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网见再议台湾名家柏杨，八八年他第一次去大陆，就通过吴祖光找我，叫我想起一些旧事与旧帖，一并拎出。柏杨遗孀停印名作《丑陋的中国人》，堪称一个文化事件，但是其政治涵意更彰显，即不是中国人不再丑陋了，而是连时代和世界都丑陋了。这里面的变化很深刻，亦绝非台湾一地的变化，显然还有对岸大陆的霸权，它并非「不准辱华」那么简单，而是可以胁迫台湾文化界（无论整体还是私人）唯命是从，「统一台湾」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成。这件事情蕴含着从文化到政治的多层次变异，也折射了中西、两岸的互动，别忘记港台在文化上曾经优越于大陆的，柏杨大概也算最早在大陆的畅销书作家，然而我们今天已经「数不清，理还乱」，传统和文明的衰亡，一定是最原初也最基础的，贴一篇旧文，也算梳理一下。 】
一、文化的飘零
六四屠杀后我逃出中国，第一次去台湾，一下飞机就说，渴望拜谒名重一时的柏扬、陈映真和李敖。柏扬从台北郊外的山上赶来会我，仿佛离市嚣已经很远。在一个饭局上见陈映真，看上去眼色迷蒙、一脸厌世。再打听李敖，说已经躲出台北。我这才意识到，三位名士如今都已在尘世之外。向台湾人打听他们，会召来一顿奚落：都什么年月了?
那时台湾的出版界很惨，书店里只有最年轻的女歌星的最短的格言集畅销，大家对另一种语言——立法院里的「肢体语言」又想看又烦心。朋友告诉我，当年的文化精英已成古董，如今台湾是政治精英和大众文化明星的天下。
还有人记得林怀民吗？二十多年前台湾文化艺术脱出体制的第一步，就是从他的「云门」开始的。台上台下一起流泪，台湾成了「国际孤儿」，执政党和文化人都需要「本土化」。这情形，就如同后来邓小平和大陆知识分子，都需要「伤痕文学」一样。
看来，两岸的结局差不多，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与反体制的文化力量同归于尽，代之而起的是大众消费文化。虽然这在台湾，是经「美丽岛」事件的压力而促使蒋经国变革，而在大陆则是经由一场流血，在刺刀下将文化精英赶到「外头」和「里头」。不过我想，既使没有「六四」，商业化的大潮也已势不可当，文化摆脱政治魔咒之后，还会套上商业化的魔咒，这个趋势是注定的。
所以，海外文化人还未结束政治流亡，恐怕要准备另一个更漫长的「文化流亡」了。
杜维明讲「文化中国」，有三个意义世界，新加坡来的学者郭振宇说，你忘了一个「世界」——大众文化。那些流行音乐卡带、KTV、卡拉OK、香港电影、武侠小说、通俗文学，已是「中国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它们超越地理上的「三个意义世界」，在所有中国人的世界蹦来蹦去，所向披靡。台湾「小虎队」打遍两岸，四年赢利四千万美元，「亚洲周刊」称「小虎队统一中国」。其实在海外的一般中国人当中，哪里有中国文化的主流?能有的就是这种中文式的消费文化。
大众文化是港台商业社会的分泌物，以其经济强势，已对大陆构成绝对优势的文化霸权，在后现代的中国，或许成为主流。它的源头活水，大约是四十年代上海十里洋场孕育的市民文化（中心），后来同地域性的岭南文化、闽南文化(边陲)杂交而成，这就如同台湾的通俗小说，都要拜当年上海租界里的张爱玲为祖奶奶。
台湾社会的现代化虽不过比大陆早了十年，却使两岸处于两个时代。台湾因七零年代先得技术文明和消费文明而占据高屋建翎之势，大陆迟至八十年代对外开放，势必成为发达国家的商品和文化消费品的倾销市场，这种情形，正如台湾在经济起飞时成为美国和日本的市场一样。这种落差，又是因为港台处于西方体系之内，其体制虽也钳制民间对政治的参与，却同时给民众以不参与的「自由」，因此给社会留下通向世俗的巨大空间，各种「次级文化」或「亚文化」都可以在政治禁忌之外发展；而大陆由于对文化资源和人的心灵的过度摧残和禁锢，「次级文化」无从滋生，「文革」后文化的覆苏需要向外借助一个推力，这在知识界产生对西方各种思潮流派的囫囵吞枣的现象，在民间则产生借港台通俗文化而世俗化的现象。
