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是当代思想史家，与余英时、林毓生齐名，本书乃其重要早期著作，不乏思想光彩，「一个时代崩塌时，思想该何去何从？」，他以「烈士以身殉道，理解谭嗣同、戊戌变法与近代思想危机」，可谓逆「保守主义」主流思潮，独辟蹊径，「看见谭嗣同燃烧的信念与勇气，让百年前的灵魂再次发光」，「揭示其思想如何映照时代裂缝，并引发对自由、责任与牺牲的深层反思」，无疑，此诚为当下中国所奇缺、所渴望的支援意识，变革所急需之思想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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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史上的谭嗣同

一日晨，金钟发我一微信：「附呈兄一掌故——1900年西太后召李鸿章上京处理列强议和事，李在南方启程前会见梁启超献策：两广独立建国。李婉拒之曰：「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李抵京签辛丑约，二月后死去。此言之出名胜过他的绝命诗。兄似可一议。时二宫正逃亡，万一不测，孙派欲联李在两广成立共和国， 港府支持。推两广总督李鸿章为总统。梁推为上策，孙助之⋯⋯。 」

近代晚期，或说清末民初，有无数迷人细节，或可称痛人时节，会令后人扼腕击节，其中凝聚于李鸿章一人者颇多，所以李中堂在史上留下巨大身影，褒贬两级，后人无可望其项背，其当年亦有「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叹；但后世回眸一瞥，亦凝聚一烈士谭嗣同，他留下铮铮一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

从1987年的一个夏夜开始，钱钢鬼使神差地追寻起李鸿章的踪迹来：『我在写《海葬》。我在写100年前的变革。 』

他告诉我，有一回他去煤渣胡同寻找当年李鸿章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杳无踪影，『100年了。什么东西都会面目全非。 』

但他却意外地发现了李中堂的故居贤良寺。就在这座古寺的东面，正兴建一座大饭店，那地皮就是当年海军衙门的旧址。 『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们仰望着海军衙门——一百年后的「王府饭店」，只见这座即将竣工的摩天大楼，在探照灯的照射下，通体闪着银光，巍然耸入夜空。桔黄色的巨大起重机上，写着三个大大的日文字：熊谷组。 』

1988年。不吉祥的龙年。中国人浮躁、嚎叫和惴惴不安的一年。大伙儿都在骂物价、骂官倒、骂腐败。上校钱钢却把目光投向整整100年前——

『1888年。中国第一盏电灯在紫禁城里被点亮了​​。 1888年。光绪皇帝即将「大婚」，「亲政」。 1888年。康有为呈「上清帝第一书」，未达光绪。

1888年。颐和园正加紧施工。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距离它的悲剧性的大覆灭还有六年；整整100年后，我为它写《海葬》。 』

《海葬》可谓《河殇》的姐妹篇。但更有意义的是，它写的正是物质层面变革的悲剧，而这种悲剧100年后恰在中国重演。历史似乎开玩笑式地在作圆圈游戏。

钱钢很早就悟到了这一点。记得大约三年前，他就告诉我他正沉浸在晚清历史之中。那时我还处在“问题报告文学”的兴奋期，压根儿想象不出这位《唐山大地震》的作者能从故纸堆里掘出什么“宝”来。但我深信他的那种“不赶浪头、坐得住冷板凳”的厉害。

我去邀钱钢一道来写《五四》这部片子时，他正在为《海葬》作最后的修订。洋洋十数万言已经写出，他却还被两件或许永远解不开的历史迷团所困惑，白净的脸上满是愁云，劈头问我：

『你相信孙中山曾经冒死去策反李鸿章吗？今天我们想像得出当时李鸿章虽然拒绝了，却鼓动孙中山革命，并愿为他作后盾吗？你相信光绪实际上根本没有给维新党人下「诛荣（禄）废后」的密诏吗？能设想谭酮同居然是编造了一个假上谕去策反袁世凯的吗？多么具有魅力的细节啊。历史永远是不可思议的………』

