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鸿：文革结束后自杀的那些人原本都可以不死

作者：张志鸿
原题：1977年自杀的那些人原本都可以不死

转自文学城博客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中国的十月”

1976年10月6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被隔离审查。

老诗人郭沫若欣喜若狂，创作了《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中年诗人贺敬之心潮澎湃，创作了抒情诗《中国的十月》。

影响更大的是由施光南谱曲、李光羲演唱的《祝酒歌》，唱出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喜悦心情。

当然，有人欢喜有人愁。

翻阅那一段历史，不难发现：就在举国欢庆的同时，也有少数人落入了情绪低谷，有几个人选择了自尽。

王曼恬之死

1977年1月27日，天津市委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市长）王曼恬自缢身亡。

王曼恬，湖南湘乡人，生于1913年，是毛泽东的表侄女，也是王海容的姑妈，因为她的奶奶文六妹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姐姐，她的父亲王星臣是王海容祖父王季范的胞兄。

上世纪三十年代，她在上海新华艺专学习美术，做过地下工作，后赴延安，在边中一队任美术教员。1938年与诗人鲁藜结婚，育有一子二女。

1949年后，曾任天津女一中教务主任、市教育局分局长。

1955年，时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的鲁藜被打为“胡风分子”。经历了痛苦折磨后，王曼恬主动与鲁藜离婚。

1968年2月，王曼恬给江青写信，举报天津开了一个“黑会”，演了一出“黑戏”，即在天津召开了“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天津人民话剧院排演了话剧《新时代的“狂人”》。此信引起了江青的高度警觉。

2月21日深夜，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中央首长接见了用卡车接来的“天津各界群众”1000余人，点名批判了一些人，要求对天津文艺界、政法界进行整肃。散会后，市公安局局长江枫即被拘禁，副市长王亢之回到天津服安眠药自杀，天津开展了批“二黑”、“砸烂公检法”的运动。这就是文革中轰动一时的“二二一”事件。

王曼恬成了功臣，出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后又担任分管文教的市委书记。

1971年7月，她又兼任国务院文化组（代替文化部）副组长、党组成员，分管美术工作。

据吴德回忆：当年他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由于主持文化组日常工作的于会泳等人都是江青的亲信，自己工作起来很困难。万里（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建议把王曼恬调到文化组来，理由是：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姑，和毛主席是亲戚，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于是，吴德找到王曼恬，请她在文化组兼职，她在天津的工作可以不动，每周来一两次文化组即可。王曼恬说：我本人同意，但要请示毛主席。吴德建议她写信征求毛主席意见，王曼恬果真写了信，毛主席同意了。

吴德说，王曼恬在文化组表现比较好，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一些问题。有几次于会泳、刘庆棠、浩亮想整人，王曼恬一说话，他们就缩回去了。

王曼恬水平不高，但工作敬业，也敢说话。1973年，国务院有意将河北省的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5县划归天津市，这对于天津的发展非常有利，但难度很大。受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解学恭委托，王曼恬去找李先念副总理，再三陈述理由，终于促成了这件事。

在扶持、推广陕西户县农民画方面，王曼恬也出了不少力。

王曼恬（前排中）在陕西户县

粉碎“四人帮”后，王曼恬成为清查的重点对象。从1976年12月开始，天津市委多次召开常委会，让王曼恬讲清问题，但她始终说不清楚，抵触情绪很大。1977年1月4日下午，她在办公室服用大量安眠药。因警卫人员及时发现，立即送医院抢救，才没有死成。

天津市委将情况报告中央，并对王曼恬采取了保护性措施，组成了20多人的看护小组。解学恭对看护小组提出三条要求：一是防止自杀，确保万无一失；二是政治上要划清界限；三是生活上要给予适当照顾。

1月18日至26日，市文化局、市直机关、文教系统、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5单位先后开大会批斗王曼恬。1月22日，王曼恬给解学恭写信，说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加上对她实行监护，她感到“精神上受不了”。

