了政府也可以像私营领域一样有效地安排和提供社会服务。作为政府这件事本身并不会必然的降低市场效率。美国所需要的并不是更大的政府，而是更明智的政府，更适应21世纪的政府”；

3，历史演进：“步入20世纪后，一些西方政府走上错误的道路，选择了大力扩权。在德国，第三帝国和希特勒抬头，即便是美国，一定程度上还包括英国，也显示出失控的迹象，政府不断扩张着自己的权力范围。”——请问在20世纪的西方，究竟是哪一党派的政府在这么干？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首先是纳粹德国的右翼极权主义政府，随后英美政府也不得不扩权，以适应战时状态，而二战后毫无例外，全都是左翼政府在大力扩权，右翼政府则相反（至少理想上是如此）。对此，帕塔宁女士语焉不详。她还说到，“经历了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北欧国家开始对政府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请问是什么样的改革？帕塔宁再一次语焉不详，其实无一例外，全都是“资本主义”性质、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今天的“北欧模式”是经过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暴露出原有确实带有相当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政策的弊端，从而大刀阔斧进行“向右转”的改革之后，才变成如今怎样的。可见，中文书名《北欧向左，美国向右？》后面那个问号绝不能少。

4，理论分析：作者认为，亚当・斯密和米尔的时代远去了，当今时代已经不可能照搬他们的主张。恕我直言：这第四部分是作者的短板，请容我在本文文末做一些补充。

5，什么是社会主义：帕塔宁罗列出了社会主义的几项特征，但社会民主主义者会反驳说，那只是苏联等共产党国家的不民主、反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他们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两者有本质区别。这种说辞站不住脚。社会主义是一个大家族，具有共同的家族血缘、家族类似，而不同的社会主义派别只是同一家族中不同个体之间的个体差异罢了，和亲兄弟姊妹之间的差别别无二致。就“终极”目标而言，两者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而目前的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还具有民主与人道主义的面貌，是因为他们在法治宪政切实保障着个人自由和平等人权的西方国家还没能掌握绝对权力——也就是说，他们还没能实现“完全彻底的真民主”，因此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有所妥协让步而已。

帕塔宁没有说到（也许是因为她认为不言自明），北欧政府之所以能够如此真实有效地“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是说不上了——人世间没有哪怕一个政府是完全没有私利，可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句大话要么是一厢情愿，要么是弥天大谎，“口惠而实不至”），除了“爱的北欧理念”，还必须有法治和宪政切实有效地监督约束政府的权力，以切实有效地保障个人自由和平等人权。

再一次强调：为人民服务是为每一个人服务，不是只为“劳动人民”服务同时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在一个专制极权国家，实际上无论是什么样的“为人民服务”，哪怕是只为劳动人民服务，你也想都不必想，事实真相与宣传口号完全相反，政权首先、主要是为特权阶级服务，为权贵服务。

请原谅我大篇幅地引述帕塔宁女士的原文，因为它实在精彩，特别有启发性——不仅仅是对于美国人，更是对于我们中国人。

六 美国梦：机会平等

平等是政治现代化要顺序实现的三大核心价值（秩序、自由、平等）之一，然而和一切政治概念一样，平等的内涵众说纷纭，极左和极右两派人的见解甚至截然相反。笔者个人认为，符合“共和正义”原则的平等只有人权平等和机会平等，超越这两种平等的其它平等都是不正义的（博爱与慈悲也不属于正义范畴，也并非正义，但在我个人的价值排序上，博爱高于正义）。美国梦的核心是机会平等，那就让我们看看帕塔宁女士对此是怎么说的：

长久以来，美国都以机遇之地而闻名，每个人都有机会在此改善他的境遇。这不就是所谓的美国梦吗？人们自食其力取得成功，从一无所有到应有尽有，那些更勤奋工作的人理应获得更大的回报。只要每个人都有较为平等的机会取得成功，那么一部分人比其他人都富有很多又有什么关系呢？问题在于，提到机会均等，美国人已经往另一个方向越走越远。

对机会进行量化的最好方式，是测量社会中的向上流动性。近年来，一项接着一项的调查报告显示，社会的向上流动在美国正不断降低，而在其他地方却逐年上升，这一上升趋势在北欧地区尤为显著。一位芬兰经济学家和他的同事一起研究了一个人出生在一个低收入家庭，其成功的可能性比其他人低多少？他们发现，在美国，收入光谱最低端的人群中，有40%的人未能脱离该阶层，而在北欧国家，这一数字为25%。美国梦为何会变得支离破碎？社会上有很多说法，但罪魁祸首当属美国在收入、医疗、教育和社会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原因也很清晰明了：因为美国政府并没有像北欧国家一样，致力实施贯彻基础领域的公共政策，确保社会中每个人可以享受更加平等的竞争机会。平价医疗、日托、免费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都能帮助促进机会平等。但是在美国，近几十年来，上述服务不仅严重缩水，其质量也每况愈下，接受一个好教育变得日益困难和昂贵，中低收入家庭一路要闯的难关不断增多，而富裕阶层却能给自家孩子买到一切他们所需：书籍、兴趣爱好、家教、私立学校、医生，还有社会关系。在美国，我一次又一次惊叹于一个人究竟能在多少方面取得多少成就，结果发现，其父母也是各自领域的杰出人士，有足够的家底予以支持。父母在社会上取得成就，然后将自身得以成功的内驱力传递给自己的孩子，这一点完全无可厚非，但是，社会上有一小部分家庭占据着远比其他人多得多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因此可以在孩子成长的每一步都提供许多额外的实际优势，那就截然不同了。每个孩子都具备各自的资质和禀赋，他们遍布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但是太多孩子、尤其是那些没有出生于富贵之家的孩子，他们的潜能没有被挖掘，也没有得到培育的机会。他们的天资被白白浪费了。北欧只是相信，无论一个孩子的出身是贫寒或富有，任何孩子的潜能都不能被浪费。一个国家承担不起这样的损失。