是的，谭嗣同和孙中山都曾寄希望于权威人物。李鸿章虽戴着「卖国贼」的帽子却不是后人所想像的那样昏聩。袁世凯虽然两度成为中国变革的关键人物，但却永远不会是华盛顿式的「新权威」。他们每个人背后都受到文化指令的支配。这诚如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记》所说：

『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当满清皇帝的个人权威还是至高无上的时候，倘若光绪是另一个人，戊成变法未尝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凯都短寿早死，辛亥前后的局面恐怕也将很不一样。然而即使那样，在有着数干年封建重压而又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大地上，要迈进工业化社会和实现富强，也仍将百折千回，历尽艰险，决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笔直平坦。 』

钱钢三年引而不发，突然向世人托出一个100年前的噩梦，不是比我们笔下的现实改革更意味深长吗？

二、现代史上的失踪者

中国既无现代史更无当代史，然而有无数失踪者，像考古一样发掘出来的，还有比林昭更早更著名的吗？

中国政坛没有女性的任何声音，这个现实，并不因为1989年天安门曾竖起一尊女神像，并且是由一个女大学生挂帅同一群老光棍抗衡了震惊世界的五十六天而有丝毫改变。这早已不是性别话语，而进入政治学课题，这场政治危机，不妨说是中南海里六七个老头儿组成的寡头政治，强暴了中华民族一次。

假如真要写一部中国当代女史的话，那里是没有一尊女神像的，而只有「失踪者」，那是一部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制作人胡杰在片首自己出场说：

『五年前，我听到了一个关于北京大学女学生，在上海提蓝桥监狱里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了大量勇烈的充满人道激情的血书，最后被监狱秘密枪决的故事。这个女学生的名字叫林昭。 那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整个中国大陆都停止了思想，并生活在谎言与恐怖之中，是这个女孩开始进行了独立思考，在狱中，当她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情况下。 她用发卡当笔，刺破自己的手指，在墙上、在衬衣上书写血的文章与诗歌。 这个故事使我最后作出一个决定。 放弃我的工作，去远方寻找林昭飘逝的灵魂……。 』

林昭殉难，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1968年，她的母亲还要向政府缴纳枪杀她的五分钱子弹费，这比中世纪还要野蛮。林昭死在中国人只懂恐惧的时代，那时他们还没学会冷漠。 但从林昭被处死的上海龙华机场，到坦克履带碾压的北京长安街，中国依然黑暗，距离并不遥远；可是林昭妈妈许宪民，到再也不肯沉默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中国露出文明的晨曦了吗?

三、当代史上的鲍彤

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已落入改革存废在一线之间，喜则因为改革呼之欲出，此一线之间，竟是由于邓小平也曾有过「改制」的一闪念，或使中国避免「革命」、暴力，而和平演变，此一线之机，便是在庞大、昏聩、残暴的中共体制中，出现由鲍彤领衔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见2014年8月11日 吴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0811/cc11wuwei24/

我一向主张「非暴力革命」（此为我支持刘晓波之主因），而「和平演变」路径只有依赖党内健康力量出手改制，其机会也只发生在邓小平偶然出现「改制」意愿的一瞬间，这个机会主义者杀心突起（成因大可研究），不止中国要人头落地，最可惜者，乃是中国又落入暴力循环的怪圈，回到两千年旧磨道上去了，而中国变局唯赖强人之一闪念，乃是民间太弱小，至今如此。

鲍彤是当代谭嗣同，因为邓小平是想杀掉鲍彤的，由此八九六四这场温和改革，又因为遭到邓小平血腥屠杀，完全是重复一百年前的戊戌维新，遭到慈禧的血腥镇压，六君子断头菜市口。当年严家祺、吴国光等追随鲍彤，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曾经有机会把中国拨向和平转型的道路，却被邓小平斩断，赵紫阳因为有鲍彤襄助，当年才如此精彩，几个大手笔均来自鲍彤的建议，所以，实际上鲍彤才是当年进入中国最高决策层的一位杰出政治家。

