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思想坦克 2026 年 2 月 13 日

书名：《毛泽东和「新中国」：延绵不绝的政治运动与其深层的战争思维》
作者：宋永毅
出版社：联经
出版时间：2026年1月

第六章 「阳谋」

中国民主运动的思想高峰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消失转捩点

任何对中共国史稍有研究的学者，大概都不会否认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一个重大的转捩点。对此，大陆研究反右运动史的资深学者朱正在他的〈1957：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消失〉一文中有以下的隽永思考：「知识分子就是社会良知……从失去良知起这个知识分子的个体已经『消失了』」，「『消失』的时间点：1957年。……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斗争结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批评的话语权，知识分子的『消失』从局部的溃疡到全国。这，成了中华文化的解构和重组的一个阶段。」当然，他并不认为1957年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消失的「起点」，也不是「终点」。他还认为反右运动有完全不同于以往三反肃反那些打击面也很扩大化的政治运动的特点。其一是：「三反肃反在运动行将结束之际都有一个覆查程序……而反右斗争的这个覆查程序，直到22年之后的1979年才姗姗来迟」。其二是：「三反也好，肃反也好，不过是打击人而已，并没有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思想批判，更谈不上理论和路线的批判」。而反右运动不仅大规模地进行了，「反右当中的『群众创造』：大字报、大辩论，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泛滥全国。」其三，反右中断了中共八大转向经济建设的路线，重回以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治国的轨道，为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准备好了舞台」，并做了一场「彩排」。

笔者很赞成朱正先生的论述，只是想在反右运动和以往的三反肃反都是「扩大化」这一点上做一些数据上的补充和比较。首先从数量上来看，反右运动的扩大化都在规模上大大超越了三反肃反运动。三反运动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共产党内部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各级部门，其目的在于通过肃清和惩戒一切贪污腐败分子，避免重蹈历史上农民起义军进城后迅速瓦解、失败的覆辙。根据目下的统计，尽管在打「老虎」阶段帽子满天飞，斗争了几十万人，但是最后定案时，「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贪污犯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死缓9人）」。关于肃反运动，「依据解密档案，1955年8月-1956年底的肃反运动中，中国大陆共有一百四十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被迫害，21.4万人被捕，2.2万人被枪决，总共死亡5.3万人」。关于1957年反右运动的受害者的数量，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绝大多数或者说99%都是错划的」。但中外学界都认为这一官方统计远远低于实际人数。按美国华裔学者丁抒教授的统计，至少有「110万各类右派，60万反社会主义分子，10万人『右派言论』引致的各色『分子』，1957至58年间，180万人被​​派发了一顶帽子、『未戴帽而受处分』者还不在内」。 2010年和2020年，原新华社副总编穆广仁根据他接触到的机密档案，提出了更新更高的数字：「全国实际划出右派分子超317万人，还有一百四十三万余人被贴上『中右分子』的标签而遭到批斗和迫害」。三反运动最后被法办的不过一万余人。肃反运动虽然被揭发斗争的有140万之多，但是最后被法办的也就是20万到30万人。而反右运动里被正式戴上帽子的就达200到400万之巨，是三反和肃反两者的扩大化的总和还要多。考虑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总体规模大约也就是在600万左右，朱正先生把1957年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消失』的时间点」的说法绝不是危言耸听。

更为重要的是反右运动重点打击对象的高阶层和高品质。三反肃反的打击对象基本上是普通或中间阶层人士，反右运动则重点打击了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和在中央政府担任要职的成员、即消灭了应当发挥对中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用的民主党派的精英们。其次，反右运动还消灭了一大批中共党内的反对派。明白了上述两个特点，我们也就搞懂了为什么以谎言为特征的、用浮夸风和共产风开路的大跃进会在反右后的中国政坛上通行无阻，最后径直坠落在大饥荒的悬崖之下。

民主党派精英对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

风云变幻的中国当代史有其独特的错综诡谲之处。从经济史观照的灾难和从政治史视角的浩劫，却发端于思想史上难得的高光时刻。 1957年的反右运动正是对当年前驱者们惊世骇俗的精神遗产的一种极端反动。如多年来一直工作在中共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大陆学者姚监复就认为：「1957年的政治斗争，从统治者看是反右派，从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被统治者看，是一场意义比『五．四』伟大的『五七民主运动』。当年历史的先知提出的精辟见解，深度和广度远超过现在大陆政改的现实与方案。」

