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灿辉   追光者【横流集】2026 年 2 月 20 日 | 转自 新世纪

 

引言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二日深夜，中大政政系学生关靖丰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被校方开除。消息传出，海外中文媒体纷纷报导，Facebook 上留言如潮。但喧嚣过后，真正令人窒息的不是这件事本身，而是围绕这件事的沉默。一个已修毕全部学分、距毕业仅数周的学生，因为替一百六十八名火灾死难者请命而丢掉学籍。在香港，没有一位中大在职的大学教授公开质疑校方的决定，关同学所属的政政系，系主任、老师和同学没发一言，没有任何学术组织表态。海外校友在社交媒体上义愤填膺，但这些愤怒始终停留在手机萤幕上，不曾凝聚为任何集体行动。

事件的经过并不复杂。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埔宏福苑发生五级大火，一百六十八人罹难，是香港数十年来最惨烈的灾祸。关靖丰在火灾后发起「大埔宏福苑火灾关注组」，提出四项诉求：要求妥善安置灾民、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监管疏忽、重新审视工程制度。联署获逾万人响应。十一月二十九日，警方国安处以涉嫌煽动将他拘捕。十二月一日获保释候查，同日校方即发电邮，要求他出席纪律聆讯。聆讯中，校方始终无法具体指出他违反了哪一条校规，却认为他的态度「不礼貌、不尊重」，又以「泄密」为由记过。连同先前纪录，记过累计三次，即时开除。关靖丰回应道：「学历攞得走，但尊严攞唔走。」

这种沉默是意料中事。自二〇二〇年《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社会经历了五年的系统性噤声，沉默早已成为常态。然而「意料中事」恰恰是最需要追问的。当不义已经变得「正常」，不义便不再被视为不义，这本身就是一种更深层的败坏。五百年前，法国拉波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在《自愿为奴论》（The Politics of Obedience: The Discourse of Voluntary Servitude, 1552-53）中追问的核心问题，在此刻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重新出现：人们为什么甘愿服从？在面对不义时，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选择沉默，而非反抗？

本文试图以拉波埃西的理论为线索，解读关靖丰事件中在港中大人的集体噤声。我的论点很简单，也很沉重：沉默不仅是服从，更是共谋。但在展开这个论点之前，我必须先作一个诚实的保留。以五百年前的政治哲学去审断今天身处险境的学者，可能有不公之处。拉波埃西写作的年代，暴政的面貌远比今天简单，服从与反抗之间的界线也清晰得多。今天在中大校园里挣扎求存的教职员，活在一种远为幽晦的炼狱之中：红线无处不在却无从辨认，恐惧不来自刀锋而来自行政程序，而保全学者尊严的空间已被压缩到近乎窒息。对于这些同仁朋友，我怎能没有同情？然而同情不等于豁免。正因为处境艰难，追问才有意义。

（编按：本文刊出之时，已有中大校友联署公开信促校方恢复关靖丰学籍，详见另文）

 

 

一、暴君从何获得力量

拉波埃西在《自愿为奴论》中提出了一个颠覆常识的问题。我们习惯将暴政理解为强者对弱者的压制，以为暴君掌握军队和资源，人民便无力抵抗。但拉波埃西指出，这个解释完全站不住脚。暴君只不过是一个凡人，「他只有两只眼睛、两只手、一个身体，与你们城邦中最微不足道的人毫无分别」。暴君用以监视人民的眼睛、用以打击人民的双手，全都是人民自己提供和借出的。

「除了透过你们自己，他怎能对你们有任何权力？」

放到关靖丰事件中看，这段话的意义异常清晰。开除关靖丰的并非某个远在北京的抽象权力，就是中大教务会学生纪律委员会，就是大学体制内具体的教职员。他们自始至终说不清楚关靖丰到底违反了什么，却仍然做出了最严厉的裁决。没有人拿枪顶着他们的脑袋。他们是自愿的。

同理，国安处以「涉嫌煽动」拘捕一个为死难者请命的大学生，执行拘捕的警员、批准拘捕令的长官、配合定性的官方媒体编辑，统统是香港社会的成员。驻港外交公署指控关靖丰「以灾乱港」。这四个字的背后，是一整条由具体个人组成的压迫链。拉波埃西五百年前就看透了这一点：暴政的力量从来不在暴君本人，而在无数甘愿配合的个体。暴政是一项众人协作的事业。

