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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社群平台：一位资深乡民的数位生活箴言
Stuck on the Platform: Reclaiming the Internet
作者： 赫特．洛芬克
原文作者： Geert Lovink
译者： 赖彦如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5/12/24
ISBN：9786267462874
内容简介
如何突破被科技巨兽掌控的社群平台？
知名媒体评论家从心理到技术创意的分析和陪伴，
带你重新夺回你的网际网路！
唐凤 推荐
林颖资（乌特列支大学地理系、INC客座研究员）
黄豆泥（分散自治与数位主权探求者，前数发部工程师）
黄祥昀（哲学与社会学背景的策展人与创作者）
专文推荐
社群平台衍生各式难解的困境，大至结构制度失衡的云端封建主义，小至个人层次的doomscrolling（像僵尸一样，盲目地滑动卷动，不再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在资讯超载的失序状态下，我们越来越自恋，越来越习惯公开谈论自我的内心，也越来越忧郁。不仅如此，我们还越来越容易受到阴谋论和假新闻的影响，也容易被引战。我们都意识到这个现象，却奋不顾身、持续被社群平台绑架，不论是心甘情愿或放弃抵抗。这一切不是我们自恃不足，更多是平台本身Sad by Design （你的悲伤是被设计出来的）。
曾经，网际网路许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是人类追求平等解放的道路。结果却在历史洪流的发展中，转变成问题的一部分，无法扭转从自身蕴生的破坏力。在当今生态、经济、金融危机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危机的堆叠」里，网际网路的失败更加深了危机的不可解。
设计，不然就等着被设计（program or be programmed）！
作者是欧陆知名媒体理论家，也是网络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的创始人。他从哲学和媒体理论的观察出发，综论各种变革的可能间隙，实验各种可能的替代平台，他认为我们得放弃一体适用的解决方案，转而寻求一系列多样化、因地制宜的网路工具，来协助完成特定的工作。任何天马行空的想像力都是起点。
在本书里，作者探讨网际网路的困境，诊断我们目前所处的停滞阶段，同时也探问如何「解困」，把平台变得不那么平台。
作者认为社群平台已经凌驾原先网际网路的角色，我们必须等待时机，将这两者适当区分开来，以修复破碎的网路，建立「会面点」。社群平台的目的是进行经济交流和榨取数据，「会面点」的目的则是创造共通性。 「会面点」可以有千千万万个跳跃连结，然而在扁平而缺乏深度的社群平台里，可能性非常有限。
在这个故事里，终极解决之道并不是替代平台的崛起，而是群众夺回乡民的能动性与对网际网路的想像力。集体退散卡住众生的平台，转而建立自主协作，创造连结动能的网络。行动的第一步，始自对于数位衰退的深刻理解。
【推荐语】
本书金句不断，将许多我们日常中感受得到却难以名状的事物夯实下来，让我们有字汇可以形容，让问题真的能够浮现出来。这本末日宝忏不是为了网红而是为了网友，不是为了讨拍而是为了讨论，不是平台而是网路，不是封锁而是回应，不是追踪而是社团，不是众声喧哗而是广泛倾听，不是神奇子弹而是运息调养，不是愤世嫉俗而是参与解题，不是社交图谱而是信任关系。该从捕蝇纸上面下来了。 ——黄豆泥（分散自治与数位主权探求者、前数发部工程师）
洛芬克意欲集众人思想之力，突一个在科技洪流中不被漩涡淹死的围。最能够代表赫特写作风格的描述，是他用自己的视野抓住当今流速疯狂的资讯，串成反映当下网络文化的现象与评论。当代网络现象变迁快速复杂令人头昏，愿这本书能像是浪潮汹涌中的一个小沙滩，让读者在被网路浪潮冲得失去自我、怀疑人生时，坐在沙滩上，找到能陪伴自己心理状态的吉光片羽。 ——林颖资（乌特列支大学地理系、INC客座研究员）
洛芬克在批判科技平台霸权现象的同时，也回顾了不同数位媒体理论、行动者和组织曾经做过的尝试，让我们重新思考「社群」、「公共性」和「创意」需要在什么样的社会基础建设之下孵化而成。 ——黄祥昀（哲学与社会学背景的策展人）
作者介绍
作者 赫特．洛芬克Geert Lovink
