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由于美国华裔花样滑冰选手刘美贤（Alysa Liu），近日在米兰冬奥运动会中，夺得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及花样滑冰团体比赛两面金牌，火爆全网，成为全球新闻人物，世人再次聚焦刘美贤的父亲刘俊（原名刘俊国），及当年营救他到美国的香港「黄雀行动」，而我因缘际会，曾专访「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陈达钲（人称六哥），获得第一手珍贵资料。】

 

「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 陈达钲谱写义侠传
（2007/06/10）
作者：曾慧燕

「世间真正的英雄，没有别的定义，唯独舍身取义的人，方配得上这个名称……」这是《香港英雄》一书对「英雄」的定义，书中介绍的英雄人物之一陈达钲，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轰动一时的「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当年他基于不满中共血腥镇压的义愤，抱着「救人总比杀人好」的信念，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成功救出133人，谱写当代侠义英雄传。

当年香港「黄雀行动」轰动西方世界、震惊中南海，香港导演曾以陈达钲及其孖生兄弟陈达钳的故事为原型，拍成电影「秘密通道」。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18年，133名获救的中国大陆知识菁英和学生领袖，目前大多已在欧美各地安居乐业。说到人称「六哥」的陈达钲当年的「救命之恩」，仍然非常动情，他们称他为「再生父母」、「民运人士的大救星」；香港媒体将他比做「香港的辛德勒（Oskar Schindler，二战时尽力拯救超过千名犹太人）；了解他的人，则称他为「当代儒侠」。

当代儒侠 活学活用

5月27日晚上在纽约甘迺迪国际机场，出现一幅引人注目的「欢迎香港英雄、著名黄雀行动总指挥陈达钲先生」的横幅。在「六四」18周年纪念前夕，陈达钲几经周折，终于获准踏足美国，受到一群当年获他救助的民运人士的热烈欢迎，包括原中国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祺，两人原来均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智囊团成员。看到「六哥」步出机场，陈一咨、严家祺等人先后趋前与他热烈拥抱，场面感人。

自「黄雀行动」1991年6月首度曝光以来，传闻总指挥陈达钲是「江湖中人」，有人指他是三合会，有人说他属14K，更有人指他是香港第一大帮派组织「新义安」头目向华强手下…… 1992年陈达钲为了救援两名「失手」被中共判监的「兄弟」出狱，在有关人士安排下，亲赴北京与公安部高层领导人会面，江湖上流传他「单刀赴会」的英勇事迹，称他为「虎胆英雄」，更增他的神秘色彩。

然而，北京当局曾指证历历，说「黄雀行动」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操纵策划。美国独立新闻记者马克‧佩里（ Mark Perry）在《中央情报局的最后日子》（The Last Days of the CIA）一书中，也披露中情局李洁明等人积极救助因「六四」而陷入困境的大陆民运人士的内幕，指「黄雀行动」是由美国总统亲自批准、中情局一手策划。

陈达钲在接受《世界周刊》记者专访时郑重澄清三点：一、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生意人，只有爱国情怀，没有任何「黑社会」的背景，没有参加过任何帮派活动，没有任何犯罪纪录，他可以接受任何检验；二、他主持的「救人」行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绝对没有任何关系」；三、所谓的「黄雀行动」，不是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做到，而是集合众人力量，是团体组织的戊牷A「总指挥」是外界对他的溢美之词，他不敢掠美，最多只能说他是「前线总指挥」，而香港著名影人岑建勋，才是「营救行动的第一功臣」。

提到当年的救人行动，人称「六哥」的陈达钲颇为自豪表示，当年北京当局在全国布下天罗地网大肆搜捕民运人士，并在东南沿海各省市交通要道截查，边防线上更是重兵把守，中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刘文带领120多人南下广东，亲自坐镇指挥，全力侦查「秘密通道」。陈达钲作为第一线救人的总指挥，「活学活用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采用「行动快，部署快，决定慢」的方针，成功救出133人，无一失手，这是他平生快意之事。其中33次的救人过程都惊险万分，最后都化险为夷。虽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他永不言悔。

