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福尔摩沙，美丽之岛。从经历百年殖民到今日全球半导体中心。曾经人类最悲情的历史、文明中最精致的技术、现代政治最自由的灵魂，浓缩在这座山海相间的岛屿上。然而，曾几何时，在和平痴呆、媚俗媒体、在野叛国、司法怠惰的摧残之下，台湾已如一曲风雨前夕的「广陵散曲」，更像「物哀」余韵下的落日挽歌。

当一个国家或民族集体选择了「痴呆」作为逃避现实的手段，当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选择了「背叛」作为获利的捷径，当人民在「小雀幸」之下无知无感，当媒体已成「垃圾制造机」，它的结局就不是岁月静好，而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我用「和平痴呆症」(Peace Dementia)来形容台湾现状，是一个带有强烈危机感和讽刺意味的修辞。但这不是修辞，而是台湾面临慢性灭绝的前置性徵兆。「和平痴呆」描述的是一个社会因为长期处於和平与繁荣，失去了对战争威胁的敏感度，投机政客滥用自由於权力斗争，媒体陷入低智和堕落，司法体制处於「与世无争」的逍遥游放，最终丧失了基本的生存能力与自救之道。

1，和平痴呆症

尽管多项民调显示，多数认为中共是台湾最严重的威胁，对中国的负面观感达到历史高位，但面对备战，如增加国防预算和动员参与，社会舆论却表现极度分歧，国防特别预算甚至遭到在野党的杯葛而面临报废。

「和平痴呆症」绝非单纯的「爱好和平」，而是一种「系统性风险的感知失灵」，对战争的代价、敌人的威胁以及自身的防卫义务，处於「无知、无感、无痛」的麻痹状态。尽管中共军机频繁绕台并越过台海中线，乃至最近又发动「正义使命─2025」围台军演，台湾股市依然屡创新高，人民俨然充当「看客」。至今，绝大多数民众完全缺乏战备储存物资(如手电筒、急救包、乾粮)，甚至把「万安演习」视为扰民和不便，许多防空避难室甚至杂草丛生、宛如废墟。

社会中广泛流传「疑美论」(美国不会营救)与「和谈论」(只要两岸交流就可避战)。两种观点虽然立场相反，但本质上都是一种「责任外包」。前者将安全寄托於美国的承诺，後者寄托於中共的信用，完全缺乏「国家自救」的决心。

「和平痴呆」必将导致台湾国防建设的停滞和防卫的脆弱化。一但中共认定台湾处於民心涣散的痴呆状态，就会做出「武统成本很低」的误判。一旦战争爆发，一个没有敌我意识的社会必将陷入无可挽回的灾难。

2，在野党独裁

蓝白两党利用「叛国罪」定义宽松的漏洞，频繁赴中与敌对政权进行政治协商，将「通敌」包装成「交流」，以政治自由掩藏叛国之恶。回台後再以「交流促和平」之名行「主权投降」之实。在野党与其媒体侧翼，精确利用了台湾社会对「警总时期」的集体创伤，把任何国安保护措施贴上「打压自由」的标签，再进一步将「言论自由武器化」，以掩护中国的认知作战，导致台湾的司法免疫系统因害怕被指控「政治迫害」而功能瘫痪。

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否决政治」(vetocracy)，恰足以说明在野党以制衡之名行瘫痪政府之实。在野党利用立法院的人数优势和程序规则，将攸关国家生存的国防法案、财政体制、人事任命案进行无限期的搁置或冻结，将原先「分权制衡」的民主设计异化为「国安绞肉机」。实际上，在野党早已超出「否决政治」而进入多数暴力下的「在野独裁」，以「奈我如何」的姿态，在立法院推动「法理政变」。这是一场不需要动用坦克，只需要动用表决和程序杯葛，就足以让台湾因内耗而坏死，最终为中国的「不战而屈人之兵」铺平道路。

卖台政客将台湾主权当作筹码，向北京换取个人的政治影响力或家族的商业利益。邹保祥摄影

政府处罚陆配散播武统言论，在野党却指控打压言论自由；一个在野党主席，竟宣称两岸主权虽然互不隶属但同属一中这种虽然形同陌路却是一家人的矛盾𨗴辑，宣称假性民主选出的普丁并非独裁者却指票栗选出的赖总统为独裁者的脑残类比。以政党斗争弱化国家安全，为中国代理统战不择手段，我称之为「无脑乱台」。

毫无疑问，这群卖台政客将台湾主权当作筹码，向北京换取个人的政治影响力或家族的商业利益。他们频繁赴中「朝圣」，在国际社会营造出「台湾民意渴望统一」的假象，从而削弱国际社会对台湾的信任与援助。

在野党的叛国策略有两种：

(1)稀释防卫法律：将叛国的定义模糊化，大幅提高入罪门槛(例如要求必须证明有「具体实质危害」)，让司法单位即便想动手也找不到法条。

(2)预算劫持：将国防、情治预算当作肉票。如果国安单位查得太严，他们就以删预算或冻结预算为威胁。这种「预算审查权的武器化」，让国安官僚被迫向卖台势力妥协，这就造成「主权空壳化」：台湾虽然还有军队、有国旗，但其内部决策机制已被渗透与绑架，形成法理韧性的脆断。