阿姆斯特丹大学艺术史教授、欧陆知名媒体理论家，也是网络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的创始人。二十年来持续书写与实践，从技术哲学、政治与艺术等面向批判并评论网络文化的发展。
洛芬克与其所属单位INC，从传统的实体书籍出版，到与实验和翻译平台同步协作的「扩增出版」（expand-publishing）；从 Web 2.0、Web 3.0 到AI人工智慧；从网路平台到「联邦宇宙」；从区块链、NFT 到加密货币，持续探询人与社群如何在媒体形式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参与并重塑其中的定位与主体？个人与社群在技术主导的发展里，如何透过行动展现主体性？在另类文化与数位艺术的实验中，创意如何超越、抵抗被技术统治的主流媒体文化，并在洪流中瞥见新的可能？
译者 赖彦如
台大外文系、社会系双学士，台大城乡所硕士。译有《失根城市》、《编织圣草》、《三千分之一的森林》等。
目录
[推荐一] 一本给Z世代的末日宝忏 黄豆泥
[推荐二] 不是你在使用平台，而是平台在使用你 黄祥昀
[推荐三] 侧写赫特．洛芬克 林颖资
导论 是平台魅影，还是网际网路的模糊启蒙
第一章 网络安魂曲
第二章 网络化精神的枯竭：探索线上高敏感
第三章 困在社群平台上：关于网络衰退的纪事
第四章 删除你的个人档案，而非删除人：对「取消文化」的评论
第五章 重新配置技术社会
第六章 设计使然的悲伤
第七章 精神鸦片指南：数位灾难时代，该如何应付？
第八章 网路的灭绝
序
导论：是平台魅影，还是网际网路的模糊启蒙
Introduction – Phantoms of the Platform or Internet’s Muddy Enlightenment
看来我们被困住了。在封城的苦日子中，我们还真的是名符其实地被困在平台上。当你的居家办公室开始感觉像是一个客服中心，你又累得关不掉Facebook时，该怎么办？ 「如何把手机丢到一边去？只允许错误的回答。」我们希望利用这场疫情来砍掉重练，然后继续前进，但我们失败了。事实证明，千篇一律的舒适感太有吸引力。我们没有把精力花在激进的科技想像上，想办法开展出其他替代方案，反倒是被假新闻、取消文化和网络战争给分散了注意力，只能不断滑手机读坏消息，忍受永无止境的尴尬迷因、离奇阴谋论和疫情统计数字，当然网路口水战也免不了。什么都会发生，所以才好玩。
「我们承认自己无能为力──我们的生活已经变得无法掌控。」这条告解是匿名戒酒会十二步骤中的第一步，《困在社群平台》也是从这里开始的。由于你我都无法解决依赖网路平台的问题，所以我们仍然固守着同样的旧途径，对于自己无法改变，持续向外投射愤怒。在这一系列章节中，我们会继续探讨被称为「网际网路」（internet）的困境，诊断我们目前所处的停滞阶段，同时也探问如何「解困」，把平台变得不平台。
当使用者被困在「大到不能倒」的资讯科技公司里头，无处可去时，他们的心理文化状态会发生什么变化？情况并不乐观。虽然有些人认为，持续不断的憎恨、抱怨和愤怒不过是人类生存的某种状态，与资讯生态的型态和规模完全无关；另一些人（包括我）则坚信，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线上数十亿人的精神贫困问题，不能再无视忧郁、愤怒和绝望，假装它们会在安装另一个应用程式后一夜消失。瘾头确实存在，深藏在身体内部；习惯需要戒除，意识需要普及。我们如等待果陀般盯着萤幕，等待着谁宣布某种政策带来改变，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随之产生的畏缩和宿命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你的世界开始分崩离析，你会做什么？」安清（Anna Tsing）在《在世界尽头遇到松茸》（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一书的开头这么问。看来我们已经有了答案：继续挂在平台上。
我们现在在哪？