如今大陆毕竟在一场血的祭奠之下，放纵了民间次级文化的滋生，于是，在那最古老也最现代、最敏感也最冷漠的、最中心也是最边缘的北京，大陆人自己的市民文化，从崔健的西北风摇滚到葛优的大陆版「无厘头」，从王朔的「痞子文学」到毛阿敏的演唱会，真正肆无忌惮地——没有政治禁固也没有精英压制地成长起来了。
市民文化的兴起，淡化政治色彩，无意识形态倾向，却有反「精英」倾向。
文化空间的获得，原本是仰仗一个庞大的文化买方市场的兴起，文化产品迅速变成了商品，使得任何精神层面的影响——无论官方的还是知识精英的——都必须减弱到市场可以接受的的程度。这恰好形成一种张力，产生了精神上的中间地带。同时，文化的市场化迫使各种新思潮、新观念都必须走大众化的路线，这种大众文化的消费性和传播方式，都是精英文化所不适应的。
在中国文化当中，大传统(精英)与小传统(民众)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从未消除；一百年来传统的式微，又产生如毛泽东一类利用小传统反大传统的能手，使两者在深层蕴涵着敌意。
大众文化在中国有双重的边缘性——文化上的和地理上的，它由边陲侵入中心，对大传统下的精英文化构成挑战，就象历史上的边缘人入侵中心，将文化人边缘化；同时，以传统包装现代，廉价出售，将民俗文化(小传统)商品化。
地处儒家文化区边陲的港台消费文化，冲击着处于前现代的大陆，以浓厚的西洋化和反传统特色对其「反哺」，并召唤大陆市民文化的兴起，从价值观念到话语系统都迅速将大陆解构。
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以西方中心主义和经济强势为后盾的现代消费文明及其痞子文化(kitch cultuer)，到处都在瓦解着人类的传统价值，也创造着多元的前景。
然而，真实的多元是不可能了。消费文化的统一性，正在于市场的统一性，和感觉被覆制的单一性。利润与欲望宣泄的结合，使文化变成工业，利用人的弱点和文化的弱点达到最大利润。一切都表现为对时间的高度敏感，以瞬间顶替永恒，将哲理和刺激煮成一锅，先锋派也向通俗化妥协，逃避生活的方式就是玩艺术⋯⋯。
中国正在溶入世界市场。她变得越来越世界性但也让我们越来越陌生了。
接下来的三十年，一言难尽，我用三个字和一本书诠释它《鬼推磨》：
『陈寅恪悲唱”巨劫奇变”，尚在五十年代，又几十年逝去，中国才真真”劫尽变穷”，乃是穿越了一个”全球化”、攀附了一个”经济奇迹”、搭上了大江山川、赔上了千性万命。
尤其后三十年，中国的这个极权制度，穿越三道生死关隘——”六四”屠杀合法性危机、市场经济、互联网社会，不但毫发无损，反而被淬炼得前所未有的强大与邪恶，以致近现代以来西方学界积累的”专制集权”知识，皆无力解释这个”东方不败”：
它如何可以一场饥饿接一场文革，然后要救”亡党”，却再来一场大屠杀，便迎来二十年经济起飞、贫富崩裂、阶级对立和道德滑坡，有谁写过这三十年的狂澜、污浊、惊悸、血泪？又有谁梳理过思潮风俗、世态百媚、幽史秽闻、精灵魍魉？更有谁追问过它的肇始？
这已经亡掉的中国，还在”劫尽变穷”，却直接衔接到”岁月静好”，在一个油腻腻的”盛世”里，连”思想也变成内裤”，加上不准”妄议”，巨婴们把顺口溜玩到了”后现代”水平，还人人具备了”马桶精神，按一下，什么都干净了”；孩子们也”变不成狼了”，因为”喝水不达标吃食品有毒，盖学校危房，校车没钱，教育没钱，医保没钱，社保没钱，环保没钱”……… 中国”亡天下”之后，再添”魔幻”岁月，莫非”鬼推磨”耶？ 』
二、《河殇》作者苏晓康「谈情说爱」
二零一二年我们最后一次去台湾，刚在艺术村住下，印刻总经理田运良还送来一笔酬谢费给我。一礼拜后，印刻编辑部主任江一鲤，带着陈键瑜，我在印刻的编辑，又来艺术村，送了一笔版税给我，同时签了《屠龙年代》的出版合同，并谈了七月份新书发布会的安排，他们这个团队很年轻。江一鲤说她二十年前就见过我，「就是那次《阴阳大裂变》的座谈会」，我猛然想起，九十年代初我曾三次访台，那时候我的另一篇作品《阴阳大裂变》也在海外颇叫响，于是经《联合文学》安排，台湾女作家李昂曾与我对谈大陆婚恋问题，我还记得现场听众爆满。