要让美国梦再现辉煌，办法不是没有，也并不复杂。经合组织提出了三步走的方案应对当代的经济变化，帮助被扰乱的劳动力市场恢复秩序：第一，培育劳动力，给大众提供更普及和平价的教育、医疗、日托。第二，创造出更加优质、薪酬更高的工作岗位，尤其关注提高较低收入阶层的工资收入。第三，调整税制，使它能够有效地缩减贫富差距，促进机会平等。

美国人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做出改变。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很多美国受访者认为，目前全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它的紧迫性甚至超过了宗教冲突和种族仇恨、环境污染及其它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兹注意到，瑞典、芬兰和挪威三国的人均收入增速与美国持平乃至更快，但其收入增长的分布都远比美国更为公平。

在北欧国家，政府的作用像是一个裁判，它们确保竞争公平，让每个人都遵守比赛规则。当比赛进行时，政府并不会插手，而是站在一边让竞争者自己一决胜负。假如这个裁判叫停比赛，然后把胜者得到的分数拿走，送给落败的那方（在一些美国人眼里，北欧国家似乎就是这样运作的），当然就没人会愿意参加这场比赛；正因为情况并非如此，北欧人民才会拥护这套体系，因为它的存在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或许是因为爱的北欧理念其实也植根于北欧国家的治国理念之中，所以推动北欧政府采取了相应的社会政策并且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就，但这些政策本身绝非专属于北欧。事实上，对于税负、收入不均以及社会机会等问题，不少美国人的看法也折射出爱的北欧理念，二者的核心价值相同。如今在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人正在努力推动政策上的变化，以便能够更好地应对21世纪的种种挑战。

美国仍旧受全球各地人民的瞩目和敬仰。美国人的生活享有高度的个人自由、充沛的物质财富，他们在诸多事项上都拥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可以说是很多人梦想中的生活。每年也确实有很多人仍想移民美国，因为它承诺给自己的人民提供更公平的机会和更美好的生活。美国不该丧失掉这些美好且重要的特质，相反，它可以、也应该尽力去维护它们。是因为美国偏离了它最初给自己制定的理想目标，才导致如今美国人反而不像其它富裕国家的人民那样，能够在人生道路上获得足够多的机遇。所谓“机遇之地”已名不副实，人们需要把机遇重新注入其中，让它重获生机。

在这一章里，我清楚看出了罗尔斯和马斯洛两位大师对作者的影响。“只要每个人都有较为平等的机会取得成功，那么一部分人比其他人都富有很多又有什么关系呢？”——“富有很多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显然不是社会主义“均贫富”“结果平等”的价值观。据我看，帕塔宁女士和老派的美国民主党人（民主党建制派）一样，属于自由主义左翼，即偏左一点的自由主义，接受左翼的一部分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政策主张的自由主义；总体而言，它依然属于右翼。这大体上也是罗尔斯的立场（部分地），只不过，罗尔斯的“正义三原则”中的“差异原则”留有很大漏洞，很容易被左派和社会主义者歪曲利用（参阅诺奇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所以，本文作者主张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结盟，以阻遏自由主义滑向社会主义、致使社会主义占据绝对优势的时代大趋势（即“左祸”）。但这且不谈，因为这个大趋势是社会主义与民粹民主联手促成的，而“民粹民主”需要很大篇幅才能阐述清楚。

不管怎样，大量事实证明，美国式悬殊的贫富差距＋民主党设计不当的福利政策不但不可能保持机会平等的“美国梦”，反而使机会平等越来越走向反面。这不是简单化的“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二选一的意识形态争端问题，正如帕塔宁女士所说，是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是否适度，是国家治理的实操性的具体技术和艺术问题。换言之，不是两个意识形态极端选哪一个的问题，是应该走共和主义的“中庸之道”的问题，是非意识形态化问题（详见后文）。