Waar waren we ook alweer gebleven? （我们现在在哪？）用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话说。荷兰作家赫特．马柯（Geert Mak）在他电视系列节目的每一集开头都会提出这样的发问，这个问题也一直在我脑海中回响。我跟马柯一样，想当场把平台逮个正着。我已记不清2018年底时阖上《设计悲伤》（Sad by Design）一书手稿的那一刻，那令人担忧的情境是什么，幸好理查．西摩（Richard Seymour）在《推特机器》（Twittering Machine）这本书中为我做了个总结。他写道，到2019年，科技乌托邦主义（techno-utopianism）以一种颠倒的形式回归。匿名为酸民、仪式化的施虐、恶毒的厌女症、种族主义和极右文化带来了好处，奠定了基础；创意自主成为「假新闻」和一种新的资讯娱乐形式；许多人成了私刑暴民，常常自相残杀；独裁者和其他威权主义者学会如何使用Twitter，掌握其诱人的语言游戏，正如所谓的「伊斯兰国」一样，其网路上巧舌如簧的媒体专业人员会使用讥讽和极度警觉的语气；美国选出了全球首位「推特总统」；网路理想主义（cyber-idealism）变成了网路犬儒主义（cyber-cynicism）。
而我们是那些心甘情愿的追随者，无法拒绝这种媒体及其传递的讯息。
这里所描述的「英国脱欧－川普－COVID时期」（2019年至2021年），特点是停滞和危机，旧事物拒绝消亡，新事物不愿诞生。社会学家保罗．格尔巴多（Paolo Gerbaudo）认为，当前的政治时代最好被理解为经济全球化的一次「大回弹」。此时此刻，历史发展的座标似乎正在反转，颠覆了过去几十年来主导政治和经济的许多假设。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内爆不仅是一个倒退的时刻，更有可能是重新内部化的阶段。
缺乏反转思维的态势越来越普遍。由于未能预见网路的负面影响，问题开始堆积。比起变革，管理者更偏好安全和控制；与其接受批评，他们宁愿拥抱公关宣传。发展到后来，用作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的话来说，就是在网路上养成了自满情绪。
COVID引发的限制，让少数人因此容易感到满足且安于现状，但多数人感受到的是普遍的绝望、孤独和健康危机，于是加速了现有的不平等，也助长了政治代表性的危机。在窟窿里工作（working from holes），或在无菌、缙绅化的区域里工作，整体而言是一种麻木的感觉。越来越多逝去的生命和可怕的感染激增，情况一直反反覆覆，让许多人达到了临界点。情感、同情心和共感力退缩到悲惨自我的内心庇护所。封城期间，无远弗届的网路成了激烈内心世界的舞台；家，成为现代生活的避难所；厨房变成了教室；卧室一下子变成了购物中心、工作场所、餐厅和娱乐空间。
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指出：「所有的革命都是失败的，但并非都是同一种失败。」数位革命也是如此。世界即将走向数据化，这点是肯定的。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已经可以将网路平台视为一种规训机器，跟诊所、学校、工厂、监狱相同。这种权力不只令人忧郁，还带有专制性，这应该没什么好惊讶的了。藉由一种看似「自由」与没有摩擦的方式来促进社交，权力关系得以形成并固定下来。然而，要能集体创造出某些解释性概念，来让人们理解社会处于崩解状态，这点仍然难以达成。承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一边是赋权、去中心化的愿景，另一边竟是依赖社交媒体造成的沮丧。我们能否坦率承认社会既渴望扩大规模，却又向着所有人都喜欢的唯一产品靠拢？难道多样性和差异性在这一点上不适用吗？一旦脸书等平台变得跟标准与通讯协定无异，自顾不暇的普通使用者根本没有精力去质疑。大家对于突破平台限制，达到互操作性的全球交流渴望实在太强烈了。
一切都错了，而且没人在意
平台对个人造成伤害。大部分搜集到的证据，都再次证实了所有我们对于数据和监控的直觉或意识。费恩．格林伍德（Faine Greenwood）形容，Facebook现在很像一家香烟公司：大多数人心知肚明这个产品对他们有害，推销这种产品的高层也很邪恶，但真的很难戒掉，而且是故意戒不掉。
为求一个推荐，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艺术家洁拉尔汀．胡亚雷斯（Geraldine Juárez）说得更明白：
只因为美国是个人主义者的梦魇，我们就不得不承受科技反动派和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可怕思想和产品所带来的影响，这实在不公平。