到了海外我才知道，《阴阳》在港台也颇有闻声，此处仅举一例。
「这是苏晓康结束访台行程的前一日，一个阴雨寒冷的早晨，在台北市国联饭店一〇一八号房内；一批记者还围绕在苏晓康的周围发问，苏晓康应我们的铃声来开门时，立刻浓厚的烟味扑鼻。于是，我们选择了楼下的咖啡室和他交谈。」
采访者是一位女作家，叫张香华（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柏杨的夫人），她的访谈标题很别致，『「河殇」作者苏晓康「谈情说爱」』，我也是多年后才从两本杂志上读到，其中最夺目的一点，叫做「通奸不为罪」；
『「在法律的理念上，」他解释说，「通奸是配偶的一方和婚姻外的第三者发生关系 ，因为是两相情愿，而且又不造成伤害。」 我们越听越迷糊。苏晓康说： 「通奸者本身，两情相悦，当然不造成伤害。如果对另一方配偶有伤害，则是先承认婚姻的占有权，才受到伤害。而婚姻不是占有关系。」 这已超出我们理解的范围。男女爱情向来是独占性的。若说婚姻基础认同感情 一旦配偶与他人通奸，却要纯粹以利他立场出发，除非服膺「爱是爆牲、是奉献，不是占有」这种电视肥皂剧可笑的主题（不幸， 台湾的电视剧就常上演）。再不然就是有丈夫、妻子都像子路说的可以「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的胸襟。若说婚姻结构超乎感情 ，是理性的契约行为，那么明明违约，难道双方生活相处，在道德或行为上没有一点差错？再说，如果婚姻不是「契约」行为，大家都可以各行其「房」事，那么婚姻的意义何在？我挣扎着，整理不出一个道理来，只好感叹说：「大陆法律对通奸行为，真是先进！「那是因为要加入海牙国际法庭组织，配合海牙国际法通奸不为罪，并准许离婚，所以大陆才修改旧怯的。」苏晓康说。 原来如此，还是政治因素！在「阴阳大裂变」书中，苏晓康描写大陆上男女，因为婚外性行为引起的摧残、凌辱、暴力、血腥 ，常常令人怖栗。把这么开放的法令，却施行在封建落后的社会中，我以为它不只是虚伪，而且是危害。 」』
三、问题报告文学
《阴阳大裂变》在中国被称为「问题报告文学」，大陆文评界对其自有一套论说，可参见《章罗生：论问题报告文学——中国报告文学流派研究之一》 ：
「从1985年开始，报告文学中已有较多作品集中探讨婚姻、家庭与性爱等方面的问题，如李宏林的《八十年代离婚案》、洪天国的《雕谢的鲜花》、蒋巍的《人生环行道》、谢致红、黄江的《荒滩桑小做蚕难》、张西庭、贾鲁生的《花环与锁链》和柳明的婚姻、家庭系列等。此外还有理由的《倾斜的足球场》和郭慎娟的《知识的罪与罚》等也有一定影响。但它们或思想力度不够，或表现手法不新，都还未对文坛产生震动。
真正引起轰动、对文坛和社会产生冲击力的是1986年出现的《唐山大地震》这部作品和苏晓康这个作家，因而评论界将此概括为”大地震”热和”苏晓康年”。
《唐山大地震》的意义在于：第一，在题材的拓展上，它开了写”冰冻新闻”的先例，此后的《南京大屠杀》、《志愿军战俘记事》和《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等历史反思型作品无不受其启发和影响；第二，在方法的革新上，它将李延国《在这片国土上》以来的”全景式”、”集合式”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统计学等方法相结合，发展为新的”大而全”式的写作方式。
它与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等作品一道，共同形成了问题报告文学最具”革命”性的文体特征：宏观综合与学术性。苏晓康的创作除文体上的这一特征外，其内容可分为两类：一是以批判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为基础，热情呼唤”法治”，如《洪荒启示录》、《自由备忘录》等；二是”在大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站在哲学、历史的高度观照和思考当代现实生活，广泛占有和综合材料，作出深刻的社会研究。 “如《阴阳大裂变》、《神圣忧思录》、《最后的古都》和《活狱》等。」
