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从下引《纪念嘉乐顿珠——台湾儿媳周美里回忆谈》（来源： 华语青年挺藏会 ，2026年1月29日）一文中，我方得知「藏人的苏秦」去年过世了，诚如文中所言，「那时对嘉乐顿珠来说，他不再只是”反共斗士”，而更像一名老练而小心的谈判者。他始终坚持一条线：必须保持和北京的沟通渠道，不然西藏问题没有任何解决的可能。」八十年代晚期，嘉乐顿珠，达赖喇嘛的二哥，有一次来拜访普林斯顿的流亡群落，他周游列国，连横合纵，接触过罗斯福、尼赫鲁、蒋介石、蒋经国、邓小平、胡耀邦，也曾率领康巴人跟解放军打游击，大家围着他聊天，听他讲他的传奇故事，期间他讲了一句话，震慑众人，也叫我至今难忘，他说：“中共的领导人，其实都是一些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土匪兵痞，他们对付事情的手段，就是杀人。”』更可怕的后续，则是这些「内战土匪兵痞」在四九后统治了中国，此诚如余英时之诠释：一个边缘人集团窃得中国神器，亦如达赖喇嘛慧眼独识“五〇年红光异象”，他在世界屋脊，俯瞰东亚，乃至整个欧亚大陆板块，窥见其大部分地域将陷入杀人如麻的“赤祸”，却是中国大知识分子们悉数盲瞽者，所以便有我前则帖子里提到的「核大战」：『毛认为要等到8亿后，控制也不晚。即使死上5亿还有3亿，中华民族还会生存壮大。 』在这种历史背景和脉络中，你才能理解五九六零年中国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超过二次大战中国死亡人数）不是虚构的；也可以懂得，政客在中国就是“肉食者”，而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强人，只懂杀人一件事情，台湾「二二八」不过是早了四十二年的「六四」大屠杀，而国民党跟共产党，都是列宁党。 】
一、豫南：中国当代史
1960年河南信阳发生的饥荒事件，其档案记载，当时大批的人饿死，埋都埋不及，起先各村里的队长组织民兵挖一条大沟，把各家各户的死人抬到沟里，一层尸体撒一层石灰，怕瘟疫流行。后来，活着的人都饿得不能动了，家里死了人，尸体摆在那里，活人就靠吃尸体延续生命，真正成了「人吃人」的鬼域世界，连刘少奇都当面对毛泽东说「人吃人，你我都要上史书的」这段历史，于今几近湮没，这便是习近平（一个陕西人）可以轻易在中国复辟专制的底蕴。中共的灾难决策，如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中国人头上，随时可以落下。
在豫南这块土地上，轮番、交替出现的，是社会须臾间局部解体、文明消亡、禽兽奔突，这现象当作何解？
第一、彩排了毛式「乌托邦」全剧终场的结局。
北京有个毛泽东，河南有个吴芝圃，而信阳则出了个路宪文。信阳是河南最靠南的一个专区，人口一千万，在大跃进中很出风头，有两件事载入史册：一是遂平县的碴牙山卫星合作社，在1958年4月成为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全国纷纷朝圣取经；另一件是西平县和平社宣布小麦亩产达7320斤，这是大跃进中放出的最大一个卫星——凡谈及中国大跃进的荒唐，至今不可不举此两特例。
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是大跃进的极端激进派。信阳产生上述两个出风头的全国典型，是他的激进政策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他的政治资本，「庐山会议」后他就愈加疯狂，据后来中央工作组关于路宪文所犯罪行的报告称，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逮捕1774人，其中369人死在狱中；拘留一万多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打人最严重的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的占百分之九十三，斗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自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其中有个农民是被他吊起来活活烧死的，当地称为「点天灯」。