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丁倩:我的爸爸,折断翅膀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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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丁倩 新三届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吕丁倩,江苏常熟人,出生于教育世家,曾是内蒙古下乡知青,1977年考入内蒙古师院英语系,毕业后从事高校英语教学,后赴美国读研,现在纽约定居,从事写作和翻译。

原题
被折断的翅膀
回忆爸爸吕英

作者:吕丁倩

 
1.
 
这张照片救了我!爸爸看着这张照片感慨万千。1958年爸爸以右派反革命身份,被遣送到东北劳改工厂,漫长的牢狱之灾,隐忍饥饿劳累,使他的身体日趋虚弱。爸爸从未放弃申诉冤案,甚至写过万言诉状,一如石沉大海。心中十分痛苦,万念俱灰。
正在这时,妈妈给他寄来信,夹着这张孩子们的合照。

右边是作者4岁多,妹妹2岁多,哥哥8岁,摄于1959年

爸爸回忆录中叙述:我把三个幼小儿女的照片拿出来细看,他们那双忧郁的眼睛盯着我,我心里一阵难过,把照片搂在心口上,好像把孩子们搂抱在怀里,想好好亲亲他们。我决心要活下去,活下去才能继续申诉我的冤案,否则孩子们的一生将永无天日。
              
2 . 
 
我记事后第一次见到爸爸,是1962年6月5日,刚满7周岁。
那天的情景仍然十分清晰。南方的初夏有些温热,傍晚时分,我一个人在屋里,正趴在床边埋头读少年报。房间里的光线已经暗淡,报纸上的字有些模糊。
 
门外面有个声音在问:丁原秀住这里吗?是北方口音。我应声跑到房门口,一个中年陌生男子,身上背着一些行李。我琢磨,大概是妈妈的同事,对他说等一会,我妈在后院,我去喊。
 
妈妈在后院菜地里干活。院子很大,每家划分一小片地, 我家种了玉米,青菜,豆子,经常要松土浇水。晚饭后我帮着干了一会活,先回屋去。
我跑到菜地边告诉妈妈有同事找她。
不一会功夫,前后院里的邻居们纷纷说这是我的爸爸,连住在前院的一位局长太太也跑来了,进院子就喊,吕校长回来了!
 
很小的时候,我曾经问我妈,别人都有爸爸,我的爸爸呢?妈说,你爸爸出差开会去了。长大些,我很认真地问,我有爸爸吗?妈说,你有外公,跟爸爸一样照顾你们。不对啊,我糊涂了。
 
大院里热闹了一阵,安静下来的房间里多了一个人。家里终于有爸爸了。我很腼腆,瞅着他不吱声也不敢喊。爸爸有点胖,大手厚厚的, 摸摸我的头和脸,有时蹲下来和我说话,叫我“宝宝 ”。我偷偷地笑, 宝宝!现在明白了,爸爸在五年前未辞而别,我还不足三岁,当然是宝宝。
 
我记忆里一直有个清晰的画面,不是梦幻:蓝色童车摆在门口,离饭桌很近,我坐在童车里往上瞧,有个深蓝色的高大背影,晃来晃去,我知道家里多了个人。后来深蓝色背影不见了,再也没出现。成年以后,我跟父母谈起这些画面,证实了那深蓝色背影就是我爸爸。
 
3.
 
爸爸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几十年后,我尝试着完成这个答卷。
我爸爸是普通知识分子,他悲壮的一生,维系着二十世纪里民族的不幸,社会的动荡。爸爸的千古冤情,诠释了在这段历史时期千万个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正当年富力强,却被陷入反右冤案,所有的精力耗费在从未间断过的顽强审诉,以及奋力活下去的……
爸爸的手稿,申诉材料,回忆录,以及妈妈的叙述,还有老同事,老学生的回忆,汇综逐渐收集到的资料,足以演绎一部现代史诗般的悲剧。
 