生命有限 真理永恒

陈达钲表示，他从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12岁即熟读「尽忠立孝，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国家民族观念强烈。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可以归纳为「16字真言」：个人渺小，历史伟大；生命有限，真理永恒。

他的生死观受陶渊明《挽歌诗》的影响甚深，十分欣赏诗中「有生必有死」的达观态度。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六四事件前，六哥生意做得很成功，经营洋酒和娱乐公司，正当事业蒸蒸日上时，六四爆发，他义无反顾投入救人行列。 18年后的今天，他的生意一落千丈，在大陆投资亏蚀二、三千万元人民币，借给朋友的几千万也要不回来，加上他被遇袭后脑部受损，反应迟钝，造成目前经济困难，使他无法像以前那样叱咤风云。

不过，达观知命的陈达钲非常看得开，他深知人生总有高低潮，潮起潮落等闲视之。他慨叹：「六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过，若从「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角度来看，即使「六哥的时代已经过去」，「黄雀行动」将永载史册，陈达钲亦将名垂青史。

他为人处世的厚道与恕道，从下述几件事可见一斑：

1996年10月3日，陈达钲与友人在香港九龙旺角通菜街一家海鲜酒家吃消夜时，突然冲进一群持开山刀及铁棍的大汉，追斩邻桌一名林姓食客。陈达钲恐遭池鱼之殃，夺门而出欲走避，没想到反被把守大门的同党误作对方同伙对他下毒手，左手及头顶被开山刀连劈数刀，头骨被劈开一条长达15公分伤口，右脑遭重创，伤及控制左半边身体的运动中枢及记忆系统，当时情况危殆。主治医生甚至担心即使他能捡回一命，日后「有九成机会左边身体半身不遂，同时部分视听能力受损」。

陈达钲遇袭身负重伤后，「黄雀行动」总指挥身分曝光，坊间一度众说纷耘，有人怀疑事件涉及政治因素或江湖恩怨。当时香港《壹周刊》在报导此事时，曾感叹「这么一个好人如果横死，就真是天唔开眼……」

生命力顽强的陈达钲，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最终大难不死。事后行凶者知道误伤陈达钲后，一再请求登门请罪。陈达钲调查清楚对方确是无心之失，当时警方对案件高度重视，全力缉凶，陈达钲表示，「永远都不想见到对方，叫他们有多远走多远，如果没钱潜逃，我可以资助」。
事隔将近11年，那次的意外遇袭，给陈达钲留下严重后遗症，令他大伤元气。由于右脑大面积受损，导致反应迟钝，左手肌肉萎缩，记忆力衰退，不能大声说话，健康大不如前。

在接受《世界周刊》专访时，旧事重提，难得的是他仍然不愠不火。

记者奇而问之：「为何对方这样严重伤害无辜，你仍可以原谅他们？换了别人，可能会报复。」

陈达钲说：「他们当时斩人时，并不知道我是谁，不知者不罪。就好比一辆的士（出租车）不小心将你撞伤，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也怪自己当时反应太快，如果我坐着不动，就不会被斩。我不主张报复，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是否视此为「命中劫数」？他答说「虽然我非圣人，但要向圣人学习，一个人要以德服人，化敌为友，才是最高境界。」

以德服人 只身赴京

他的「恕道」和大度，从另一件事也可印证。

1990年，陈达钲两名手下黎沛成和李龙庆为了救援王军涛和陈子明，中了中国警方的圈套，被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及四年。外界盛传陈达钲 1991年为了营救黎沛成和李龙庆，不顾个人安危「单刀赴会」，前往北京与公安部高层见面达成协议，即北京放人，他金盆洗手，以后不再参与「黄雀行动」，促使两人获释。

向他求证是否真有其事？他说用「单刀赴会」的形容词，恐太过贬低中国公安部。而黎、李两人为了帮他做事坐牢，他不能置之不顾，所以他做了一个妥协，答应北京方面「以后再也不做这样的事情，但我的妥协没有伤害任何人，只是给事件做一个了断。可能有人说，六哥向共产党投降了，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他的妥协获得支联会的理解和同意。至于是否如外传所言与陶驷驹见面，他不置可否。但他澄清，当时与对方达成三个条件：一是保证既往不究，来去自由；二是不附带任何条件；三是释放黎沛成和李龙庆。

