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崛起」,你在世界的各种角落都可以感受到,所以这一二十年,可谓一个「暗世烟蒙」之期,假如延伸一下,其实二次大战以降,中国抗战八年,竟引来苏俄输入的一个「共祸」,这笔糊涂账,至今没有厘清,而中国人已经付出了上人亿死亡的天价;林昭死的时候,中国人只懂得恐惧, 1968年她母亲许宪民还要向政府缴纳枪杀她的五分钱子弹费;自天安门母亲开始,中华民族不再对屠杀沉默了,这个代价就是蒋连捷、王楠等那样年轻的生命;可是母亲们献出了儿子,换来这个民族的文明觉醒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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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蜘蛛盲侠」

陈光诚仿佛一个使者,由被杀掉的那四亿婴儿派回到这个世界来,「他仍然用欢乐的声音、用耐心和爱心来回报这个世界」,因为他们要他来搭救那些已经和将要落胎母亲子宫的弟弟妹妹们;由此他便一个人跟一个政权抗争,由此也引来全国网友一波又一波「探访东师古村」,使沂蒙山区孟良崮附近、地处京沪高速与国道二○五之间的这个小村子,一夜闻名于世;由此,也引来了「中共的戴笠」—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亲赴临沂部署「九○五」专案,监控陈光诚、围堵探访人员;由于这么高的位阶,直接染指对一个小村庄的镇压,当局用于陈光诚一家的维稳费,从二○○八年的三千多万攀升到二○一一年的六千万,到二○一二年累计已达两个亿。

中国计划生育杀掉了四亿婴儿,他们竟派了一个使者回到这个世界,还是个盲人。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日盲人陈光诚独自逃出东师古村那一幕,我当时趴在网上看得惊心动魄,「陈光诚只身一共翻过八道墙,十几条陇,十九个小时内跌倒了几百次,才最后过了一条小溪,逃出了他的村子」——我什至相信是上帝救了他,后来证实,他逃亡时,正在洛杉矶长滩的达赖喇嘛曾为他祈福。

中国人甚至模仿两千年的一句成语「盲人摸象」,创造了一句新成语「盲人翻墙」,从中你可以感觉到中国民间的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兴奋和激动。二○一二年春陈光诚滞留中国的不安全感,像感冒一样传染了整个中国,变成一种推特的、脸书的、甚至整个网路的不安全感,并且从对中共的不信任,转化到对美国的不信任——美国务卿希拉蕊犹豫,保不保护已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的那个盲人。这种现象从前没有出现过,甚至在八九屠杀前中国人是谴责方励之「逃进美国大使馆」、「背叛」学生运动,自「八九」以来,中国这种民间情绪,何时彻底改变了?

由此,陈光诚终于让「中国人」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却是以一个反共的、异议的、流亡的符号,登上讲坛。在中国反体制异议史上,我找到一个序列:头一个是文革之后站出来反对邓小平的魏京生,第二个是八九学运群体,第三个就是陈光诚,还因为一个盲人也可以对抗如此庞大残暴的中共专制,而西方文化是英雄崇拜,在陈光诚身上看到英雄气质,他在中国被称为「蜘蛛盲侠」,对应好莱坞创造的那个萤幕英雄「蜘蛛人」,而饰演「蝙蝠侠」的好莱坞影星克里斯汀•贝尔曾去师古村看望陈光诚,遭到粗暴阻拦。

这个「东师古」,是中共「计划生育」恶政的一块样本。中国政府宣称,从一九七九年到二○一五年,「一胎化」政策减少了四亿新生婴儿—也就是说,这个政策杀掉了四亿婴儿,还导致了人口老龄化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两大问题:

二十年后中国将出现四亿多老无所养的老人;

二十年后中国将出现四千多万壮年光棍。

这是一个比文革还要暴虐的时代,中国人,尤其是十亿以上的农民,血腥土改、高征购搜粮捆绑、大饥荒人吃人、文革清队血淋淋,他们都没敢怎么样,只有「一胎化」,让他们跟这个政权结了仇,他们说:计划生育叫我们断子绝孙啊!

