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三十四年前此文标题是《半吊子的市民社会》，而今网见「黑豹」的经纪人「四哥」都走了，（https://x.com/po7bwg/status/2010729774663237678?s=12&t=IDFzXm8-BGtfprzzUoGXmw）再贴它竟然找不出好的标题了，然而这篇二十七年前的旧文，仍可提供一点我们来路的脉络——大伙儿跟着邓小平狂奔，奔到天安门翻了船，可中国却连一个「半吊子」都没整成：资本主义「半吊子」不是、社会主义「半吊子」更不是、传统社会「半吊子」没资格了、现代社会「半吊子」凑不上……
“六四”一劫，把中国拨到另一条道上，一条非驴非马的道：农民已经不靠土地生活，几千万年轻的农民工都苟活在大城市边缘，陈胜吴广还在搵食；中产阶级已是一个利益集团了，却无改变制度的意向；城市市民被股市房产牢牢捆绑在体制的战车上成为市场奴隶，知识界则乱哄哄的，思潮就十种之多，从最左的”回到文革”可以到最右的”回到民国”，也可以从主张复辟斯大林直到主张复辟儒家；所谓「奇迹」的发生不在经济，而在中国铸成一”巨婴国”，贪婪物欲膨胀而毫无权利意识，皇权观念肆意回潮，传统沉渣泛起，看客文化盛行，若遭欧美施压制裁，只会加剧民众民族主义升高而拥戴集权，进一步沦丧自由。 】

今年（1992年）春节期间，毛泽东像在山东某地卖了三百万张。毛泽东也成了北京出租车司机们的保护神，”红太阳颂”录音带在上海的销量突破百万。四月，麦当劳在北京开业那天，创下一万六千名顾客的世界纪录。当年南京蒋介石总统府对面，正在矗立起一座台湾大饭店。五月，”摇滚皇帝”崔键在南京登台，黑市票价达84元，北京出现十多个摇滚乐团。在深圳，一张卡拉OK的门票是150元。特区己有亿万富翁；全国边远山区还有五千万人年平均收入在200元以下。上海人均住房面积在四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为23万户。高干子弟在香港争购洋楼游艇，北京人当中的”大款”也讲究”开宝马，持金卡”了。酒店里出现跪式服务，个体户烧”死人票”（百元一张的人民币）玩……。

一恍三年，许多人都对大陆的变化失去了判断，但有一点却也直接间接地感觉到了，那就是：资本主义不仅在沿海特区，也住全国规模上”软着陆”了。

十年开放，一场流血，再加上这三年的”挂羊头卖狗肉”，中国人得到些什么呢？自然，没能像东欧和俄国人那样得到民主，却也换来一些社会的改变，比如，过去一直能够控制到人们内心的那种全能主义式的统治已逐渐疲软，过去管住每个人吃喝拉睡婚丧嫁娶的那个单位制度，也慢慢失去人身控制的功能。借着国家的失效，社会开始有了空隙。也可以认为，这些空隙就是所谓”私的领域”，它当然首先表现在私有财产已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被默认了，股票在大陆的风靡，就是证明。其他还有一些现象，比如：

一一人们的经济收入已不只依赖全民所有制（国家）一个来源，从市场经济得到的收入占了相当比例（城市里， “一家两制”越来越多，住房、医疗保险靠国营，挣钱靠私营和外资合资）；

一一国家财政收入的将近一半来自私营或半私营的企业；

一一农民同国家的关系基本回复到传统社会”交皇粮”的关系；

这都显示，大陆正向”私性社会”演变。这大概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变化，因为在四九以前，中国就是一个很私性化的社会，当共产主义终于犹如一层血红从中国大地消退后，社会的原形便渐渐露出，一切私的性格都在复苏。去年的”焦裕禄热”，大概是一个失败的共产社会的最后叹息；而今年的”毛泽东热”，则是人们舞着死去的巨灵、半喜半忧地迎接陌生的时代。

自”文革”以后，中国人就对共产主义和被它所亵渎的”公”的观念失去了信心。人们吃够了平均主义、一平二调、穷过渡的苦头，也被虚伪的”一大二公”、无私奉献、雷锋精神等等捉弄够了，以致”公”成为万恶之源，”私”反而倒成了社会发展的杠杆。邓小平的”猫论”，便是铲除公有制及其观念的政治宣言，它和”摸论”、”闯论”，构成中国人向资本主义”大跃进”的”新老三篇”，这一基本价值的大颠倒，引起大陆社会的剧烈振荡，甚至爆发流血冲突，原是不足为奇的。还记得吗？老毛在二十多年前就絮禁叨叨不断预言，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一定会人头落地的，这话如今听来，似乎也有点道理，只不过社会主义也让数千万人头落地就是了。

大伙儿跟着邓小平狂奔，奔到天安门翻了船。这一翻船倒好，把先前羞羞答答的东西都翻掉了，干脆脱了裤子干资本主义。

“六四”以后，中共把四面八方都堵上，只给大伙儿留一条道：发财去。在毛泽东时代，发财是最大的罪行，而关心国家大事是最高的觉悟。如今这也来了个大颠倒，全社会都掉到钱眼儿里去了。