1月27日晚21时40分，值班人员发现已经就寝的王曼恬脸色不好，怀疑其心脏病发作，找来医生检查，发现其瞳孔放大，呼吸已经停止。经法医验证，原来她将床单撕开，和一条毛巾结成布条，将布条的一头拴在床头栏杆上，另一头勒在脖子上，身子往下一滑就断气了。

据调查，王曼恬自1968年2月到1976年10月给江青等人写信33封，留下电话记录23份。其主要问题，就是向江青写密信，导致了后果严重的“二二一”事件；其次是积极紧跟江青，特别是在1976年积极鼓动“批邓”。

刘传新之死

1977年5月19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干警云集北京体育馆，参加对市公安局原局长刘传新的批判大会。一个小时过去了，仍没有开会的迹象。人们坐不住了，议论纷纷。突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刘传新自杀了！

刘传新原是南京军区某军副政委，据说“能文能武”。1967年年初，中央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拟抽调1000多军官进驻。在下达南京军区的名额中，指定要1名军职干部，南京军区推荐了刘传新。

2月11日，军管会正式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刘传新任军管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是军管会的二号人物。

3月24日，刘传新对原市公安局作出了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资本主义复辟。”

很快，敢于冲锋陷阵的刘传新成为军管会的一把手。1967年底，军管会出台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指控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

接着，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搜集各级领导在侦察案卷中的审查批示，编写了《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诬陷罗瑞卿等31名领导干部“里通外国”。之后又组织一个班子，从300多人逐渐增加到2000多人，用一年多时间，清查了全局各类档案77万余卷，零散材料105万件，列出所谓“出卖情报”的材料8600多件，“叛徒、特务、反革命线索”材料15万余件，并将其中8.5万件编印成122册，转发全国各地进行追查，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

另一份《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材料，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根据一名汉奸宋××的谎言，认定从中央到地方有39名领导干部参加过日伪“远东国际民主联盟”特务组织，有300多名教授、干部、职工是日伪潜伏特务。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后，仅在北京、天津、秦皇岛、大同就牵连105人，其中91人长期成为“特务嫌疑”，3人被逼自杀身亡。

在康生、谢富治授意下，刘传新等人还罗织了原北京市公安局“与帝、修、反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大量罪证”：“包庇、放走叛徒、特务、反革命1227人”，“放走帝、蒋重大特务间谍109名”，“送给美蒋特务机关和英、日、缅、印等国家各种核心机密情报1349项”，“供给敌人机密情报5689件”。原北京市公安局“早已成了敌人的特务机关”，历任公安局长都是“里通外国、罪大恶极的坏人”。

由于这些“罪证”，北京市及公安战线的众多干部受到残酷迫害。其中，长期分管政法的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于1973年10月在秦城监狱冤死，罗瑞卿、冯基平、邢相生等人被长期关押，4000多名干警被赶出北京市公安队伍。

1976年淸明前后，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总理引发的“四五”群众运动。刘传新组织警力镇压广场民众，并动用技侦手段，查后台，追线索，追到了一些老革命家、老将军的头上。

“四五运动”现场掠影

“四人帮”垮台后，北京街头出现了《向刽子手刘传新讨还血债》的大字报及漫画。1977年初，有人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楼里贴出了题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大字报，公开点名刘传新是在北京市公安系统一手遮天的“庆父”，强烈要求清算他充当“四人帮”的打手镇压群众的罪行。

1977年1月27日，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伤感地说：“我这辈子也算值了，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了，什么样的高级饭店都吃遍了……”

审查期间，刘传新被隔离在东交民巷他居住多年的院子里，沮丧而又紧张。5月18日，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又极力装出镇定的样子。

