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艾地生

在中国近现代史叙事中，孙中山既有被红化（共产党塑造为革命先驱），又有被黑化（自由派学者和部分大众的批判与贬低）。这两种看似相反的叙事，实际上与中共的纵容和利用有着密切关系。

一、中共如何红化利用孙中山

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关键人物，其思想与实践具有复杂性：既包含民族主义与共和宪政的诉求，也包含一定程度的社会改良主义色彩。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建政后的历史叙事中，孙中山被系统性地“红化”，其思想被有选择地重构，以服务于中共的合法性建构。

中共主要从历史叙事的再造、政治合法性的借用两个层面”红化”孙中山，通过选择性记忆、符号化包装和话语改造，把一个多元、复杂、充满矛盾的复杂历史人物，塑造成“共产党革命的先驱”，从而掩盖其民主共和思想，服务于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可以分几个方面来梳理：

（一）历史叙事上的红化

1、选择性继承：中共强调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把它解释为孙中山思想的核心与最终归宿，淡化乃至遮蔽他早期“驱逐鞑虏、建立民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宪政理想。

2、歪曲“三民主义”：中共在宣传中强调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接近，甚至说是“社会主义的萌芽”，而忽略了孙中山本人对自由宪政与私有产权的承认。

3、刻意淡化其反共一面：实际上，孙中山晚年虽然接受苏联援助，但对布尔什维克的专制有所保留。他死后，国民党迅速与中共决裂。但中共的官方叙事会把孙中山塑造成天然的“革命同路人”。

（二）符号利用上的红化

1、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中共在夺取政权前后，都要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毛泽东甚至说过“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孙中山没有完成的任务”，把自己塑造成“孙中山未竟事业”的实现者。

2、仪式化的尊崇：在中共话语中，孙中山被称为“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但这种尊崇是一种符号化、去政治化的包装，方便与“共产党革命”衔接。

3、与国民党的竞争：国民党自称是“孙中山革命的正统”，中共则通过“红化孙中山”来与之争夺革命话语权。比如：中共会强调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只有共产党才是其忠实继承者。

（三）教育与宣传中的红化

1、教科书叙事：大陆教材往往把孙中山描绘成“从民族主义走向接受社会主义”，然后自然过渡到共产党登场，把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描绘为共产党革命的前奏。

2、纪念与象征：比如在天安门广场悬挂孙中山像、在政治仪式上反复提到他，都是一种“借尸还魂”式的红化，让孙中山成为中共合法性的工具。

（四）原貌与红化后的对比

中共抽空孙中山宪政、法治、民主、多党制等自由主义思想内核，突出其联俄、扶工、改良土地制度等亲共元素，把其追求民族独立等同于反帝，追求民主共和等同于”人民民主专政”，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通过“继承”叙事，把孙中山塞进中共的历史连续性。

1、民族主义：以反清、反帝为核心，强调国家独立与民族自决。

2、民权主义：倡导共和制度、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及普选，强调公民权利。

3、民生主义：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旨在抑制兼并、实现社会公平，但总体是温和改良而非激进社会主义。

4、对俄与对共态度：晚年在政治困境下提出“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主要是策略性考量，对布尔什维克模式仍保持谨慎。

（五）时间轴上的红化过程

中共“红化孙中山”的过程，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记忆政治：通过选择性阐释与符号化操作，将一位具有复杂思想的历史人物简化为单一革命符号，从而构建共产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正统性。这种叙事不仅遮蔽了孙中山对宪政与民主的追求，也剥夺了公众对其思想独立价值的理解空间。

• 辛亥革命（1911）：孙中山主张民族独立与民主共和。→ 中共叙事中被改写为“反帝、反封建”的起点。
• 第一次国共合作（1923–1924）：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作为现实策略。→ 中共将其解释为“思想飞跃”，等同于走向社会主义。
• 孙中山逝世（1925）：遗嘱强调“革命未竟”。→ 中共叙事：“未竟事业只能由共产党完成”。
• 1949建政后：孙中山被定性为“伟大革命先行者”，但其民主思想被消解。
• 改革开放后：中共将“民生主义”与“共同富裕”挂钩，继续符号化利用。

孙中山思想演变与中共“红化叙事”时间轴

（六）学界对中共红化孙中山的批判

中共通过话语垄断，对孙中山的思想进行筛选和再解释，篡改与遮蔽，弱化其民主共和理念，突出其反帝、扶助农工的部分，将其复杂思想纳入共产党线性历史叙事，否认其独立性，将孙中山塑造成“革命先驱”，为共产党革命提供历史合法性。