当年的先知们究竟提出了哪一些「深度和广度远超过现在大陆政改」的「精辟见解」呢？大陆学者姚监复根据当年《人民日报》等报刊公开发表的一部分右派言论为来源，归纳为以下十五种：1）「政治设计院论」（章伯钧）；2）「平反委员会论」（罗隆基）；3）「党天下论」（储安平）；4）「取消马列主义论」；5）「党是剥削集团论」；6）「军队公有论」；7）「毛泽东帝王思想论」；8）「无产阶级专政有问题论」；9）「不民主的社会主义论」；10）「以『党主』代『民主』论」；11）「学术思想窒息论」；12）「党文化无效论」；13）「盲目学习苏联论」；14）「新闻没有自由论」；15）「反对专制论」。如果能实现上述种种要求政治大变革的宏论，当今的中国早就应当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了。

姚监复文章论及的前三论都出自当时民主党派的精英之手，「政治设计院论」来自章伯钧，他是当时的民盟副主席，农工党主席，国务院的交通部长。 「平反委员会论」来自罗隆基，他是民盟副主席，国务院的森林工业部长。 「党天下论」来自储安平，他是当时的《光明日报》的主编和九三学社的宣传部副部长。随意一瞥中共对当年民主党派中的一些大右派处理中的主要罪状，会发现它们集中在国家体制改革的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求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分权管理国家。如章伯钧「鼓吹我国应效法资本主义的『两院制』，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轮流执政。主张建立『政治设计院』，反对国务院开会提出『成品』来讨论，污蔑这是『形式主义』，认为『有职无权是制度问题』」。储安平「提出『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章乃器（粮食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则「污蔑党是『大党主义』、『以党代政』。污蔑统战部犯了路线错误，反对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

第二，在外交政策上反对向苏联的一边倒。如黄琪翔（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副主席、民盟中委）认为「苏联缺少民主自由，不同意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龙云（国防委员副主席、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副主席）则公开反对亲苏的国家外交政策，认为：「（1）抗美援朝战争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2）苏联给我国借款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苏联对我国尚不如美国对他的盟国好；（3）苏军没有代价搬走东北工厂机器；（4）我国援外预算太大，反对援助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如曾昭抡（民盟中常委，高教部副部长）认为：「过去搞运动伤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当前知识分子问题主要不是改造，而是发挥潜力」；费孝通（国务院民委副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专家局副局长、民盟中常委）则主张「党搞政治，盟搞业务」；钱伟长（民盟中委、清华大学副校长）：「反对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同意取消高校党委制，主张『教授治校』，说党团组织是三大主义的根源。」

第四，对历次政治运动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整肃的不满，如黄绍竑（全国人民代表和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常委兼对台工委会副主任）认为国家已经「无法可守」。他特别反对肃反运动，认为「干部的违法乱纪比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为害更大，还认为：「『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个别的』这个公式，就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又如罗隆基，「公开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不但要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的偏差，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

总的来说，这些各民主党派的著名右派们不过是想为共产党补台而已。本来就是毛和中共请他们提意见和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不料这些富有诚意的意见一出，毛泽东竟然立马食言而肥、倒打一耙。非但把他们全部打成了右派，还剥夺了他们原来就少的可怜的一点权力。反右运动前，民主党派领导人作为中共的「座上宾」，尚有八、九人在国务院任部长级职务，反右中至少五人被沦为「阶下囚」。他们是：1）章伯钧，2）罗隆基，3）章乃器，4）曾昭抡，5）林汉达（民进中央副主席，教育部副部长）。进入六十年代后，再也没有民主党派人士担任部长了。其他在中央政府中被整肃的部长级的民主党派领导人还有龙云、陈铭枢、黄绍竑、黄琪翔等十余人。反右运动前，民主党派至少有两大全国性的报纸：《光明日报》和《文汇报》。随着其主编储安平和徐铸成被打成右派，全中国的报纸都成了「党天下」的禁地了。即便是过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也是没有任何一家党外人士主办的全国性报纸。

或许还应当对以上民主党派精英们的言论做一些补充。例如，以民盟、民进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为首撰写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等著名的右派 「意见书」。它们无不具有其改革的系统性和前瞻性：不仅有切中时弊的先见之明，还有中国目下的改革进行了四十余年都没有达到的理论高度。再如，中共意识形态的基石—马列主义受到了民主党派精英们的强有力的挑战。当时，芝加哥大学博士、驰名中外的历史学家、南开大学历史教授雷海宗就公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停滞论」：