提笔欲书,却深感遗憾,我和爸爸一起生活的时间太短。童年没有父亲,我早年离家,下乡和读大学均在内蒙。虽然毕业后回到父母身边,几年后再度离开,远赴北美。在这篇文章所记述的只限于我对爸爸最熟悉的,以亲情为主题的一部分真实记录。
 
从1957年反右,某书记及几个跟随者们长期霸权,一次又一次迫害,导演了一部追杀大片,情节盘根错节,留下他们蓄意谋害忠良的斑斑劣迹。
 
我相信民间传说,折断鹰飞翔的翅膀,它会飞得更高,飞得更远。这个传说在我父亲一生历劫中得到充分演绎。我父亲被折断的翅膀,变得更加苍健有力,在人生万里翱翔之中,穿越了炼狱地火,回返人间,得以神话般的精神升华。
 
1957年,爸爸时任常熟县中学副校长. 反右运动开始,上级要求提意见。7月里,爸爸在市政协会议上发言,建议“党员干部要搞好党群关系。”常熟市组织部没有把他划为右派,只是行政降级,撤消职务,调到常熟师范当教师。组织部领导跟我父亲谈话,要他放下包袱,继续为教育事业贡献。1979年平反时才知道,连这位保护我爸爸的组织部领导也受到威胁。
那书记暗中罗织罪名,继续加害于我爸爸。曾经有位老师路过办公室,听见书记拍着桌子发誓, 说“就要整吕英,整死他!”。1958年2月16日,小年夜的前一天,那是个星期天,爸爸刚从家里回到常熟师范,正在宿舍里备课。
天黑时,公安人员突然登门,搜查房间,拿走书籍,教学资料,研究文稿,多年的日记本。当晚被羁押在常熟看守所,事先毫无预兆,也未出具任何理由。直到1979年平反时才知道,拘捕,抄家,羁押,连判决都是有人预谋的。
 
当天晚上,妈妈正像往常一样,还在市教育局办公室伏案熬夜工作。随后有人通知她,公安人员到我家来抄家,又拿走很多书籍信件。夜深人静,三个小孩子正在酣睡,睡梦天使守护着他们,没有觉察这个影响他们一生的变故,就在身边发生了。
 
在看守所里,检察院人员说过多次,我们看过你的材料,没有什么问题,很快就会回家的。我妈妈去探望时,看守所的一位负责干部劝慰她说,吕校长没有什么事,“譬如读一本小说”,意思是,这不过是一段插曲,一段故事情节而已。
不久,爸爸收到起诉书和判决书,大吃一惊,上面罗列种种莫须有的罪行。有的检察院干部跟我爸爸谈话时话中有话地说:“你没有掌握好自己的命运“。有的更是透露了实情:“我们本来不要处理你的,是有人要整你,我们没办法” 。 好几位干部和警察毫不掩饰惋惜和同情,经常喊我爸爸到户外干点小活,然后留在厨房里吃饭,借故款待他。
50多年以后,一次老年干部活动中,有人向我妈自我介绍说,他是检察院的,还说他知道吕英校长是个很好的人。
 
常熟市反右运动中成立一个五人小组,权力凌驾于组织部和司法机关。所有的预谋和迫害,跟这小组有直接关系。我爸爸明白是谁在整他,悲愤交集,仰问苍穹。20多年后平反过程中,他们百般阻扰刁难。
 
判决以后,爸爸原以为跟别人一样留在常熟。可是,1958年7月里,爸爸突然接到通知,上级公安部有令,在苏州地区选拔年轻有文化的劳改人员,到东北学习技术,立即起程到长春市。一律不许通知家属。
7月底一个闷热的下午,当遣送他们的汽车经过我家门口时,爸爸使劲地扒着车的缝缭往外看。他多想看一眼幼小的孩子们,5个多月没见面,也许阿姨正巧带我们在大门外玩。当车子慢慢地驶过县南街21号,门口空荡荡的。
 