学界对中共红化孙中山多有批判，不同学者角度各异，但核心都指向：中共在历史叙事中对孙中山进行了选择性改造和符号化利用。

1、秦晖的批判

• 核心观点：秦晖认为中共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切割、变形，把“民权”与“民生”重新解释为走向专制与社会主义的过渡。
• 他强调：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原本就是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的思想，但在中共的版本里被削弱甚至消失，只剩下“民生主义”被“社会主义化”。
• 秦晖指出，这种叙事让孙中山的民主追求被掩盖，使他变成共产党“革命合法性”的装饰。

2、徐贲的批判

• 核心观点：徐贲从政治语言与教育叙事的角度，批评中共“去政治化”的操作。
• 在中共教材里，孙中山被描述为“革命的先行者”，但这种“先行”只是为了服务于“共产党才是最后胜利者”的逻辑。
• 也就是说，孙中山被放置在一个“共产党历史叙事的预备章”里，被剥夺了作为独立政治思想家的复杂性。
• 徐贲特别指出，这是一种典型的“革命话语垄断”，让公众误以为“孙中山的革命自然指向共产党”。

3.、张鸣的批判

• 核心观点：张鸣认为，中共对孙中山的利用是符号化与工具化，实际对其思想并无真正认同。
• 他指出：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当时政治困境下的策略，并不是认同布尔什维克模式，但中共却把这当作“思想归宿”，以证明孙中山天然亲共。
• 张鸣也批评，这种做法使得孙中山的思想内核（尤其是对民主共和的执着）被遮蔽，只留下对共产党有用的片段。

4.、其他自由派学者观点

• 章诒和等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在回忆与评论中多次提到，中共“纪念孙中山”是表演化的，实质上是“借尸还魂”。孙中山在中共语境下成了“空壳的伟人”。
• 学界共识：中共“红化”孙中山是为了在与国民党的正统之争中获胜。国民党以“继承孙中山”为合法性，中共则通过“红化”来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继承者”。

二、自由派学者对孙中山的批评批判

对孙中山持否定或较为批判态度的学者主要集中在自由主义学者以及一些西方研究者。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他政治实践中的专制倾向、思想的不系统性、革命策略的机会主义、以及其思想的“西化嫁接”等方面。

（一）张鸣的现实政治批判视角

张鸣并不否定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但他多次强调孙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而是一个“政党极权主义”的先行者，具有极强的政治工具主义倾向。在张鸣看来，孙更像一个“革命活动家”而非制度建设者。他认为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构想，使国民党成为“党国体制”的起点，“三民主义”模糊混乱，尤其“民权主义”既鼓吹民主，又要实行“训政”，逻辑不通。孙曾公开主张“中国人素质太差，不能搞民主”，必须“由党来训政”，这与西方宪政民主相悖。认为孙对待政治对手毫不手软，如“二次革命”后主张暗杀、绞杀敌对力量；与苏俄合作建立黄埔军校、接受苏联援助，是出于现实考虑而非思想认同。（出处：张鸣在《晚清大变局》《历史的细节》《民国那些人》等书中多有论述，部分在网络专栏、公开讲座中发表。）

（二）徐贲的政治思想史角度的批判

徐贲强调中国现代早期的“启蒙不彻底”，认为孙中山虽然借用了许多西方概念，但并没有对“民主”、“人民主权”进行制度化的设计，而是建立了一种精英主义的“训民体制”。代表语句：“训政就是在民众没有政治能力时，由国民党代为统治。”这等于否定了民众的主体性，是一种“披着民主外衣的专制实践”。

（三） 秦晖的民粹批判视角

秦晖虽然较少直接批判孙中山，但他在谈论“民粹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时，隐含了对孙中山“民族主义至上”的三民主义体系的批评。他认为孙在推动国家现代化时，牺牲了自由主义价值，偏向集体主义、精英主义与民粹化。

(四)其他通俗化色彩的批判

张宏杰、袁腾飞等公众史学者多以“历史八卦”的方式质疑孙中山的个人品质、革命策略。例如：孙“革命靠捐款、军阀、外国”，并不完全独立自主；频繁失败却不断鼓动“起义”，造成不稳定；与宋庆龄的关系也被通俗化为“政治婚姻”工具。

 刘仲敬批判孙中山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灾难的奠基者”，将其思想视为“后发国家现代性焦虑的体现”，认为三民主义是模仿西方的失败产物，民粹主义式的“民族主义”导致中国陷入军阀割据与统一焦虑循环，未能真正实现国家构建。