事隔半年，陈达钲获通知赴广东怀集监狱接黎、李两人出狱。他给每人十万港元「压惊」，其中九万元是他自掏腰包，一万元由支联会所付。
据传黎沛成和李龙庆在被捕后供出陈达钲，导致「秘密通道」路线曝光。为何他被手下「出卖」，不但没有惩罚两人，还为营救对方「只身赴会」？他说，不能用「出卖」的字眼，否则他们今后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何况他们曾多次出生入死接送民运人士。

别人称赞他「高风亮节」，他谦称这只是尽本分。 「他们为我工作出事，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

他主持的「黄雀行动」，约历时九月，前后共救出133人。在这过程中，他牺牲了四名弟兄。一次是快艇完成救人任务回航时，遇上浓雾，撞上水泥船，快艇被撞得稀巴烂，两名弟兄当场死亡。另一次是快艇出海救人时，遇上中共巡逻艇，在枪林弹雨中快艇高速逃跑，不幸失控翻沉，两名弟兄遇难。陈达钲在悲痛之余，厚葬四人，并分别付50万港元抚恤金给他们的遗属。

「我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他说，他们是为了帮他做事而死，他要对他们负责。他引用毛泽东语录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广结善缘 得道多助

在救援133人中，要数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蔡崇国、陈宣良最惊险曲折。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轰动世界的《我是柴玲，我还活着》的录音带，便是在武汉大学录制，交由蔡崇国传出的。

1989年8月，蔡、陈两人逃抵深圳，陈达钲命七哥陈达钳前往接应，谁知当晚武汉国安局人员就追到深圳搜捕，幸而逃脱。翌日七哥在蛇口为他们安排逃生之路，给一位船老板付了10万元偷渡费，结果上船才半小时，船老板带着他们折返，表示钱他不能拿了，整个海面已被封锁，船只也不能出海。

当晚，整个深圳都在搜捕两人，蛇口所有酒店军警密布。七哥用暗语打电话给在香港坐镇的六哥，六哥吩咐「一定要保障他俩的安全」。他们在全面戒严的深圳匿藏一周，七哥亲自上街为他们买食物和饮水，然后为他们活动另外的逃生之路。

一周后，陈氏兄弟物色到出海捕蚝的船只，由于公安追捕民运人士，不准渔船出海，船在码头已停泊 10天，他们赶上批准蚝艇可以出海作业的第一天，蔡、陈两人藏在船的暗格中，却被突如其来的十多艘公安船只包围，扬言已经获知两人在船上，坚持将所有船只拖回码头检查。
在这紧急关头，奇迹出现，海水退潮，公安快艇无法与蚝艇一起走，趁此机会，船老板对两人说，如回去，你们一定会被捕；但躲在船上太久，你们也会闷死，与其如此，倒不如我将你们丢入大海，右方是香港，左边是广州，你们自己选择吧。

等待在香港罗浮山的六哥知道情况后，气得半死，他生气地对七哥说：「如果他们有什么好歹，我就杀了你！」七哥赶紧跑到深圳大酒店，花1200元买了一个军用望远镜，带了几名手下，直奔码头，不顾安危，用望远镜搜索海面上载浮载沉的蔡、陈两人，终于发现海面上有两个小黑点。七哥利用炮楼上站岗哨兵吃饭的空档，命令两名手下跳入大海将两人救回，可怜他们已被锋利的贝壳割得遍体鳞伤。又过了一周，两人仍无法脱逃，六哥只好拿出最后王牌，动用与中共边防武警的关系，用高速快艇将他们安全送抵香港。

陈达钲说，虽然他非江湖中人，但长期以来，抱着广交友、不树敌的原则，三教九流朋友遍天下，在中共党政军各界人脉关系丰厚。如果没有爱国的黑社会人士、有良知的渔民、武警及公安人员等人协助，「黄雀行动」是不可能这样成功的。

