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中共“兩會”的新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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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 王丹:中國“兩會”的一些新論述2021年3月5日,電視屏幕在香港播出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NPC)開幕式的新聞。美聯社

正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全國人大、政協“兩會”,總體來看是例行公事,一以貫之地體現其“花瓶”一般的專制裝飾品的角色。但如果我們仔細檢視“兩會”的一些文件和講話,還是可以找到一些也許具有分析價值的東西。這也是“兩會”被普遍認為是一個笑話,但是每年還是引人關注的原因。

今年的“兩會”,外界比較關注的當然是“十四五規劃”和香港選舉制度改變的議題。不過,我在相關報道中也注意到,中共“兩會”的官方語言中,表達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論述。

第一個就是“新發展觀”,這是最近一年來開始在中國官方媒體上出現的一個詞,在這次“兩會”上得到了更明顯的突出地位。所謂“新發展觀”,從內容上看,與 “習近平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沒有什麼大的區別,等於是把一套陳腔濫調重新冠以一個新的名字。我認為,這反映出“習近平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個名稱雖然已經寫進黨章,但習近平並不滿意,因為雖然前面有“習近平”三個字的設定,但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1980年代就提出的說法,了無新意。習近平需要一個更有個性、更有特色的名稱來概括自己的所謂“思想”,“新發展觀”很可能就是這樣的一個替代品。這也是習近平尋求自己“歷史定位”的一個部分。

第二個就是“文化認同”,這是習近平在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座談時的講話中提出的。他到內蒙古代表團去講話,顯然是要針對中共口中的“民族問題”發表自己的論述,“文化認同”就是這樣的一個比較新的提法。“文化認同”,顧名思義,就是要從文化上加強民族地區對於漢族文化的認同。對此,習近平直言不諱地指出,建立“文化認同”的具體方式之一,就是要“全面推行使用國家統編教材”。這從側面證實了,去年開始在內蒙度自治區強行推動中小學教材改革並引起當地人民強烈反對的政策,就是來自於中共最高層的既定方針,也就是要在民族地區通過重新建立新的“文化認同”來消弭已經出現的離心傾向。從習近平的定調我們可以預測,這樣針對民族地區的“文化認同”運動,未來還將會持續強化進行。

第三個就是所謂的“中國式民主”。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概念,但“兩會”一開始,官方媒體例如《人民日報》就用社論的方式大篇幅宣講這個概念,還引用日本和美國的一些學者的觀點,把“中國式民主”的概念用來對比西方式民主,這顯然是宣傳上刻意安排的結果。中共很久沒有專門講“民主”問題了,在這次“兩會”上提出“中國式民主”的概念,應當與已經延續一年的全球性疫情有關。它反映出,當歐美國家至今還陷入疫情的困境中的時候,自認為已經成功解決和控制了疫情的中共,似乎有意要藉此尋求對於“民主”這個概念的詮釋權。《人民日報》的社論大言不慚地提出,中國式民主或許可以解決西方民主的弊端,也反映了中共在全球意識形態領域中試圖擴張自己影響力的動向。他們力圖說明,世界上有不同的民主形態,西方的民主和中國式民主,而現在的世界應當按照“中國式民主”的方式理解民主。這在未來,也會成為中共大外宣的一個重點。

上述的三個論述,說起來都不是最新的創造,但是重新提出來進行強調,就有其值得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