鲁迅在「五四」时代喊过一声「救救孩子」,晚清有「弃婴塔」,然而中国自近代以来,从来没有好过,则是更大的一个背景,令我们吃惊的是,黑暗时代出现的一位英雄,竟然是一个盲人,「陈光诚仿佛一个使者,由被杀掉的那四亿婴儿派回到这个世界来,』『他仍然用欢乐的声音、用耐心和爱心来回报这个世界』,因为他们要他来搭救那些已经和将要落胎母亲子宫的弟弟妹妹们;由此他便一个人跟一个政权抗争,由此也引来全国网友一波又一波『探访东师古村』,使沂蒙山区孟良崮附近、地处京沪高速与国道二○五之间的这个小村子,一夜闻名于世;由此,也引来了『中共的戴笠』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亲赴临沂部署『九○五』专案,监控陈光诚、围堵探访人员;由于这么高的位阶,直接染指对一个小村庄的镇压,当局用于陈光诚一家的维稳费,从二○○八年的三千多万攀升到二○一一年的六千万,到二○一二年累计已达两个亿。

他令我想起顾城的一句诗:「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陈光诚令我们所有看得见的人们惭愧。

 

二、血祸

舞文弄墨可以拓展「社会空间」,也许是所谓「后极权」的一种错觉。东欧社会的历史经验,为这个向度提供了丰富的想像空间,也包括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但是最近这二十年,可能恰是中国专制者要向世界证明:「无权者」就是一丝权力都不会有的,「后极权」跟极权一样强大。

他们是一群工程师,不跟你玩什么「前」、「后」的文字游戏,那是邓小平对「姓资姓社」不感兴趣的一种新发展。倒是高耀洁揭露河南爱滋血祸,兹事体大,且涉及两位中央级官员,就是「十一」皆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李长春、李克强,因此就要追杀到底。

二○○九年岁尾,高耀洁医生由傅希秋牧师陪同,从德州米德兰来华盛顿D.C.,要到国会作证,揭露中国的「血祸」──那是又一个骇人听闻的「中国奇迹」:河南地方政府一九九二年把组织农民卖血当成第三产业,称河南有将近一亿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其中百分之一的人卖血,他们一年就可以有几亿元的利润,由此政府办血站、政府的各个医院办血站,就是一个简易的小房子,或者一台拖拉机,人就躺在血站里,变成了一台台造血机器,像一根根的管子一样,他们把这些卖血的人就叫「管子」,其操作简陋,把几个人的血液混杂在一起,分离取走其中的血浆,再把的血液混杂在一起,分离取走其中的血浆,再把剩下的红血球分成几份输回卖血者体内,由此为爱滋病毒提供了蔓延机会,只要一人带菌,就会迅速蔓延,而整个九十年代参与过卖血的可能有将近一千万人。这场「血祸」被高耀洁医生等几个有心人察觉揭露,立刻遭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残酷么是不可能的呢?

谁救了陈光诚,竟在中文圈子里引起口水仗,而大家都不知道一位关键中国人,美国德州「米德兰」,有个中国异议者的麦加,有一位傅希秋牧师,至今还在中文视野之外。此前已有许多消息说,高智晟律师的妻子儿女、郭飞雄律师的妻子、郑恩宠律师的女儿等等,均被傅牧师营救出国,而郭飞雄至今系狱,高智晟下落不明也很久了。

从中可以看到一种民间的秘密合作—基督教、法轮功、人道工作者、律师,大概还有记者等等,只不过是在营救层面,很像当年「六四」镇压之后香港的「黄雀行动」这种「合作」,并不是在拓展中国的「民间社会」、灰色地带、有限的「透气空间」,而是在一场缠斗之后,将陨落沙场的异议者们遗下的妻儿老小,救出绝境。

曾几何时,中国非体制的民间力量,落到今天这般境地?国内情形,大概下一步是严冬了。体制的肆无忌惮,不在于它有多么强大,而在于没有一丝制约的力量和机制,国人也会更加向这个体制低头。有办法的都在逃,傅希秋他们在拼命地救人⋯⋯。

 

三、中国人想推翻中共吗?

