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鹿津出版社老板茶先生写了篇人物素描，此人叫王耳，是中国第一代体育记者，80年代被王光美聘为秘书。文中有王光美请王耳代请高瑜写文章的情节，还配有王耳和高瑜的合影。茶先生私信问高瑜：“不知道是否您还记得其事吗?”
我们发表高瑜女士的奉答。她除了消除误会，回忆40年前，正值“文革”发动二十周年，结束十周年，她写《毛泽东整刘少奇的历史真相》的经过。文中何家栋、王耳、王光美都已作古。但是“文革”的影响仍不能小觑。
今年正值毛泽东发动“文革“一个甲子，若十年算一代，”文革“死于非命的既有19世纪末期出生的老人，也有”文革“出生的婴儿。虽然“文革”结束整整半个世纪了，影响继续，又是几代人？中国人21世纪的使命必须包括反思“文革”】
茶先生：
拜读阁下大作《当代士人绣像系列之八：王耳(1)》，王耳是我尊敬的新闻界老前辈，人脉深厚。为人热忱，是晚辈的良师益友 。
你文中提及我的一件事： “王光美托王爷（王耳）请来高瑜，高也为她写了一篇大家都以为不错的稿子。文章发表以后，王光美却不甚满意，说王秘书，你都找的什么人哪。“白驹过隙，一晃近40年，你所写之事，至今我一无所知，险成终天之憾。
仔细回想，你文中所言应该是1987年我在香港《镜报》11月号发表的“毛泽东整刘少奇的历史真相“。那年是文革结束10周年，我和何家栋先生谈及文革，他拿出一些有关刘少奇的素材，刘案无疑是”“文革”的第一大案、要案。
何老是《中国工人出版社》的建社元老，该社和《工人日报》共同成立于1949年7月15日 ，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主管的国家级综合性出版机构 。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于1925年，是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之一，是中共治下免于在民政部登记的“社会团体”，是党办的各级工会的最高领导。当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正是刘少奇。刘少奇是工运出身，何家栋作为《工人出版社》的创始人之一，受过“反右”、“文革”的惨重冲击，多年搜集、研究刘少奇，手头的材料丰富、凿实 ，很多是难得的一手材料 。
征得何老同意，我将撷取何老的研究材料，系统写一篇毛、刘治国理念的分歧。刘少奇是中共党内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并竭力将毛泽东推向“神坛”的核心领导人。 1945年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了修订党章的报告，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使之成为指导全党的理论。但是中共建立政权之后，毛刘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 1970年美国作家斯诺访华，采访了毛泽东。他问：‘‘你什么时候确感到要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倒？ ”毛回答：“那早了，是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 ”毛讲的，不是实话。
斯诺后来在他所写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写了这样的意思：在1962年中共7千人大会上，毛的“三面红旗”受到刘的批评，两人的分歧由此开始。内地的研究者沿袭了斯诺的说法。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毛刘的分歧始于合作化。何家栋赞成我的看法。
农业合作化这是中国第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变革。刘少奇20年代就创办过工人消费合作社，建政之初也不遗余力组织手工业合作社。他对农民和小生产者如何集体化做过理论探讨，他认为“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因为它是建立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不是个好基础！不是真正的个体经济。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车才是真正的个体经济。“这与毛泽东的理论相距太远，毛泽东要消灭的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
英国一家百科全书将毛刘分歧归结为中国农民阶级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分歧，有一定理论的深刻性。
毛泽东原来估计农业合作化要用七年、五年、三年实现，结果一年就实现了，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哩！”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讲话，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邓小平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同时号召在全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项反对一直贯穿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1967年8月5日 ，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声讨刘、邓、陶大会的同时，在中南海由戚本禹秘书王道明指挥，对刘少奇、王光美进行武斗，69岁的刘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行走困难 ，被拖进屋里时，他叫来机要秘书，要秘书转达他的抗议：“我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我？我是个公民，为什么不许我讲话？宪法还在，你们这样做是侮辱国家。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法律制裁的。”迟群则向警卫二中队宣布：“你们现在任务变了，不是保卫，而是监视。”
我这篇文章很长，写完请何老过目，何老表示满意。《镜报》一字未删，整整四个对开页。题目登在杂志封面头条。以上就是文章写作经过，并非“王光美托王爷（王耳）请来高瑜 ”。至于“王光美却不甚满意”，我认为阁下用笔客气了，王光美十分不满，对何家栋大光其火，搞得老人家情绪低落，我吓得一个月没敢见何老。一个月后， 我悄悄地去看何老，老人家抱了抱我算是没事了。至于王光美对王耳表示的不满，我相信。
何家栋1983年曾经陪同王光美去湖南，了解了刘少奇1961年到湖南宁乡县蹲点考察44天情况，详细记录了当事人的回忆。 回到北京，忙于出版社总编辑工作之余，废寝忘食，颇费斟酌地写作，期间多次与王光美交流，几易其稿写成《四十四天——刘少奇回乡记》。有了这44天的考察，次年7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口头发言中才能讲：“ 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那里的农民，你们的困难处于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他才能对毛讲：“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就这样一篇有重要史实价值的作品 ，却因为王光美一个女儿认为“文章语言太平淡，没有反映出作为国家主席的应有风范” ，就成为废稿。何老去世6年后，正是王耳闲谈中说他保留着这篇作品的打印稿，当时《领导者》编辑慧眼识珠，在总44、45期连载 ，引发强烈反响。时年何老夫人陈蓓正值米寿，自费印刷单行本，以赠亲友。我也收到陈夫人亲笔签名的赠书。
今年正值毛泽东发动“文革”一个甲子，茶先生私信寄给我他的文章，问我”这一篇中提到您。不知道是否您还记得其事吗?”，
以上我的作答，可作为对结束文革50周年的感叹。
作者：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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