河南省委后来检讨时也不得不称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一个谜。今天人们所说的「一百多万」这个数字，最早出处在中央工作组组长陶铸1961年4月间的一个讲话中，他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从中央工作组的档案里，我们只能看到两个惊心动魄的数字：一是表面统计饿死十万人的息县，竟有639个自然村几乎无人幸存，永远从地图抹去了；二是仅据潢川、光山、息县三个县的统计，家庭成人死绝后留下来的孤儿，竟有一万两千人之多。
信阳提供了一个模型：毛泽东的大跃进如果不在一九六〇春天煞车的话，那么不止河南，而是全中国都将出现「信阳模式」；则这场大饥荒饿死的人，就远远不止杨继绳给出的「三千六百万」，而注定将死上亿人！
第二、干部豺狼化、社会羔羊化、人伦底线洞穿。
信阳成鬼域世界的两大特色，一是干部打人成风，二是民众吃尸体成风。干部凶狠，乃上行下效，五七年夏在毛泽东批判邓子恢右倾路线的诱发下，河南省长吴芝圃，悍然拿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开刀，在全省批他的右倾路线。省长敢斗省委书记，下面各级班子大抓「小潘复生」，斗得更凶。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在庐山会议之后，带头批斗另一位县委书记张福洪，并亲自动手殴打，以作示范，张福洪每次都被众人揪住头发毒打，有一次大半头皮竟被连发撕下，头部伤口感染，不几天便在拘禁处因破伤风而死。县、社、队各级干部反「瞒产」中，对农民不惜活埋、点天灯；挨村抢光粮食后，眼看着人口死绝而不发一粒粮食；后来甚至发展到饿死人可卖尸体给医院造标本，便推动「卖尸专案」；强迫化肥厂用饿死小孩尸体炼化肥。
我早在「文革」中就听说信阳大饥荒惨烈到「人相食」的程度，当时不敢置信。后来看到信阳事件的档案，果然有此记载。在路宪文罪行的材料中，提到当时公安局以「破坏尸体」的罪名，逮捕了数百人；这些人把埋掉的尸体挖出来吃。当时人们不仅吃别人的尸体，也吃自家人的尸体，甚至孩子死了，也拿去换别人家的死孩子吃，真正是历史上「易子而食」的重演。档案中还记载，当时大批的人饿死，埋都埋不及，起先各村里的队长组织民兵挖一条大沟，把各家各户的死人抬到沟里，一层尸体撒一层石灰，怕瘟疫流行。后来，活着的人都饿得不能动了，家里死了人，尸体摆在那里，活人就靠吃尸体延续生命，真正成了鬼域世界。
信阳西部和南部为桐柏山、大别山，自古民风强悍，习于揭竿而起，三○年代曾是张国焘、李先念割据的红军根据地，五○年代陷入如此酷烈境地，民众却驯服如羔羊，任凭宰割；底蕴何在，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学题目。
第三、中央灾难性决策的终端放大，且屡试屡爽。
毛泽东的「大跃进」狂热，导致大饥荒；苏联式治水模式「水库大坝」狂热，导致大水灾；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盲目性，导致大血疫。这三项中央的灾难性决策，在豫南一隅，皆被放大，一直荒谬到尽头。如此反复试炼，无论多么惨烈的后果，却都不能丝毫启动这个社会的纠错机制，因此，豫南势必难逃下一轮灾难的降临。
灾难性决策之下，法度、伦理均消失，社会倒退至前文明状态。党干部在大饥荒中的残忍，已如前所述；尽管「信阳事件」败露后，北京逮捕了那里上万名基层干部，但这并不妨碍「七五八」大水灾后，他们照样浮夸、贪污，把农民逼得再一次逃荒要饭。到了「经济改革」的九○年代，河南地方各级政府把组织农民卖血当成「第三产业」，各级政府都办血站，终于酿成艾滋病的血液传播灾难。但他们开动宣传机器大造舆论，谎称艾滋病的传染渠道是性病，将责任全推给受害者——轮番的人祸爆发，都是制度性根源，人民却莫可奈何。
从历史或社会学的角度看，五○年代飙过一场「共产主义」大跃进狂热，八○年代再飙一场资本原始积累的另类血腥狂热，几乎不出一个世代的时间长度，在我的年龄段上，就是从少年到中年而已。如此翻江倒海的激进式社会折腾，我们看不到什么过渡，而社会、人文、民众心理、生命尊严所支付的巨大代价，从未被统治者计算过——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国度！