这些学者的观点在大陆媒体与高校中仍属“边缘”或“温和异议”，但近些年已在网络空间广泛传播，影响甚广。

（五）港台学者的主要批判观点

台湾香港学者从中华民国正统叙事出发，强调孙中山“国父”地位，肯定其建立中华民国、提出三民主义的历史功绩。对其“以党治国”有批评声音，但普遍持肯定态度。如戴玄之《孙中山与中华民国》、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精神》等。而自由主义与批判史观认为，孙中山的“党国思想”有政党专制倾向，其革命策略中有“权谋政治”的一面，也指出其部分思想受西方影响而非完全原创。如李敖的《孙中山研究》。

李敖在其多部作品中批判孙中山是“党国体制的始作俑者”，指出其“以党治国”构想违背民主精神，强调其晚年思想与法西斯有相似性（如五权宪法中“考试、监察”权的官僚主义倾向）。

许倬云认为孙中山的政治构想理想主义过强、实际操作性弱。他批评孙未能有效建构制度性民主，其革命更多依赖个人魅力与“临时结盟”，导致后期政局动荡，三民主义体系松散、政党组织依附性强、未能抑制军阀割据。

 （六）西方学者的主要批判观点

西方学者多以革命现代化视角从比较革命或现代国家建构角度来分析孙中山，强调其在政治动员、革命策略与现代民族国家构想上的尝试错误。如法国汉学家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在其《孙中山传》（Sun Yat-sen）中强调孙的复杂性：既是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政治家，指出孙对“民主”、“民族”、“民生”的定义并不清晰，更多是政治动员口号，也指出孙与苏俄的合作非出于深层认同，而是权宜之计；孙是一个“模糊理想主义者”，其思想多为西方概念拼贴，其政治手段充满策略性与妥协。美国学者Harold Schiffrin在《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中提出孙中山并非坚定革命家，而是不断调整其策略以应对现实压力，出于对权力现实的认识而不断妥协。他不认为孙中山有清晰的政治哲学，其早年多次失败后接受日俄英等外援，政治路线反复摇摆，联盟策略不稳定。

       学术界主要争议点集中在孙中山的思想原创性（三民主义是否为西方思想嫁接）、他与共产党的关系（与苏联的合作是否具有“策略性”或“认同”）、他是否为现代中国“奠基人”或“历史转折点人物”、“以党治国”与政党专制的早期雏形是否由其设定等方面。

自由派学者对孙中山的批评批判属理性批评和思想学术自由的范畴，有利于祛魅和去除国共两党对孙的神话、圣化，揭示并还原历史的约束条件、复杂性以及人物的局限性、有限性。

三、大众话语全面否定甚至黑化孙中山

在近代中国历史叙事中，孙中山长期被国共两党视为“国父”“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政治理想与个人形象构成了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象征。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意识形态多元化与网络舆论的碎片化，“黑化孙中山”的言论在民间舆论场和网络空间频繁出现。从严肃质疑到恶意抹黑，从学术反思到情绪化攻击，这种现象在中国大陆及华语网络的扩散，反映出代中国公共历史记忆的一场新的颠覆。

黑化孙中山并非单纯的历史认知偏差，而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它折射出当代社会中关于国家、革命与现代性的集体焦虑，也体现了不同意识形态对历史资源的重新争夺。

（一）批评与黑化的分界

要理解当代黑化孙中山的话语机制，首先必须区分理性批评与意识形态性丑化。
批评，是学术和思想领域的必要工作，其目的在于揭示历史人物与思想体系的局限；而黑化则是一种政治化与情绪化的叙事操作，目的在于否定、贬损乃至颠覆历史符号本身。

近年来，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如张鸣、秦晖、徐贲等人对孙中山思想与政治实践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他们指出，孙中山虽以民主革命自居，但其政治理念仍带有传统“家长式革命”的遗产。例如张鸣认为，孙中山的革命逻辑是“以领袖治国”的现代延续；秦晖指出，他在革命实践中未能真正信任民众自治，而更倾向于以政党和个人意志取代制度化权力制衡；徐贲则从文化批评角度认为，孙中山的政治动员方式仍是“救世式的政治宗教”。

这些观点虽然具有批判性，却是基于对现代政治制度与公共理性的反思，目的在于深化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解，属于理性批评范畴。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代网络空间中盛行的黑化孙中山言论。它们往往以阴谋论、情绪化叙事或民族主义逆反心理为特征，声称孙中山“崇洋媚外”“投机革命”“出卖国家”“靠外国势力上台”等。这类言论既无史料依据，也无逻辑自洽，而是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化为个人阴谋或道德堕落。这种黑化不再是思想讨论，而是一种文化政治操作：通过摧毁历史中的启蒙符号，消解公众对民主与共和理念的信任。