七 何为“成功”？

当下的中国，兜售成功学是一桩大买卖，相当赚钱。所谓“成功人士”在中国备受尊崇。而正如帕塔宁女士所说：

美国人最珍爱的信条之一、美国很伟大的一点，就在于它允许、甚至可以说是期待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特别就意味着与众不同，超群卓越，敢于自己界定并追求人生的幸福与成就。很多北欧居民眼热美国人，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独特性也能像在美国那样被挖掘，被歌颂。在北欧，虽然人们高度重视个人的自主性，但没有人被视作特别，也没有人应该是特别的。

对于美国人的优势和北欧人的劣势，我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知。北欧社会惯于贬低个人的独特才能，以及每个人对于幸福和成就的独特追求。这不仅显得狭隘，还让人感到丧气。对于独特性的轻视可以说深入斯堪迪纳维亚人的骨髓，而且早已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是北欧特质的某种阴暗面，还时常会走向极端。在深受北欧传统浸淫的人看来，一个人若想要游离于人群之外，或仅仅是展现出自信的一面，都会显得无比自负和自恋。很多事业有成的北欧人声称，他们时常感受到来自其他同胞的嫉妒，后者也会因此贬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目睹成功人士遇到挫败时，芬兰人有时会难以遏制自己的幸灾乐祸，这样子实在不怎么好看。我喜欢美国人以及他们的那种生活态度。他们是我见过的最乐于助人、精力充沛和富有关怀的人群。美国人总是竭尽全力地鼓舞他人，总是能找到办法将想法化为现实。对此我钦佩有加。

在这两种不同的态度背后有什么更深层的讯息呢？估计美国人总体上还是觉得每个人的命运主要由自己塑造，人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至于出身对一个人成功或失败有多大影响，甚至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影响，在美国仍辩论不休，而北欧人早就达成了共识。假如投胎的运气不好，出生于贫困之家，或者家周围没有好学校，那么一个人的人生会受限，其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无论其本人付出多大努力。反之亦然。

如果你认同这一想法，那么一个人的成功就不只是基于个人努力，还归功于其它因素。当某人确实有所成就时，这个人自然有权为自己感到骄傲，我只是说，其他人没有必要过于惊叹其所取得的成就。人们也不必为他人的成功而感到自卑，因为一个人的成功需要其他人的助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不乏运气的加成。当然，有所成就后，他们完全有权公开地表达自豪之情——尤其当社会为所有人都创造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时。毕竟只有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下，人们面对自身的成就时，才会感受到发自内心的愉悦。他们可以说，自己所得完全基于自身努力，而不是依靠父母的财富或者关系。北欧构建起了一个很出色的社会结构，很好地保障着人们的独立和福祉，但在包容多样性和独特性方面，北欧文化还有可以改善的空间。

在美国，做一个普通人就意味着不够好。父母不断告诉自己的孩子，他们有多特别。毫无疑问，父母这样说是出于爱意，但对于孩子来说，这种期待反而可能成为压力和困扰的来源，因为要实现所有这些期待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如果父母让孩子以为他们自己是无所不能的，那么当孩子的实际发展情况没能满足他们这种自我印象时，他们尤其容易紧张气馁。成年以后，所有生活在美国的人都感到自己必须不断突破自我局限，走出舒适区，挑战极限，达成目标、更多目标，目标永无止境。这种社会环境加速了经济发展，某种程度上还改善了全球人民的生活。与之相对的是，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感到心满意足，则往往会被视为胸无大志，甚至生性懒惰。

美国人将工作视为生命能量和满足感的来源，这种心情我也能够领会。但如今美国人追求成功的这种方式还是产生了很多问题。他们不仅削弱了美国人的幸福感，还在摧残着人民的健康乃至危及他们的生命本身。很多人或许还不知道，爱的北欧理念也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在一场全国性的调查中，美国人被要求列出成功人生的要素，他们的回答中，排在前面的分别是：身体健康，婚姻或配偶关系良，懂得合理开支，工作和个人生活中达到良性的平衡，以及拥有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这项清单上总共列出了22项指标，赚大钱排得相当靠后，仅位于第20位。

另一项研究调查了父母最想传给子女的品质。其中包括：真诚坦率，为人可靠，亲近家庭和教养良好。他们也希望孩子勤勉工作，经济独立。至于是否要变得有权有势、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则基本不在父母的期许范围之内。那么，年轻人自己又怎么想呢？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发起了一项全国性调查，询问美国年轻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出乎意料，将近80%的青年给出的回答与其父母的期许截然不同。父母想要传递给下一代的多为无私的品质，但年轻人的首选却是取得了不起的个人成就，或收获幸福。至于那些显得不那么自私自利的目标，例如公平公正，关爱他人，在年轻人的选择里排得很靠后。即便父母一代宣称他们最想要教会孩子的是这些东西，大多数年轻人还是表达了对自己父母的看法与其父母的自我评价似乎背道而驰，他们相信自己爸妈最看重的其实也是那些自私性目标。究竟原因何在呢？