《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的作者——美国进化生物学家贾德戴蒙—说，他和学生们经常讨论一个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人类明明知道严重后果，还会做出灾难性决策？即使具有资讯处理能力的复杂社会，也总是决策错误。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理性的恶行」（rational bad behavior），是指人们经过推理分析，发现对自己有利，或短期有利的行为，虽然明显对他者有害、长程有害，并在道德上受谴责，但如可以躲开制裁，他们就会一意孤行。
这方面更惊人的显例，是在「亚洲第一大河」长江上耗时十五年（1994—2009）建造的三峡大坝，论证目标是发电，夸口解决整个南中国用电；建成后又改为「防洪第一」，但「只拦上游来水」，只保荆江大堤，管不了再往下的洞庭湖鄱阳湖……。如今人们甚至怀疑，这座世界第一大坝，可能引发四川大地震；届时「垮坝」将死多少人？
滥用民力，中国自古已然，如长城、大运河等。这种巨型工程，到现代又发现其破坏环境的新问题。戴蒙在书中专辟一章讲中国，特别提到三大「超级工程」（megaprojects），「无疑加重了环境问题」；除三峡大坝，另外两个是南水北调工程（五千亿）和更大的西部开发（八千五百亿）。
戴蒙写那本书时还没有看到一份更惊人的计画书，叫作《中国近期的超级工程目录》，上列一〇六项工程，如世界最大电力项目「西电东送工程」，投资五千二百六十五亿；世界最大规模高速公路「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总投资九千亿元；农村「村村通」工程，总投资一万亿元以上；中国十二大水电基地发展规划，总投资两万亿元以上……。中国的「经济起飞」，还不到两个十年，环境已全面恶化，其生态托架还能支撑多久？这个民族，将永远失去她的家园吗？
二、毛之狂想浪漫：每个乡两架飞机
1958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有条新闻：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留下共产党如何搞笑也搞死人的证据，还有一个名词，“浮夸”，五十岁以下的人都不认识了。
河南俗称中原，华夏心脏地带，拥据洛阳、开封两座古都，却已是断碑残垣，至近代更非膏粱之地，生态上似一老媪，历尽千年消耗，徒有黄土风沙而已。江山易帜前后，中原兵燹烽火，水旱交加，民间有一谚曰：“水旱蝗汤”。汤者，汤恩伯，抗战时驻扎河南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部下军纪松懈，又兼国军黄河花园口炸堤堵日军，酿成“黄泛区”，民怨甚重。吊诡的是，四九以后，大陆凡贫苦之地，又必成“乌托邦”迷狂之乡，坠入地狱之深重，非民国时期可比拟，河南又是其中的渊薮。
1975年8月豫南两座大水库垮霸，夺命23万人，史称“758大洪水”，而十年后那里的老百姓还在逃荒要饭，新华社记者写内参捅到中央，习仲勋在勤政殿里指着河南省委，说“你们就是大轰大嗡”，可谓将五十年代河南之迷狂倒错，一语道破。河南的合作化运动在全国最为高涨。这里出现了好几个集体化的全国典型，如封丘县应举社、新乡县七里营等，都受到毛泽东大力推荐。这反过来也诱发了河南党组织的极端好大喜功、虚夸蛮干作风。这就是“浮夸”的准确含义。
“浮夸”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 1958年元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嬉笑怒骂地批“反冒进”，是五十年代中国那一场“亚细亚生产方式”大热昏的起点。这一年八月他视察河北徐水，跟一个农业社主任大谈“粮食多得吃不完怎么办”，并由《人民日报》记者康濯撰写报道，广为传播；几天后，八月十七日，他在北戴河有五“大讲”：
大讲废除工资制、在全国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
大讲“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
大讲“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给他”，