运送300多劳改犯的车厢里,爸爸躺在窄小的铺位上,满心绝望和悲伤。一个无辜的人,遭受陷害,被剥夺政治权力,失去做人的权利。与妻子儿女生离死别在即,连告别的权利都没有。踏上这迢迢几千里路程,屈辱的劳改生涯就这样撕心裂肺地开始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知道是否有机会生还,爸爸认定一条,死不了,就要申诉。
 
几天后,妈妈按原定时间给爸爸送衣物时才被告知,爸爸已经去东北。这时我刚三岁多,妹妹才一岁多,我俩平时少见父母,只认识好妈姨和奶妈。哥哥7岁多,只知道爸爸出差去了。爸爸一心扑在工作上,长年住在县中,只有星期六下午回家, 星期天下午返回学校。寒暑假期亦是如此。孩子们对爸爸的缺席渐渐习惯。
 
非常诡异的是,在1979年平反时发现,早在1960年,常熟公安局曾出函要求把我爸爸送回常熟,文件被人压了下来。爸爸随后反而被送到西宁劳改工厂,在那里差点病死。
 
1949年8月,不满30岁的父亲气宇轩昂,接受苏州地委的委派,来到这享有盛誉的文化古城常熟。整整九年时间以后,爸爸为之呕心沥血的常熟县中学,终于从一所民办初中发展成为江苏省重点完中之一,成为一所冉冉上升的明星学校。
可是,我爸爸却在1958年7月底,被关在像闷罐一样的囚车里,和其他知识分子劳改犯一起被运往长春市。历经四年磨难,1962年6月5日,爸爸一身重病,竟然又奇迹般地碾转回到常熟县南街21号,继续挣扎在他那多灾多难的,屈辱的人生路上。
 
4.
 
爸爸把带回来的零碎物品放在洗衣服的大木盆里,我蹲在木盆旁边,翻找好玩的东西。爸爸拿出一把精巧小刀,用薄铁皮磨出来的。刀把处配上蓝色橡皮套子,那是用粗塑料管压扁后做的,看上去像一把漂亮的微型宝剑。爸爸说是自己制作做的,送给我的礼物,作裁纸刀。我喜出望外,爸爸的手很巧。
 
过了几天,爸爸第一次拉着我的手出门, 厚厚的大手握着我的小手。走到县南街和南门大街交接的跨塘桥。桥面两侧有好多农民坐在人行道边摆地摊,出售各种农产品和熟食小吃,有煮熟的蚕豆, 有脆薄饼, 一分钱一个。爸爸买了一个, 把饼塞给我,一副爱怜的表情。我第一次得到爸爸款待,觉得很温暖,怯怯地咬着脆饼。爸爸不在家时, 有点好吃的我总先让给妹妹。
 
爸爸带我去县西街新华书店,一边嘱咐我拉紧他的衣服,不要走丢了。其实,我早就一人满城乱跑,闯遍常熟的东南西北。带妹妹上学,排队买菜,到老虎灶去泡热水,提煤球,上邮电局。妈妈病重卧床,我独自跑到中医院找医生开药方,到中药房配药,回家给妈妈熬药。在没有父亲的童年里, 我过早地长大了。
 
爸爸回来时全身虚胖,脸色蜡黄,经常躺在床上。在劳改中长期忍受极度的饥饿,整个人先变得瘦骨嶙峋,后来出现浮肿。爸爸的情况跟我读过的记叙右派劳改的资料完全吻合。1962年春天,爸爸忽然晕过去,栽倒在地,侥幸又活了过来,已是重病在身。5月份,上级要提前释放一批江南来的有病的犯人。妈妈说差点认不出爸爸来,头部和脸肿得那么大。我记得用手指在腿上一按,就有个深窝。爸爸常出去买麸皮和蚕豆皮,说是治疗浮肿。
 