有两种可能性。要么美国成年人在说谎，他们嘴里说着爱和同理心至上，实际上最看重的却是财富和权力。要么他们没有说谎，只是现实生活中有些事迫使他们难以做到言行一致。无论是哪种情况，总之，美国成年人的所做与所说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以至于他们的孩子所接受到的价值观，其实都是他们内心并不希望传达给下一代的错误讯息。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什么致使年轻一代在成长过程中觉得只有自私而不懈地追求卓越，追求独特和追求成就才是最重要的，而不管美国父母说自己想给孩子提供什么？如今美国的客观现实是残酷的。很多时候，一个人只有成为一位独特的通才，样样杰出，才可能确保自己的人生道路能走得较为顺遂，至于其核心品质如何则无关紧要。虽然就日常的行为举止和内心最深沉的渴望而言，个体美国人可能位列全世界最慷慨大方的人群之首，但他们身处的社会并不为其提供基础保障，确保他们有机会过上一个普通中产的舒适生活，因此他们只能受困其中苦苦挣扎，焦虑充斥着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必须竭尽一切变得独特，不然就毫无成功的希望。生活的压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感到只有违背自己内心的价值观，才有可能生存下去。这种情形在发达国家里少有，在美国却尤为突出。

在美国，如果你想要去做那些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事，例如陪伴家人，给孩子提供良好教育，确保家人的身体健康，等等，你确实需要有很大一笔钱。但这就像是《第22条军规》：你在职场上发展顺利，能挣很多钱。那你通常没时间休息；如果你的工作强度不大，那你大概率就挣不到很多的钱，而这就会让你陷入持续的焦虑状态，最后很可能你会觉得必须再另做一份兼职工作。

美国人需要重新界定“成功”。人们应该追求一种更加健全的成功理念，其中包括：对我们自身的健康予以更多关注，注重培养智慧和好奇心，并要懂得感恩与回报，而不仅仅是埋头苦干。让美国人不必再苦苦挣扎着成为样样都行的能人，需要做的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给他们提供平价的高质量医疗、日托和教育，提高他们的工资收入，赋予他们带薪休假的权利。

美国在保障民主、机会和自由方面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领袖。19世纪早期，当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从法国抵达美国时，他为这个年轻国度所展现出的进步与成就深深折服。那时，欧洲大陆仍由国王、沙皇与拥有土地的士绅阶层所把持，而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为全世界做了一个好的榜样，最终其它国家都将随之走向民主的道路，所有人都生而自由和平等，所有人都自食其力，自力更生。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美国教育他的人民，大多数人都有取得财富的机会。它是全球领先的民主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通人的生活也彰显出美国制度的优越性。美国人是全世界活得最自由和富裕的一群人。然而，为什么美国的优越性不再体现于普通人的生活中了？21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与科技变革确实带来了很多新问题，但所有发达国家都同样在应对这些问题。然而，在不少发达国家里，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在很多方面已经赶上乃至超越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只能说，在某一时刻，美国人忘记了，仅仅在口头上谈论机会平等、民主和自由是不够的，人们必须采取具体的行动来保护和支持它们，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人都忽略了这一点。这一疏忽产生的后果极为深远。美国人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感到自责、沮丧和焦虑，但很多时候其实并非因为他们自己做错了什么。当下的美国社会将自己的人民置于一场高压的噩梦之中，其间充斥着无数随时可能涌来的任务，很容易让人精疲力尽。但生活明明有其它的可能性。北欧地区难道不是有一套现成可行的制度，已经被证明能够很好地服务于该地区总计约2600万的人口吗？

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基石之一，但如果一个社会不保障个人最基本的独立性和安全感，那它将导致愤懑、焦虑和混乱。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似乎倒退回了狂野的西部时期，而北欧国家则顺应常识和理性，将个人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带着它走向未来。

当然，北欧的制度绝不是完美的，自身也有很多问题，但无论如何，人们获得了足够高的独立性，可以全情塑造自己的人生，热爱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没有经济负担所带来的枷锁，也无需被焦虑折磨得精神衰弱。北欧社会所取得的上述一切成就都不应被小觑，而这些成就也不仅仅只在独特的北欧环境和文化之下才有可能实现。毫无疑问，北欧能实现这一切，很可能受爱的北欧理念所启发，但这些成就本身不是文化的成果，而是政策缔造的。所有国家都可以选择制定明智的政策，美国更是如此。

当前中国的某些方面越来越像美国：中国人的“成功”概念和美国高度一致，中国的社会福利比美国更加“前现代”，中国的贫富悬殊比美国更严重，也因此中国人的竞争激烈、终日忙碌、焦燥忧虑、严重缺乏安全感……等等远甚于美国。某些欧洲人讥笑当今中国为“中美国”，此说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事情的另外一面——更关键、更要害的一面是，尽管比起北欧国家，美国在某些方面确实可以算是“前现代”，但总体而言美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高度先进的发达国家，而中国完全不同，充其量仅仅在人均收入上刚刚超过中等收入水平，其它方面不但完全是一个欠发达的前现代发展中国家。更糟糕的是，中国还面临着从失败的苏联式现代化道路走出来的艰难转型——如我所说，中国面临着“双重转型”：除了“补上没有的”即补上现代化，还得“去掉多余的”即去掉斯大林模式。我们面临的问题决不仅仅是靠具体实操性的、选择适当政策（“术”）就能解决的，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明道”，是了解现代文明的根本原理，以便达成各界精英关于“中国往何处去”的目标及路径的共识。但是，这不等于说，北欧的经验对中国不适用、没意义。恰恰相反。