大讲“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农村一律叫公社”，
大讲“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大社都将公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两百架飞机，每个乡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这样的狂想，在具有上千年直观理性的中国，没有被视为离谱，那就是全民族都疯了。吹牛浮夸之风，蔓延神州，在中原河南泛滥得最凶，大吹特吹小麦高产：
信阳地区的西平县竟宣布小麦每亩产量高达７３２０斤；
新乡地区也吹牛日产钢铁１２０万吨，均为“世界之最”。
早在五八年春季，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就提出了全国最为激进荒诞的目标：
一年之内在全省实现“四、五、八”（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四无省”（无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绿化，消灭文盲，等等。他是跟毛泽东鹦鹉学舌罢了。
吹牛浮夸、虚报产量，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中国大陆在五十年代实行的是一套极为原始粗糙、没有起码统计学基础的“拍脑袋”计划经济。国民经济的计划指标完全由毛泽东诗人般的浪漫狂想定调子，再由周恩来靠几个秀才在空洞的数字上搞“综合平衡”，而且要“平衡”得让毛泽东满意才行。
１９５８年初周恩来和他的助手化了几天几夜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在提交人民代表大会之前，就被毛泽东一通批评给否定了。周恩来作了检讨以后，把钢铁指标调到６２０万吨，但到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冶金部长王鹤寿迎合毛泽东的好大喜功，吹牛可以搞９００万吨，毛说：
“干脆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１０００万吨。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七亿人口要多少钢？我看一人一吨，搞它七亿吨。粮食比钢少一半，搞三万五千亿斤。”
这就是１９５８年中国向全世界吹牛要搞１０７０万吨钢的由来。
到１９５９年初，中国都沉浸在热昏之中，各省都大吹特吹，向中央上报的钢铁指标汇总共达３，０００万吨。
粮食也是这样。 １９５８年各省纷纷拍胸脯，争报高指标，全国汇总数字高达一万亿斤（实际只有４，０００亿斤），北戴河会议便把５８年的粮食总产定为７，０００亿斤，登报向全世界吹牛。
既然吹了牛、登了报，就得如数上缴粮食，于是省里催县里，县里催公社，公社逼农民，交不出粮食就吊打、捆人。各级干部都怕上级扣一顶“右倾”的帽子下来，也怕追究说谎的责任。
这一次又是河南的吴芝圃牛皮吹得最大，１９５８年全省粮食实际产量只有２８１亿斤，可省委竟敢向中央上报了７０２亿斤！
于是河南的各级干部向农民追逼粮食就尤其凶狠，全省各地大肆拷打、逮捕交不出粮食的农民。
到年底，豫东黄泛区的农民已经因饥饿而普遍得了浮肿病，饿死人的现象也开始蔓延……直到发生饿死一百万人的“信阳事件”。
三、毛泽东大讲“死人”
中共的政权，是人头换来的。这已经是常识。 2019年末从武汉首次爆发冠状病毒病（COVID-19）所引发的全球大流行疫情，中南海的计算是“两个一千万”，这让人想起六〇年大饥荒前，毛泽东大讲“死人”。
毛泽东如何从苏联买来一个「工业化」（含「两弹」 ），可谓「前文革」十七年的一个丛聚（cluster），剧烈影响这段历史。前已提及，二十世纪中国无出其右的大事件是饿死三、四千万人，缘于五八、五九年国家残酷的粮食高征购，但是很久以来人们找不到它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那些粮食哪里去了？