粮食是国家控制的,每人都有定量。被管制的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每月供应粮食24斤5两, 比中学生还少。爸爸经常买冻过的红薯, 豆腐渣,以此补贴家里粮票不足,这些东西便宜。豆腐渣有气味,刺激喉咙,很不好吃。
随着我们渐渐长大,家境更加窘迫。爸爸北方农村人的勤劳,生活能力很强,为了让我们吃饱费尽心思。天不亮就去排队买不要票证的猪肠,猪肺,回家洗得很干净,煮一大锅肉汤。有时凌晨2点多就到老县城卖豆腐的摊位排队,让我在四点时去菜场找爸爸,可以买两份不要票证的豆腐,回家做豆腐乳。节气适宜时,买雪里红菜,青菜,萝卜做腌菜。夏末时买绿毛豆,晒毛豆荚干,我再也不馋邻家孩子的毛豆干。寒冷天气里,爸爸把铁锅捂在稻草窠里,里面热腾腾的,爸爸挑出又软又甜的山芋(红薯)给我们,拣出冻山芋给自己,常熟人称“僵山芋”。在我家饭桌上,颇有一番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气氛,每人公平分一份。然后我学爸爸,吃个半饱就假装饱了。
几年前,我梦见走进家里,爸爸坐在桌边,看到我,站起来双手捧着碗,说“吃吧,快吃吧。”惊醒过来,不禁潸然泪下。难道爸爸旅行万里来看望我,还是托梦来,担心我吃不饱吗?
1963年初春节前发生一件让人终身难忘的事情。每家凭票证购买年货,老县场晚上还亮着灯,人潮拥挤。有一天,爸爸买年货迟迟未回,窗户已是黑乎乎的,爸爸才推门进屋,冻得直搓手搓脸。原来,在回家的路上,爸爸看见有人拉着两辆板车装满鲜鱼往老县场去。一条大鱼从车上滑落到地上。我爸爸赶紧喊车夫,他们跑得很快,没有听见。县南街是砾石铺的古老街道,沉重的板车颠簸着,发出轰隆声。沿街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一个行人都没有。但是,爸爸抱起大鱼在车后紧追,一直追到老县场里面,把鱼交还给菜场。
我听得发呆,我家五口人的鱼票只能买到一截青鱼。我肚子里一天到晚饥肠辘辘,那条鱼让我足足想了好几天,如果……哎,多鲜美呀!但是爸爸从来都坚持,别人的东西决不许拿。不过,学雷锋做好事至少该得个奖状吧,可爸爸从未跟别人说过。黑五类分子写思想改造汇报,只允许批评自己有罪。
 
 5.
 
爸爸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是,回常熟后还要接受苛刻的监督改造,遥遥无期,就业也十分艰难。有位老领导担任常熟教育局长,了解我爸爸学识和能力,以及反右中的冤情。他通知我爸爸到常熟民办中学代课,邀我爸爸到他家,送了一些书,其中有吕叔湘的中文语法和一本中文简体字典。
历年多次政治运动自然分离出社会等级。民办中学的教师们大多有些政治问题,每月工资26元,是同等资格教师工薪的一半,或更低。民办中学招收的学生们大多因家庭出身不好,考初中未被录取。为了解决大批闲置人员,缓解这一社会问题,常熟教育局开设民办中学,地点在学前小学隔壁的孔庙里,校舍简陋,大礼堂里还留有斑驳的孔庙痕迹。在同事中,爸爸遇见几个县中毕业的学生,他们考上大学后,因反右运动和其他问题被开除回常熟。为此爸爸感到十分痛心。
 
