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桂鸣

当今世界并不缺乏关于正义的语言。

人权、价值、规则、责任、良知……这些词汇以空前的频率出现在国际声明、外交辞令、战争动员和制裁文件之中。几乎每一场冲突，都自称站在正义一边；几乎每一次对抗，都被描述为“别无选择”。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正在浮现：当正义被不断高举，秩序却在迅速崩塌。

一、一个反直觉的判断：国际法并非死于权力，而是死于正义

在当代公共讨论中，国际法的衰败常被归因于一个简单解释：大国不守规则，强权政治回归。这种说法并非错误，却过于表层。

更深层、也更危险的原因在于：国际法并不是被赤裸裸地践踏，而是被过度道德化，从内部掏空。

换言之，它不是死于犬儒主义，而是死于一种自以为正义的热情。

这一点，早在二十多年前，约翰·罗尔斯就在《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中作出了冷静而清醒的预警。

二、罗尔斯的底线思维：国际法不是全球正义工程

罗尔斯在《万民法》中坚持一个在今天显得格格不入的立场：

国际法的首要功能不是实现正义，而是防止灾难。

因此，他拒绝将国际法理解为一部“世界宪法”，更拒绝把它变成一项全球道德改造工程。

在罗尔斯看来，国际社会必须承认一个不可消除的现实：**世界由价值根本不同的政治体构成。**如果国际法试图解决“谁是好制度、谁是坏制度”的问题，它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的合法化。

这正是他坚持“薄正义”的原因：

• 主权仍然重要
• 不干涉是规则而非例外
• 人权必须被严格限缩

国际法的正当性，来自克制，而不是崇高。

三、道德化的起点：当人权从底线变成旗帜

国际法被道德化的关键一步，是人权的功能转变。

在罗尔斯那里，人权的作用是负面的、限制性的：它设定一条极高的门槛，只有跨过这条门槛，战争或干预才可能被讨论。

而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人权逐渐变成一种正面的、进攻性的语言：

• 从“防止最坏结果”，变成“追求最好状态”
• 从底线标准，变成价值清单
• 从法律约束，变成政治动员工具

当人权被不断扩展、细化、意识形态化，它就不再是国际法的稳定器，而是其溶剂。

四、道德化的机制：三种合法性侵蚀路径

国际法的道德化，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通过三种机制逐步推进。

1. 合法性条件化

主权不再被视为默认权利，而是需要通过价值测试才能获得承认。制度是否“正确”，逐渐取代行为是否“守法”。

结果是：

法律从行为规范，变成身份审查。

2. 干预的常态化

一旦正义目标被无限拔高，干预就不再是例外，而成为持续状态。制裁、孤立、代理战争，被包装成道德义务。

战争不再是失败，而是“未完成的正义”。

3. 阵营化与双重标准

当国际法与道德阵营绑定，规则的适用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选择性。相同的行为，在不同阵营中获得完全不同的评价。

法律的普遍性由此瓦解。

五、结果：国际法从规则变成叙事

当道德化走到尽头，国际法不再是约束各方的共同语言，而沦为各自使用的叙事工具。

• 它不再减少冲突，而是为冲突提供正当性
• 它不再限制权力，而是为权力背书
• 它不再调解分歧，而是固化对立

此时，违反国际法反而变成一种政治表态，而遵守国际法被视为软弱甚至背叛。

国际法并非被废除，而是被架空。

六、回到罗尔斯：克制作为最后的现实主义

在今天回看《万民法》，其意义恰恰在于它的不合时宜。

罗尔斯坚持：

• 国际社会只能追求最低限度正义
• 不应将国内正义的标准外溢到国际层面
• 共存优先于改造

这不是道德退却，而是政治清醒。

七、结语：当正义过载，秩序先行崩塌

国际法的危机，并不意味着规则不再重要，而意味着规则无法承载过多正义期待。

当正义被不断加码，国际法反而最先失去约束力；当道德语言被无限动员，战争就获得了新的合法性。

或许真正激进的立场，已不再是呼吁更多正义，而是重新学习克制。

这正是罗尔斯留给当代世界、却被刻意忽视的政治遗产。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