春天一直暖和不起来,偶尔还会冷到十几度,要开暖气,所以春作一样都没去做。世间爆出的大新闻是山东盲人陈光诚逃进美国大使馆,显示「政法沙皇」周永康的那个维稳体制已经无用,因为从上到下的人员皆靠金钱喂养,而「维稳」的恐吓功能一旦失效,接下来是「上街」还是崩溃?

初夏,王丹的「青年中国」在华盛顿DC 聚会,我带上傅莉赶去,两天的台菜、烧烤、华盛顿故居、「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集会,行程紧凑,我都将傅莉留在旅馆里,靠一只手机联络,而她根本不会用它;午餐吃我备好的,晚餐等我捎回去给她,她安之若素,无一句怨言。
聚会众人则讨论变局,受过西方政治学训练的几位,比较各国转型,皆言在中国这个政权,只要人们一上街就垮掉,但是「上街」机制很暧昧,看不清楚,这种社会心理亦非研究所能窥得,只能等待,所以在「社会对决」之前,任何「圆桌会议」(政治协商)都不可能,而制宪和选举都是更晚一步的事情。

最后一晚聊天,就陈光诚出逃发生争辩,在一个是最老牌的异议分子,与一个是最锐利的七零后之间,焦点则是异议者获得民间拥戴,还有没有权利选择自身安危而撤离,不过是在重复方励之的困境,陈光诚不愿留在中国充当中美协议的承担着,一如当年方励之不愿担当「中国的萨哈罗夫」,皆是无可奈何的。

归途中接李晓蓉电话,又去顺道会她,谈起此行种种,她却一言以蔽之:美国人都认为,中国人并不想推翻中共,这跟阿拉伯世界一比就很清楚:伊斯兰世界跟西方对立,有信仰与利益的双重冲突,西方人从来不认为阿拉伯会发生民主运动,结果中东茉莉花革命突起,却一下子推翻四个政权(突尼西亚、埃及、叶门、利比亚),全在意料之外;中国自八九后不再有民主意愿,所以邓小平说经济搞上了,大家就会忘掉天安门,是看中的。

 

三、中国遭遇「共祸」是偶然的吗?

六月中旬以来美国东岸进入酷夏,白天室外均华氏一百度以上,据说是一百零八年未有的高温,一天蒸热下来,本来冷爽的地下室也进八十度,至月底濒临大西洋各州晚间皆遭强烈暴风雨袭击,大面积停电,又正值热浪滚滚。一个雷鸣闪电的晚上,我在电话上跟普林斯顿的余英时先生聊北京正发生的薄熙来案,其间有许多隐而不显的因素,中共亦非旧日毛邓的结构和模式,尤以「太子党」最为叵测,无人知其盘根错节和染指军权的深度,所以变数丛生,又传北京百般搜索证据以证实薄曾欲离婚之意图,我推测胡温可能追究谷开来而从轻发落薄熙来,当时情形胡温尚未摆平周永康,坊间谣言纷起,倘若薄获解脱,则习接班成悬案,这个政权分裂了,十八大开不成了,倒是好事,但是余英时斩钉截铁说:「这是不可能的,中共要整人就整死,从来没有你说的从轻发落的做法,尤其薄案事关习近平的接班,非同小可。」十年之内习近平大国崛起、颟顸撒泼,余先生当年窥视历史洞若观火,从海外看大陆,撇开琐碎,直刺本质,料事如神。

那个夏天的另一感慨,是读芭芭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她独辟蹊径诠释中国遭遇「共祸」,其偶然性竟在蒋介石的自尊心,不堪史迪威之霸凌,显示人事关系和人的性格有时候成为历史造因,超越更宏观与决定性的形势和力量对比,史蒋二人便是生动一例。他们关系的崩解,使罗斯福失去寄望中国(国民党)成为美国战胜日本的辅助力量(主要是陪美国消耗兵力),转而在雅尔塔请斯大林出兵中国东北,此一念之差,成为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决定瞬间,苏军占领东北,毛泽东派林彪出兵关外,又获得苏联巨大军援,国民党就输定了。西方制度文化下人皆率性,性格毕露,其被制度纠正多少,亦是迷蒙之处,若论蒋史公案,则中美制度文化原是南辕北辙,两人性格缺点皆被放大,又令两种制度的缺点亦被放大,此为毛泽东枭雄得逞之诀窍也,这个泼皮打败美蒋,便成就其「奇理斯玛」神话,又折服党内竞争者,构建绝对权威,便是中共六十年荒谬之由来。所以一个「醋性子乔」(Vinegar Joe)的坏脾气,亦成中国十几亿人一个世纪苦难的偶然造因。
塔奇曼另有一本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八月枪声》,读来真是享受,我忍不住再读她的「醋性子乔」,则已经在飞跃北极的长荣航班上,经阿拉斯加飞往台湾,那海岛又恰好是蒋介石惹了史迪威的悲凉归宿,我本是在飞机上读不了书的,可是注定了一个世纪的那个瞬间,也实在太迷人了。