有几次,我在小学门口看见爸爸路过。我目送着爸爸沉默的背影,手里提着一个麦草秸编的提包。爸爸走路的姿态让人感觉到他勤勉踏实。民办中学门前有一尊古老石碑,上面刻着:文武百官,到此下马。那个秋天,我升入小学二年级2班,教室侧面的窗户正对着民办中学教室窗口,墙壁之间只隔一道非常狭窄的露天天井。好几次我窥见爸爸在教室里上课,声音洪亮,教室里很安静。
遗憾的是,1963年民办中学即被取消,教育局长调走,继任的局长并不珍惜人才。无奈之下,爸爸只得到城西街道轧棉花厂劳动。这是居委会办的一家街道小厂,属于自救单位。街道上生活极其困难的人们在这里捡废棉花,把别人用过扔掉的旧棉絮和棉衣裤拆开。里面空气浑浊,尘絮飞扬,机器隆隆声不停。夏天车间里温度40多度,爸爸戴着厚厚的口罩,大汗淋漓,每天要扛二百多斤重的棉花包。爸爸到老年时腰背疼痛就是长期重体力劳动所致。多加几天班,可以多挣一元钱,给孩子们买点肉吃。从那以后,爸爸一直从事体力劳动,直到1979年平反,才重返教育界。
6.
从小,我懂得了要处处谨慎,不给父母惹祸。除了设法填饱肚子,还要跟爸爸划清界限,存活在亲情和阶级斗争的夹缝里。以后的几年中,耳濡目染,爸爸的勤奋,正直和顽强,给予我直接影响。不过,我认识爸爸的过程依旧十分曲折。
那时我家连生炉子的柴火也短缺,爸爸就带我到虞山上去捡柴,随身带着一条绳子和麻袋。从北门大街的言子墓石阶往山上去。爸爸嘱咐我不要折树丛里的枯枝,怕有人怀疑我们搞破坏,只要捡散落在地上的小枝条。不一会,草地里钻出一条蛇,朝着我蠕动。我惊叫一声,爸爸迅疾冲过来,一把将我拽到他的身后,捡起一块石头砸去,那蛇转了个方向,淹没在杂草丛里。爸爸在那一瞬间勇敢英武的模样,一直留在记忆里。父亲的保护,让我心里热乎乎的,充满感激和信任,爸爸是我心中的英雄。
曾经,爸爸不在家的那些日子里,我上幼儿园大班,要领着妹妹去上小班。有个早晨下起滂沱大雨,我吃力地撑着一把油纸伞,伞面被大风撕开一个豁口,雨太大不能走了,我俩蜷缩在学前街口的大饼店屋檐下,雨水哗哗地从纸伞的豁口流到我身上,全身淋得湿透。
爸爸就像那把被撕破的雨伞,无论怎么奋力,却始终无法为孩子们遮挡心中的风雨。
 
政治运动发展,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把五类分子和家属拎出来呵斥辱骂,甚至殴打。丝毫没有罪恶感,连小孩子都学会辱骂诬陷黑五类分子或子女。有个邻居孩子被人惹哭了,随便朝我一指,赖我打他。妹妹也遇到过同样的诬赖。附近弄堂里的厕所墙上出现反动标语,也是先到我家盘问我和妹妹。二楼上有个造反派,有一天突然闯进我家,把房间大窗户一个个卸下来。幸亏他父亲在家,跑下楼来把他拉回去。
 
遇到这类情况,爸爸紧抿着嘴,脸色铁青,默默地陪着我们,不时地摸一下我的头发。无论哪里发生什么事情,连院里孩子们吵架,我父亲不能作为家长出面保护我。这让我想起在凄风冷雨里摇摆的油纸伞,倾斜着,裂着个豁口,水流如注,把我浇得全身湿透 。
 
然而,爸爸以另一种方式保护着我。家中虽拮据,还是订少年报,解放日报,儿童文学,红旗飘飘等书刊。爸爸鼓励我自学,常给我读文章讲解内容,教我怎样欣赏作品的深刻含意。晚上做完功课,爸爸教我下象棋。有时我俩拼得激烈,我沉不住气,爸爸教我把溃败局面扳回来。下棋就像走一条人生道路,冷静坚韧地把最后一步棋走完,绝不放弃。然后,爸爸开始备课,批改作业,有时写申诉。入睡前,我常侧身躺在床上,默默地看着爸爸在唯一的电灯下伏案工作,这个画面永远嵌在记忆里。
1964年9月,我升到小学四年级,四清运动开展正酣,政治空气日趋紧张。每两周要讲评作文,几乎每次都有我的作文。有一次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我讲述爸爸在灯下备课,辅导我读书的故事。老师要我到办公室去谈话,说要跟父亲划清界限。我忐忑不安,满腹委屈,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过负罪感。我相信爸爸没有罪。我开始变得孤傲,喜欢独自看书。在家里爸爸给我讲历史,讲自然科学。我佩服爸爸。
 