《阴阳》也给我惹了麻烦。大陆离婚高峰的1978年到1982年，出现一个”上访团”，由36名妇女组成，到处状告她们的丈夫是”陈世美”，以”感情破裂”为由要求离婚，她们从法院、妇联、公安局一直到报社，一路打着红色小旗，上面写着”秦香莲上访团”，非常轰动。最后，她们的状子终于递到总书记胡耀邦手里，胡耀邦的批示也到了全国妇联。
这是一九八〇年的事情，几年后”秦香莲”们也把我给告了。忽一日我接到国家出版总局的电话：”你的《阴阳大裂变》被人告了，法院不受理，转给我们调解，请你来一趟我们总局。”《阴阳》写到的离婚故事里的六七位女性主角，联合起来控告这篇报告文学”暴露了她们的隐私”、”干扰了她们的正常生活”——这当然是严重的指控，而且当时在大陆，向法院”控告作家作品”还很罕见。
那天我走进出版总局会议室，先聆听”秦香莲”们诉苦，人人皆抱怨离婚细节暴露于世，”没法做人”，其中一位妇女说她的子女并不知道父母打离婚，”看了你的文章，他们都觉得没法见人了”。最后我说：”听了你们遭的罪，我只有说一声对不起大家。不过，我也得提醒你们，你们当初不是一个个都拼命地找记者，揭发你们男人如何如何坏、不检点、在外面搞’第三者’，恨不得搞臭他们吗？报纸、电视上全是你们自己说出来的故事。我就是从那里找到线索，才来写你们的嘛。如果打一开始你们就不往外说你们的私事，外界是没有人会知道的呀！”会议室里一派死寂。
若问八十年代我的报告文学高产期，哪篇最红火？便数这部《阴阳大裂变》。一九八八年，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1985-1986）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评选之际，因我当时是最红的作家，评委会非得给我一个奖，但给《阴阳大裂变》还是给写河南水灾的《洪荒启示录》，评委会吵成两派，坚决反对《阴阳》的一派甚至说它是我最坏的作品，可见此作触碰伦理道德之剧烈，最后还是它得了奖。
我可能打开了一个「恋情」系列，自从我离开中国之后，这个系列在那里”开花结果”，写到此处，我顺手在「百度」搜索一下，〈精品图书>文学艺术>文学>纪实文学下面，虽然都是假冒的，但也蔚为大观：
苏晓康着《西藏秘境》
苏晓康着《红色标兵》
苏晓康着《保卫胜利果实》
苏晓康着《我到了朝鲜前线》
苏晓康着《战士作品：「小鸡」捉》
苏晓康着《报告文学：闪烁的星辰》；
苏晓康着《北京到拉萨》
苏晓康着《乌兰牧骑在前进》
苏晓康着《上海往事：最后的玛祖卡》
苏晓康着《孪生中校》
苏晓康着《一个记者的调查手稿：都市非常规生活》
苏晓康着《解密档案》
苏晓康着《全球首次人文学者南极行：企鹅的请柬》
苏晓康着《刑案侦破纪实》
苏晓康着《兄妹解析俄罗斯》
苏晓康着《一族社会调查「情人」都市：落日下的玫瑰》
苏晓康着《你好聊聊》
苏晓康着《暗访死囚情人》
苏晓康着《错爱奇情大搜索》
苏晓康着《中国留美女性生存实录：她在海那边》
四、「最丑陋的中国人」
网见颜择雅2021年11月20日贴子：
「作家过世后，其著作权管理者总巴不得帮作品找到越多读者越好。只有张香华反过来，宣布停印亡夫的代表作。但如果是为了《柏阳版资治通鉴》在中国的顺利出版，其用心倒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展开作家过世后，其著作权管理者总巴不得帮作品找到越多读者越好。只有张香华反过来，宣布停印亡夫的代表作。但如果是为了《柏阳版资治通鉴》在中国的顺利出版，其用心倒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她宣布这事的媒体不选别家，选了《环球时报》。
要选个台湾人来骂不选别人，选了陈时中。
要选个民进党的点来骂不选别的，选了”去中国化”。
大家有没觉得超奇妙?