 

二、恐惧如何变成习惯

那么，为什么人们甘愿配合？又为什么在配合之外，更多的人选择沉默？

最浅层的原因当然是恐惧。 《国安法》的条文极度宽泛，没有人知道「颠覆」和「煽动」的边界在哪里。关靖丰的遭遇就是一面镜子：为火灾死者请命，在任何正常社会都是基本的公民行为，在今天的香港却可以构成「煽动」。这向每一个人传递了一个信息：红线不在任何可预测的范围，而在当权者随时可以划定的任何地方。在这种条件下，理性的计算结果只有一个：不开口。

拉波埃西早已洞察到这种孤立的机制。他说暴政之下，人们「丧失了行动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几乎连思想的自由也丧失了；他们在自己的志向中是孤独的」。 「孤独」二字至为关键。恐惧之所以有效，不仅因为惩罚是真实的，更因为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身边的人在想什么。你不知道你的同事是否暗中认同你的想法，抑或会转头告发你。在这种彼此猜疑的氛围中，即使大多数人内心不满，也不可能形成任何共识或行动。每个人都以为只有自己在反感，于是每个人都噤若寒蝉。

对中大教授来说，公开质疑校方的代价是可以计算的：研究经费、晋升机会、教席本身。在一个已有多名学者因政治原因被解雇或被迫离开的环境里，这些不是空洞的威胁。恐惧是基于真实经验的，因此也是「合理」的。我必须承认，这种恐惧所造成的煎熬是外人难以体会的。留在中大的学者，每天都在进行一种无声的内心搏斗：说多少算安全？做多少不犯忌？怎样在体制的夹缝中勉强保持知识人的一点自尊？这是一种炼狱式的生存，不是局外人可以轻易论断的。然而「合理」不等于「正当」。拉波埃西的问题不在于恐惧是否可以理解，而在于恐惧是否足以解释一切。

答案是否定的。如果仅仅是恐惧，那么当恐惧消退时，反抗就应该出现。但事实并非如此。五年过去，《国安法》带来的最初惊吓早已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更深层的东西。那就是习惯。

拉波埃西将习惯称为「自愿为奴的第一个原因」。他的分析极为精辟：

「起初，人们是在强制和暴力下屈服的；但他们的后代却毫无遗憾地顺从，并且心甘情愿地做着他们的前辈被迫做的事情。」

这段话仿佛是为今日的中大而写。二〇二〇年之初，学术自由的每一次被侵蚀都还会引起震惊。课程内容被修改，书籍从图书馆消失，学生组织被解散，校园里并非没有反应，但反应仅止于私下的叹息和摇头。每一次侵蚀的幅度都恰好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于是每一次都不曾引发集体的反弹。久而久之，忍受本身成了习惯。拉波埃西用密特里达梯斯（Mithridates）的传说作比喻：这位古代国王每日服食微量毒药，直到身体对毒药完全免疫。中大的教职员经年累月地吞咽自由被蚕食的苦液，到最后连苦味都感觉不到了。当关靖丰被开除的消息传来，许多人的第一反应竟是「又怎样」，连震怒都谈不上。这种冷漠本身就是习惯化的铁证。

但比习惯更深的，是遗忘。拉波埃西说，「人类如此容易地忘却自由，以至于只要不让他们及时警醒，他们便难以重新唤回对自由的记忆。」中大曾经是什么模样？新亚书院的「千斤担子两肩挑」，承载的是知识人在乱世中坚守道义的精神。从钱穆、唐君毅到后来的几代学人，中大的使命建立在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之上：自由开放的思想空间。然而这个前提已经悄悄消亡了。今天入学的新生从未经历过那种自由，年轻教师早已视自我审查为「专业态度」，而校园里不成文的第一守则就是「不要惹事」。自由从来没有被推翻，它只是被遗忘了。人们不再反抗，因为不再记得有什么值得捍卫。拉波埃西形容这种人是「在奴役中被养育长大」的人，「将他们出生时的状态视为完全自然的事情」。

 

三、沉默的金字塔

拉波埃西对暴政最锐利的剖析，在于他揭示了一种结构性的共谋。暴君不是一个人在统治。他身边有五、六个亲信，这五、六个人各有六百个依附者，六百人又各有六千个走卒。权力以这种金字塔的方式层层下传，每一层的人都从现有体制中获取利益，因而都有维护现状的动机。拉波埃西用了一个残酷而精确的比喻：