史载蒋介石就是不肯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史迪威、魏德迈,已经是超越个人脾气的大误,太平洋战争美国从一个小岛瓜达尔卡纳尔,一路朝东杀过来,逐岛血战,称作「蛙跳」,战死十二万人,征服日本驻扎了四十六个师,这是千载难逢可在华建构民主秩序的契机,却被蒋的意气所耽误,麦克亚瑟只打了一场毫无意义的韩战,可谓二次大战后最不明智的战略,也造下一个血腥的二十世纪。

 

四、一派雨烟看台湾

我带傅莉坐长荣去台湾,是二○一三年夏季七、八两个月,到台湾做驻市作家,且荣幸住进国际艺术村,位居市中心。夏季台湾湿热,白天毒日头下烤灼猛烈,又常来一场「午后雨」,晴天霹雳,蓝天烈日下可以炸雷阵阵,然后浓云密布,阴霾压头,随即暴雨如注,街市一派雨烟中,未几便收住,又是蓝天当空,我们在北美多年,从未尝过湿热,而这个岛的生活内容均在下午和夜里展开,上午则似醒非醒。

三场文学聚谈(艺术村、诚品敦南、台北故事馆),一本新书《屠龙年代》校稿、看蓝图,以及出版茶叙和几家电台采访,促膝台湾乡土文学前辈尉天骢、在政大带研究生的西域史家张广达佳教授、台湾文学史家陈芳明、中研院副院长王泛森、诗人焦桐、新锐出版人颜泽雅、达赖喇嘛驻台湾代表达瓦等等俊杰,拜谒对我颇多相助的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墓冢,亦佳肴数度(红豆食府、一〇一八十五楼欣叶台菜馆、江浙菜馆朝天锅、吕桑食堂宜兰台菜、淮阳菜馆银翼餐厅),也在国家音乐馆听了一场交响乐,台北的生活档次已然是欧陆都市水准……。

岛内社会其实已是历史最好状态,危机只在周边地缘政治的变幻,乃是背靠大洋、面对大陆的一个尴尬生存空间。东亚正处于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区域霸主的嬗变期,此消彼长的失重震荡,势必波及台湾脆弱的平衡,尤其两岸摩擦自八九以来不是减缓而是升级,台湾一时找不到大陆崛起中自己的定位,从国族认同到政经交往,无一不处在剧烈变动中。民进党的「台独党纲」面临严峻挑战,需要制定适宜的大陆政策替代,而国民党源于大陆的政权合法性,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必须在中美对决中明智选择其立场,端看它的领袖聪不聪明了。

 

五、余英时怒斥「中国崛起」

返回美国,最强烈的感受是,北美的辽阔是精神性、心理上的。我瘫软懒散了两个礼拜,除了每天上午自己在家给傅莉电疗和复建,什么也不想做,余下时间皆在网上观看台北凯道二十五万人抗议及洪案发展,每每看到深夜,兴奋莫名,仿佛人还在台北。细想我大概不是台北两个月燥热紧张后的松弛,就是一时竟不能适应德拉瓦的安谧冷寂了,人散了架暂时凑拢不起来,居住了二十几年的美国从未如此陌生过,两个月的时空转换,竟可以淘去二十年岁月积淀,及其心理上的习性,无疑台北的刺激与美味,太容易夺去一个来自清贫旷野中沉睡者的本能,而要将这娇纵了的本能再装回冷寂中去,它会昏厥的!