可是，有一件事情却在不知不觉中疯狂进行，那就是”鱼汤正在重新变成鱼”，即国家正在退出的那些空闲，包括各种社会资源，都在被重新分配着，一九四九年中园已经历过一次流血的再分配，那是把鱼变成鱼汤，要想变回来谈何容易？如今东欧和崩溃的苏联都正在这痛苦之中，今日中国大陆仿佛没有这种痛苦，虽然老百姓也在抱怨所渭”白毛女与黄世仁新编”，也在嫉妒暴发户和企望分到一杯羹的矛盾心情中挣扎，但大家都知道中国在被” 瓜分”，谁抢到一块就算谁的，这是一次次世纪末的大分臧，一次没有法律程序的再分配，一种借公有制崩溃而实现的私人占有，比如，把承包权、管理权渐渐蜕变为占有权；又比如，太子党们所鼓吹的”党有制”。这种”浑水摸鱼”的后果引起公平倾斜，绝不可能使财产私有制循合法途经被社会接受，反而是为社会制造更多平均主羲和乌托邦的政治资源，为下一轮乱世和共产提供道德前提。

几年前，我曾到温州去看过”资本主羲萌芽”，从东海殴江口进去，只见两岸青山都被剥出岩体，鱼鳞般地排列着无数椅子坟。一眼望去，觉得这世界的人好像消受不了阳间，己经在安排阴间了。街市每天只在太阳落山后才醒来，醉醺醺的通霄夜市所有人都在谈发财的事，听到许多关于暴发户的故事，但也让我碰到另外两件事：一是有个村办烟花作坊失火，十五个做工的儿童被炸得血肉模糊；一是有家地下钱庄倒闭，一个青年保镖死于乱刀之下，从手指到脚筋都被砍断。当时，我对这样一个社会感到很陌生，知道未见得比先前更坏，却也好不到哪里。

同时，不仅这种私域不是依据法律程序建立起来的，而且大陆社会也不会因为私域的扩大而产生所谓公域，或称公共空闲。

前十年的商品化过程有一个看不见的后果，即它以阶级为框架的”新社会”逐渐瓦解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并渐渐都从旧式政治格局中撤离出来。虽然大陆毫无民主基础，但是各种利益集团若要形成新的政治势力，势必要从发展托克维尔所说的具有”公共性格”的一个社会做起一一参与政治过程的民间的组合、形成民间团体。然而，以当前中共的胆战心惊，为防堵政治反对组织的出现，不惜社绝一切民间组合的可能性，令社会在脱出共崖主羲的桎梏之后，根本不能培养出”公共性格”。

“六四”一劫，把中国拨到另一条道上，”苏东波”后，人人开口都谈”公民社会”，仿佛那是救中国的唯一药方，三年来大陆果然有一个类似的”社会”出现，但那离东欧的”公民社会”差了十万八千里，却有它自已的一些特征：

一一国家意识形态腾出的那些空隙，正在被传统的宗法、宗教和各种民间帮会乃至黑社会所填补；

一一政治参与降到最低点（或许有秘密结社）;

一一社会公德基本瓦解。

公安部透露的资料称，全国有黑社会组织、帮会、联会一千八百多个，规模大的拥有上万人，跨越省区设立分支组织；黑社会分子在农村控制土地、农产品和生产工具的价格、销售，组织抗税、逃税活动，放高利贷，建立地方武装和执法队，处理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以地下网络组织偷渡，从事贩卖枪支、毒品和走私，并且已舆港台黑社会连成一片。这几年，大陆不仅成为向东南亚地区输出黑枪的最大策源，也对港台和世界各地最大的难民输出国，也逐渐从世界较大的毒品输出国变成毒品进口国。

与此同时，这三年里被禁立和破坏的正当民间活动又有多少，也是公安部的资料说，从九〇年到九一年，全国各地的集会、游行、请愿申请就有一千多起被禁止，另有非官方申请的二十八起学术活动全部未被批准。

这就是一种暗示：在中国只有黑道走得通。

此外，为化解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政府势必放踪消费，特别是放纵传播媒体以庸俗、反智和非理性的资讯和情趣潜移默化影响大众，塑造社会，使低劣、贪婪、粗鄙的精神垃圾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这种对文化的利用和误导，也将伤害市民社会的健康发育。

这些年来，中共以高消费和”繁荣文艺”来稳定社会的结果，使GNP一两万美元的消费文化传入GNP只有几百美元的大陆，等于把世界性的南北差距”国内化”，它出现这样的景观：彩电在城市的普及率已达最发达国家水平，所谓”三种神器”直追日本，而大学普及率处于最不发达国家之列，消费结构偏离国际常态，食衣家用超前，教育通讯落后，精神文化层面迅速商业化、港台化、美国化，大众消费文化膨胀。

我们没有得到民主，却已经得到了在民主社会里丧失自由的那种文化，以电视为例，官方对屏幕的控制和审查比过去更严格，对转播外国的节目也更苛刻，但空下的时段总得有节目来填补，于是肥皂剧开始风靡，它既是对严肃文学衰落的补充，也是对经过一场追求民主而幻派的人们以嘲弄一切的快感，因此，即使从政治稳定的功利角度考虑，中共也情愿把电视屏幕让给王朔笔下那些反崇高的”痞子”。

大陆已经出现一个半吊子的市民社会，这个社会就象北京的”黑豹”摇滚乐队唱的那样：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
想一想是相互捉摸
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
装着正派面带笑容
不必过分多说你自己清楚
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不必在乎许多也不必难过
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
不再相信
不再相信什么道理
人们已经是如此冷漠
不再回忆
回忆什么过去
现在已不是从前的我

——《民主中国》1992年11月号”卷首语”

作者脸书 202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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