伤心欲绝 剃儿光头

陈达钲名片上印的头衔是香港唯胜企业有限公司、义德洋行有限公司和华美门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他出身一个大家庭，有13个兄弟姐妹，他本人排行第六，人称六哥；与他共同参与黄雀行动的弟弟陈达钳与他是双胞胎，称为七哥。

问他是否后悔当日的救人活动，他说绝不后悔所做的一切。 「救人总比杀人好」。有些获救的民运人士，获西方国家庇护后，表现令人失望。对此，陈达钲表示，他救他们是希望他们好，「但如果他们做坏事，与我们无关。」

认为「施比受更有福」的陈达钲，从不希望他救助过的民运人士有朝一日回报他，但当他遇袭受伤后，民运人土的慰问信如雪片般飞来，他一一珍藏至今。当他将这一大叠慰问信向记者展示时，显示他是十分珍视友情的。

八九民运风起云涌之初，北京大学生发动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争民主，要自由」的呼声响彻云宵，忧国忧民的陈达钲似乎看到了国家的进步和民主化的希望。谁知，天安门学运以血腥镇压收场，陈达钲伤心欲绝，因悲愤过度心力衰竭送院救治。为了表达心中的愤怒，他将时年七岁的小儿子陈敬业剃了光头。

这里还有段插曲，小敬业顶着光头回校上课，有些同学好奇摸他的光头，甚至动手打他，还有人嘲笑他是个「小和尚」，把小敬业气哭了。校长了解情况后，向全校学生宣布他剃光头的原因，结果同学们对他肃然起敬，再没有捉弄他。

对于支联会为每位获救者平均提供一百万港元救援经费的传闻，陈达钲否认说「绝对不可能」，他说支联会给的资金并不多，他的付出与所得完全不成比例。例如出动高科技的快艇救人时，光是燃油成本就高得惊人。不过，他澄清外界说他为了救人「倾家荡产，花了二、三千万」，是过分夸大了事实，「几百万是有的」。

据他了解，支联会此前确实与某帮派联络救人一事，因对方叫价太高而作罢。后来才由岑建勋出面，透过他一位陈姓好友居中联络找到他，希望他能出面营救被北京当局通缉在逃的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陈达钲认为一来自己有能力做到，因他认识一些拥有快艇用于走私物品和人口的朋友，之前他们一直在中港之间走私汽车和电器用品等，熟悉如何避开警方的搜索。二来他觉得「义不容辞」，救人总比杀人好，故慨然应允。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欲罢不能。

说到岑建勋和他两人扮演的角色，陈达钲说，岑建勋是背后的策划者，他是第一线的行动者，直接救护逃亡人士。大致分为接头、护送、送抵三个环节。逃亡者安全送港后，再由支联会将人接走，香港政府在帮助逃亡人士获西方国家庇护方面，默契十足，大开绿灯。

古人有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六四流血事件发生后，很多人不顾个人安危援救被大陆通缉追捕的民运人士。参与救援行动的包括人权分子、外交人员、商人、走私客，甚至黑社会分子亦有参与。有道是「仗义每多屠狗辈」，快艇走私客大多是三合会成员，他们在救护民运人士方面起了一定作用。

一位自发参与救人的香港记者对《世界周刊》表示，本来新闻记者应该保持中立，但出于对中共开枪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义愤，六四后，她接到好几个逃亡者的求助电话，都是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采访绝食学生时给过他们名片而据此打来的电话。她立即​​通报支联会，但支联会不认识对方，因此她自愿冒险赴大陆代为认人接头。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陈达钲谈及「黄雀行动」的始末说，最初并没有「黄雀行动」这个名称，只是单纯的人道救援行动。 1989年12月，香港著名电影演员岑建勋被中共当局点名指控涉及协助陈子明等民运人士逃亡案，「秘密通道」首度曝光。 1991年6月，岑建勋在接受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访问时，突来灵感，引用中国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来形容救援行动，「黄雀行动」之名由此而来。