二〇一三年夏北美华文圈的大事,是联合报系门下的《世界日报》,发表余英时接受登门长篇采访,怒斥「中国崛起」的滥调。晚间陈淑平来电话,我方知原委:《世界日报》有新任社长上任,记者曾慧燕出主意约谈余先生,陈淑平说「我们只有给面子」,于是八月十七日社长杨仁烽、总编辑翁台生及副总编辑魏碧洲,赴普林斯顿登门采访,余先生亦当面批评《世界日报》「亲共」,更怒斥国民党马英九畏共萎琐,重话说到「我看不起了」,这篇访谈迅即在网上飞传,台北《联合报》只刊登摘要,陈淑平要我查证有无删节,果然我上其网页找到余之访谈,他们删去批评国民党软弱的那一段落:

问:您也提到台湾经验,是否可输出到中国大陆,可是近年来台湾因经济起不来,似乎也没有自信再常提台湾经验?

余英时:这就是台湾的最大问题,台湾有很大的心理问题,包括国民党在内,就是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一是怕他打过来,好像完全不能抵抗,另外一种就是怕台独,于是就想用对岸来控制台独。这种想法是很自私的想法,说老实话,如果继续这样子顾忌下去,那最后只有向共党产投降。如果这样子,那当初何必跑到台湾来,在南京签字投降不就完了吗。

台湾政府跟共产党打交道要有原则,民主自由这套价值观要保持。像是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去台湾,不但总统马英九不敢见,连文化部长龙应台都不出来,没有出息到极点了,在我看来是很丢脸,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好像担心共产党会找你麻烦。老实坦白的说,对台湾目前的态度,我很失望,甚至不客气的说,我看不起了。我以前对台湾有一种期待,我也知道台湾有不尽如意之处,但对抗共产党的决心不能没有。

一个以反共为始的政府,怎么能搞到这个地步呢?跟共产党不是不可以打交道,三通都可以,但在政治上是不能让步的。我对马英九不了解,在我认识中是个蛮好的一个人。但我想他在党内的压力很大,就像大陆内部一样,有想法也施展不出来。配合有钱的台商做生意,少数人生活很舒服,就不管下面的人了,现在拼命拿大陆的好处,这样百姓会离政府越来越远。

问:您认为两岸之间来往,台湾自信何在,有没有外界普遍认知的「软实力」?

余英时:照理说,台湾在文化上有实力,是绝对高于大陆的,特别是那种有人情味的中华文化。而且台湾现有的社会是大家都接受的,没有人说要把他推翻来重新再搞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稳定力量,台湾自己不觉得,你看中共花多大的力气去维稳,如果每个人都觉得不推翻这个制度否则自己不能活,就是很危险的状态。

问:各国与中共打交道时,似乎都担心万一中共垮台,中国不稳会带来灾难……

余英时:对,但大家把维稳不成的后果看的很严重,我觉得中共所谓的维稳,目的是在共产党不要失去政权。可是我觉得中国不会大乱,只是慢慢的不听中央指挥的情况。现在,不会让中共得心应手地使用暴力统治。所以中共所谓的维稳是夸张的,认为没有中共,中国就会亡了,就会乱了,但没有这么可怕。

眼下台北民情汹汹,《联合报》不避袒护国民党之立场,甚至发社论指「拆政府即台独」,自然不会照登余英时的重话。马英九做了两任,到头来弄个破局的下场,恐怕再无执政机会,白白丢掉国民党可在两岸游刃有余的施展机遇,亦置外省人于尴尬境地,实非一个高屋建瓴的领袖。

 

六、冷漠的危险

(2005年《寻访六四受难者》出版,应丁子霖老师之邀,我写了一篇序,写得颇艰难,因为面对死难和残暴,我缺乏支援意识,幸好找到了犹太人威塞尔的文字,纳粹集中营生还者的精神最强大,六四屠杀之后的华人,如果依然不见奥斯维辛,那就太可怜了。十六年又过去了,六四亡灵仍未昭雪,我这篇文字中描述的痛苦还在延续⋯⋯)