的确，矽谷哀歌（Silicon Elegy）预示了无聊的破坏性。这种力量并不是资产阶级导师所认可，能提供创造力的理想前提，反而更像是一种未能言说的力量，将带来灾难状态。孤独也是如此，这种单独的心境被宣称为身体和灵魂的治愈力量。然在COVID时代，孤独感显著升级。 「恭喜，你是社交疾病的头号患者。」在这个以焦虑、偏执、仇恨至上为特征的时代，人们可能会在茫然和困惑的精神状态下进入一个急性危险期。
这些平台也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损失。平台不仅垄断市场，并且拥有市场、塑造市场。在其他经济部门停滞不前，央行为股市推波助澜的同时，科技龙头却回购自己的股票，而不是进行有生产力的投资。因此，我们最终得到的是一个急遽加速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网际网路。 「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一个脱衣舞娘，在Substack新闻通讯的钢管上跳舞，每个人都在欢呼，但真正撒钱的读者却少之又少。」记者蜜雪儿．卢克（Michelle Lhooq）说道，勾勒出「免费」文化与内容创作者合理的维生工资之间的巨大鸿沟。虽说最后一批市场专家还是以消费者选择为论点来捍卫现状，使用者却正渐渐接受他们卑微的地位。我们需要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master-slave dialectic）的角度，来解读平台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一旦社会契约锁定了使用者，上瘾和从众的心理相结合之下，使用者就更无法自由离开平台，转往其他地方。这正是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与茱蒂．迪恩（Jodi Dean）等人所说的「云端封建时代」（techno-feudalism）。无独有偶，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谈到科技龙头提供的「封建安全」，使用者透过进入一个军阀的堡垒，放弃了自身的自主权，所得的回报就是得到保护，以免受到荒原上游荡的强盗侵害。
但即使证据证明平台问题重重，变革仍然未至。过去几年里，透过学术研究和科技「爆料」，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证明舆论操控结合心理「行为改变」的现象确实存在。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网路批判文献本身前仆后继地出现，而在于这些文献的影响力有限，以及缺乏一个能够改变网路架构的政治路线。当今的Internetdeutung（德语，网路解读）是一种模糊的启蒙形式。艾略特（T.S. Eliot）曾写过：「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的现实。」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喜爱艺术、电影、文学、游戏和创造力的原因。对此，法国诗人兼剧作家尚．考克多（Jean Cocteau）补充道：「是幻觉，不是欺骗。」
许多人被平台困住，不再自问为什么身边都是同温层。重复百感交集的感觉很累；我们宁愿跳过这个话题。科技引发的多愁善感的确存在，在爱与批判之间来来回回。为什么我的YouTube的推荐如此令人难以抗拒呢？氛围何在？滑了好一阵子之后，没有一丝罪恶感，只有疲惫。我们为什么要继续将自己脆弱的心理状态外显？数位世界在哪里造成了窘迫？为什么我在跟朋友聊天时，会开始使用Alexa和Siri的问题格式？如何摆脱热门话题？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演算法推荐的影响？天真无邪在网路上冲浪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我们被强大的力量牵引着，直到有一天我们完全停止思考它们。用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的话来说，被征服的主体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征服了。