五年级下学期已经进入1966年,爸妈开始参加政治学习班,红小兵批了三次都没有我。从未有过的孤独感和失落感袭来,懵懂中意识到家庭出身的严重性。我和爸爸一样,已经被隔离在革命群众之外,虽然我还不懂理论上的株连,已经感受到它不可摆脱的强大威慑力。
 
爸爸遭难时,我还幼小,像生长在岩石缝里的一株野草,无人照料,没有安全感。1966年夏天以后情况更为严峻,造反派争相批斗黑五类分子,暴力殴打越演越烈,有人被打伤致死。我时时警觉,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去检查我爸妈是否安全。我觉得自己在奋力撑起一把伞,努力为我爸妈遮挡风雨。
 
爸爸人缘很好,主要是他谦和正派,也许因为他曾经是常熟知名学校校长。常熟人普遍崇尚文化。厂里造反派有人偷偷通知他说某天要来我家抄家,只做个样子而已。他们把我爸爸的物品翻看一下,家里的其他物品未动,但还是拿走了一些书。
 
7.
 
日常生活中大小琐事随时都在提醒着我们的反革命身份。爸爸发面蒸的馒头又松又大,邻居小孩看见馋得不愿走,爸爸给他两个馒头带回家。一会儿,那孩子的母亲端着碗回来,有点不好意思,吱唔着说还给我们。爸爸一脸善良笑容顿时消失,他心里很受伤。革命群众应该和我们划清界线,用时髦的上纲上线的说法,这就是“糖衣炮弹”。邻居们虽然客气,为自己的安全,这点觉悟还是要维持。
 
爸爸秉性善良,慷慨助人。凡考进县中的学生无疑是各地区优秀生。有的农村学生家境窘迫,无法交付所欠学费,爸爸深知农村子弟求学之难,多次帮助他们交费。有个学生只带来一块羊皮,爸爸问他需要多少钱,学生说20元。爸爸就给他20元买下那块羊皮,至今还收藏着。晚上或周末,爸爸常到宿舍看望学生,若有生病的学生吃不下食堂的伙食,爸爸便掏钱让校工给生病学生端馄炖,或买面条,这是经常的事情。
有一次母亲在医院体检,一位医生上前自我介绍说是吕校长的学生,并讲了个感人故事。这位医生在少年时就读县中,曾一度在晚上自习时间爬墙溜出去玩。我爸爸知悉后,站在墙下等他。晚上,当他翻墙两脚落地时,吕校长正站在他面前。后来,他成长为一名医生。
 
爸爸在县中当校长时,经常支援弟妹学习生活。前些年才听县中的老会计说吕校长每月发工资都扣十几元,要他帮着寄到一个农业学校。爸妈曾慷慨出资帮助我家保姆的孩子上学,关键时刻挽救了这孩子的前途。退休之后,爸妈帮助过诸多素不相识的人解脱困境,有时甚至是路见不平,慷慨解囊。
爸爸为人正派,坚持原则。19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县中高中毕业生择优选送到苏联读大学。全部由吕英校长亲自严格挑选,不论贫富贵贱,一律平等对待,从未出现过异议。相反,有的领导干部找我爸爸,要求安插亲戚到县中读书,因不符合规定,被父亲拒绝。外调人员常来我家,我们得躲出去,有时我避风正好躲在窗户下,听见爸爸说,要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不肯捏造。
 
8.
 