丁子霖老师嘱我也给这本书写点什么,「一篇序文或其他文字」,书已经四百多页了,很厚了,在这么沉重的文字上面,还能添加什么呢?什么都显得多余。但我又欲罢不能,也因了那四百页的沉重,没有不置一词的道理。我怕陷于「什么也不做」的境地。

什么也不做,就是冷漠,这个态度,正是丁老师和她们「天安门母亲」群体这十五年来所遭遇的。自然,中国政府对悲痛欲绝的母亲们(还有妻子们)的压制,不是冷漠,而是残暴,但民众对这些母亲之哭天抢地的沉默,恰是那残暴下面的冷漠铺垫。

很久以来,我都把冷漠归为一种无奈,或时髦之谓曰「犬儒」,因为无人可以指责老百姓的沉默,更何况老百姓曾走上街头声援过八九学运,一场血肉横飞之后,你还能说什么?无疑,老百姓上街才叫邓小平动了杀机,共产党其实只怕老百姓,但他们不怕沉默的老百姓,甚至他们很乐意把老百姓都训练成他们的「西方敌人」的廉价劳动力。

十五年了,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母亲们的挣扎,却还是沉默,于是这沉默就变成了一个成语,叫「熟视无睹」,所谓「熟视不睹泰山之形」,通俗地说,就是看惯了,只当没有看见。

此意一丝不差地对应了英语里头的那个词:indifference,不感兴趣,冷漠。我忽然觉得,母亲们把嗓子都喊哑了、眼睛都要哭瞎了,毋宁她们是在喊叫这冷漠?

毋宁,八九六四长安街血迹未干时,徐玨七七四十九天身披白色衣裙骑车巡弋长街还是在宣泄悲痛,那末九七年忌日她一身黑色穿戴,自行车把左右两侧悬挂挽联,缓缓穿越长街去八宝山,无疑是在昭告天下,而警车摩托便在她与围观者之间筑起一道隔离墙……只要冷漠还在延续,政府决计不会理睬这些寡母孤女的。她们对此太清楚了,她们因而拼死也要发出声音,这声音是冲着沉默大众的。由此,我们便看到了「冷漠」的真相。

威塞尔(Elie Wiesel)就是到克林顿的白宫里去唠叨这一条,「冷漠的危险」(the Perils of Infifference),一个著名的演讲。

他回述五十四年前,一个犹太男孩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看到前来解救的美国大兵,他还听不懂英语,却看懂了士兵们的眼神,那里面的愤怒和同情,令男孩永生难忘,他说千年之末回望二十​​世纪的暴戾、荒诞,就是因为没了这种愤怒和同情,只剩冷漠。

他发表这个演讲时,正值耶路撒冷频传自杀炸弹,我记得电视晨间新闻里人肉炸弹不断,心想,一天没有新鲜感就难受的美国人是何观感?大概早就听腻了,见怪不怪,所以冷漠常常不是故意的,而是一种麻木,但威塞尔怕的就是这一条。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此类悲剧从中东版本覆制为中国版本,犹太人换成「法轮功」修炼者,人肉炸弹换成中国警察,而全世界的看客换成中国看客,政府嗜血式地镇压修炼者们,其疯狂随着民众的冷漠程度而升级,演出权力无限泛滥的一幕。但中国晓得威塞尔那篇讲词的人,大概寥寥无几。

威塞尔说得透澈却是欲哭无泪:

『什么造成了冷漠?冷漠不可避免的后果又是什么?冷漠是不是一门哲学?我们能信奉这门哲学吗?有没有可能将冷漠作为优点?当身边的世界历经惨痛的巨变之时,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正常的生活、享受佳肴与美酒,是否有时冷漠也是一种必须?理所当然,冷漠也颇具吸引力,甚至可以说十分诱人。对牺牲者视而不见确是容易得多了。避免对工作、梦想与希望的粗暴打搅也使我们轻松很多。毕竟,陷于别人的痛苦与绝望中非常尴尬、也很麻烦。然而,在那些冷漠的人心中,他(她)的邻居不占任何分量,因此,旁人的生命没有丝毫意义,他们潜在的、甚至是清晰可辨的痛苦都引不起任何兴趣。冷漠使别人变得抽象。 』