支联会当时负责提供逃亡者的资料，陈达钲每天在办公室分析资料的可靠性，再制定行动方案，根据实际情况，随时改变「秘密通道」的作业方式，海陆空交通工具灵活使用，最初救人工具主要是用快艇（俗称「大飞」），七哥负责带领手下实际运送。陈达钲保留的一个纸张已发黄的本子上，记载了逃亡者的名单，每写下一个「正」字，就代表五个人成功出逃。

那时他们救人的努力延伸到了全国，从华南的广东、湖南、福建、海南，到华中的湖北、华东的上海、浙江，华北的北京、天津，一直到西北的兰州及东北的大连等。总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留下他们的踪迹。

他回忆，这项救援行动始于1989年6月中旬，基本上中止于救援王军涛和陈子明的行动。在那次行动中，港人罗海星中了中国警方的圈套，将对方提供的协助陈子明、王军涛等人逃出中国的计画交岑建勋，导致陈达钲两名手下黎沛成和李龙庆在湛江接应他们外逃时被捕判刑，黄雀行动因此嘎然停止。不过，后来他们仍救出吴仁华等人。

陈达钲坚信黄雀行动的意义，但目前「黄雀行动」全面曝光的时机还未成熟，运作内幕还要保密，因牵涉甚广，必须保护一些目前仍需要保护的人士，既然讲真话不方便，说假话他又不愿意，所以只能保守秘密。总有一天，黄雀行动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他坚信六四一定会平反，只是时间迟早问题，对此他是「深信不疑」的。

每年六四他都会参加香港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烛光纪念活动，坐在现场一个角落默默参与，不想惊动任何人。今年六四，他人在美国，仍不想缺席，甫下飞机，已打听哪里有六四纪念活动？希望届时亲赴现场参加。

6月3日晚，陈达钲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礼堂举行的「六四」悼念会上接受致敬，并讲述「黄雀行动」的起因、过程及其影响。抱病在身而重情念旧的陈一咨，对六哥这次来之不易的美国行，非常重视。 6月1日晚，陈达钲在纽约法拉盛宴请民运人士，与陈一咨合唱《大海代表我的心》（原歌词为「月亮代表我的心」），两人唱得豪气干云，荡气回肠。

陈一咨指出，六哥救出了一批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功不可没。他的行为充分反映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是侠义精神的最佳表现。

美国插手黄雀行动？

六四后约有数百人透过香港获西方国家庇护，由陈达钲主持的「黄雀行动」，先后救出133人，其中较知名的包括陈一咨、严家祺与高皋夫妇、刘再复、苏晓康、远志明、孔捷生、王润生、祖慰、苏炜、吴仁华、老鬼、老木、陈宣良、怀德、徐刚、李录、吾尔开希、王超华、熊焱、常劲、项小吉夫妇、蔡崇国、张伦、程真、吕京花、于硕、张锐等。

严家祺在《生命树的分叉》一书中，记叙了当年的救援行动：「我无法从开车的司机、快艇驾驶员那里了解到什么情况，一路上，他们完全不理睬我们，并不关心运送的人是谁。在我逃出中国后，我仍想弄清楚逃亡过程。……」

严家祺指出，在六四后那种高压紧张的气氛下，救一个人都难，何况救出133人。他赞扬陈达钲是香港英雄，为了营救包括他在内的133名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付出巨大代价，「他完全是无私的。他改变了我们的一生。」他相信日后若出版有关陈达钲的传奇故事，必将风靡海内外。

他同时希望六四得到翻案，他们这些流亡人士在大陆改变后回到自己的祖国，「在中国欢迎所有当年参与黄雀行动的英雄们」。

美国独立新闻记者马克‧佩里（Mark Perry）在《中央情报局的最后日子》一书中，披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李洁明等人积极救助大陆因「六四」而陷入困境的民运人士的过程，指「黄雀行动」是由美国总统亲自批准、中情局一手策划、组织的。