至于“什么叫成功”，那也是一篇大文章，请见文末的评论。

再次请求读者们原谅我大篇幅引用原文，似乎多得有点出格。其实我引用的部分只是原著的几十分之一而已。

好吧，我就到此为止了，还请各位读者自行阅读原著。我的介绍只不过是“挂一漏万”。其实，化繁为简，提炼概括出这些引述并不容易——谁若不信，就请他自己试试看。

下面是我的评论。

八 评论

先简要谈谈我的读后感。

1，读帕塔宁女士这本书，居然能令我心潮澎湃，甚至眼眶湿润。近年来，看到眼前西方世界的种种乱象和衰落，不禁令我悲从中来。尽管强自振作，悲观阴郁的心情还是难以遏止。帕塔宁这本书却让我为之一振，意识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并没有被破坏殆尽，“西降”是暂时的，并非必然。进而，我更坚定了一贯的人道主义信念：人类是一个了不起的物种，它无愧于“宇宙之光”的美誉！当然了，这是有条件、有前提的，前提是：必须齐聚全世界尽可能多（对不起了，再多也多不到哪儿去）的仁人志士，共同为全人类的光明未来努力奋斗。而这正是我在做的。

2，孔子说他“四十而不惑”，这几个字表面读来很简单，其实颇难解——不管活多久，人怎么可能没有疑惑？得了吧，别瞎吹了。但孔圣人绝不简单。我对这几个字的解读是，青少年时期，读一本书信一本书，再读一本书，又信意见大不相同的这本书。也就是说，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和决断，没有价值观，不会区分是非善恶美丑。一如孟子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唯义尔。君子存之，小人失之”（人和禽兽之间的区别是很小的，人能区分正义与非正义、能区分是非善恶美丑，而禽兽不能。这个“义”，君子保存着，小人丢失了）。所以，“四十而不惑”的意思是，等到一个人成熟了，成为了成年人，他就不再是（不应该是）人云亦云，随大流，读一本书信一本书。

笔者一直到远超四十岁，也就是最近几年，才算是自认为“不惑”了。而帕塔宁的杰作于我而言的最大价值，是让我对“北欧模式”有了与之前非常不一样的见解，让我又有了“恍然大悟”的感受，也就是说，它解除了我的一大困惑，让我“不惑”了。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的书非常罕见，所以，我很愿意花大篇幅予以介绍和评论，并且热忱希望普天之下的志士仁人全都认真仔细地阅读此书——说是这么说，其实，在这个碎片化网络阅读的时代，我并不奢望有多少读者会去认真读书，这也是我宁愿花时间大量引用原文的原因所在。

顺便说说：恕我冒昧直言，在试用过chat-GPT之后,感觉这家伙活脱脱就是一个小人，一只禽兽（开玩笑的，请勿当真），或者说，一个还“惑”着的青少年。它只是把它能搜罗来的一切网上信息整理归纳一番，然后罗列出来，“既是这样，也是那样”，“有人说是这样，有人说是那样”，完全没有价值观，没有自己的判断力。“人工智能”既无智也不能——它就是一堆整理过的大数据而已。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更糟糕的是，学术界一大堆所谓“思想理论”，什么实证主义、国际关系学说的现实主义、多元文化平等主义、“价值中立的自由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等等，全都是公然主张这一套“小人”逻辑的。思想混乱必定行为乖张，行为乖张导致社会失序崩坏，有什么奇怪？

我并不是说，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对的。前现代的传统社会都有一整套牢不可破、不容置疑的宗教或文化教义、道德规约，谁也不敢提出丝毫异议，否则就会死无葬身之地。而与之对照，每个人享有充分自由的现代文明一定是多元的，允许、甚至鼓励不同意见、欢迎批评的。但是，请务必注意：这个“多元”决不是“我的标准我自己定”“我只信我自己”，决不是每件事都由每个人自己说了算。正相反，现代文明的多元性是建立在一些基本共识——关于制度、道德、价值观、文明文化、政治经济社会是否正义良善……等等的基本共识、核心共识之上的，而所谓的“多元”是在此共识基础上、受其约束的多元，决不是、也不可能是事事处处全都多元，任由每个人自己说了算。就此而言，罗尔斯的论述可以说是最系统、最有说服力的，请参阅。换言之，现代文明中的“自由”是“自由秩序”（哈耶克），是法律和道德约束下的、“将他人或政府施加于个人的强制尽可能缩减到最小限度”的个人自由、个体自由，决非法国式、萨特“他人即地狱”式，放纵不法、不受任何约束的极端自由、绝对自由。英国传统的保守主义认为，自由是现代文明价值观的根基所在，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自由必须服从更高的价值，如果没有某种机制、文化、历史传统或社会安排来限定、规范个人的自由选择，自由就是自我毁灭。只有听凭个人选择的个人自由，没有指引个人作出正确选择的道德伦理、价值观、人生观、真伪善恶美丑标准，自由就是诱人堕落的毒药。