新冠疫情时期，同样的模式重复出现：不满情绪升高，随后又在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消散。我们看到一种情绪正在高涨，这种情绪在西方建立于极右翼政治的强大网路影响力之上，并与各种阴谋论相混合，从新冠疫情的蔓延跟5G辐射到比尔．盖兹计划对人类植入晶片有关。假讯息早已是个问题，随之而来多疑的情绪弥漫在人群之间，但我们从未对相关的核心基础设施进行彻底的改造。在一片充满怀疑和焦虑的整体氛围中，就算知道数位注意力失调是数位平台的刻意为之，或参加宣扬要克制、理性和其他离线道德的数位识读计画，又有何意义呢？有朝一日，这种言论的真空会被填满。这就是我们得付出的代价，对数位科技漠不关心的统治阶级态度摇摆不定，继续低估网路文化，视之为短暂的热潮，同时期待国家媒体和企业回头控制新闻与娱乐。
这种对于网路文化弊端的组织性忽视，如今正在产生反作用，导致严重的观念贫乏。这本来还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不过现在有五十多亿使用者依赖这种基础设施。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能发展出一种语言，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媒体」的社会逻辑。例如，凯西．纽顿（Casey Newton）问道：「为什么我们建立的世界里，这么多公共对话都发生在少数几个巨大的数位购物中心里？」然而，这个购物的隐喻，强调的仍是被动消费。我们已经超越了这种状态，但无论是「生产性消费者」的互动性还是介面设计领域，都未提供足够清晰，能一锤定音打进主流的概念。如果大众能够理解并体现科技社会的语法，会是什么情况呢？
另一方面，批判性学术社群除了事后诸葛也似乎无法有任何实质影响力的产出。网路理论注定会姗姗来迟。黑格尔曾经说过：「象征知识与智慧的密涅瓦猫头鹰总要等到薄暮降临时，才会起飞。」这句话同样适用对于网际网路的评论。我们只有暂时站在局外人立场进行批评时，才能发现以往观点的局限性。与其专注地用基进的科技想像力来发展替代方案，我们反被永无止尽的新科技发展给迷惑：大数据、自动化、人工智慧、脸部辨识、社会信用、网路战、勒索软体、物联网、无人机和机器人。不断增长的末日科技清单，阻碍了使用者共同梦想和部署最重要的事物：属于各自使用者社群的另类科技社会版本。
科技与社会学者李．文塞尔（Lee Vinsel）将这一论点推向更深的层次，他指出批判性写作本身寄生于炒作，甚至会放大它。科技文化的钓鱼式关心颠倒专家传递的讯息，把新创公司的新闻稿变成地狱。文塞尔提到，Netflix的纪录片《智能社会：进退两难》（Social Dilemma）（观看人数超过一亿）和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的《监控资本主义时代》 （Surveillance Capitalism）都是「批判性炒作」的例子，「夸大社群媒体公司直接影响我们思想的能力，但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点。」狂滑手机、下意识点赞的习惯和自拍文化，都是社会心理学的事实。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这种操控导致「行为改变」，使得我们不再需要解释智慧型手机在日常生活中铺天盖地的存在。
人人都是评论家
「帕罗奥图共识」（Palo Alto consensus）令人深恶痛绝，但目前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它。撇开过往针对破坏型典范的必要解构不谈，网路评论在今日描述停滞的五十种面向时，究竟走到哪一步了？我们对一条推文的愤怒情绪能持续多久，才会生出无聊的感觉？要多少公民社会的勇气，科技从业人员才能好好探究自身所在行业的停滞现象──更何况是一个以革命声望和「颠覆性」创新而自豪的行业？一心崇拜忙碌和重要性，只会进一步掩盖腐败的现状。我们现在谈的不是一场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而是疲劳和多巴胺匮乏。大家准备好进行一轮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了吗？还是从治疗中汲取经验，先承认我们有问题（「是的，我们被困住了」）会更好呢？
先来点好消息。近来，关于社交媒体、人工智慧、大数据、脸部辨识、隐私和监控的通俗非小说和学术研究开始激增。