佩里在书中指出，六四事件后，由部署在中国、香港和澳门的几十名中情局情报人员组成的网络，为民运最重要的组织者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和脱逃的手段。

「布希总统和中央情报局在批准这项营救计画时，事实上别无选择……。因为不论华盛顿当局会说什么，美国情报人员都会发起这场地下营救行动。例如，六四那天的清晨，两个最重要的民运领袖、北京师范大学的吾尔开希和南京大学研究生李录神秘失踪，中国安全部门全力搜寻不得。……」

不过，前保卫天安门广场副总指挥封从德表示，这本书叙述的某些内容并非事实，如李录是与他及柴玲等人最后一批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书中却说李录在当天早上就已「神秘失踪」。

佩里指出，所有这些人的脱逃，是因为有一个支持者的网络，他们为出逃者事先准备了身分证、大量现金、伪造的火车票，以及沿着一条从北京到东南的「地下铁道」的一连串的安全住所，在东南沿海，异议人士或是坐船经过变化莫测的海路偷渡至澳门，或经由陆路去香港。他认为，「如此复杂的行动，没有中央情报局至少是缄默的合作，那是不可能的。」

书中说，港澳同情民运人士的营救网络，在七、八月发展成为北京至深圳的「地下铁道」。随着营救行动的扩展，采用了更为复杂的躲避追踪的方法，如伪装术、扰频电话、夜视镜、红外线信号装置，还有快艇和海岸营救行动使用的武器。书中援引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话说，「大部分高技术的装备是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

陈达钲表示，帮逃亡者化妆是事实，快艇上也的确有上述设备，但这是在六四前为了走私早就配备好的。他本人可以肯定跟美国中情局人员没有任何接触，在救人行动的整个过程中，都是岑建勋跟他联系，提供逃亡者名单，他再去部署如何营救。至于岑建勋是否跟中情局有关，他无从得知。

据佩里指出，在六四后不到两周，北京当局在全国公布了21名首要通缉犯名单。 「由于西方情报机关的努力，使中国通缉的21名要犯中有15名脱逃」，被认为是黄雀行动的圆满成功。

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官员拒绝承认他们在营救行动中的作用，美国国务卿贝克事后曾公开感谢法国政府接纳中国逃亡者在法国避难。

封从德回忆，1989年5月在天安门广场，有天有个人神秘地给了他一个名片，说是美国大使夫人包柏漪的，有困难可找她。另外有两次有人要给他证件帮助逃亡。

他指出，如果说逃亡与中央情报局或「黄雀行动」有任何关系，这就是全部线索。封从德说：「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明白，西方大使馆怎么可能在广场发护照？那些『护照』长成什么样，到底是中国护照还是外国护照？如果说是签证，那时我们连中国护照都没有，又签个什么证？实在不明白。」

六四后，封从德和柴玲在大陆逃亡10个月，才离开中国。封从德说，这本书说组织出逃「如此复杂的行动，没有中央情报局至少是缄默的合作，那是不可能的」。他不清楚其他人出逃是否跟中情局有关，「至少我和柴玲是反证。我们离开中国，没有靠外面任何人和组织，也没靠外面一分钱。」

外界一度将封从德和柴玲成功出逃归于陈达钲的「黄雀行动」，陈达钲澄清，两人并非是他们所救，虽然此前封从德和柴玲一度藏身湖北武汉，他们曾派人前往施援，可惜迟了一步，未能接上头。

封从德说，幸亏他们先于来人离去。事隔12年，他才从公安内部可靠途径得知，对方已被盯稍，如果那次他们接上头，将被一网打尽。

一夫当关 义薄云天

前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天安门广场广播员吕京花也是获陈达钲救援者之一。她表示，以自身逃亡经历来说，肯定与中情局扯不上任何关系。六四后她为逃避追捕，自行逃亡到广东广州，利用市内的公共电话，根据在广场时一位港人给她的名片拨通电话，对方即知会支联会。随即派员前来广州与她接头，由于大家互不相识，双方约定在某地点手持同一份报纸。