一旦是反革命,永远是反革命。要摆脱政治身份是痴心妄想,申诉摘帽子都没用。流行口号说得很形象“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教他永世不得翻身”。
 
群众监督是非常可怕的,只要有个别“群众”  利用机会来表现自己,落井下石,会给人带来杀身之祸。开群众审判大会时,通常听见一片吼声“枪毙”。我爸爸天天处于这样的群众监督之下,监督手段不断翻新。
 
1966年里,县南街21号大门上方钉了一块长方形硬质纸板,贴着爸爸的照片,名字以及四类分子名称。天网恢恢,阶级敌人无处躲藏。天黑了,我才到大门外井上提水,低着头进大门。回家时改走隔壁常熟广播站弄堂里的后门。确信旁边没人,我跑到21号大门外,仰头端详爸爸的照片,看纸片上写的什么。照片上的爸爸英俊沉凝,目光坚毅。过了些日子,门上那张硬纸的一角被风吹得脱落。我天天盼望这块纸板掉下来。有个傍晚,我看见贴着爸爸照片的硬纸落在泥土地上,我用鞋子撮起些土,踢到纸上,把纸埋在泥土里,使劲踏几下土跑回家去。
 
政治形势紧张时,爸爸上下班等活动的路线和时间是规定的,若有其他活动必须提前要求,定时要写书面思想汇报。爸爸写汇报有意避开我们,我也假装不知道。从小我就渴望爸爸带我去看电影,到公园和兴福寺去游玩。然而,我知道不可能。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爸爸回家后还要清扫院子和水井旁的阴沟,人们洗菜丢很多脏东西。对此我很不服气,目睹父亲被如此压制,对未成年的孩子是一种残酷的心理折磨。
 
说到四类分子摘帽子,好比要孙悟空申请取下紧箍咒。摘帽子的实意不过就是把“反革命分子”改名为“摘帽反革命分子。” 派出所曾主动要给我爸爸摘掉帽子,需要工作单位,居民群众讨论。若有一个人反对,就不能通过。在讨论摘帽问题过程中,我爸爸受到很大刺激。
有一次,居民讨论一致同意。我们翘首以待,结果没通过。有人偷偷告诉爸妈,唯一提出反对的是我家对门那个治保主任,说是“ 他可不能随便摘帽子。”邻居街坊为此愤愤不平。1979年平反, 很多邻居感慨地说“你们一家可被她欺负死了。”  
有时爸爸回家情绪沮丧,默不作声。有时则显得焦躁愤怒,象一只陷入囹圄的狮子。读爸爸的回忆录,才知道遭受恣意诬陷,无理的呵斥,没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尊严。多年来隐忍冤屈,精神上的压抑,重体力劳动损害了他的身体。爸爸说,他回到常熟这个伤心之地,是为了照顾孩子们长大。活下来是为了申诉冤情,以免孩子们一生受牵连。事实上,到哪里都逃脱不了同样的命运。
 
1979年秋天,我就读的内蒙师大外语系开会宣读了反右中冤案在全国范围平反的文件。爸爸写申诉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走到校园一隅,独自在农场田边坐了很久。
不久爸爸给我来信说:“我失去了20多年时间,你要好好努力,把我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

共同经历了22年劫难的父母,摄于父亲1979年平反之后

9.
苏州地区文化底蕴极其深厚,人才荟萃,爸爸受到普遍赞誉尊重,实是不容易。初到县中时并未想要当校长,他更倾心于研究教育心理学,在中国教育领域还几乎是个空白。爸爸对苏联凯洛夫教育理论研究颇深。曾发表过很多教育心理学文章,其中有一篇在1957年之前就被收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辑著作里,痛惜文稿书籍都被抄走。
2002年,吕英校长应邀参加常熟市中学老校友聚会,由母亲陪同,摄于常熟县中旧址大门口。身后是父亲曾为之呕心沥血的常熟市中学(现在的市中)1957年落难离开,这一天回来, 已经过去了45年
 