「就像劈木头需要用木头做的楔子一样，暴君用一部分人民来征服另一部分人民。」

在关靖丰事件中，这座金字塔是可以指认的。顶端是发出政治讯号的国安机关；往下是将政治压力转译为行政程序的大学管理层；再下是执行具体开除决定的纪律委员会成员；跟着是以不作为默许这一切发生的全体教授和行政人员；最底层是同样沉默的学生和校友。金字塔的每一层都有各自的自圆其说。管理层说这是「依程序办事」，纪律委员称之为「依校规处理」，教授认为自己无能为力，校友说自己鞭长莫及。但
拉波埃西的理论告诉我们，暴政恰恰是由这无数个自圆其说编织起来的。每个人都只是做（或不做）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所有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学生在替一百六十八个死者发声之后，被剥夺六年学业的全部结果。

值得细想的是「利益」在这里的真正含义。对于那些配合体制的人来说，所谓利益往往谈不上什么具体的好处，无非一种消极的安全感，无非是保住饭碗、确保不被打扰的日常。拉波埃西观察到，暴政之下的人民会因为收回「自己财产的一部分」而欢呼感恩。在今天的香港，「还能正常生活」本身已经被许多人当作一种恩赐。人们忘记了，这份「正常」是用放弃权利和尊严换来的，同时是被削减之后剩下的残余，绝非理所当然的恩惠。

 

四、知识分子的罪责

拉波埃西对知识分子寄予了特殊的期望，也因此施加了不同的责任。他观察到暴君深知书籍和教育是最危险的东西，因为它们能「让人明白自己的本性、憎恶暴政」。但他同时相信，无论暴政多么严酷，总有少数人能够保持清醒：

「总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有天赋，他们感受到轭的重量，无法抑制自己试图摆脱它的冲动。这些人不仅心灵清明、目光远大，而且还通过学习与教育进一步磨练了自己的天赋。如果自由已经完全从地球上消失，这些人也会重新发明它。」

 

这段话常被引用为一种鼓舞人心的宣言，但放到关靖丰事件的语境中重读，它其实是一份严厉的控诉。如果知识分子天生就是自由的守护者，那他们的沉默便已超出普通的怯懦，那是对自身角色的背叛。普通市民不开口，或可归咎于讯息不足、力量有限。但大学学者和哲学教授呢？那些拉波埃西口中「心灵清明、目光远大」的人，有什么借口？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发生了什么，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们的沉默，因此比任何人的沉默都更沉重。

话虽如此，我写到这里不得不停一停。拉波埃西的理论框架有其峻烈之处，而峻烈有时会遮蔽真实的人性处境。仍然留在中大的学者，并非全是懦夫或投机者。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私下仍在以各种迂回的方式守护学生、保存学术的一线命脉。他们的沉默，未必都是甘愿的服从，有些是咬着牙的忍耐，是在炼狱中计算着怎样才能多撑一天、多护住一个学生的苦楚。以五百年前一篇激昂的政治檄文去审判这些在刀锋上行走的同仁，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不能说完全公平。对于他们不能说、不敢说的处境，我们至少应当怀有一份体谅。

然而体谅归体谅，拉波埃西的追问仍然成立。知识分子的沉默不止关乎他们自身，还关乎整个社会的道德气候。拉波埃西相信勇气可以传染。一个人站出来，就能鼓舞第二个人。反过来，沉默同样传染。当社会公认的「良心」都不开口，普通人便得到了一个强烈的讯号：既然连他们都噤声了，我又何必自讨苦吃？于是沉默层层扩散，从大学到社会，从专业人士到街头市民，最终形成一种铺天盖地的集体默认。

必须直说：在关靖丰事件中保持沉默的中大教授，无论私底下多么愤慨，在客观效果上都是这套体制的共谋者。这话说得残忍，但真正残忍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制度，不是说出这话的人。他们的不作为使得体制可以不受任何挑战地运作，令到纪律委员会的荒谬裁决可以不受任何质疑地生效。拉波埃西的洞见在这里展现出冷酷的精准：暴政的维系从来不需要所有人都积极支持，它只需要所有人都不反对。

 