有些人可能会把这类书籍标题（包括我的书）的大量出现，视为提高公共意识的关键一步。研究工作终于赶上网际网路最初几十年光速发展的颠覆性策略。然而，本书的论点是，这些学术论文所产生的知识仍然来得太晚，无法产生实质的影响。因此，虽说这波关注激增是好事，但批评本身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危机不再带来变革；消极摧毁旧事物，但不再产生新事物。」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曾警告：
当我们只是点出问题，当我们提出抱怨，却缺乏建设性的焦点或解决方案时，我们就会失去希望。这样一来，批评可能仅仅是一种深刻的愤世嫉俗的表达，进而助长支配文化。 ──这是我的座右铭。
至少，批评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川普上任和英国脱欧，「网路直男说教」的时代逐渐远去。十年前，网路评论家主要是住在美国的白人男性长者：安德鲁．基恩（Andrew Keen）、尼古拉斯．卡尔（Nicolas Carr）、道格拉斯．洛西科夫（Douglas Rushkoff）和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随后，女性科技评论家祖博夫以及AI伦理学派的凯特．克劳馥（Kate Crawford）、萨菲亚．诺贝尔（Safiya Noble）、维吉尼亚．尤班克斯（Virginia Eubanks）和鲁哈．班杰明（Ruha Benjamin），都在Netflix录片《编码偏见》（Coded Bias）中齐聚一堂。不过，以言简意赅、单一主题平装书的领域来说，美国仍具有主导地位；欧洲则在举办各种庆典和会议，如Re:publica数位会议和混乱通讯大会（Chaos Computer Congress）。然而，尽管这些活动多不胜数，却未能将欧洲的科技能力和专业知识提升到舞台中心。以英语为母语的研究人员掌握着有理有据的知识，很容易就把欧洲大陆型咖啡馆知识份子的偏狭愤慨比下去。
同时间，我们目睹美国陆陆续续出现矽谷工作条件的第一手报告，部分来自新闻报导，部分来自白式的文学。尽管人们很想用「末日产业」（doom industry）来正名这个造就「末日刷屏」（doomscrolling）的科技产业，但美国科技新闻的公关机器仍然运作如常。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个产业的既得利益和整体立场，它深深根植于一种有组织的乐观主义和自由主义右翼科技反乌托邦文化的奇异结合。过去几十年科技巨头「不作恶」（don’t be evil）的反国家、亲市场意识形态并没有那么容易一笔勾销，由于没有从根源改变起，如此痛苦的精神状态又回馈到媒体本身。 「不用承受后果的丑闻」不断增加，「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抨击科技」的帐号也持续增多，但这些焦虑的野火终究还是小规模又零零星星的。
与科技相关的大批研究之所以如此容易被忽视，是因为批评、讨论和辩论被视为过时的范畴。这种言论是舆论时代的残迹，在那个时代，不同社会阶层为争夺意识型态霸权而斗争。葛伦．葛林华德（Glenn Greenwalk）解释道：
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主流是威权主义。他们不将那些反对他们、拒绝他们教条的人，视之为交战的对手，而是将其视为敌人、国内恐怖分子、偏执狂、极端分子和暴力煽动者，他们要解雇、审查和压制这些人。
这种态度上的根本转变，解释了具有公开、民主精神的「公共论坛」功能在所有平台中缺席，也解释了为什么平台刻意强调朋友和追踪者，还有急切想要管理「酸民」，将这些帐号删除、过滤、封锁、禁止、重新教育、监禁、遣送，最后彻底消灭。平台不再视「他者」为多样的存在、不再容忍不同的「声音」，而是迫使其离开并消失。眼不见为净。这些基本的设计前提使得我们很难，甚至不可能谈论社群媒体与审议式民主原则的关系。
我们如何才能突破「剥削」、「预测」和「修改」这一悲观的回馈循环呢？企图改善无序状态的意念得暂时搁置，现在还需要一种目前未知的典范转移，避免将人类经验视为松散的原始材料。光靠坚韧、勇气、善良和关怀就足够了吗？光是发表数位主权宣言还不够。我们该如何无视寒蝉效应，甚至克服之，然后再疯狂一回呢？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