雕鹰重生,爸爸历经煎熬,重返他所热爱的教育领域,成绩斐然,传为佳话。他先是在教师进修学校78级大专班教授教育心理学,后调到常熟理工学院。苏州地区各学校邀请他办讲座,为他讲课录音。同时,爸爸在光明日报及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研究文章。我毕业回常熟后,曾为爸爸翻译了他早期教育研究的世界著名W. Slucki的小鸡实验。1980年代,爸爸四十年后重捡英语。清早买菜一回家,立刻读写英语单词,顺利通过外语考试,评上副教授,再次创造事业的辉煌。
父亲在1980年代发表的研究文章之一《孔子的心理学思想极其心理品质初探》,时在常熟理工学院
 
爸爸初到常熟这个江南小城时,常熟西门外还听到零星枪声,为保护学校和学生,爸爸常常拎着棍子在黑夜里巡校,检查学生宿舍,长年以校为家。我的二哥9个月时发烧住院,我爸爸没时间去看望,误诊去世。
 
爸爸是抗战中的热血青年,流亡四川后立志刻苦读书,考进现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爸爸写一手漂亮小楷,到教务处抄写文件。他原计划造船系毕业后到英国利物浦去深造或工作。但是目睹战乱,流离颠簸,他认识到只有教育强国,又重新考入社会教育学院,教育行政管理系,抗战结束后并入现在的苏州大学。
教育学院院长和许多教授是留美回国的教育学专家,在他们的影响下,父亲更认识到中国的教育现状。1947年5月,父亲还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写下一篇文章《教育要革命》,刊登在上海大公报头版,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
 
1949年,爸爸大学毕业在即,由地下党推荐在苏州参加革命,穿上军装,放弃到国外工作和学习机会,满腔热情建设新中国。在49年10月建国之前,苏州地委专署委派父亲到常熟县中学,当时县中民主人士陈旭伦很欣赏我父亲。文理科知识扎实的父亲负责教学工作。

我父母和同学毕业前在学院门前合影,身后是校训

 
江苏省教育厅宋厅长亲自邀请我父亲单独交谈教学经验。父亲应邀在江苏省中学大会上介绍常熟县中学教学经验,并推广到全省各中学,大大提高县中的知名度。有人评价说,吕英校长为把常熟县一所民间初中办成苏南地区闻名遐迩的重点中学,呕心沥血,为常熟教育发展,培养人才作出贡献。

摄于1949年,父母在苏州参加革命

在1957年之前,江苏省教育厅曾经三次发出调令,任命我父亲到省教育厅中教部工作,均被常熟和苏州地区扣下调令,拒绝放人。父亲事后才知道。
 
1979年平反后与老领导和老同事们重逢时才知道,当年他在反右中身陷囹圄的消息传到苏州地委,老领导捶桌痛惜失去一个难得的人才。多年来对父亲深感同情的老同志们主动相助,使父亲较早得以平反,回到教育领域工作了将近10年,得以实现他的夙愿。
 
10.
 
2000年春天,我专程回常熟接爸妈到纽约。有一天,我在开车,爸爸望着窗外,喃喃自语:“那不是我们的国家,是他们的国家。”停车后,我问什么意思。爸爸说,他们可以肆意妄为,要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我们连保护自己的权力都没有。” 
秋天父亲回国前夕,在纽约寓所中用毛笔写下一行诗句“但愿人长久”。父亲的用意之深,如今才体会。每想起这诗句,都会泪湿罗巾。

2000年,父亲来访纽约,在我家寓所门前留影

爸爸于1949年大学毕业,1957年成为“右派”被送往东北,后又转往大西北劳改,颠沛流离,九死一生。2005年,他老人家终于走完了自己苦难的一生,在常熟去世,终年87岁。
2018年4月初清明时节,卧龙般蜿蜒的虞山脚下,大片黄色的油菜花盛开,密密的青翠竹林里,时有微风穿过,一阵竹叶萧萧,我坐在林间,似有超然的心灵感应。今天在万里以外思念爸爸,借以前写的祭奠小诗,再献给亲爱的父亲。
 
又逢清明雨纷霏,虞山松青竹苑翠,莫非天公也思亲,为我举觞洒一迴。

写于纽约

2020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