2022年11月9日，鲍彤先生于北京时间7时08分安然离世，我闻讯在脸书上贴出一段文字：

『鲍彤先生辞世，从八十年代过来的中国人，都会「心有戚戚焉」，因为鲍彤是赵紫阳的第一智囊，而赵紫阳的名字，会跟中国改革、八九六四等话语，永远留在历史中，政治的力量抹煞不了，原因也是政治对他不公道，对鲍彤也不公道。 「任人评说」是一条历史酷律，好人坏人皆不能免。 』

我并不认识鲍彤，却因为《河殇》和《乌托邦祭》而扯上关系：

『到了（一九八八年）深秋之际，《乌托邦祭》的出版仍无着落。有一天戈扬忽然打电话给我：「晓康，你赶快给我弄一个十万字以内的压缩本，我用一期《新观察》推出。」我连夜就做，知道老太太乃是京中一豪杰，不畏强梁的人物。

《新观察》是半月刊，月初、月中各一本。我虽诸事缠身，整日头绪纷乱，却巴巴儿地等着下一个出刊日。记得一个黄昏，我挣脱一个什么会议，就跑到一家街头报刊亭，买了一本《新观察》，翻开一看，连影子也没有。跑回家给编辑部打电话，没人接。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沙滩文联大院，在《新观察》那栋小楼上，堵住编辑部主任郑仲兵。老郑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一把拉我进去坐下：

「咳！老太太都躲着你呀。我跟你说，版都做好了，在开机印刷前一分钟，老太太给鲍彤拨了一个电话。鲍彤说，这个苏晓康，麻烦惹得还不够呀？一个《河殇》，已经叫我们焦头烂额，你再把这个庐山会议捅出来，我们可没法保护他啦！」

到此，出版渠道基本堵死。 』

《河殇》的命运，跟赵紫阳、鲍彤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其背后又牵扯一个极为重大的权力问题、政治危机，是直到今天，这个历史秘辛，还无法获得确凿的证据，因为赵鲍二人皆已谢世。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

『李先念在「反赵」行动中非常积极，他既是前线人员，也是幕后主脑。 1988年10月，第13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大会上，曾有计划公布架构重组。但王震突然攻击《河殇》，要求中央委员会正式发出批判。我没有理会。那次事件之后，叶选宁（叶剑英之子）告诉我，王震当着他面前极力告发鲍彤，说他是支援制作《河殇》的无赖──这是王震从李先念口中听到的指控。 』

「倒赵」是一个典型的阴谋。起初，赵紫阳阻挡王震攻击《河殇》，仅仅是不想再回到「文革」旧路上去；但当王​​震进一步莫须有地指控「鲍彤支持制作《河殇》」，就是为了构陷赵紫阳支持「自由化」——别忘了，胡耀邦就是被指控「纵容自由化」而下台的；由此，老人帮也终于找到了颠覆赵紫阳的「政治罪名」，所以「八九」风云一起，李鹏便乘势扳倒赵紫阳，是注定的。

我们要问，1988年左右，所谓「八大老」为什么要在「倒胡」之后，紧接着就「倒赵」？

「六四」这场冲突，有一个早就被人们忘怀的背景，那就是中共的权力继承问题。经过「文革」，老人帮的教训是，他们打下的江山，只有交给他们的子女才放心。 「六四」冲突提供了一个契机，使他们如愿以偿，中共这个政权也从此变成一个封建的「家天下」。 「六四」屠杀二十年来，中国和世界都遗忘了许多，却从未明乎于此。

赵紫阳公开支持《河殇》，据说是鲍彤的建议，他跟赵紫阳说，《河殇》支持改革，这个细节已无从证实。

但是，八九另有「惊天一炸」，即赵戈会「抛邓」，导致情势急转直下，坊间皆言赵紫阳乃是对邓小平摊牌，置邓于「全民公投」之境，或说交给人们裁决是非，据说，这也是鲍彤向赵紫阳建议的，也因为这个事件，邓小平在血腥镇压之后，第一个抓的人，就是鲍彤，他甚至要砍鲍彤的头。