第二天凌晨，他在自家院落里的一棵树上自缢身亡。

1967年前后，因“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等原因，大批军官到党政机关任职，如李震（原任沈阳军区副政委，文革中曾任公安部部长，1973年自杀）、郭玉峰（原任某军政委，文革中曾任中组部部长）、施义之（原任某军政委，文革中曾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文化水平不太高，但执行上级指示坚决。

其中，刘传新扮演了一个“酷吏”的角色，手段凶狠，不留余地。也许他无法选择他的职业，但他没有把握好分寸，最终沦为历史的罪人。

文革后问责刘传新的大标语

于会泳之死

1977年8月31日，原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服毒自尽。

于会泳，山东威海人，1926年出生；1946年参加革命，在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团学会了谱曲、编导及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1949年8月，被选送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教育专修班学习；次年9月，留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音乐工作团任创作组组长；1952年11月，调任该校民乐系教员；1962年9月，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副主任。

从1965年起，被借调到上海京剧院，全力投入京剧《海港》《智取威虎山》的唱腔设计，把传统京剧唱腔同西洋乐紧密结合在一起，既不离京剧正宗，又有新的突破。

1965年6月初，江青在《文汇报》上看到了于会泳撰写的评论《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后，非常欣赏。张春桥投其所好，又搜集了于会泳的几篇文章，江青看了很满意。不久，她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见《智取威虎山》和《海港》部分创作人员时，点名要求于会泳参加。

从此，于会泳摆脱了受批判的困境。1967年春，他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委会（筹备）主任和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对“样板戏”更加尽心尽力：首创了“三突出”理论；倡导“样板戏”运用中西混合乐队，拓展了京剧音乐的表现能力；主持了第二批“样板戏”《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的创作和排演，在艺术风格上也有创新，如《杜鹃山》全剧采用韵白对话。

1973年8月，于会泳被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并调国务院文化组任副组长，实际主持工作；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上当选文化部部长。

于会泳与江青在大寨

粉碎“四人帮”后，于会泳被隔离审查。他写了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对自己紧跟“四人帮”十分悔恨。起初，他还比较乐观，认为自己没有干过什么坏事，还保护过浩然、汪曾祺等作家；一些事只是奉命行事，有错误，无大罪；参与创作的样板戏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的肯定。

8月21日，他获准回家去取一些衣物，安慰妻子：审查完了后，会给我一个处分，处分大概不会太重，大不了回胶东老家……

8月22日，他得知十一大政治报告点名批判了自己，如五雷轰顶，一夜未眠。

第二天，他找专案组表示认罪，同时请求与中央驻文化部工作组组长见面，当面诉说意见。但工作组答复：组长工作忙，没时间和他谈话。于会泳彻底绝望，神志恍惚。看守人员将其精神状况向上级汇报，上级指示：“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但没有要求采取其他措施。

8月28日上午，于会泳在院子里散步时，发现厕所窗外有个瓶子盛放着消毒用的“来苏水”，就偷偷将这个瓶子挪到自己平时洗脸的位置。午睡后，他去厕所洗脸刷牙，又将“来苏水”倒进自己刷牙的杯子中，用湿毛巾捂着带回自己的房间。

于会泳与江青等人合影

他给母亲、妻子、女儿写了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后又将“一死”涂改成了“长期”）才能赎罪……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彻底改换……

当晚8点左右，他将大约160毫升“来苏水”一饮而尽。等到被发现，已经昏迷不醒，即送阜外医院抢救，终于不治。

于会泳死后，组织结论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1983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张春桥母亲之死

1977年4月1日，张春桥的母亲宋蕙卿在上海自尽。

张春桥的祖父是清末官员，父亲张开益是家中的老二，本已考上了北京大学，但家里没让他上，因为家中老大已经在北京大学就读了，就在山东读了个医科大专，曾是高唐县国民党的少校军医。日军占领山东后，曾为日伪工作。日军投降后，他继续担任济南一家医院的院长。