自然有人假设毛泽东是从中国人嘴里抠出粮食来，拿去跟苏联交换「国防工业」和核技术，等于用耕地极少而人口最巨的中国农业，同时来供养整个苏联人口，其代价便是大饥荒饿死中国3600万人。但是研究大饥荒的杨继绳，在其《墓碑》的第十五章〈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专题论证了「偿还苏联债务不会产生大饥荒」。不过，张戎、乔．哈利戴合着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则认为，假如五八、五九两年不出口七百万吨粮食，中国一个人也不会饿死；而「大跃进一开始，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并且多次大讲「死人」：
“为了世界革命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五七年在苏联说）”；
“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八大」二次会议上又说）”；
五八年底那次，毛讲得最为露骨：
“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
“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
四、邓小平第一时间就要杀人
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会见李鹏、杨尚昆，定性“动乱”之后，一直到五月十一日会见伊朗总统哈梅内伊，中间全部空白。
四月三十日赵紫阳访朝归来，立刻求见邓小平。整整两个星期，赵多次求见都被拒绝，也就是说，赵紫阳从调停广场绝食那时候起，就没有见过邓小平。邓的秘书王瑞林告诉赵，邓最近身体很不好。直到五月十三日，赵才得以见邓。
邓小平干什么去了？
邓小平完成了一个操作，为此而神隐，用了十四天。
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在“现代养心殿”定性“动乱”，等于他自己往油桶扔了一根火柴，学生的悲愤是“天空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他们对他的回应就是“四二七”大游行，队伍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横幅，不带愤怒地一道一道冲破警察防线，向全社会释放的信息就是“人民胜利”，这个回合邓小平彻底输了，于是他起了杀心，他不是说了吗？“专政要用起来，留点血不要紧”。
邓小平决定采取军事手段，平息学潮，然后改组最高政治权力。他亲自去部署野战军的进军京师计划。据吴仁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出身）考证，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部署，“调动多个军区的部队入京，以达到相互监督制衡的作用，使得各个进京部队之间互存戒心，难以串连，避免发生兵变事件…… 对解放军戒严部队调度的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的考虑，做了一种‘双备份’、‘双保险’的周密安排。 ”也有研究发现，对付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动用北京卫戍区的两个警卫师和武警北京市总队的兵力足矣，邓小平却从全国七大军区，调动了三十五万大军执行“戒严”任务，所为何来？无疑也是为了防止“政变”或“兵变”。
这分明是要打一场正规战役，作为总指挥的邓小平怎可不运筹帷幄一番？十四天或许太紧促了吧？
为了完成这个操作，他延误了会见伊朗哈梅内伊。
为此他坚决拒见赵紫阳，而后者正呕心沥血为他平息学潮。
2004年8月中旬，八十岁的李光耀在新加坡发表谈话，高度赞扬邓小平用暴力处理天安门事件，并直接引用邓小平当时的讲话——邓曾说，「如果杀20万学生可以使中国保持一百年稳定，我就杀。」西方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则新闻。
八九当年，中国大陆各级口头传达的邓小平主张“杀二十万人”的讲话中，邓小平是列举印度尼西亚的例子，即苏哈托在1964年屠杀二三十万印尼人以保住政权，从六十年代维持到八十年代，恰好二十年。但是今天中共文献里所有关于邓小平对“六四天安门运动”“采取果断措施”的讲话记录里，都全部删除了他关于“杀二十万人”与“苏哈托”有关的内容。李光耀却把邓小平晚年最见不得光的这段讲话，言之凿凿地向国际社会合盘托出，还把“二十年”改为“一百年”，以此为邓摆功。
