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地生
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核心悖论在于：一个自称“伟大复兴”的国家，却在思想上不断收缩；一个强调“制度自信”的政权，却在信息上愈加恐惧；一个宣称“人民至上”的领导集团，却在现实中不断压缩人民表达与知情的空间。
习近平时代的统治特征，不仅是权力集中与高压维稳，更呈现出一种深刻的“认知政治”现象：统治者在自我封闭的意识形态叙事中不断“自愚”，并通过宣传与技术治理机制不断“愚他”，从而推动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愚民时代。这种统治形态，不再是毛时代那种群众狂热的经典极权主义，而是一种更为复杂、更为阴郁的后极权社会结构。
“自愚”并非愚蠢，而是权力的认知闭环
“自愚”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辱骂，而是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结构性现象：当权力高度集中时，真实信息无法抵达最高决策层，统治者最终生活在自己制造的幻象之中。
政治学称之为“信息过滤”与“威权回音室效应”。在缺乏独立媒体、反对派与制度性监督的条件下，官僚体系的生存逻辑不再是报告真相，而是提供“正确答案”。于是，最高权力获得的并非现实，而是经过层层筛选的政治幻觉。
习近平时期这种现象尤为突出。权力的极端集中，使得整个国家机器越来越依赖个人意志，而不是制度纠错机制。结果是：统治者不仅愚弄社会，也被自身宣传所反噬。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疫情时期的“清零政策”。
三年清零并非单纯的公共卫生决策，而是一场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运动：它被包装为制度优越性的证明，被宣传为“人民战争”。在这种叙事下，任何质疑都被视为政治不忠，任何科学讨论都被压制。最终，当政策难以为继时，又以突兀的方式急转弯，造成社会巨大混乱。
这正说明：当一个政权不能面对真实，它的决策只能在幻象与崩溃之间摇摆。
“自愚”的危险不在于统治者个人是否聪明，而在于权力结构必然生产出虚假现实。
“愚他”：宣传机器如何重塑社会认知
如果说“自愚”是权力内部的信息封闭，那么“愚他”则是面向社会的认知工程：通过信息垄断与意义控制，使社会只能在官方叙事框架中思考。
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指出，后极权社会的关键不是暴力本身，而是“生活在谎言之中”。人们并非真的相信宣传，而是被迫在语言与行为上服从谎言，从而构成统治的日常化基础。
习近平时代的宣传治理，正体现出这种后极权逻辑。
- 信息垄断：真相不可获得
媒体全面党化，新闻不再承担公共监督功能，而成为权力扩音器。互联网审查与防火墙，使中国社会形成一个巨大的信息孤岛。真实世界被过滤，剩下的只有政治安全的叙事。
人们不是“不知道”，而是“无法知道”；不是“不思考”，而是“不能公开思考”。
- 唯一解释框架：意义垄断
在习近平时代，官方叙事呈现出高度单一化：
国家永远正确
外部势力永远敌对
苦难都是必要代价
服从即是爱国
这种话语结构并非为了说服，而是为了消灭替代解释的可能性。社会进入一种意义荒漠：语言被抽空，讨论被政治化，思想被降维为口号。
- 群体心理塑造：犬儒化的顺从
“新愚民时代”的特征并非全民狂热，而是普遍犬儒。
人们在内心并不相信，却在行动上不得不配合；在私下或许嘲讽，但在公共空间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是认同，而是后极权统治最深刻的胜利：它让社会失去表达的勇气与组织的可能。
新愚民时代：后极权统治的升级形态
毛时代的极权主义依赖群众动员与公开暴力，而习近平时代更接近一种后极权升级版：它不再需要持续的狂热，而是通过技术治理、意识形态回潮与社会原子化实现控制。
- 不需要你相信，只需要你服从
后极权统治的核心逻辑是：政权不要求人民真正信仰，只要求人民不要挑战。
因此，政治忠诚更多表现为仪式化的表态，而非真实信念。社会生活被迫嵌入“正确语言”之中，每个人都在进行自我审查。
- 技术治理：数字化极权的出现
习近平时代的统治工具发生质变：
大数据监控
人脸识别
精准维稳
社会信用体系
控制从粗暴镇压转向预防性管理。社会成为透明的，而权力却愈加不可见。
福柯所说的“全景敞视监狱”在此获得现实形态：人们在可能被监控的预期中自我规训。
- 民族主义叙事：新的合法性来源
习近平时代意识形态的核心逐渐从共产主义乌托邦转向民族主义动员：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百年屈辱叙事
文明冲突想象
国家安全至上
俄乌战争中的舆论导向便是典型案例。官方叙事并非基于事实，而是基于地缘政治与民族主义情绪塑造。外部世界被描述为敌对，内部控制因此获得合理性。
民族主义成为后极权统治的心理燃料。
“自愚愚他”的终局风险：体制的内爆悖论
后极权统治最危险之处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生活在虚假叙事中。
控制越严，真实越少；真实越少，风险越大。
清零政策的崩溃、经济数据的失真、地方债危机的蔓延，都揭示出一个结构性困境：当社会无法自由表达问题时，问题不会消失，只会积累为系统性危机。
官僚体系在形式主义中空转，社会信任在沉默中崩塌，国家能力外强中干。统治者越依赖宣传，越无法获得真实；越无法获得真实，越可能做出灾难性决策。
“自愚”最终不是笑话，而是危险。
后极权的新愚民时代与未来出路
习近平时代的“新愚民治理”，并非简单的愚弄人民，而是一种后极权条件下的统治升级：
通过信息垄断制造认知封闭
通过意识形态再中心化塑造唯一意义
通过技术治理实现预防性控制
通过民族主义叙事维持合法性
其结果是：统治者陷入自我神话，社会陷入集体沉默，中国进入一个“后极权的新愚民时代”。
然而，历史反复证明：任何依赖谎言维系的秩序都注定脆弱。真正的危险不是人民觉醒，而是权力继续沉溺于幻象，拒绝面对真实。
当一个国家失去自由表达的空间，它失去的不仅是言论，更是纠错的能力与未来的可能。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