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 udn 转角国际 udn Global 政经角力

对习近平而言，中共的腐败问题对他的政治生涯是全面性的威胁。图为2019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晚宴上举杯致意。 图／美联社

编按：本文为黄亚生《中国模式的终点：从科举帝制到数位威权，揭露中国式治理制度的宿命》（2025，今周刊）内容节选。
大清洗运动

不安全感会繁殖不安全感。某种意义上，这种不安全感究竟是心理层面的还是物质层面的，并不关键，因为两者都会推动清洗。更多清洗又会制造更多对抗与异议，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反腐运动已进入第十个年头，它不再只是一次运动，更接近中共创造出的众多矛盾概念之一，例如继续革命。

图为2019年一名导游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历史博物馆进行讲解。 图／美联社

2021年11月中共通过《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简称《决议》）指出，腐败使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 《决议》也是习近平第三个任期的宣言：他坚持以国家主义作为治理腐败的根本方案，试图扭转中共管理松散、软弱无力的局面，并以此名义清除他所认定的资本主义罪恶本质。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怀疑习近平反腐带有强烈政治性：目标指向竞争对手，而这些人往往也确实腐败。如今甚至无需回归分析去推导，中共已在文本中明示这一点。 《决议》写道：党聚焦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查处周永康、薄熙来、孙政才、令计划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这些被点名者，正是与习近平争夺权力的对手。

腐败在中国体制中无所不在，它具有腐蚀性，但也常被​​视为一种必要之恶：它能缓和中央计画的僵化，并促成有助于中共维持执政的经济成长。然而，习近平把腐败视为全面性威胁。

习近平反腐对象往往指向竞争对手，例如（由左而右）周永康、薄熙来、孙政才、令计划等人皆遭点名。 图／维基共享

反腐在群众中确实受欢迎，但也让它与菁英阶层形成张力。在专制政体中，群众缺乏有效的仲介机制；从政权生存角度看，与菁英对抗并不总是理性策略。那么，菁英的怨恨对习近平是否构成危险？

回顾历史，中共曾在林彪事件中渡过难关；当时正处文革创伤期，政治菁英被压抑的焦虑所笼罩。值得注意的是，那次是毛泽东压住局面；较弱的领导人未必能复制同样结果。更何况，林彪倒台后，政治菁英甚至获得某种心理解脱，因为林彪曾残酷迫害他们，而毛正在清除他。若今天发生类似情境，我们不能肯定会是什么结局。

1970年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与毛泽东关系决裂后，他才和家人搭机离开，便在蒙古坠机，机上9人无人生还，史称林彪事件或九一三事件。图为1970年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左）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右）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图／维基共享

对于中国的政治菁英是否可能对为政者构成威胁的问题，黄亚生认为，过去毛泽东过去曾镇压局面，但如果发生在现在，难以判断会对中共政权造成什么影响。 图／路透社

反腐规模极大。据统计，2012至2017年期间，习近平清除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与候补委员的腐败指控人数，与中共过去63年清除的人数相当。 2012至2021年，约400万名官员因腐败指控受到调查与处罚，392名部级及省级以上官员被查。甚至对那些未能执行中央经济与环境政策的地方官员，也被动用纪律程序追责。

目前看不出运动有收敛迹象。真正的反腐通常是对腐败程度的回应；而带有政治动机的运动，往往缺乏自然边界。只要存在政治，就存在竞争；而不安全感具有传染性：你在一处看到竞争对手，就更容易觉得竞争对手无处不在。

202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三中全会期间与副主席王岐山（左）在人民大会堂握手。 图／路透社

金融领域常被视为技术官僚舞台，与政治保持相对距离；但2021年10月，中共对最大国有金融机构启动高层检查，显然更指向政治而非金融运作本身。我们难以确定原因，但有线索指出，王岐山在金融领域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与控制网。 2021年，王岐山的长期助手董宏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其罪名与他和王岐山共事时间高度吻合；2022年，王岐山另一名前助手范一飞也被调查。

腐败被用作政治整肃工具后，便会形成自我延续的动力：整肃对手会引发反弹，竞争加剧又推动更多整肃。由于腐败如此普遍，习近平未来的竞争者也可能反过来指控他的盟友腐败以取得优势。这也解释了为何前任们在反腐上往往更谨慎：带政治动机的反腐容易埋下陷阱，清洗与反清洗将一轮接一轮地延续，每一轮都为下一轮铺路。在这种敌意环境下，站着不动也会被挑战；动得太快又可能引来更大风险。

在充满敌意的政坛上，整肃对手也可能会招致反弹。图为2022年中国国家习近平率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由左而右分别是：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习近平、李希、丁薛祥和李强。 图／美联社

