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煤老板群体的兴起与争议

2008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一项政策，要求大型国有煤矿企业对中小煤矿进行兼併和收购。政府指出，中小型煤矿普遍存在规模小、技术落后、生产成本高、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尤其是人身伤亡率较高，因此应予关停。在随后的三、四年内，曾经遍地开花、数以万计的中小型煤矿逐渐被大型国企整合，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一过程催生了数量庞大的富豪群体，即媒体和社会所称的「煤老板」。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小企业主往往是社会上最勤奋、最具创新精神的一批人，这些煤老板多是勤奋、有胆识、敢於冒险和担当、且具备卓越商业头脑的实干家。在经营煤矿时期，他们投入全部精力与资本，出售矿产发家后，他们不仅获得了巨额财富，也获得了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和空间。

彼时，曾有媒体报导，一些山西煤老板在北京大手笔购置房产。部分协助购房的北京文人却撰文贬损，批评他们「文化水平低、行為粗鲁、语言粗俗，妄图假扮绅士却装不像」。这种批评或许过於偏激。衡量一个人成就的标准，不应仅限于教育程度或文学才华。具备创造财富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才华。各行各业各有专长，应相互尊重。

第二节：王老板：一个「王善人」的故事

本文介绍的这位王老板，其行为与上述进京购房者有所不同。王老板出生於1953年，山西省南部某县籍贯，祖辈是当地大地主。在土改运动中，其家族财产尽失，后代则沦為“地主狗崽子”，成为新社会的贱民阶层，这使得王老板自幼便备受欺凌。尽管如此，王老板仍表现出极高的聪慧，从小学业优异。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全中国的学校都被关闭，刚刚小学毕业的他被迫失学。

山西省素有「煤都」之称，煤炭资源丰富。王老板年轻时在家乡的小煤矿担任卡车司机，驾驶着当时流行的解放牌卡车运送煤炭。凭藉过人的学习能力和商业敏锐度，他迅速掌握了煤矿经营的知识与技巧。

改革开放初期，公有企业实行「承包制」，鼓励个体经营。王老板抓住时机，与两位好友共同承包了家乡一座常年亏损的小煤矿。受益於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电力需求的激增，以及王老板等人的努力经营，煤矿面貌焕然一新，利润节节攀升，为他挣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此后，王老板又单独承包了另一家规模更大的煤矿。经过十多年的奋斗，他的煤矿规模不断扩大，引进了先进技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加产量。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他经营的十几年间，该煤矿实现了零死亡的优异安全生产记录。

2008年国家政策实施后，王老板的煤矿被国营大企业收购，他也因此暴富，提前退休，成为家乡名副其实的首富。他曾戏称，自己的财富「几辈子都花不完」。

致富后的王老板没有选择在北京置产，而是回馈家乡。他出资修建了庙宇、祠堂、桥梁、道路，赞助教育，并新建住宅区。除了分送给亲属住房外，他也经常接济村里的穷人。王老板的善举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与爱戴，被称为「王善人」。这种「富而反馈」的行为，契合了中国农村社会数千年来推崇的传统美德。

第三节：当代「刘文彩」的歷史阴影

听到王老板的故事，笔者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正是当代的刘文彩[1]吗？

对于笔者的同龄人或年长者而言，提起刘文彩 (1887年—1949年10月17日，四川省大邑县大地主、富豪)，可谓无人不晓。刘文彩发财致富后，同样慷慨回馈乡梓，他修桥铺路、建庙筑祠，更斥巨资兴办了文彩中学，自己承担全部费用，让乡里子弟免费入学。他还经常接济穷人，被当地人尊称为「刘大善人」。

然而，共产党掌权后，一切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国有句俗语：「贼来如梳，匪来如篦，官来如剃」，这句俗语用人的头发来形容人的财富，小偷来了，好像用梳子梳头，梳掉了几根头发而已；山匪来了，好像用篦子梳头，可能篦掉很多头发，篦子是一种特殊的梳子，梳齿又小又密；然而要是官府来了，那就会用剃刀把人头发剃个精光了。共产党这个官府与众不同，不仅将刘文彩一家几代人积累起来的财富掠夺一空，还株连九族，将他的家人全数打为地主阶级的狗崽子，使他们成为新社会的贱民阶层，备受欺压和侮辱。此外，政府将刘文彩塑造成旧社会富裕地主压迫平民的典型恶霸、中国四大恶霸地主之一，并将编造的故事纳入小学教材，藉此为其掠夺行为正名，使得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尽人皆知刘文彩的“恶行”。

王老板作为笔者的同龄人，当然熟知刘文彩的故事，但他从未将自己与刘文彩在一起联想过。当我提及他就像是现代的刘文彩，将在下一次均贫富运动里，终难逃被洗劫一空、鸡犬不留的霉运时，王老板顿时吓得面如土色、呆若木鸡。


第四节：财富、安全感与体制的拷问

中国的富豪们在致富后追求什么？有人追求物质享受，如在北京购房的煤老板们；有人追求名誉地位，如王老板和刘文彩[1]，回乡施善以赢得「大善人」的美名。然而，他们内心深处最渴望、却最难获得的是什么？是家人的生命与私有财产的根本安全。

自秦始皇以来，中国的帝制社会奉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体制下，所有财产的最终所有权都归于执政者。只要攀上皇位的人一声令下，普通百姓的私人财产便可以转瞬化为乌有。历史长河中，在「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之名义下，无数次出现过刘文彩式的悲剧。两千多年来，这种均贫富的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是每一次运动的规模大小有所不同，使用的花样名词都不一样。

面对这种制度性和系统性的风险，富人们应该如何保卫自己的财富和家人的安全呢？近几十年来，中国国内有一些聪明人选择了最直接的方式：将家人和财产转移至西方民主国家，让子孙后代脱离中国的这种不保护私人财产的政治环境。这种做法在今日的中国富豪中真的是不乏见到。

当年的刘文彩[1]身处偏僻的四川省，或许缺乏这样的眼界和格局。那么，今日的煤老板们具备这种全球视野和决断力吗？

一千多年前，英国人就制定了他们的基本国策：“财产不可公有，权利不可私有”。英国逐步确立了其立国基石：「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民主体制。此后，民主制度的理念如燎原之火，传播至全世界，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导潮流。只有这种现代化的民主国家，才能有效地保护每一位公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有人以物质积累為衡量「先进」的标准，而有人则认为，保障每一位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才是文明社会最重要的基石。读者您认为呢？假如您不幸或有幸成为当代的刘文彩或煤老板，您会如何抉择呢？

(张又普初稿于2025年12月20日)

资料链接：

[1] 刘文彩:https://zh.wikipedia.org/zh-hant/刘文彩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