3，最重要的是，帕塔宁这本书让我更坚定了对共和主义“现实最优混合制度”的信念。中国古人早就区分了“道”和“术”：道是“大道理”，是第一原理、基本原则、宇宙大法，是“规律”，也就是前述“基本共识”；“术”是“小智术”，是政府政策、操作细节、可行性方案。在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虽然各色各样的前现代与后现代等反现代文明的思潮层出不穷，但“道”实际上已经定了，不太容易从根本上动摇，这个“道”，我认为就是共和主义。现代文明国家的大部分问题都属于“术”，属于技术性具体操作层面，然而不幸，西方文明有着根深蒂固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基因，致使这些具体问题经常被某些政治派别人为扩大、升级、扭曲成了“主义”即意识形态之争。主义之争是无解的，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只会制造对立、煽动仇恨、撕裂社会。总之，我的看法是，西方文明应该“去意识形态”，在共和主义的共识基础上就事论事，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动辄扯到“主义”上面去。当然，“共和主义”不是帕塔宁的表述，身为作家和记者，她的政治学知识是不够深入的，但我深信，把她的立场理论化之后就是如此。

提及“共和主义”，就不得不说很多话，讲述很多相当难懂的概念和理论——即便尽力通俗化，对于几乎毫无现代文明基本知识的中国读者而言，“难懂”还是难以避免。下面简要重述相关要点，以方便读者记忆。

1 何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

既然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就需要首先说明：什么是现代化，或现代文明？帕塔宁女士并没有给出清晰说明，需要稍作补足。

现代化是一整套系统理论，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它包括六项子课题：（1）什么是现代化；（2）我们为什么必须实现现代化；（）现代化是怎么发生、在哪里发生的；（4）现代化是怎样向全球传播的，亦即，各国的现代化道路是怎么走的；（5）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怎么走的；以及，最重要的是（6）中国未来的现代化道路应该怎么走。只有把前面的五项子课题全都研究透彻，我们才能回答第六个关键问题（详见拙著《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

所谓“现代文明”，被左和极左意识形态污名化之后，现代文明就被称为“资本主义”，其核心义是“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阶级的社会制度”。去意识形态后，现代文明可以理解为四只脚支撑的一个平面，这四只脚是：政府适度宏观调控并承担全民社会保障责任的私有制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公民社会、公民文化。

那么，现代国家应该如何治理呢？极简地说，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目标，是以法治宪政切实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即平等人权。换言之，自由、人权、法治、宪政，这四件事其实是一回事。

由于每个人对于“幸福”有着差异巨大、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解，所以，“人民的幸福”不是国家治理的目标，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国家只是为每个人追求幸福创造宏观条件（即上述“四角凳”）而已。国家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不该多管闲事，尽责即可。国家不尽责是不作为，国家多管闲事是滥用权力、乱作为，公民都有责任予以批评纠正。

其次，就大政府VS.小政府谈几点个人意见。

美国共和党的“守夜人式极小政府”是基于自由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想，即“政府是一种必要的祸害”，它无疑有其历史合理性，尤其是在自由宪政激烈对抗君主专制的现代化早期。但是，当封建解体、近代国家陆续创建后，它仅仅是理想，是意识形态，不是事实，也不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到了当今时代，它更是完全过时了，不可能适用于现代世界。

美国民主党则与“保守主义守夜人式政府”相反，越来越趋向“社会主义保姆型大政府”，同样，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是无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彻底失败的历史教训，从不切实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左派意识形态出发的一厢情愿。

很难说美国这两党两极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谁“决定”谁）是怎样的，合理的逻辑应该是互为因果、互相激发。追究责任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两党都有份，且各有各的责任。

正如帕塔宁女士所言，问题不是政府大小，而是在具体操作即实际政策层面，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以及，特别重要的是，怎样保证政府做得够好，或者说，怎样保证政府政策能够保障、而不是损害人民（全民，而不是部分人！）的福祉——准确说，是怎样促使政府为全体人民的福祉提供基本的制度和政策条件、宏观环境，而不是政府直接插手管理人民的“幸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这在西方现代文明国家只是一些具体实操、国家治理的技术或“艺术”，无关意识形态。

发展中国家则很不一样，它们首先必须“明道”，懂得治国理政的基本原理，努力实现现代化，即接受上述那张“四脚凳”（也就是所谓“资本主义”）的制度，这就免不了各种意识形态、主义之间的争论甚至战争；幸运的话，最终达成共识；而长期限于纷争、无法实现现代化则更为常见。