其实，这是极权体制预留的一个漏洞，谁能利用它、怎么利用最好，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九八八年开始的「倒胡」「倒赵」阴谋，缘起陈云的「子弟接班」战略部署，乃是晚清「垂帘听政」故事重演，改革阵营的赵紫阳鲍彤，见邓小平恐惧学潮而令大局崩坏，必须出奇招扭转颓势，利用「五一六」的时间差，趁电视转播的机会，向天下公布「邓掌舵」秘密，并以此反对调兵镇压，都是在中共体制下的明智终极之举，鲍彤临危不惧、冒杀头风险，事后亦忠贞不移、守节致死，其风范直逼戊戌维新中死难的谭嗣同。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高龄九十的鲍彤投稿《光传媒》一文〈俄国十月炮响给中国送来什么〉，这或许是他最后的文字？我受托写了一篇推荐词：

『鲍彤，耿介之士，也是一位智者。他沉浮党内多年，风风雨雨；曾位居中枢，睨视决策；又因脑后有反骨，身陷秦城，终于幸存晚岁，看尽兴亡。此文虽短，却大开大合，如庖丁解牛，由马克思愤青的起头，一路辨析俄罗斯的荒谬、毛泽东的粗鄙，中国造了两千年反，还要去请「洋宋江」，寥寥几语已说尽中共百年闹剧。毛泽东说是「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标准答案，中国学生用来应考保证得满分，但是等于没有回答，因为没有人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东西，连马克思本人也说他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

从谭嗣同到饱彤，好一个「百年首尾各一同（彤）」。

四、八九冲突中的方励之

前述钱钢曾惊诧谭酮同居然编造了一个假上谕去策反袁世凯，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避祸日本使馆，也劝谭一同出逃，但谭拒绝后说出那一番「请自嗣同始」的慷慨之言，然而方励之李淑娴遭邓小平通缉后，在1989年走进了美国大使馆，虽然他的自传第一次披露，他在使馆日记里赫然已有「应准备：一、为民族而献身，献生命。二、长期监禁」的字句。

其实，更直接的问题是，方励之为什么不想当「中国的沙卡洛夫」？我则觉得，非得拿中国去比附苏联或西方，诸如「中国的戈巴契夫」、「中国的曼德拉」等等，本身就是一种贫乏。再说中苏的专制蜕化程度、两党的演变路径，都有巨大差别，皆受其深层的历史文化制约；沙卡洛夫发挥影响的社会条件，也根本没有提供给方励之。自然，跟一百年前戊戌维新的世态时势，早已迥异，而谭嗣同杀身成仁的价值系统也不复存在。

但更重要的是，在八九年的时代局限下，方励之硬要扮演「沙卡洛夫」，就只能去当「烈士」，但是，方励之的理念非常西化，不可能再有「引刀成一快」式的「烈士情怀」了，而且即便他有谭嗣同式的死难决心，也对整个局势无补，中国变革已不是靠「英雄流血」就能奏效了的。

许多人以「道德资源流失」的理由，责备方励之李淑娴走进外国使馆避难﹂，却没有发现，其价值预设前提，恰好是将西方、国际社会、人权价值，统统视为「与中国为敌」，好像方励之不是「走进使馆」而是「走进监狱」，就能唤起民众革命了。我们或许可以说，中国政治变革至今唯赖「民族主义」一个有效动员力，是很尴尬的；方励之遭遇这种尴尬后，及时返回他的天文学领域去，仍可以施展抱负。只有最知道方励之价值的人，才能从一开始就洞穿这个结局，这个人正是李淑娴。

五、最后陈述的刘晓波

从「中国要当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没有敌人」，此间距离多少、又如何丈量？这既是从文化到政治的距离，从尼采到甘地的距离，也是从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谦卑、甘下地狱的距离。

刘晓波因「文化激进」而备受批评，又因「政治温和」而同样备受指责，受「两面夹击」如是者，在中国又曾有谁？

从六四清晨在大军环伺的枪口下带出广场抗议学生，到身系牢狱赢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二十年换了一个人，虽依旧桀骜不驯，但他已然有了一副温和心肠。