报导中，帮忙强调柏阳骂的是台湾人的那位林保淳，曾任教淡江大学，最后从台湾师范退休，曾在2020年8月撰文强调”一国两制是台湾最好的保护伞”，当时香港不只已经发生反修例抗争，也已经实施国安法了。
而且张香华谈话有个语病。说陈时中是”最丑陋的中国人”，不就等于承认中国人的丑陋依然是现在进行式? 就算她认为丑陋的中国人全在台湾好了，这不就表明《丑陋的中国人》一书至少在台湾是不该停印的?
此新闻最大的反讽，在于柏杨之妻借其夫名句骂人，似乎反弹诸己，最简单的含义，不是政治性的，而是这位女性作家的语文水准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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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朱宥勋 脸书
以下这篇，是一位朋友协助撰写的，柏杨是他的研究领域之一。不过，由于他人正在中港澳地区，文章后半有涉及到中国可能不太喜欢的言论，所以托我匿名代发。
虽然名字不露出，但这位朋友还是想参与台湾史大补课XD，还请大家分享阅读。很多人都知道「柏杨」这位名作家，但却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他的白色恐怖经历，以及他所记录下来的牢狱情景。这篇短文做了很扼要的简介。
#二月的记持（16）柏杨
「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柏杨，绿岛人权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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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三月三日，我在灯下交代后事，心神不宁，佳佳和她的小朋友华昌言在刚买的大型电视机前，调查局调查员高义儒先生和刘展华先生，按铃进来，要我随他们前往调查局谈话。（他们）向明华保证说，天亮以前一定把我送回来，全家人都不说话，只有在走过佳佳背后出门的时候，她回头向刘展华噘了一下嘴，发出一个单字的声音『嘘！』
明华靠着窗子，面无表情的盯住我的背影，陈丽真一直尾随下楼，扶我登上调查局黑色的箱型车。这是重要一刻，此次一去，就是十年。等我出狱后，房子已不归我有，妻子已是别人的妻子，女儿虽然仍然是我女儿，但已变成另外一位少女。」
这是作家柏杨（1920-2008）在1995年《柏杨回忆录》中，口述他遭逮补的过程。
而逮补的原因，被后世称为「大力水手翻译事件」，其实只是柏杨将水手卜派的演讲词：「Fellows……」翻译为「亲爱的军民同胞们」，便触动了国民党的敏感神经，于是被调查局带走。
当然这是表面原因，在此之前，他发表的杂文已经被当局紧盯了。
女儿佳佳的「嘘！」声，暗示那是一个噤声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冤狱、错判以及刑求的时代。
我们不知道柏杨在口述这段过往时，是怀抱什么心情在讲，很可能哀痛、停顿、泣不成声⋯⋯。但在回忆录作者周碧瑟的执笔下，这段经历相当触目惊心——被逮捕时的每一个片段，犹如电影画面般，在当时《柏杨回忆录》甫推出时，便引起很大的回响。
若回过头来看，柏杨毕竟是一位成功的文化人，就不谈辛辣的杂文，从他1950年代时的小说就能知道他是一个敢说敢写的作家。
在当时虽然并没有受到许多重视，但放在现代派小说脉络来看，柏杨确实有属于自己的现代主义风格与社会批判性，例如小说〈一叶〉（1959）是当时少见的讽刺社会现实的小说——青年人失业，无钱吃饭，但见药局里富婆能够买上天价补品，而青年人却为了老母而偷了一包感冒药被捕入狱。
另一篇小说〈路碑〉（1959），则是写一个因太太在医院生产，为筹医药费而走投无路的男人，如何四处筹款但都遭到羞辱，最后愤而自尽的故事。
在1950年代，文学界依然高唱着正向光明的反共文学叙事曲调，柏杨的便敢于写出社会写实面向的作品，显示了他的叛逆精神。
却也成为了被盯梢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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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里记载柏杨被捕之后的遭遇，只能说他既不幸也幸运。
柏杨详细的纪录了被刑求的过程，包含疲劳轰炸、肢体暴力、诱导式讯问等等，以肉体刑求来说，虽然不是最残酷的，但恐惧与威胁却都是一样的艰辛困顿。当然，柏杨没有忘记这些人的名字，一如所有受难者的日记一样，这些调查员、法官、特务的名字，都被详细的记载了。