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 1895年以后，列宁史达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经常修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情况，掌握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 1895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课补上。

雷海宗的意见在当年高校师生中的反响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哈佛大学博士、北大经济系系主任陈振汉教授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

马列主义已经过时了，马列主义创始人所发现的一些基本原理只适用于一定的历史时期，现在很多已不适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科学，只能指导阶级斗争的实践，没有揭示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所以它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践也是没有用处的。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不能从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和四海皆准的规律，特别是因为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没有为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定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方案。 ……许多经典著作写作于百年以前，对于百年来的事物只能预见其人，不能洞烛几微。

马克思的许多著作都是出版于身后，又怎能必其字字珠玉呢?……是敝履就要摒弃！

陈振汉教授还是上面提到的各民主党派的〈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执笔者，当然在劫难逃。

雷海宗、陈振汉等人的意见还得到了主要民主党派负责人的赞同。如民盟副主席章伯钧也公开主张：

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一百几十年以前，资本家剥削工人到了极点，马克思根据那时的情况，创造出马克思主义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有力量的；但它种到人们大脑中的东西是要人们反抗统治者，这种思想对于搞革命、推倒统治者、夺取政权很有用。但是现在已经取得了政权，工人阶级自己成了统治者，以前那一套就过时了，再强调就会引导到对自己的斗争。史达林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因此社会制度要变一变。

洞悉一种伟大的思想是需要时间的积淀和比较的。即便是三十年后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尽管已经很少有人再相信马列主义，但它作为中共写入宪法的指导思想也从没有受到如此公开地批判和挑战。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当时民主党派精英们的言论还常常是和中共党内的一批高级干部的离经叛道的见解互相呼应的。在司法界，当时曾有杨兆龙、王造时、钱端升、王铁崖等民间学者大力反对「党化司法」、提倡「以法治代替人治」等等。这些主张在中共党内也激起了不小的呼应。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庭长、中共党内法律专家贾潜和鲁明健（研究室主任、共产党员）、朱耀堂（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共产党员）等人带头提倡「审判独立」，反对党对司法的绝对领导。在审判中，他们还强调「有利被告」、「无罪推定」、「自由心证」等主张，极力追求司法的公正性。

在新闻界，民主党派精英们鼓吹「新闻自由」，提倡「同人办报」和「同人办刊」的理论也曾风靡一时。这些主张也得到了中共的新闻理论专家、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统战部长王中，24山东《大众日报》党员主编刘建25等十多位报纸主编的认同和宣导。 26这些都大大地超越了大陆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期的理论和实践。这里是当年《人民日报》对浙江一省新闻界右派头面人物的主张和活动的报导：

浙江省杭州市新闻出版界在一个多月来的反右派斗争中，揭发出一批党内外右派分子和右派小集团。这批右派分子主要人物有：《浙江日报》副总编辑高光、记者管白宇、编辑徐勤，浙江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实际担负社长责任）谭克、文教编辑室主任潘一平，《浙江工人报》记者鲁天、宋哲，《杭州日报》记者兼《文汇报》特约记者乌鹏廷，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杨少；还在《浙江日报》和浙江省人民广播电台揭露了两个右派小集团。 《浙江日报》右派小集团的成员是文教艺术组主编谢狱、副主编夏钦瀚、主编助理白刃、编辑葛进；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右派小集团的成员是周永明、顾井汾、高扶小、李冬野、汪秀樵等编辑、记者。 ……这批右派分子还积极筹办「同人报」「同人电台」「同人出版社」同党报分庭抗礼，如《浙江日报》的右派小集团要办《慧星周刊》，新华社浙江分社右派分子杨少要办《西湖游报》等，并且从人事、组织、经费、纸张到组稿、发行、广告都预作周密的筹画和安排。杨少还计画将创刊号免费送沪、杭、甬等各商店、机关。他说：「这样一来，《浙江日报》就没有人要看了。」

作者现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 英文著作（合着）有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1998) 、Heterodox Thought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art I-II (M.E. Sharpe, 2001),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中文著作有《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台湾联经，2021），《洗脑：毛泽东和后毛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美国华忆，2023）和《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70周年的历史回顾》（香港田园书屋，2019）等。主编了《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系列、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2002-2021）、《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2010-2021）、《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等四个大型数据库，分别由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版。曾获得美国「21世纪国家图书馆员奖」、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学术勇气奖」、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的「杰出服务奖」等多项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