2 共和主义VS.民主主义

如上述，怎样保证政府政策能够保障、而不是损害全民的福祉，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强调“全民”（一个都不能少！）、而不是部分人的福祉，这就是“共和主义”。各种意识形态或“主义”则恰恰相反，全都是偏袒部分人的——通常情况下，社会主义偏袒穷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偏袒中上阶层；其历史渊源是传统社会的财富创造能力非常有限，社会各阶层不得不以“零和博弈”方式争夺社会资源，而马克思给与高度评价的“阶级斗争”是零和博弈的极端形态。关于共和主义，比较详细一点的解说容专文论述。

请注意：共和主义虽然也顶着“主义”之名，它却恰恰是不偏袒任何人，相反，是特别重视所有人、每个人和全体人民的，因此，共和主义不是意识形态，它是消弭各种意识形态纷争、凝聚全社会的最优粘合剂。

建国初期的美国没有各“代表”一部分人的政党，却有着全民一致的基督教深厚信仰，有着制度、社会和精神文化的高度共识，而非常幸运的是，美国建国者尊奉的理想是罗马共和，不是希腊民主，他们制定的宪法是共和宪法，不是民主宪法。这才是令美国如此卓越，成为举世仰望的“自由灯塔”“山巅之城”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非常遗憾，如今的美国早已面目全非。

说到“民主”，它和所有的政治学重要概念一样，不但歧义纷繁，而且既混乱又自相矛盾，这里只能提及一点：民主的词义“人民的统治”毫无实际意义——“人民”四分五裂、意见和利益分歧，不可能“统治”——一旦付诸实践，民主就是“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当一个社会贫富分化或其它利益和意见对立严重时，民主很容易只偏袒居人口多数的穷人；如果法治宪政、人权保障的基础没有建立起来，民主通常都会滑向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即所谓“多数暴政”。

我注意到，帕塔宁女士很少提及民主，却反复强调个人自由和独立。为什么？她在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时谈到了最重要的理由，那就是：芬兰人深受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欺凌之害，因此对于推行社会主义的实际后果有着切身体会和认识，而这是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人民非常缺乏的。因此，大多数西方人往往只看到社会主义者（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者）宣扬的理想图景多么美丽动人，却无视社会主义的实际与理想之间的霄壤之别。如前述，实践中的民主往往是多数穷人或中下阶层迫使少数富人或中上阶层“服从”，那么，偏袒穷人的社会主义与多数穷人掌权的民主携手并行，也就是逻辑必然了——不妨说，社会主义和多数决民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连体婴，二者都对现代文明即资本主义不怀好感和敬意。

作为中国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切身体会比芬兰人更加深入骨髓，也正因此理应对社会主义、对民主抱有必不可少的警惕和疑虑；比较之下，我们对自由、对人权保障和法治宪政则理应格外珍视。也许，我们反复做这些强调和提醒，正是我们中国人（和芬兰人）能够为西方文明做出的一大贡献。

3 市场和政府都可能失灵

政府大小的争论与政府失灵及市场失灵有关。事实上，政府和市场都必不可少，无政府和无市场都是乌托邦幻梦；但政府和市场也都可能失灵。先简单说说政府失灵。

政府失灵有差别巨大的两种：一种是根本性、本质性、制度性的失灵，另一种是实操性、技术性、政策性的失灵。前现代传统国家的政府失灵（凸出表现在历史“治乱循环”上）属于前一种，现代国家的政府失灵属于后一种。这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市场失灵体现在很多方面，至少有五个方面：（1）货币先天不足；（2）不完全竞争；（3）外部性；（4）经济波动（经济周期）；（5）贫富分化（参见拙著《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

4 怎么理解“看不见的手”？

斯密关于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洞见很了不起——因为它是违反常识的真理（顺便一提：法治与宪政也是如此）。常识认为，自私自利一定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斯密却说，每个人在市场经济中都追求自身私利的最大化，结果却是造福于全社会，原因是市场“看不见的手”在往这个方向进行引导。请注意：“违反常识的真理”是高于常识水平的违反常识，不是通常“愚蠢言行”意义上的、低于常识水平的违反常识。

正是由于其反常识性质，“看不见的手”并不好懂——即便对经济学家而言。由于不理解高度简单化抽象化的、构建经济学理论的“假说－演绎方法”，太多的内行和外行误以为追求自身私利的最大化是事实而不是假说（假设）。实际上，“假设”恰恰不是事实；“假设”是一句“反事实条件句”，说的是“如果”怎样，它是演绎逻辑推理的出发点，是对事实的极简概括提炼，绝非事实本身，也不是对事实的全面准确描述。从这个假设出发做逻辑推理，就有了用“如果……那么……”形式的语句表达的因果关系，而理论的功用，就是要揭示事实（或“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和规律，用以指导实践、达成行为目标。众所周知，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假说之上的，如自利理性人、个人利益最大化、信息完全且无成本、零交易成本、完全竞争，等等；然而并非众所周知的是，它还省略了其它很多必不可少的政治、社会和精神文化条件，比如法治宪政、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公民美德，等等。总之，市场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决不可能离开其它政治、社会、文化子系统独自运行。换言之，没有什么纯经济学，只有政治经济学。而且，社会大系统是各子系统以“功能耦合”关系紧密连接的整体，功能耦合关系有其规律性、规定性，不是任何人可以任凭己意随便“特色”式拼接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所以失败，和它们的领导层这种“特色”拼接关系极大。

