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雨:王冶秋——一个加入青帮的红色特工

0

  王正兴 这才是战争

作者:季雨

王冶秋,1909年生于辽宁沈阳,祖籍安徽霍邱,3岁随父回安徽。1923年来北平,进入英文补习学校,认识了鲁迅。1925年入中法大学附属中学,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年年底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回老家安徽霍邱,任县党委委员和县团委书记。1928年,发动霍邱暴动,失败后到北平,入北大国文系。1930年,被捕入狱,出狱后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民元前的鲁迅先生》王冶秋著

 

1932年参加左联,与鲁迅通信并开始写小说,与鲁迅成为好友。抗战爆发后,来到四川,先是担任中学老师,1940年成为冯玉祥先生(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国文教员与秘书。1941年,经王若飞批准,回到党的组织。在周恩来和董必武的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同年,为了隐蔽工作的方便和安全, 在征得董必武的同意后,王冶秋与另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冯玉祥的副官赵力钧一同加入青帮。他们的师傅是青帮头子张树声。

王冶秋、赵力钧拜完师后觉得新鲜,打算找机会试一试,检验一下是否灵验。一天,二人随冯玉祥外出经过万县,抽空出来选了一家酒馆,挑了一张靠窗户的桌子坐下,挂起“招牌”,各把一双筷子横在各自的酒杯前方。

店里的伙计见二人一副当官的派头,又挂了招牌,知道来头不小,趋上前来道:“请二位老大稍等片刻,我去请当家的。”不一会,一位身穿黑色绸缎长袍的中年人走到桌旁,正襟躬身道:“ 敢问二位老大在门槛没有?”(即是否在帮) 按规矩,二人起身离座,正襟躬身应答道:“不敢,沾祖师爷的灵光。”(即在帮之意)那人接着问道:“贵前人是哪一位?”(这是在探明“海底”前人即师父)王冶秋答道:“不敢。在家,子不敢言父;在外,徒不敢言师。敝家师姓张,名上树,下声。”( 徒弟说师父名讳, 须分三次说出)“声”字尚未说完,只见那人纳头便拜,口中不停说道:“小人有眼无珠,有眼无珠。”

两人有些不好意思,便将他拉起,说道:“老板不要客气,我们只是路过此地,请弄些新鲜酒菜,吃完还要赶路。”那人坚持把二人请进雅间,说道:“今日前辈光临敝店,晚辈三生有幸,定要敬前辈几杯。”于是一番吩咐安排,并抱出一坛陈年老酒。三人谈天说地,交杯换盏,好不痛快。经过这次“实践”,王冶秋对青帮有了新的认识,对张树声的影响力有了切身感受。

 

冯玉祥

 

1942年初夏,一天赵力钧急匆匆地跑进王冶秋的办公室,焦急地对他说:“出事了!周茂藩被军统的人抓走了,董(必武)要我们,立即确定他的下落及表现。”王冶秋马上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周茂藩也是“八办”(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简称)军事组的高级军政情报人员,他和赵力钧早年都在西北军官学校学习,1931年加入共产党,后都成为冯玉祥的副官,一直在冯的身边。1940年,周茂藩受冯玉祥派遣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毕业后分配到军令部二厅从事国际情报分析研究工作。他提供了许多有分量的国际情报,不仅为延安,也为苏联情报机关所用。他、赵力钧和鹿钟麟的机要秘书梁蔼然都是“八办”军事组具体联系的同一个情报小组成员。如果周茂藩叛变投敌,“八办”的军政情报网将遭受重创,冯玉祥和鹿钟麟的政治生命也可能由此结束,后果不堪设想。

王冶秋沉思片刻后对赵力钧说:“此事只有找老头子,才可能砸实。”王冶秋立刻拨通了张树声的紧急电话说:“冯先生的周副官遭人陷害,在二厅被人捕走不知下落,也不知是何事由。冯先生有话,劳驾师傅查一查。”张树声很爽快地答应道:“我当是多大的事,这事好办,你等信吧。”不多久便有了回音。人是被军统抓走的,现关在军统南山看守所。张树声说:“周副官犯的是通八路重罪,人赃俱获,但周老弟很是硬气,一口咬定是有人栽赃陷害。”最后,张树声还主动提出写条子给看守所长,让王冶秋去探监。