张春桥的母亲比父亲大5岁，出身殷实之家，家里兄弟多，她特别受宠，结婚较晚。婚后，她是个精明能干的家庭主妇，能勤俭持家。

宋蕙卿共有6子1女：老大张春桥，老二张铁桥，老三张秋桥，老四张佩英（女），老五张月桥，老六、老七姓名不详。

50年代初期，张春桥的父母来上海短期住过。他搬进康平路市委宿舍以后，就把父母接到上海一起住。

周恩来宴请尼克松，张春桥作陪

张春桥出事后，其子张旗、其弟张秋桥也被隔离审查。

张旗小名毛弟，1950年代初在上海出生，是张春桥唯一的儿子。

张秋桥，1920年出生，1937年12月到延安（比张春桥还早两个月）。抗战期间在山东工作，当过罗荣桓的秘书；1955年授衔上校，1963年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社党委第一副书记，文革中被批斗、下放，直至1975年7月才被“解放”，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自1975年1月起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被抓后，张秋桥也被隔离审查，因为有人怀疑他在1976年9月去北京郊区某坦克师“活动”。

此外，早在1974年3月30日，张春桥唯一的妹妹张佩英因为一次意外的医疗事故死在手术台上，年仅46岁。她于1948年8月参加革命，生前是上海第一医学院教育革命组副组长、院机关党支部书记。

张春桥被抓后，宋蕙卿一个人搬到了东安新村。

唯一的女儿已猝死三年，引为自豪的两个儿子接连被抓，孙子也被抓走，很难想象80多岁的宋蕙卿老人承受了多少痛苦和绝望。

查阅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郑重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等书籍，都没有找到对宋蕙卿自杀过程的记述。

网上有一个传说：一个外孙女去看她，她把身边仅存的100多元给了外孙女。外孙女走了，她也自尽了。

他们原本可以不死

这几个人原本都可以不死。

首先，是罪不至死。除了刘传新负有血债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外，王曼恬、于会泳犯的是路线错误，张春桥的母亲更是无辜。

其次，是他们对形势产生了误判。文革中你死我活、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使他们对未来产生了绝望。他们哪能想到：走出文革的中国面貌一新，社会、政治环境日益宽松。

宋蕙卿老人就没有想到：儿子张秋桥、孙子张旗能够全身而退。经过审查，没查出张秋桥任何问题。1984年，张秋桥按副军职离休，2005年出版了长篇回忆录《但求屹立天地间》，2010年逝世，享年90岁。张旗被审查不久，也得以无罪释放。

晚年张秋桥

于会泳也不会想到：作为优秀的音乐家，他仍然得到社会认可。1997年，《音乐人文叙事》创刊号发表了他的遗作《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至今，《智取威虎山》等现代京剧仍被传唱，其唱腔已成经典。

于会泳的女儿于佳易生于1954年，1975年考入总政歌舞团。文革后受到牵连，被停止演出；离开军队后，一度无处容身，中国铁路文工团有意收留，仍有阻碍。她通过好友苏丹丹（叶剑英的小儿媳、原总政歌舞团报幕员），写信向叶帅求援。经叶帅过问，进入铁路文工团任独唱演员，多次为影视剧演唱，也出过个人演唱专辑。1989年赴澳大利亚，定居悉尼。

即使是负有血债的刘传新，如果不自杀，也有望得到比较公正的司法处理。

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出台，扭转了持续30年依靠政策定刑量罪的“人治”局面，《惩治反革命条例》宣布废止。

1980年10月至12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10名主犯进行公审，并直播公审过程。这是第一次采用法律手段处理党内斗争，标志着法治建设迈出了一大步。

1997年，修改后的新《刑法》颁布实施，废止了“反革命罪”，代之以“危害国家安全罪”。

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一次把“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

2017年，中共十九大工作报告仍然保留了“政治文明”的提法。

时代总在进步，虽然步履艰难。作者：张志鸿，湖南邵阳人，1978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7月毕业，曾在中学、中专执教17年，现为某央企湖南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定居长沙。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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