对此《华尔街日报》发一社论，指出多年来上至官方高层下至邓的家属，都在有意回避“六四”事件；就连“六四”主事者李鹏，也再三在各种公开、私下场合，撇清自己在“六四”血案中的责任。不料，此时却冒出一个不识时务也不识好歹的新加坡强人李光耀，竭力把“六四”天安门血案当作邓小平晚年最大功劳来大讲特讲。
六四屠杀多次被独裁者当作“典范”。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在被暴民殴毙之前，就曾在电视演讲，以北京武力镇压学运，派坦克杀入天安门，为他自己在利比亚的暴行辩护。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决策！”
罗宇说。他称之为“玉泉山镇压决策”，参加决策的人有邓小平、杨尚昆、杨白冰、王震、李鹏、陈希同。玉泉山在京郊颐和园西边，早被列为军事禁地，也俗称“西山”，邓林《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提到：“1977年叶帅安排邓小平住进西山军委一个住处的25号楼，这个楼原来是王洪文住过的，叶帅住15号楼。”邓在八九期间，不会住在地安门米粮胡同，一直躲在这里。
罗宇是前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儿子，曾任职总参谋部装备部航空处处长，“六四”镇压后愤而辞职出走。 2016年夏他忽然给我来了一个邮件，并附上他起草的《六四风云》电视剧本。原来他就住在宾州中部，离我的住处不远，不久我请清华出身的六四学生领袖李恒清，开车一个多小时带我去拜访他，那是一个东岸典型的sleeping Town，镇上只有一条街、一个餐馆，周围都是农田，其间配以商贸中心、住宅小区，以及州际公路。罗宇拎了几瓶啤酒来跟我聊，他谈到，“玉泉山决策”，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没有签字，因此是非法的，这个要害乃是日后推翻“邓决策”及其卅年后果的法规依据。
“邓小平完全是愚蠢，天安门学生没剩多少了，北京的学生都回校园去了，只剩下外地学生还在广场待着，要不了几天就散了嘛，哪里用得着再派坦克去镇压？简直就是蠢透了。现在中南海里的人都清楚，这个邪恶决策当年就是毫无必要，还让这个党背上了非常沉重的历史包袱，他们都想卸掉它，可是找不到任何机会。”
我对他说，六四屠杀，并非邓小平的一时糊涂，屠杀后果对中共而言，就是亡党亡国，但是最大恶果，是这三十年家园毁灭、人心沦丧。
关于镇压学运的“邪恶决策”，在中共高层使用的话语里，其实就是“戒严决策”，另有一个来源的说法，提供了新的版本，即2005年出版的《陈云晚年岁月》，透露1989年5月17日的一个“元老密会”。
原来，5月16日晚的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上，赵紫阳不同意多数常委关于“决不向学运退让”的意见，坚持与广场沟通。第二天即5月17日，常委再次开议，决定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赵紫阳辞职。此书透露，李鹏随后向中顾委在京委员会议做了通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坚决支持多数常委会议的意见，拥护中央（戒严）的决定。”
《陈云晚年岁月》公开的这个细节，具有重新诠释“戒严决策”的含义，那就是5月16日晚的政治局常委会，由于赵紫阳的反对和辞职，未能达成共识，决议无效，于是翌日晚上元老们跨过政治局常委会，做出戒严的决策，而这些元老中间，有的人已经“全退”，没有任何官方的职位。这是彻头彻尾的“垂帘听政”的又一例，当然也是违法的。
2019年六月初，“六四”三十周年之际，新世纪出版社一本新书《最后的秘密》在香港面世，披露中共两次高层会议的镇压决策、支持邓小平、批判并罢黜赵紫阳的过程，1989年6月19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6月23日至24日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一共27份机密文件，由一位党内不具名的高级官员复制并保存至今。本书包括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十七位中共元老支持邓小平及拥护镇压决定。王震、彭真、徐向前、杨尚昆、聂荣臻、万里、宋任穷、李瑞环等都严厉批评赵紫阳。