他仿佛不止看着耶路撒冷,他也看到了北京,还有上海。

以威塞尔的诺贝尔奖得主身份来说这些重话,形同一次文明的宣言。冷漠,照英文的含义有「喜新厌旧」之义,则它便近似天性,文明乃是同人类的惰性作拉锯。喜新厌旧就是遗忘,犹太人以拒绝遗忘来改变他们在这世上的命运,Holocaust(灭绝)之后五十年来,他们见证屠杀见证历史,成效卓著,但一出五十年,人类的忘性又占了上风,所以犹太精英们忧心忡忡。

再说,世界上的人们是否真的接受他们这份文明遗产?现在可以看到俄罗斯人熬出七十年马列劫数后,承接了犹太人的这份遗产,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记录了他自己的集中营经历和227个难友的口述、回忆和书信,后继者继续寻找斯大林暴政下的受难者,出版了刻录130万人名字和简历的光碟。中国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可能是迄今第一次与历史同步做出见证的受难者,丁子霖的第一份六四受难者名单,包括96位死难者、49位伤残者,1994年6月1日在香港出版,距离大屠杀不过五年。

丁子霖在这第一份受难者名单的序言中写道:

『我不能眼看着那些与我同命运者的苦难熟视无睹!在这个充满着自私、势利、冷漠的世界上,他们正承受着失去亲人而无人过问、无处诉说的痛苦煎熬。他们成了被社会所遗忘甚至被遗弃的一群。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别人可以合上眼睛,闭上咀巴,我却不能。 』

她和难友们无意间替中国文化承接了一份珍贵的文明遗产。中国文明没有见证的传统,杀戮、流血、崩溃,都是周而覆始,两千年走不出中世纪。距丁子霖丧子并不久远的文革1968年,一个母亲还要向政府缴纳枪杀她女儿的五分钱子弹费,这比中世纪还要野蛮,林昭死的时候,中国人只懂得恐惧,她的妈妈许宪民惟有在黑暗中昏厥。自天安门母亲开始,中华民族不再对屠杀沉默了,这个代价就是蒋捷连、王楠等那样年轻的生命。母亲们献出了儿子才换来这样的文明觉醒。

 

作者脸书 2026-2-7

 

附:被质疑是否盲人 陈光诚怒告至法院索赔3.3亿日元

 


追光者 Pulse HK
脸书 2026-2-6

【被质疑是否盲人 维权律师陈光诚怒告至法院索赔3.3亿日元】

现于美国生活的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陈光诚,被王志安于YouTube公开质疑他是否真正盲人,或者失明至什么程度,认为王涉嫌对他作出造谣及诽谤行为,已向日本法院正式提出名誉侵权诉讼,要求赔偿3.3亿日元(约1643万港元),案件下周二开审。

陈光诚提供给本台的资料指,他已于去年年底向东京地方法院入禀,已获法院正式受理。陈光诚指出,王志安于去年8月中在其YouTube频道发布一段题为《陈光诚到底是不是个盲人? 》的影片,片长约53分钟。陈认为,该影片透过拼接片段、选择性引用及概念偷换等方式,否定他是失明人士的基本事实,并进一步质疑其人格、诚信以及多年公共行动的正当性。

而该影片至今累计观看次数超过48万人次,并获得逾5000个赞好及2500多条留言,亦在华语网络广泛流传。陈光诚强调,事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观点分歧或价值判断,而是涉及可被医学验证的个人客观事实,却被失实陈述,并作出一连串推导性指控,已超出言论自由的合理界线,对其人格尊严及社会评价构成持续损害,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1岁患眼无钱医治致盲

陈光诚重申,提起诉讼并非针对不同政治立场或批评意见本身,认为公共讨论应清楚区分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而涉及个人身体状况及残障事实的虚假指控,具有高度侮辱性及放大效应,容易造成长期伤害。

71年于山东出生的陈光诚,1岁时患有眼疾,但因家贫未有就医而导致失明。他大学毕后逐渐投身中国维权运动,被称为「赤脚律师」,到2006年因揭发临沂市非法堕胎而被捕入狱,放监后仍然被软禁;2012年他与家人逃离家乡,进入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之后获安排抵达美国,事件引中美的外交风波,到2021年陈光诚成功入籍成为美国人。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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