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六七史 民国百年
1935年3月28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训令中国银行，在该行原有股本二千五百万元，官股五百万元的基础上，新增官股二千万元。30日，中国银行股东大会通过此项部令，并根据其指示，宣布原董事长李铭、总经理张公权辞职，由部派宋子文为董事长，宋汉章为总经理。中国银行的这一改组，标志着中国金融界最大的民族资本商办机构已经被国民党政府控制。
国民党政府这一举动让中行股东大为震惊，其手段之露骨，已经到了不顾社会舆论的地步，也因此引起了诸多猜测。当时美国《密勒氏评论报》曾认为，这是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为推行他的财政赤字政策所采取的行动；也有人认为这是以宋子文为代表的亲英美势力对政学系的打击，因为张公权本人就是政学系重要人物之一。
其实，身为漩涡中的人物张公权对此事也有过分析：财政部决定派宋子文为董事长，调自己为中央银行副总裁，而与中国银行情形相似的交通银行人事则未予变动，“显见其中尚有人事关系”，牵涉进了私人的好恶恩怨。关于这点，他在该年4月1日的日记中又一次明确指出：“此次中国银行增加官股与变动人事，于三月中旬，孔宋两先生自汉口归来，方始知之。因在行二十三年，几于年年在奋斗中过生活，与事斗争，即不免牵入人事恩怨……眼看国难近在眉睫，伺可因小愤而害大局，且因人事斗争，更难登大雅之堂。”张公权
张公权所指的“人事恩怨”究竟是什么？有一篇名为《1935年中国银行改组及蒋介石与张嘉璈的矛盾》的文章认为，实际上指的就是他与蒋介石的矛盾。而中国银行的突然改组，即为张、蒋矛盾激化所致。
张公权是当时中国金融界的巨子，特别是因为1916年领导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抵制北洋政府停兑令而闻名于金融界，他也是蒋介石曾倚为财政支柱的江浙财团中一位重要人物，与蒋介石的关系一度也很亲密。早在北伐战争前，张公权和中国银行就以实际行动给予广东革命政府以同情和帮助。1924年8月，广东政府为筹措军费而成立中央银行，为了提高银行的新纸币信用，张公权曾指示中国银行借款五十万，以助中央银行走好第一步。北伐军抵达赣州时，需款甚急，又是张公权设法在上海汇寄三十万元巨款。此举对张公权及中国银行来说是承担风险的，当时孙传芳正在南京调动军队与北伐军决一死战，而上海也在孙的控制范围内，如若被孙传芳察觉，立刻大难临头。
蒋介石对张公权也很笼络，北伐军出发伊始，就电令各军对沿途之中国银行一律保护。蒋介石到达上海后不久，张公权因母逝而居丧在家，蒋介石也降尊纡贵，亲往张宅吊唁，以示优宠。平时也常和包括张公权在内的其他金融界巨子一起讨论财经政策。
随着蒋介石逐步稳定了自己的统治，蒋与张公权的矛盾也逐渐产生并扩大， 蒋、张之间的矛盾产生有以下几条具体原因。
其一，经济上的掠夺与控制。蒋介石到达上海后，很快就向上海资本家强征硬索，中国银行则首当其冲，比如发行了大量公债，均由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张公权当着蒋介石的面就大叹过苦经，甚至表示不能事事都如蒋介石的意，这种不甘驯服的态度是让蒋介石不能满意的。
为了达到控制和吞并中国银行的目的，国民政府还计划将中国银行改为中央银行，这也遭到了张公权的坚决反对。他认为，多少年来，中国银行这块招牌已经深入人心，是一笔无形资产，如果改为中央银行，则改变其一贯坚持的独立精神，随长官意志为进退，不久必将被摧毁。
其二，私人感情的恶化。张公权长期在金融界高层工作，对蒋介石常流露出来的江湖习气不能习惯。北伐开始时，张公权本答应蒋介石，到达汉口时如需用款项，可向中国银行预支一百万元．后因军事发展迅速，这笔钱未提现。
作为一名金融巨子，张公权自视甚高，因此在与蒋介石的交往中往往口不择言，态度傲慢，也引起了蒋介石的强烈不满。比如在一次谈话中，张公权因对蒋介石与各派军阀互相倾轧混战表示不满，就引起蒋介石的猜忌，担心他有勾结桂系与奉张的可能。更有甚者，在1928年9月，蒋介石电邀张公权去南京见面，张公权因担心蒋介石委任他为财政部长，故复电拒绝。这一抗命行为让蒋介石大怒，随即从南京赶到上海．召集留沪中央委员开会，提出查封中国银行并准备下令对张公权进行通缉。此事后来虽经人调停而消弭，但两人的感情却产生了很深的裂痕。
其三，财政政策上的分歧。由于连年内战，军费开支庞大，政府财政拮据，国家预算无法平衡，只能通过赤字开支政策来筹措所需军费，诱使银行界转向购买政府公债以谋取利润，这种投机现象对恢复生产极为不利，并且酝酿着金融风险。因此张批示中国银行着手抛售政府公债。
以上种种，促使蒋介石采取断然手段驱逐张嘉璈（字公权）。
1935年3月22日，蒋介石密电孔祥熙，称：“国家社会皆濒破产，致此之由，其症结乃在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能统一，其中关键全在于中、交两行固执其历来吮吸国脂民膏之反时代之传统政策，而置国家与社会于不顾；若不断然纠正，则革命绝望，而民命亦被中、交二行所断送，此事实较军阀割据破坏革命为尤甚也。今日国家险象，无论为政府社会计，只有使三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乃为国家民族惟一之生路。务望转达林主席、汪、孙、于、居、戴诸公，坚持主张，贯彻到底，以救垂危之党国。闻中行总经理张公权君有意辞职，弟意应即出劝其决心完全脱离中国银行关系，而就政府其他任命或调任。”
1935年4月，国民政府再次修订中国银行条例，完成中国银行的所谓“国有化”，而实际控制权事实落入四大家族手中，成为蒋介石集团的金融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