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六七史 民国百年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内部纷争不断。到了1920年，皖系直系已经势同水火。军费激增导致财政上的日渐紧促，教育开支一削再削。

1920年秋季开学之际，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不无沮丧地向全校师生宣布，学校近来出现颇为严重之经费困难。由于北京政府的财政拨款迟迟不到位，北大日常运营所需居然要靠四处赊账，倘若“长久不付钱，下次就赊不动”，“譬如电灯、电话、自来水，不能欠钱太多，欠了太多，电和水就不来了，电话也要叫不通了！”临近中秋节，因建筑公司的欠款催逼甚急，蒋索性逃到了西山躲债。堂堂一校之长，竟落得如此狼狈，这在时人看来，殊堪发笑。

然而随着时局之日益恶化，政治动荡、军费激增，与之形成鲜明对照，非但北大，京城其他各大高校之经济状况可谓俱跌至谷底，情形已绝非一个“笑话”可轻松带过。1921年4月，因索薪无果，北京八校（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和北京美术学校）教职员宣布辞职，后酿成“六三事件”。次年秋天，北京国立八所大学校长更是集体辞职，表示“窃近年以来，教育经费支绌异常，校长等力所能及，无不竭力维持，兹以开学在即，不名一钱，匪特教职员受经济上之压迫，生活不能自由，即学校行政亦复受影响，几于停顿。国家财政困难，校长等未尝不深切顾虑，无如积欠已在五个月以上，实无法以应付！”

无论请愿，抑或辞职，皆改变不了时局激变所引发的经济萧条。至1926年，各高校教授们已至忍耐之极限，据《申报》载：“所有债主，陆续而至，教职员个人方面，大多数亦俱以薪水积欠过巨，典质一空，不克维持其生活……事实上，学校暨个人两方面，已到山穷水尽之际，负债累累，至少非有一个月之经费，不能应付。”

以鲁迅为例，1920年时年薪被拖欠3个月，次年被拖欠半年，到了26年，鲁迅已干脆不于日记里细算这笔糊涂账。

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后起之秀顾颉刚此时之窘境谈得上是山穷水尽。这一年其“在两个多月之中只领到一个月的一成五厘，而且不知道再领几成时要在哪一月。友朋相见，大家只有皱眉嗟叹，或者竟要泪随声下！”年初，北大仍无法按时发薪，顾兼职的孔德学校也“亦仅半薪”，无奈之下，他只得请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可还许多小债”。然此终非长久之计，由于不能拿着白花花的大洋回来，顾在家中地位亦一落千丈，妻子时常面露“不怿之色，萃面盎背”，更让其郁闷之极。到了6月份，实在无计可施，顾向恩师求援，“近日手头干涸已极，后日须付房金。没有法子，只得向适之先生开口借钱，承借六十元”。然胡适亦不是印钞机，其生活水准也随局势恶化而风光不再。穷困到无计可施，向来视学术为生命的顾颉刚不得不“卖稿”，用其言讲，即把学术变成了“生计的奴仆”，“以至有不忠实的倾向而生内疚”。

由于北方军事情况趋于紧张，北京城内上午能看到飞机投弹，晚上则炮声不绝，著名报人胡政之描述的彼时情形为“今日环围北京之军队，不下十数万。而一出城门，招兵旗帜，犹随处可见”。当年更是爆发了“三·一八”惨案，这对知识阶层内心之震慑力可想而知。

据时在北大执教的梁实秋回忆，“教员的薪俸积欠经年，在请愿、坐索、呼吁之下每个月只能领到三几成薪水，一般人生活非常狼狈，学校情形也不正常，有些人开始逃荒”。穷则思变，所谓“逃荒”，实另谋高就之意。恰好厦门大学刚刚新设的国学院，正摩拳擦掌，欲招兵买马。已从北大调往厦大任教的林语堂，以文科学长的职务，利用原来的人脉关系，向往日那些苦于衣食无着、提心吊胆北大国学门老同事们抛出橄榄枝。林经过广泛联络，且其开出的待遇也足够诱人，以北大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为首，包括鲁迅，顾颉刚、张星烺、魏建功、林万里、孙伏园、章廷谦、容肇祖、陈乃乾、潘家洵、黄坚、丁山等人集体南下 。

广东中山大学亦从这股学人南下潮流中获益匪浅。1927年中大公布了一份文史学科教授名单，原在北平任教的傅斯年、顾颉刚、江绍原、汪敬熙、冯文潜、毛准、马衡、丁山、罗常培、吴梅、俞平伯、赵元任、杨振声、商承祚、史禄国等人赫然在列。

1928年夏，国民政府筹建武汉大学，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指派刘树杞、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麦焕章、黄建中、曾昭安、任凯南八人为筹备委员，其中李、王、周俱是南下的北大教授。

教师们纷纷南下谋生，青年学子们也大批负笈求学。据《晨报》报道：“自北伐军占阳夏，由沪往粤投效者三日之内达三百人，由京往粤投效者六百人，类皆大学学生”。这份报纸还专门刊出一幅题为“孔雀东南飞”的插画，生动描绘居京知识群体的浩浩荡荡之南下盛况。众人先后逃离后的结果，自然是北平知识界的寥落不堪，“留下来的也大多销声匿迹，深自韬晦；走不开的许多教授，也大多考虑如何应变，另谋出路；或者转到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去。北大从第一院到第三院，呈现一片零落景象。”

这一批学术候鸟们集体向南迁徙，带动了南方学术之发展，遂扭转了民初以来南北文化格局发展的不平衡，南方学界的活力与影响力大为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