而在最后，柏杨还是被逼迫招供了，并被判处了12年的有期徒刑。
但柏杨不是最惨的。
《柏杨回忆录》记述到《台湾新生报》女记者沉嫄璋（1916-1966）的刑求受辱时，与柏杨在同一个审讯间：
『这时，我被安排睡在临时摆在角落的一张行军床上。我还不知道，就在这间审讯室里，三四个月前的一个夜晚，调查局把《新生报》的一位女记者，连当时严家淦先生都称呼她为「沈大姐」的沉源嫜女士，全身剥光，在房子对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绳，架着她骑在上面，走来走去。沉源嫜哀号和求救，连厨房的厨子都落下眼泪。那是一个自有报业史以来，女记者受到的最大羞辱和痛苦。当她走到第三趟，鲜血顺着大腿直流的时候，唯一剩下来的声音就是：「我说实话，我招供，我说实话，我招供……」
她要求调查员们把她放下来并暂时离开，允许她自己穿上衣服。调查员离开后，沉源嫜知道更苦的刑罚还在后面，她招供不出她从没有做过的事，于是迅速拴上房门，解下绳子，就在墙角上吊身亡。这个60年代的著名记者，除了留下若干有价值的采访文稿外，最后留下来的是一双几乎爆出来的眼睛和半突出的舌头。
她后来的罪名是「畏罪自杀」，调查局「仁慈」地为她修筑了一座矮坟。 』
柏杨当然没有亲眼见到惨况，但这很可能是柏杨从难友、狱警以及外役人员口中听来的，也为沈嫄璋案增添了一份侧写纪录。
在监禁状态下，任何拷打与酷刑的声音、传闻以及惨状，都会导致恐惧的传染。当狱中所有人都知道沉嫄璋遭受如此刑求，下一个会不会是自己？或是自己的家人？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敢去想。
而当特务们为了KPI急于求成时，他们也不会在乎什么是真相了，只要能业绩达标，是不是冤错假案其实都无所谓的。
柏杨口述的记忆，不只是他与沈嫄璋的经历，也可能是许多只见名字，不见面目的受难者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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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名字，柏杨有很多名字：郭定生、郭立邦、郭衣洞，以及最为人知的笔名邓克保。
这些名字是他在中国逃难时的痕迹，但在被调查局逮补时，这些名字再也没有救过他，反而成为了怀疑他是匪谍的证据。
而讽刺的是，柏杨被捕期间，他的作品几乎都被销毁查禁，但调查局唯独没有对《异域》动手，这是为什么？
其实只是他们不知道邓克保就是柏杨的笔名而已。就是这么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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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不是完人，他一生结过五次婚，育有多名子女，却难能陪伴他们长大。他也在监禁时供出过朋友，也与老友李敖在倪明华的事件是有误会而翻脸。
但作为一个外省作家、白色恐怖的经历者与纪录者，他的回忆录真切地记录下当时警总、调查局在白色恐怖中所作所为，及其遗留下来的巨大伤痛，以及对他自己身心的影响。
柏杨出狱后，没有放弃写作，不只出版了狱中写成的《中国人史纲》、《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中国历史年表》等大部头著作。
日后又写成了《丑陋的中国人》（1985）一书，也算是精神承继了五四遗风，对中华文化下的民族性、社会文化所形塑的「酱缸」般的「想像的共同体」进行批判，并且在海内外掀起一阵辩论风气，进而导致柏杨的相关著作在共产中国被禁。
但说来讽刺，2021年柏杨的遗孀张香华女士，单方面宣布永久封印了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发行权，并且拒绝被列入中学教科书选文中。她给出的理由是，柏杨在世时，希望中国在脱离权威统治之后，《丑陋的中国人》能够不再复印；而现在中国已是「做到扶贫，有饭吃，有厕所上」，所以《丑陋的中国人》已功成身退。
张女士在接受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采访后，顺便痛批民进党当局企图利用柏杨的作品搞「去中国化」，把自己的这一决定当成是和民进党当局的一次「直球对决」⋯⋯。显然，张女士不仅时常误读柏杨的小说创作美学，连带《丑陋的中国人》也一起误读了。
这在以写作阴阳怪气权威的怪杰柏杨眼中，又是否能写成另一部《古国怪遇记》（1965）呢？就留给读者们细细品味吧。
作者脸书 2026-2-22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