其中王震两次发言指海外敌对势力采用和平演变手法进行渗透，言辞最为激烈，将赵紫阳支持的改革派称为“象林彪那样的大小舰队”、“控制一大批舆论工具，到处搞政治性沙龙、演讲和集会，甚至钻进党和国家的核心部门，占居重要岗位”、“上下勾连，内外串通，长期以来进行思想的、舆论的、组织的准备和精心策划……发动利用社会上的流氓政治团伙和地主官僚、封建军阀反动阶级残余及社会渣滓，企图以动乱直至暴乱，达到推翻中国共产党”；并逐个列出了他所认为的海外势力如何影响学运：金钱收买、思想文化渗透、派遣特务、盗窃情报、制造谣言、挑起动乱、扶植内部敌对势力等，“除了直接出兵，什么都用上了”。
王震亦表示，如果“镇压反革命暴乱就此完结，我很不赞成”；他还提交了一份书面讲话，是唯一有两份发言稿的人，细数具体措施：“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劳改、劳教一大批……戴了帽子的，劳改劳教的，一律吊销城镇户口，送到偏远地区，强制劳动”。
在党内资历高于邓小平的元老陈云未出席会议，以书面的形式提交两句话：“一、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对他的期望。二、我同意中央对赵紫阳同志的处理”。陈云并未明确表示支持邓小平使用军队镇压的决定。
据悉赵紫阳列席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没有被安排发言，但他在会上要求讲话，为自己解决危机的行动辩解，自此之后赵紫阳被软禁直到逝世。
五、有一个「红二代政权」吗？
习近平巡视贵州之际宣称「因病退居二线」，西方直观猜测，乃是习贪腐落得此下场，情报部门出来披露习家族有「数百万美金」的获利， 也是把「皇帝的新衣」看得太简陋了，不过在政治层面，「习退休」毋宁一声惊雷，第一、破了他终身执政当皇帝的夙愿；第二、他整人无数，皇冠血淋淋，怎敢或怎可能平安落地？第三、若非极限压力，习不可能屈让，哪里冒出来一个「反习势力」？于是中国这十三年（2012—2025）的一场「击鼓传花」，又将落幕于莫测前景。
中共外长防长双失踪、最精锐的火箭军垮塌、北戴河高层冲突扑簌迷离、还有更多的政治谣言；再加上经济下行、银行爆雷、房市崩塌、失业暴增，北京政权以一副「危机总动员」的新模式展露于世，这个世界却再也读不懂它了。因为信息不透明，国际社会对一个集权政府濒临崩解也失去判断，这是冷战时代都没出现的，今天人们看到「习政权」中风、痴呆、失能，却无人敢断言它垮台，所以，说中国出现一种无人辨识的统治模式已不重要，更需要去探究这个体制怎会出现「习政权」？
如果放大视野，习近平快速龙袍加身、搞定党内和天下，登基称帝，直逼毛泽东的枭雄神话，乃是中共历史上也没有的先例，也惹得西方媒体、政界、汉学家一头雾水，连一个政治学的定位都找不到；拜登政权慌不择地派大员去北京朝拜沟通，生怕惹翻这位新皇帝；欧盟法国甚至犹豫要不要插手太平洋和台湾危机……。
这里需要质疑的要点有几个：
1、加速师、小学生
习近平六年中整肃134万名官员、撤职170多名部长或副部长级，一个如此靠党内整肃集权的独裁者，为什么一开始却被民间讥为「加速师」？为什么中国人从一开始就鄙夷习近平，说他是一个「初中水平」、「找死」、「加速灭亡」的二蛋；也说他就像毛泽东，「祸害中国，死后被鞭尸、老婆也自杀，下场清晰可见」。总之，人们看不起习近平，从人格到政策；这在中国是第二次了，八九当年天安门广场上，人们也骂翻李鹏，最后被他血洗镇压；
2、枭雄是谁？
2012年前后，胡温执政后期，中国基尼系数接近0.5、人均4000多美元，意味着一个动荡期的来临，中国出来两句话：
全世界已经到了29和33
中国已经到了89
当时中国乱哄哄的，据说思潮就有十种之多：
——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出希特勒，眼下到处都腐败，就更不可能，出了也让老百姓把他赶下去；
——中国出现的专制，肯定是土的，水平低的，是中国专制主义加一点现代化；