（二）黑化的主要类型与意识形态根源

在民间和网络舆论大众华语中，不仅存在对孙中山的负面评价，甚至到了全面否定甚至黑化的程度。有人讽刺他是“革命失败家”“空想家”，一生多次革命却始终无法真正建国；也有人批评他思想模糊、缺乏政治实践能力，只会搞口号；还常有人指责孙中山“出卖革命”，与苏俄妥协，从而间接让中国走向极权。

1、毛左与新左派史观：革命正统的排他逻辑

在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叙事中，孙中山被定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其历史地位有限且从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逻辑。这种史观延续至今仍在部分左翼舆论中存在，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革命无出路”，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完成民族独立与社会解放。
这种以“革命正统性”划分历史意义的模式，使得孙中山被视为“革命的失败者”或“妥协者”，进而为后来者树立了否定的参照。这种黑化并非出于对孙中山思想的实质分析，而是出于政治教义对“历史合法性”的垄断需求。

2、民族主义与反西化话语：文化焦虑的投射

另一类黑化来自极端民族主义或“皇汉派”话语。他们将孙中山视为“西方化的产物”“背叛中华传统”的象征，指责其引入“洋教”“共和制”“民权”等西方理念，是导致中国“失去传统正统”的罪魁。这种论调往往混合着反基督教、反现代化、反民主的意识形态倾向，其心理根源在于现代性焦虑：面对全球化与价值多元化，一部分群体通过“否定近代化的起点”来构筑文化身份的安全感。孙中山作为“现代中国的开创者”，自然成为他们宣泄焦虑的靶标。

3、网络民粹与阴谋论：反精英的文化快感

第三类黑化现象主要出现在网络空间，尤其是短视频、自媒体与匿名论坛。它们常以“揭秘”“真相”“还原历史”为噱头，制造大量关于孙中山的虚假叙事：
如“孙中山是日本间谍”“靠外国资金革命”“骗捐”“政治投机者”等。

 承接学界批评批判者孙破坏清末君主立宪，颠覆政体导致军阀混战，未建成真正民主制度，反而开启了”专制的新阶段”的观点，大约在2000年代前后 ， “两党党父，一国国贼”这句话开始流传，尤其是微博兴起之后，“民国热”与“党国批判”并存。 这句话是对孙中山非常激烈的否定性评价甚至黑化，主要流传于民间和网络空间，尤其是在一些对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持批判否定态度的自由派、民间历史圈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中频繁出现。       

 这句话的确切首发者已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并非出自某个权威历史学者的著作，而是网络舆论场中的讽刺言辞，大多出现在论坛（如天涯、凯迪、知乎早期）、微博或一些极端政治立场公众号文章中。

 一些批评民国与中共政治传统的人，用这句话表达对“ 孙中山党国体制遗产”的否定态度。常见使用者群体多为极端反国共两党派（如泛自由主义者刘仲敬影响下的联邦主义者），认为孙中山建立的政体是“党国雏形”，对中国百年宪政发展是灾难； 部分历史修正主义者主张清末君主立宪才是宪政正途，批判辛亥革命为“造反式革命”，此种观点在网络历史博主/极端保皇派（如“支那遗民派”“新清帝国派”网民）中尤为流行。

 主自由派学者、学术界（包括批判者如张鸣、徐贲、秦晖等）不会使用如此极端语言，但他们可能从学理层面提出类似批评。例如张鸣指出孙中山训政思想为专制铺路，秦晖提出警惕孙中山的“国家主义”倾向与现代极权主义的共通性；刘仲敬（非主流历史评论人）对孙的批判极为激烈，认为其开启了“中华民族想象共同体的暴政史”，其言论最为接近这句话的语义调性。

这种“反主流叙事”的流行反映出网络民粹主义的普遍心理：不信任一切精英与权威，偏好“揭穿”“反转”的快感。在这种语境下，孙中山的历史复杂性被消解为“被包装的骗子”形象，而这种扭曲又被算法强化、不断传播。

这种“黑化”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满足大众的情绪宣泄与娱乐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否定启蒙人物，间接强化了威权政治的合理性——如果连孙中山都是“骗子”，那么“民主”“共和”等理念自然也被视为虚伪的外来装饰。

（三）传播机制：从意识形态到算法政治

过去十年间，互联网的舆论生态重塑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记忆机制。历史人物不再只属于教科书与学术论文，而被纳入流量与娱乐逻辑的再生产体系。
黑化孙中山的扩散正是这种文化机制的产物。