吕京花说，当时决定出逃非常痛苦，以为这样就是「背叛了自己的国家」，而当初一腔热血投身八九民运，是出于保护学生及促进国家走向民主，没想到悲剧收场。后来她想到如果留在国内，面临的将是被捕监禁的命运，「不自由，毋宁死」。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吕京花听从来人指示，没带任何行李，身上只有女儿的一张照片。一路上不知换了多少辆车和多少人，到达珠海后先躲在黑暗的森林里，随后登上一艘快艇，狭小的船舱里共有六人，当时互不认识，也互不说话，终于有惊无险在凌晨时分安全到达灯火通明的香港。上岸后大家激动得抱头痛哭，一行人随即到达陈达钲在九龙旺角的办公室，「六哥亲切地问我们要不要饮柠乐，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到这种饮料。六哥还安慰我们说，来到这里就像来到了家，我觉得他待人特别和气。」

后来吕京花才知道，当日同坐一条快艇的六人中，包括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团长项小吉夫妇及河殇撰稿人之一远志明。她与项小吉获美国政治庇护后长居纽约，两人的「革命友谊」延续至今，如今项小吉是纽约执业律师，吕京花是个成功的地产经纪，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六哥的恩德。
由于江湖传闻陈达钲是「黑社会大哥」，连一些获救的民运人士都信以为真。如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前研究室主任、《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内幕》作者吴仁华非常感谢陈达钲兄弟的救命之恩。最近他在网上公开撰文说，「黄雀行动」如今已经不是秘密，中国官方已全盘掌握，所以他「透露一些内情给感兴趣的网友，具体负责救人行动的是香港黑社会组织14K的陈姓兄弟，人称六哥、七哥。」

吴仁华指出，救人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渔船偷渡，因走私本来就是黑社会主要的生意之一。二是搭乘武警边防部队的巡逻艇。重要人士采用后者。这些武警一是基于同情，二是早已被买通。事后，广东的武警部队大换班。最艰险的部分应该是在国内寻人、转送人的过程。救人款项属于私人捐款，捐款人包括知名的商界人士。他说陈氏兄弟不取分毫，只是为在一线冒险的弟兄预留安家费。

吴仁华说，当年香港人为营救行动付出代价，有人为了救人，毁了多年经营的公司。他称赞「六四事件后香港人的营救行动，艰险感人，无疑是绝好的电影题材」。当年他曾与好莱坞的制片人、编剧接触，想拍一部类似法国电影《胜利大逃亡》的影片，最终未能成功。目前王丹已出面与好莱坞接触，争取在六四事件20周年时让这部「历史大片」出炉。

吴仁华强调自己出逃的目的，主要为了狱中的朋友们，他出逃时间较晚，是1990年3月出逃的，事前没有与外界联络，而是动用温州商界朋友的关系。出逃分两个阶段，先是自己游泳抵达澳门，然后由陈达钲兄弟帮助搭渔船偷渡香港。

他回忆，「那天真冷，刮风下雨，只有摄氏七度，没有任何救生器材，花了四个多小时才抵达彼岸，差一点冻死，浑身被贝壳割得鲜血淋漓。如果不是有救人的信念，哪怕一枪毙了我，也不愿受这种罪。」

他在接受《世界周刊》访问时说，他对六哥、七哥印象都很好，他们的谈吐跟一般人不一样，读古书出身的他，与一肚子学问的六哥非常谈得来。令他感动的是，当时是七哥亲自出马接他，六哥在香港海边等待。七哥看到他被贝壳割得遍体鳞伤，当场掉泪。 「一般江湖中人是不轻易掉眼泪的，我真的很感动。」

项小吉及吕京花均以王维林在北京长安街勇挡坦克的壮举来形容陈达钲的救人义举，「当日我们被千军万马追捕时，六哥一夫当关挡在强大的专制政权面前，将我们救出生天，真的是义薄云天」！

李录则表示：「历史选择了六哥，六哥也选择了历史。」

（本报记者／曾慧燕)

（刊于世界日报《世界周刊》2007/06/10）

左起：陈达钲、陈一咨、严家其。

 

作者脸书 202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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