落入个人主义统治

一个政治体系大致有三种运作方式：第一种，把部分决策权，尤其是人事选择权，下放给公民，这是民主政体；第二种，把决策权委托给国家官员，这也是改革时代中共改革派长期采用的方式；第三种，把权力集中在独裁者个人手中，这正是习近平所走的路径。在不民主化、又不信任政府官员的前提下，剩下的选择便是个人主义统治。

中国正快速滑向个人主义统治，这与谢淑丽的预测一致。她指出多项发展：毛泽东时代要求主要官员保证个人忠诚的做法回潮，中央委员会也不再使用作为领导人提名准则的意向性投票。两届任期的取消，使中国回到毛泽东时代那种任意、混乱的接班逻辑，却又缺少毛与邓那样的个人魅力去压制派系斗争。正如华国锋很快发现的，在个人主义统治下，合法性与公信力等领导特质往往无法移转。

202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招待活动上，习近平走在前面挥手致意，后面紧跟着国务院总理李强（左一）、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左二）与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左三）。 图／路透社

习近平也公开为个人主义统治背书。 2021年《决议》列出遴选官员的标准：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坚持不唯票、不唯分、不唯生产总值、不唯年龄，不搞海推、海选。

请注意被边缘化的标准，以及被强调的标准。选票、评估分数、GDP、年龄、同侪意见，都有相对可验证的客观依据；除年龄外，它们也依赖党内同侪间的默契与共识。这就是我所说的横向力量。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正在削弱横向力量，以推进纵向权力。

黄亚生认为中共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正逐步削弱党内同侪间的横向力量，转而推进纵向权力的发展。 图／路透社

再看他所倡导的规范：以德为先、事业为上、公道正派。问题不在于这些词不好，而在于它们的定义由谁决定。

以德为先究竟是什么德？事业为上、公道正派的尺度又由谁裁量？当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时存在时，你会依哪一句话行事？一个不受约束的领导人能够容纳高度自我矛盾。

当价值标准变得主观、无形且互相抵牾时，体系就需要一个最终仲裁者去裁决争端；在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仲裁者便是专制者本人。疫情初期官僚系统内部的讯息延迟，正呈现了独裁者面临的资讯隔离：没有人有动机把坏消息交给掌握所有纵向权力的人。更复杂的是，习近平不同于毛泽东，他偏好微观管理，坚持亲自做决定。这种治理方式更容易导致政策失误与行政瘫痪。

黄亚生认为，习近平比毛泽东更偏好微观管理，这会使得习近平更容易出现政策失误或行政瘫痪。 图／美联社

党内民主的工具，也就是非正式民意调查，已被废除。谢淑丽指出，中共改采依面试与筛选出的菁英意见来提名候选人。科举制度之前的帝国官僚体系虽也依赖个人推荐，但规模与目标远不及今日的中共。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掌管庞大官僚体系，却越来越采用更适合小型组织的运作模式，这更容易造成决策与人事上的不一致与错误。个人专制统治的一条铁律是：若没有不一致与随机性，大规模运作难以持久。

在这套体制下，不正当诱因增加，下属更有动机制造资讯不透明，不只对民众，也对上级，形成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说的易读性问题。逢迎、策略性博弈、讯息操弄更常见，资讯杂讯比例上升。未来更可能出现像林彪那样的人：私下蔑视领导人，公开却热烈歌颂；而像胡耀邦那样坦率诚恳的人会更少。制度品质将持续下滑。

《中国模式的终点：从科举帝制到数位威权，揭露中国式治理制度的宿命》
作者：黄亚生
译者：简玮君
出版社：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12/30
内容简介：中国的崛起，是现代世界最令人惊叹的现象之一。但它的崛起，是偶然、是奇迹，还是根植于一套长久演化的制度设计？而这套制度设计，在带来成功的同时，是否也内建了走向衰败的风险？要理解今天的习近平，必须先看懂沿袭1,300年的「科举」制度。

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在本书中提出一个震撼性的观点：我们对中国的误解，在于看错了它的时间轴。

作者不仅是MIT史隆管理学院教授、季辛吉中心访问学者、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顾问。但更重要的是，他拥有出生于中国大陆，受教于哈佛，祖父是中共建党五十七位元老之一，父亲却是文革受害者的独特视角。这种身分上的张力，赋予了他既能深入理解中国体制，又能保持批判距离的难得能力。

也因此，黄亚生教授以他横跨历史、经济、政治与制度分析的视野，提出一个大胆且具启发性的模型：「EAST」。这四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Exams、Autocracy、Stability与Technology——正是中国千年来建构强大国家能力的四根支柱。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