首先，网络算法倾向于推送情绪强烈、观点极端的内容，从而制造注意力优势。黑化性内容因其戏剧化与冲突感而更容易被点击与转发。其次，平台缺乏历史事实核查机制，使得虚假叙事长期流传并被不断复制。再次，网络审查制度对现实政治话题的限制，使得“历史人物”成为一种替代性政治表达的安全载体。部分群体借“批孙”之名表达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却在过程中无意强化了对民主与启蒙传统的敌意。

在这种语境下，黑化孙中山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政治现象：它表面上是“历史再评价”，实质上是一种反启蒙的舆论工程。通过贬损近代中国启蒙象征，舆论空间逐渐被“虚无化的反现代话语”占领。这种趋势与当代全球“后真相”与“反精英主义”潮流互为镜像，具有深刻的社会心理基础。

（四）现实危害与文化政治功能

1、破坏历史记忆与理性思考

黑化孙中山的最大危害在于，它侵蚀了公众对历史理性的信任。辛亥革命是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重要转折，孙中山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完美成功，而在于开启了政治现代性的可能性。当这一历史节点被否定，公众便失去了理解中国现代国家形成逻辑的参照系。

2、削弱民主与共和的文化根基

孙中山是中国历史中少有的以“民权”“民生”为核心理念的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理想虽未完全实现，却为后来的民主化思潮提供了语义资源。
黑化孙中山等于抹去这一语义空间，使“民主”“共和”成为被污名化的词汇，为威权主义、民族主义提供了文化正当性。

3、被极端政治与权力话语所利用

在某些语境中，黑化孙中山被权力话语有意或无意地利用，用来证明“历史英雄皆虚伪”“民主体制不适合中国”。这种叙事逻辑与极权主义的历史修辞高度相似——通过摧毁理想，制造犬儒。它让民众相信：“一切理想都是骗局，唯有服从才是现实”。

4、反智化与文化娱乐化的扩散

黑化现象同时体现了当代中国历史叙事的“娱乐化”。网络平台上对孙中山的戏谑、剪辑、恶搞视频，模糊了历史教育与娱乐消费的界限。历史被降格为流量产品，而启蒙人物的象征意义在消费过程中被解构殆尽。这种反智化的文化氛围，使公共理性进一步衰退。

（五）重建理性记忆与公共历史

黑化孙中山并非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当代中国公共文化中“反启蒙”“反理性”趋势的集中体现。它显示出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认同危机——当官方话语失去说服力，民间话语又被情绪化与阴谋论占据，历史便成为无主的战场。

要走出这种困境，关键不在于恢复某种“英雄崇拜”，而在于重建理性记忆。这意味着：学术界需以开放与批判的态度重新阐释孙中山及近代启蒙传统的意义；公共教育应强化历史批判思维，避免将复杂的历史简化为道德审判；媒体与网络平台需建立基于事实与责任的历史传播机制。

孙中山作为历史人物，并非完美无缺，他的政治实践也有时代局限。但无论如何，他所象征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是中国近代历史中难得的光源。
在当代社会重陷权力崇拜与民族主义狂热的时刻，维护这种启蒙传统，不仅是对孙中山的历史尊重，更是对公共理性的捍卫。

四、红化与黑化的关系

这里的逻辑比较微妙。

（一）中共对黑化的纵容与利用

1、官方主旋律：必须红化
在官方历史中，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是共产党合法性的来源。
所以在主流教科书、纪念场合，绝不能黑化。

2、有限度纵容黑化
中共并不严厉打击民间对孙中山的批评，尤其是学界的“反思”与“贬低”；
这与其对毛泽东、邓小平的严禁批评形成鲜明对比。

3、利用黑化来转移矛盾
学界与大众的黑化往往集中在孙中山的失败、摇摆和“联俄联共”，这在事实上 削弱了国民党的正统性（因为国民党自称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批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反向强化”了中共的叙事：
自由派说孙中山失败 ，中共说“对，所以只有我们才能完成他的事业”；
自由派说孙中山联俄引祸 ， 中共说“对，那正是他最伟大的选择，我们继承了”。

（二）黑化与红化的互补关系

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大众的黑化：突出孙中山的失败、摇摆和历史局限。

中共红化：截取其“联俄联共”和“民生主义”，强化自己是继承者。

红化和黑化，表面看是对立，一个贬低，一个拔高；实质上互为补充：自由派的批评削弱了国民党传统的“孙中山正统性”，而中共正好借机垄断对孙的解释权。

孙中山被黑化与红化的两极叙事，其实并非互相抵消，而是共同塑造了今天的局面：在中共话语中，他是共产党革命的合法性前驱；在自由派批评中，他是失败的革命者，甚至是中国极权化的“开门人”。两种叙事交错，使得孙中山作为“民主宪政思想的探索者”的复杂形象反而被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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