王冶秋在得到关于周茂藩的确切消息后,知道周茂藩没有叛变,大松了一口气,立即让赵力钧把了解到的情况马上通知梁蔼然和“八办”。董必武请示周恩来后,决定让王冶秋和梁蔼然借冯玉祥和鹿钟麟的关系,全力营救周茂藩。王冶秋当即准备了一些食品和衣物前往南山看守所探监。所长见到张树声的条子,马上让出自己的办公室,把周茂藩带出来相见。王冶秋对周茂藩说:“‘家里’正全力救你出狱,你要坚持住,保重身体,后会有期。”随后,组织上展开了秘密营救行动。

军令部是何应钦的地盘,何应钦与冯玉祥是老对头,两人经常在国防委员会开会时话不投机,互相开炮。现在冯玉祥的副官犯在何应钦的手里,后果可想而知。幸亏鹿钟麟作过军法总监,对何应钦曾有所照顾,说得上话,梁蔼然游说了鹿钟麟,使他同意出面调解。鹿钟麟到何应钦家拜访,开门见山的说:何与冯的关系事关党国利益,劝何将大事化小,不要因为周茂藩这件事进一步加深二人之间的芥蒂。何应钦当即表示, 周茂藩通匪证据确凿、实属不赦,不过有鹿钟麟一席话, 他愿意从长计议此事。这样一来,周茂藩不会被秘密处决,但牢狱之灾不可避免。要把他营救出狱,还要再想办法。

 

青城山

 

这一年8月下旬,冯玉祥先生邀请著名作家老舍一起游览青城山,王冶秋也随同前往,他们住在天师洞庙堂。一天,王到庙外闲逛,迎面与一对中年夫妇相遇。对方主动前来打招呼,彬彬有礼但表情凝重,不远处还有一个便衣跟随。王根据经验判断,这对夫妇绝非等闲人等,定有隐情,似知道冯住在附近,有备而来,而且看来还有事情有求于冯玉祥。在交谈中,王冶秋得知对方曾担任重庆防空司令,因为重庆防空洞大惨案而获罪。蒋介石曾下令将其军法处置,后经何应钦力保才软禁在此等候处理。谈到这里,王冶秋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解救周茂藩的方案。

他对中年夫妇说,请你们做两件事:第一,将申述理由与简历写成材料;第二,每天做一两样新鲜小菜送到冯先生处。第二天吃午饭时,冯玉祥看见桌上新添了几个对自己胃口的菜就问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打起牙祭了。王冶秋便答道,是防空司令仰慕先生,他的太太亲自烧好送来的。在冯玉祥夸奖其厨艺时,王即把那位防空司令的遭遇及经历向冯玉祥作了简单汇报,并说如果我们能救他不死,便可以此为交换条件,让何应钦释放周副官。

冯玉祥当即表示,给蒋介石发电报,说这人是个人才,抗战时期正是用人之际,咱们保了。可是连发两通电报,也不见回信,快下山时,冯玉祥有些急了,要求把话说得重些再发一次。第三次终于成功了,蒋介石批示,将那位防空军司令交军法总监部酌处,这意味着命保住了。之后鹿钟麟出面与何应钦说情,说冯先生已将你的防空司令保下,请何部长高抬贵手释放周副官。1943年春,周茂藩终于被释放出来,但身体在囚禁中受到严重摧残,解放后他曾担任重庆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出国考察。王冶秋去了北平孙连仲(时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那里,任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参议兼华北设计委员会 (主任是余心清) 资料室主任,继续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王冶秋所属的 “北平情报小组”,由中共社会部直接领导,成员还有梁蔼然(任保定绥署少将参议)、王倬如(任河北省政府参议)、丁行(任孙连仲机要秘书、军法处少将副处长)、朱艾江(在敌产处理局工作)等。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中的孙连仲雕像

 

“北平情报小组”直接获取了国民党方面有关军事会议、部队调动、番号改换、补给状况、作战部署、战后检讨等高质量的准确情报。这些情报不仅有战略性情报而且有更多的动态的、战术性情报。