五、数码愤怒的虚空

在港的教职员工受制于恐惧和利益，这一点至少可以理解。但海外的中大校友呢？他们已经不在香港，不受《国安法》的直接管辖，表态的风险微乎其微。他们确实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不满，每篇相关报导下面都有大量留言，语气激烈，措辞严厉。然而问题在于：在 Facebook 上写一句愤怒的留言，然后继续滑手机，这算不算拉波埃西所说的「撤回合作」？

显然不算。社交媒体上的愤怒是最方便直接的政治表态：成本为零，效力也为零。它是一种道德表演。按下「愤怒」的表情符号，留下一段痛骂的文字，良心的帐便算清了。然而，真正构成撤回合作的行为，诸如联名公开信、向国际学术组织正式投诉、组织校友集体拒绝捐款、在国际学术界公开揭露中大的做法，统统没有出现。

拉波埃西在分析暴政的维系机制时，特别提到了「面包与马戏」的功能。古代暴君用「剧场、竞技场、奇观异景」来麻痹臣民，「这些被灿烂夺目的娱乐和空虚快感迷住了眼睛的人们，学会了奴性。」社交媒体在某种意义上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它提供了一个发泄不满的出口，但恰恰因为有了这个出口，不满便不需要转化为行动。人们在表达之后便感到满足，觉得「我已经说了，我已经尽力了」，然后一切照旧。

海外校友或许会辩称自己鞭长莫及，人在异乡，对母校的决策无能为力。这种无力感不是虚假的，但它也不是什么都不做的理由。事实上，离散社群恰恰拥有在港人士所没有的东西，就是安全的发声空间。退出校友网络、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公开提出此事、联合流亡学者向相关组织施压、以实际行动支援关靖丰及其家人，这些都是身在海外才做得到的事。但没有人做。沉默是一种选择，在伦敦和多伦多如是，在香港和台湾亦如是。而沉默，无论在哪里，都构成共谋。

 

六、自愿为奴的当代面貌

拉波埃西的思想中最令人不安的，恰恰在他对「自愿」的坚持。恐惧和利益的分析我们都能理解，但「自愿」二字却叫人无处躲藏。

「决心不再受奴役，你们便自由了。我并不要求你们用双手去推翻暴君，只要你们不再支持他。」

这句话很容易被误读为一种轻率的号召，仿佛只要下定决心就万事大吉。但拉波埃西的意思远为深刻。他从未说过自由轻而易举，他说的是服从归根结底是一种选择，即使是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做出的选择。纪律委员会的成员本可以做出不同的裁决。教授们本可以至少在安全的范围内表达关切。校友们本可以将键盘上的愤怒转化为某种实质的行动。他们都没有。这些「没有」，每一个都是一次选择

拉波埃西更深层的洞见在于，服从本身会腐蚀不服从的能力。他用植物作比：「好的种子如果不被悉心培育，便会退化、凋萎、消亡。」自由意识也是如此。一旦不再被实践，它就会萎缩。五年的自我审查和习惯性沉默之后，许多香港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公开发声的心理能力。已经不止于不敢，简直是不会了。反抗的语言、姿态、想像力，都从他们的心智中消退了。到了某一个临界点，人已经不再选择不反抗，他根本想不到还能反抗。拉波埃西说的「在奴役中被养育长大」的人，不只是那些从未见过自由的人，也包括那些曾经自由、却已遗忘自由滋味的人。

这是最可怕的。恐惧至少意味着人们还记得有些东西值得害怕失去。习惯却令人们虽不再痛苦，但至少可以被唤醒。遗忘则不同，它是一种彻底的丧失。被遗忘的自由无法被怀念，因而也无法被追求。在这个意义上，二〇二六年中大校园里的沉默，比二〇二〇年的沉默更加深沉，因为它已经不再需要任何外在的压力来维持。

 

七、打破沉默的可能

然而拉波埃西的思想不止于诊断，也蕴含治疗的可能。他最革命性的洞见在于：既然暴政的力量来自被统治者的合作，那么撤回合作便是最根本的抵抗。不需要武装起义和街头革命，只需要停止配合。 「你们便会看到他像一尊失去根基的巨像，因自身的重量而倾颓崩塌。」

在今日的处境中，这有什么意义？最根本的一件事是记忆。拉波埃西深知自由需要被记忆才能被珍视。而极权统治者最害怕的，正是记忆。记录关靖丰事件，整理中大学术自由被蚕食的历程，以及每一个因言获罪者的名字和遭遇。这些看似被动的工作，其实是对强制遗忘最有力的抵抗。