六、思想史上的余英时

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的这位讲座教授，后来自愿给自由亚洲电台做「特约评论员」。 2011年秋某日，余先生打电话来问，纽约时报称香港歌剧《中山逸仙》在北京的演出突然叫停是何故，我查网上说中共忌讳纪念「辛亥百年」有影射之嫌，急速降温，于是找了有关信息传真过去，他要准备在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讲讲，接连打了三次电话找不到我，我出去采购了。

晚上陈淑平来电话才讲出原委，原来余先生日前与北京《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访谈《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是近来他极精彩的谈话，国内封杀，却被董桥欣赏而刊登于《苹果日报》。我这才找来阅读，果然把所谓「晚清变革」、「辛亥意义」捋得一清二楚。近十几年，『反「反传统」』渐成主流话语，进而对「辛亥推翻皇权」作负面诠释、否定孙中山已成时髦，一个替代的说辞，即「西太后亦做了改革」堂而皇之成立，却是为中共今日「不改革」辩护。哪知「批判激进主义」的大师，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变革」、极言「满洲党」不肯改制才诱发革命，进而肯定革命并非「暴力」，甚至「军阀割据」才有多元空间而生出「五四」，比比皆历史洞见，非「大师」不敢言也。由此便也印证「所有历史皆当今史」，不从当下出发说历史则无异于空谈妄说。余英时满腹经纶，把玩古今于谈笑之间，却不沾一丝迂腐或高深，当今一人而已，学问可以安身立命的境界，大抵如此。 』

说到辛亥，必然要提孙中山，当下中国有没有一个孙中山？

被称为「海外民运第一人」王炳章，就是一个学习、践行孙中山最彻底的人——中国改革开放后首位医学博士留学生，1982年他在美国宣布「弃医从运」，声称要推动大陆民主运动，从事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如同晚清孙中山在香港学医、也在檀香山鼓动革命、成立兴中会。但是王炳章「回国发动革命」，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至今深陷牢狱。

因为今天需要一个「孙中山」，王军涛也模仿他，将自己锁在一个大铁笼里，摆在纽约时代广场二十八天，实乃他走向体制外的宣示，悲剧意味也愈加浓郁。

虽然王军涛必须在海外「组党」、「举牌抗议」，把他诠释为「最接地气」的步骤一步步都走完，但是他私底下也跟我说，凡是做真事实事的人都不肯出来流亡，民间并无所谓「英雄」（陈胜吴广），现代政治也不玩这一套，就是体制内的「藏龙卧虎」还不现身，看不见他们。他常常引用晚唐章碣的一句诗来形容中国未明局势：「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432400058898902&id=100063867643427

 

作者脸书 2026-03-08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附：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经典重排新版）》

联经出版脸书  2026-02-26

作者：张灏｜2/26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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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崩塌时，思想该何去何从？

看见谭嗣同燃烧的信念与勇气，让百年前的灵魂再次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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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以身殉道，学者以笔重现灵魂
理解谭嗣同、戊戌变法与近代思想危机的关键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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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极具象征性的人物。他尚在而立之年，却于戊戌政变前后，以生命实践理想，凝聚「以身殉道」的烈士精神，并以《仁学》挑战传统秩序，开启知识分子自我批判与超越的现代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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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张灏的重要早期著作，透过严谨史学与深刻哲思，细致剖析谭嗣同的性格、心灵历程与思想转折，呈现其如何在宗教情怀、人生困境与时代压力中，走向仁学的思想高峰，并作出以生命承担理念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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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一部传记，更是一场思想探索。张灏将谭嗣同置于十九世纪末「传统解纽、价值重构」的关键时刻，揭示其思想如何映照时代裂缝，并引发对自由、责任与牺牲的深层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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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既是近代思想史的重要导读，也是理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必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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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灏

1937—2022，国际重要汉学及思想史研究学家，专长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及政治思想史。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博士，曾任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曾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研究奖金、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研究奖金、王安东亚学术研究奖金，以及中央研究院院士等多项荣誉。中文著作主要有《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时代的探索》，均由联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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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经典重排新版）》
2026/02/26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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