王冶秋利用担任鹿钟麟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事慰问团秘书长的身份,获得了国民党保定绥署和张垣绥署驻军番号、兵力、驻地、武器装备、长官姓名与后勤保障等准确情报。这些情报通过北平秘密电台发送给了中央。

1947年9月24日,北平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破获,主要工作人员随即叛变。9月26日,恰逢中秋节前夕,王冶秋代表孙连仲给教育文化界送米,从早上九点一直忙到晚上十点才到家。

次日晨8时许,王冶秋到达铁狮子胡同办公地点,至大厅前,见自己的勤务康永亮惊慌地站在那里,便问道:“余委员(余心清)起来没有?”康答:“出了事了,天刚亮来了七八个人拿着手枪,到处逮人,已经把余委员与几个勤务逮去了。”正在这说话的时候,余心清住处的角门开了,王冶秋的另一个勤务刘宝璋带着一个便衣向外走来,王冶秋与其对视,还以为是长官部派来的人,而勤务刘宝璋却佯装不认识王冶秋,低着头继续往前走。

待他们走过后,王冶秋小声问身旁的勤务:”是他们逮的吗?”勤务的脸色一变,答道:”就是他们。”说完几个勤务就都向后跑去。王冶秋立刻意识到,刚过去的便衣原来是逮捕自己的特务,看来特务已经动手了抓人了,他马上也跟着往后跑去。在后院他要康永亮留在岗位上,并嘱咐不要讲任何看到的情况。然后他迅速走出后门,这时他已经理清了头绪,必须抢在特务全城搜捕的前头,离开北平去解放区。但由于此前“北平情报小组”并没有对出事后应如何撤退做出安排,怎么走呢?他忽然想起吴晗先生有向解放区输送学生的关系,于是出了府学胡同便雇辆车直奔骑河楼,由此登上清华大学的校车,来到清华园旧西园 12 号吴晗家。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恰好地下党组织负责接学生去解放区的汪行远正在北平城里,近日要返回解放区。吴晗教授要他晚上到清华园,说有要事相商。王、汪会面后商定,第三天在天津滨河公园见面。第二天,王冶秋脱掉少将军服,换上吴晗先生的长袍、礼帽,绕过京西芦苇塘,在永定门车站登上去天津的火车。

第三天,王冶秋与汪行远在天津顺利相见,王冶秋随汪来到陈鼎文(做地下交通工作,专门护送北平的大学生去解放区)姑母家。晚上陈鼎文由北平回来对王冶秋说,现在特务拿着他的照片全城抓他,并说王冶秋的妻子高履芳已经在当天被捕,而他的住处已被特务二十四小时监视起来。显然情况相当紧急,王冶秋与汪行远商定要尽快进解放区,决定采取骑自行车走小路的方案。

第二天探路,第三天出发,由经营修理自行车铺的孙大中带路,带着陈鼎文为他准备好的回家奔丧文书,王冶秋与汪行远一起经过六个多小时的艰险路程,闯过了三道哨卡,于10月2日下午5点半钟进入河北青县解放区,成功脱险。

“北平情报小组”的王倬如、朱艾江成功脱逃进入解放区,梁蔼然、余心清被捕后被押解到南京,关押了一年多后,经多方营救也平安出狱。而时任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作战处少将处长的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的丁行、参谋处少校参谋代理作战科长的朱建国、二处少校情报参谋的孔繁蕤(曾用名石崞)、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少校参谋的赵良璋,这五位中共地下党员,于1948年10月在南京英勇就义,史称“北平五烈士”。

 

王冶秋陪同接待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

 

 

解放后,王冶秋转入到文物领域,历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顾问,为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中央主管文化、文物工作期间,曾多次评论过王冶秋的功绩。他说,保护文物是关系到全民族的大事,既要坚定不移,又要有远见卓识。过去搞城市建设,对王冶秋这也要保,那也要保,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的做法感到不理解,很反感。现在看来,多亏有个王冶秋。没有他当时的强硬态度,今天北京城里的文物古迹早就被拆毁得差不多了。周总理也说过,冶秋同志把文物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