3，媚俗弱智的媒体

台湾商业媒体的媚俗与弱智，是对台湾「国家安全」最深层的侵蚀，这是一个涉及集体认知失能和社会低智化的病理过程。

台湾的电视媒体整天报导的是行车纠纷、吸毒诈骗、网路爆料、综艺八卦、色狼偷窥、夜市小吃、冬令进补、观光旅游、路边吵架…..。让阅听众长期处理不用逻辑、没有因果且与国家命运毫无关系的感官碎片之中。一方面，媒体所有人垄断媒体立场，乃至立场先於真相，堪称世界奇蹟之一；另一方面，台湾商业媒体的神主牌就是「流量即正义」，为了在极小市场中争夺广告费，媒体采取「小报化」(Tabloidization)和「市场驱动的娱乐新闻系统」(Market-Driven Infotainment)，把新闻转化为「感官商品」，把复杂的法案辩论简化为立委打架或政治口水，怠於培养民众对於国家面临的结构性危机(如能源转型、人口结构、中国威胁、主权代价)应有的认知框架，失去处理深层逻辑和资讯识别的能力，导致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严肃讨论的崩碎，这就是和平痴呆症的主要病源。

弱智化的媒体环境，本质上是媒体责任的缺位与资本逻辑的越位，更是提供外部敌对势力和认知作战绝佳的切入点。一个习惯於观看「短、平、快」媚俗内容的社会，不可能具备反制中国深层运作的统战渗透和识别素养。当「解放军军演」与「某明星离婚」在新闻版位上备等量齐观时，民众自然认为两者的危险程度并无差别；当媒体不再是民主的「看门狗」(Watchdog)，而是收视挂帅的「贵宾狗」，台湾的民主防卫墙就会内腐倒塌。

4，小确幸主义

「小确幸主义」意指「微小而确实的幸福」，它是导致「和平痴呆症」与国家意志凋零的社会心理结构。小确幸主义的座右铭就是「活在当下」与「追求即时的感官补偿」，它同时也是一种「避险心理」。在「小确幸」的框架下，个人的舒适被置於国家主权与公共利益之上。社会集体失去了对未来五年、十年的长远战略规划，只求今天好好过日子。

「小确幸主义」需要一个温暖的「无菌室」和「资讯茧房」，商业媒体喂食的琐碎新闻提供小确幸的养分，使民众沉溺於微小的生活满足，塑造「集体平庸」，对大时代的动荡抱持与我无关的认知隔绝。

在政治上，小雀幸主义表现为一种「鸵鸟效应」以及对和平的幻想，是在野党玩弄权力的温床，一张贩卖「虚假和平」的廉价门票。在野党只要喊出「维持现状」、「和平对话」，就能打动害怕失去小确幸的民众，使台湾走向不设防的衰败。换言之，小确幸主义将台湾人从「负责的公民」转化为「追求感官满足的消费者」。消费者不会关心主权，只关心价格。

小确幸让人活在一个时间冻结和永恒欢乐的时空之中。因为历史太沈重(两岸恩怨、冷战遗绪)，未来太恐怖(2027、2035攻台时间表)，社会选择集体失忆和失明。德国哲学家尼采曾经预言一种「末人」(The Last Man)，他们追求微小的快乐，自豪於自己的温和，拒绝任何高尚的冒险。小雀幸就是「台湾版的末人」，一个「末人时代」。

5，国安体制的怠惰

法律防御的空洞化与行政官僚的集体消极，归结起来就是「国安体制的怠惰」。在政治学上叫做「主权失灵」。当一个国家无法定义「敌人」，也无法惩治「叛徒」，国家的主权就只是法律虚影、政治残障。

台湾现行的《刑法》外患罪或《国家安全法》，对於「叛国」的定义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军事冲突(如直接投敌、泄漏军事机密)，完全跟不上现代的「超限战」和「混和战」的恶意演化。对於在野政客频繁赴中进行政治性对接，在台湾内部散播「和平主义鸦片」，瘫痪国防预算等等，都在「言论自由」的掩护下束手无策。换言之，法律上的「模糊边界」，给了卖台政客极大的套利空间。他们在体制内领薪水，却在体制外拆地基，国安体制却因「法律无规定」而集体静默。

许多法官为了追求所谓的「绝对中立」(实则是平庸避险)，在面对国安案件时倾向於从轻发落，甚至将明显的间谍行为视为普通的商贸往来。这种自废武功的不作为，正是台湾安全空洞化的主因。

国安体制(包括司法、调查、情报部门)的怠惰，源於一种典型的「文官避险心理」。对明显的统战渗透采取消极观望，这就会产生「破窗效应」： 当一个卖台政客公开叛国而毫发无伤时，会有更多的政客加入这个「低风险、高回报」的卖台行业，民众也会产生「既然政府都不在乎，我为什麽要在乎」的虚无感，造成「免疫系统被病毒接管」，进一步加深「和平痴呆症」的泛滥。

因为珍爱，所以反思

因为珍爱台湾，所以反思台湾，不是唱衰，而是警示。台湾曾是烨烨发光的海上明珠，如今竟成危机四伏的痴呆之岛。人类灾难从来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叛徒与群盲的共业。当背叛者掌握定义正义的权力，当小雀幸遮蔽亡台的视角，当媒体成天灌食人民垃圾新闻，当和平痴呆成为社会集体意识，结果只是等待第一颗飞弹的落地！

镜报 2026-1-9

作者：宋国诚／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宋国诚观点》YT频道主持人、《宋国诚观点》（Blog）版主，最近着作《失速中国》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转自 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