5 区分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

帕塔宁女士不赞成所谓“福利国家”但高度认同社会保障，她的观点已经暗含着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区分，但是很遗憾，没有说清楚，而事实上在西方语境中两者一直是混为一谈的。我受她的启发，尝试着把两者区分如下（我认为大体上也是她的意思）：

社会保障是共和主义性质的——它是普惠性（普适性）即每个人平等享有的，无分贫富、阶层、社会地位等等区别。也就是说，哪怕是最富有的国民，他们也必须享有。而这就是平等人权，即第三代人权。普遍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这是很大的误解，社会保障最初是封建贵族首创、由俾斯麦制度化的，并非社会主义者的专利。但是，它从一出世就被普遍等同于社会福利，因为它是专门针对穷人的。

社会福利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是特殊性的，是专门救助穷人（或其他弱势群体）的，因此也就必然是党派性、必然引发社会分裂对立的。不仅如此，社会福利如果被视为人权（所谓第三代人权），它会导致人权概念与实践的内部分裂，原因是，它与第一代人权中的“私有财产平等保护权”直接冲突。正因为这个原因，社会福利遭致极右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激烈批评，称之为“合法抢劫”。而上述社会保障权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按照我的建议予以改革，让富裕阶层从政府手中自愿接管社会保障责任的话（详见拙著《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国家治理”章第七节“西方民主的4.0版”）。

为什么社会保障是必须的，帕塔宁女士论述得很充分。如果加上我的改革建议，那么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因为市场和政府都可能失灵；二，因为温饱之后人人都需要安全，而法治宪政提供的自由与人权保障并不足够，还需要有经济安全。

6 重新定义“成功”

中－美国（亦步亦趋学美国的中国）式的成功问题多多，正如帕塔宁女士所说，“成功”需要重新定义，但是很遗憾，她只是笼统地说要综合美国和北欧的优点，还是“语焉不详”。无暇细说，我尝试着提两点个人意见，供本书读者参考。

个人认为，要想成功其实很简单：

（1）基督教一直在宣讲“为他人而活”的教义，许多基督徒确实是照此实践的，可惜，帕塔宁女士对基督教未置一词。尽管基督教在西方不断衰落，但目前依然是西方人的道德基础，这是无可否认的。有一句话曾经在中国流行过一阵，这句话与基督教义完全一致，并且比“为他人而活”更全面、更脚踏实地：“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让这个世界因为有我而变得更美好！”——是因为有我、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而不是什么圣贤或慈善机构或政府或政党让世界更美好；而且，这件事每个人都能做到，能力小就少做，能力强就多做——哪怕是对他人说一句温暖人心的话、以举手之劳帮个小忙也好，你都是在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当你持之以恒，一直这样生活、工作，你一定会得到大家的尊敬和赞美，自己也会活得充实、愉快、有成就感，而这就叫成功。理由何在呢？理由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这就是“安全”“归属”和“自尊与尊严”等高级需求的满足。而这可不是什么“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公私兼顾”，既利己又利人，“福利最大化”。

一位北京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发表过一项研究成果，他发现，北大的那些“出类拔萃”的精英学生超过80%患有一种“空心病”，他们完全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不知道人为什么而活。上述“让这个世界因为有我而变得更美好”式样的成功就是救治“空心病”的最好药方，这种成功比大富大贵、有权有名更让人充实、愉悦、有成就感。

（2）本文笔者还有一种“三三主义”，似乎也值得一说。“三三主义”的意思是，“用三根支柱，支撑三种追求”；三根支柱是：1a健康——身心健康，心理健康比身体健康更重要；1b友谊——以自己为原点，亲疏程度不等、一圈一圈往外扩展的朋友圈；1c家庭——和睦的家庭，可大可小，婚姻可有可无，舒适、和睦为度。三种追求是：2a 为他人、为社会造福，“让这个世界因为有我而变得更美好”；2b力争卓越，拔尖、远离平庸；2c丰富的体验，酸甜苦辣咸，世间百态、各种生活都要尽可能了解和亲历。

按照这个“三三主义”去生活，起点可以很低，步伐可以放慢，目标值可以完全没有，做到多少都不论，活到老做到老，完全不需要和别人比较，而这个过程就是马斯洛需求层次中的最高层次“自我实现”——如果这还不是成功，我就不知道什么才叫成功了。

当然，“三三主义”得以实施的必要前提是，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创建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好社会（“人人”包括外国人，绝不能搞狭隘排外的“恶”的爱国主义即民族主义）。有好社会才有好生活，否则都是空谈，妄想。而这个理想中的好社会，或许就是“西方民主的4.0版”。

尽管努力精简，本文也已经超过三万六千字了，就此打住吧。

周舵 2024.6.28. 于北京北郊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