另一件事是打破拉波埃西所说的「孤独」。恐惧的效力建立在人与人的隔绝之上。一旦人们发现自己不是唯一不满的人，勇气就有了萌生的土壤。这不需要什么壮烈的举动。一次私下的坦诚交谈，一张措辞谨慎的学术声明，让人知道「你不是一个人」的讯号，都可能成为打破沉默的裂缝。

关靖丰本人的行为便是一种勇气的示范。他在一百六十八人丧生之后，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沉默，而是做了一件在正常社会理所当然、在今日香港却格外勇敢的事：公开要求问责。他为此付出了六年学业的代价。但他的行动向所有人证明了一件事，就是选择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可以选择沉默，也可以选择不沉默。拉波埃西说，如果自由从地球上消失了，那些感受到轭之重量的人也会重新发明它。关靖丰不一定读过拉波埃西，但他的行动正是拉波埃西所描述的：在一个所有人都噤声的环境里，以自己的行动重新实践了一种微小但真实的自由。

 

结语

回到最初的场景：二〇二六年二月，一个大学生被开除，山城沉默。拉波埃西的理论帮助我们看清了这场沉默的结构。恐惧是表层，习惯是中层，遗忘是深层，而利益的金字塔则将这三者编织在一起，使得压迫可以自行运转，不再需要暴君亲自动手。

但拉波埃西的理论也迫使我们面对一个不舒服的问题。如果暴政的维系依赖于被统治者的合作，那么每一个沉默者都已经是参与者，没有谁只是旁观。纪律委员会做出了开除的决定，但使这一决定得以不受挑战地执行的，是围绕在它四周的广泛沉默。这份沉默绝谈不上无辜：不开口就是许可，不行动就是共谋。

我知道这样的判语对许多仍在中大煎熬度日的旧同事而言，读起来会刺痛。他们或许觉得我站在安全的异乡指点江山，不曾承受他们每天面对的压力。这份刺痛我理解，也不回避。但拉波埃西五百年前的追问之所以至今仍有力量，正因为它不放过任何人，包括提出追问的人自己。每一个认真面对「为什么服从」这个问题的人，都在动摇服从的根基。因为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沉默并非被动的承受，归根结底是主动的选择，便再也无法假装无辜。

这篇文章缘起于关靖丰事件，我对中文大学的批评如此尖锐，因为我是中大人，几十年的岁月都交付在那座山城，眼看它沦落至此，悲愤痛心到了极处。但我必须追问一句：中大之外，其他大学就可以置身事外吗？港大、科大、理大、城大、浸大、岭大，哪一所院校的教授曾经为关靖丰说过半句话？有学术组织曾经就此事发出过声明？绝大部分学者教授同样自愿为奴，在沉默中维护着各自那一小片安稳的日常。拉波埃西的批评对准的从来不只是一所大学。中大如此，港大如此，香港每一所院校、整个学术界、以至整个社会，无一幸免。自由探究、独立思考、为真理作见证，这些大学赖以立身的理念，在今天香港的大学里已经名存实亡。而大学理念的死亡并非孤立的事件，它是香港公义与法治全面沦亡的一个缩影。当法庭可以将为死者请命定性为煽动，当大学可以因此开除学生而无人异议，我们面对的就不仅是一所大学的堕落，而是一整座城市的道德崩塌。

在一个为死难者请命可以被定性为「煽动」、这位为死难者请命的人可以被大学开除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无论身在何处，都面临着拉波埃西设下的那道古老的选择题：不是「你敢不敢反抗」，而是：「你的沉默，在成全什么？」

 

后记

《自愿为奴论》是反暴政哲学经典，影响后来西方政治思想极深。月前我听陈健民教授在他的「健民书室」谈赵越胜先生的《自愿的奴役与自由的灵魂》一书，深受感染。之后看了拉波埃西的原典，获益匪浅。近日关靖丰事件，正可以运用拉波埃西思想去解读这事。文中没有涉及近代有关 moral complicity 的论述。

《自愿为奴论》网上可以下载，此是小书，不到一百页。书名为 The Politics of Obedience: The Discourse of Voluntary Servitude, trans. Harry Kurz.

 

张灿辉
流亡哲学人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