——这个土的，不会是“Hi，希特勒”，也不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此际基础的经济事实是：中国政府是一个双百万亿的政府；100万亿的固定资产，100万亿的现金储蓄，它可以拿出7、8千亿去维稳，去强制弹压民间。
所以中国最富有的时候，正是太子党与江胡两届（工程师执政）争夺天下之际，而知识分子预测「不可能出希特勒」的时候，恰好是党内夺权最激烈也最容易出枭雄的时候。
3、政经失衡、预言落空
1978年至2013年，这四十年里，中国经济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长，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约8亿人摆脱了贫困，婴儿死亡率降低了85％，人口平均寿命提高了11年。这些成就，是在中共压制社会、禁锢言论、破坏环境的条件下达至的，历史上无先例、理论上说不通，这个「社会进步」为什么会出现习政权这么野蛮的政治制度？
另一面是，西方曾预言的「经济出民主」落空，又出现一个新的解释叫「适应性专制」，即人们常说的「常委集体负责制」，经历了江胡两届近三十年的运作，为什么一夕之间就瓦解，而被一个近似毛泽东的集权所代替？这个严重的政治倒退如何解释？
4、「反腐败」成为集权手段，有合法性吗？
中共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一个惊人的经济增长，变成一场更惊人的腐败，中共垄断一切社会资源、权力，而势必成为腐败的制度性根源，习近平的权力问鼎之路，恰好是一场场反腐的结果。习近平的发迹，底蕴就在这里——如果说「发财」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后六四），那么「反腐」就是它的「第二合法性」（后开放），第二个颠覆了第一个，然而横竖都是它「合法」，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5、「子弟接班」战略落空
邓小平改革遇阻后抛弃胡赵，调野战军杀进北京镇压学运，六四屠杀后陈云说「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接班放心」，开启了所谓「红二代」整体接班的合法性，说「合法性」，是因为列宁式政党是没有世袭制的，你看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哪有子弟接班这回事？但是陈云的这个战略部署，被习近平上台后彻底打断，他回到「任人唯亲」路线，启用自己的「之江新军」到中央任要职，其中也包括他的清华同学帮、秘书帮等，所以今天中国政坛上并没有出现一个「红二代」整个世代接班的现实，但是整个中国的财富据说都在「红二代」手中，那么习政权与红二代之间的博弈，将是中国下一场党内斗争吗？
6、习近平为什么「认怂」却不下台？
习政权可谓天怒人怨，有以下几点：
——个人崇拜在高层引发普遍反感；
——中美交恶、太平洋围堵，引发党内对习外交失败的追责；
——习的粗暴施政令各层级失去安全感；
——经济形势日趋严峻……
然而，每次高层博弈，或北戴河会议，都是情势迷离，或许双方都在寻找一个妥协的平衡点，但是事后习近平又高调复出，仿佛只要代替习的人选缺如，中共只有让习蛮干下去；
习近平并未对此前抛弃“韬光养晦”、转而“大国崛起”的左倾盲动承担责任，亦未见他找谁来做替罪羊。从耍横到装怂，不需付“学费”，这算“习政权”的一个特征？
但这不符合中共一贯性格和作风，即错误路线执行者必须负责下台，乃是此党“伟光正”的诀窍，也是毛泽东“战无不胜”的猫儿腻，否则该党会遭受巨大损失，早就挂掉了；否则从刘少奇到林彪，毛泽东搞路线斗争，不止把他们俩弄死，也把全国人民也折腾个溜够。
从中共历史看，这便意味着，该党自觉他们的“合法性”并未损失殆尽，仍可继续为“习政权”支付代价吗？
习上台之初，中国一直有「换习」、「换人换制」等声音，虽然习不仅倒行逆施，也已焦头烂额，而中共内外交困，仍不换人，乃是无人可换，让习继续顶缸，是最省事的做法，因为瘟疫传播全球、防疫禁锢全国也拖垮经济、一带一路熄火、台海僵持、全球敌对等等，换了习就要有人出来应对处理，中共这个边缘人集团，今天还有这样一个人吗？而且「换习」意味着清算其路线，如今的常委们哪个脱得了干系？
作者脸书2026-2-15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