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色的八月

虽然，开展文化大革命是从传达《５１６通知》开始的，而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更是在８月１３日发出的，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早在春天就燃烧起来了，每一个中国人都预感到，一场更激烈的政治运动就要开展起来了。

本来，早从１９６５年开始，对于毒草电影的批判，就已经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后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连没有什么文化的底层人民，也预感到中国要出事了。出什么“事”呢？用老百姓的话说，那就是又要“运动”了。“运动”，就是要整倒一批人，把一批人打入地狱，再使另外的一些人飞黄腾达，然后老百姓还是过穷日子，只是心里感到距离进入天堂已经是又近了一步。

而这次的运动却比以往任何一场运动都来势凶猛，这次运动是朝着高层人士来的，更是冲着所有知识分子来的，所以，运动还没有开始，全社会就笼罩在了一片恐怖之中，谁也不知道这场运动将会触及到谁，谁也无法预料自己会不会在这次运动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们只是屏住呼吸静观事态的发展，或者就是听天由命地等着灾难的降临。

５１６通知下达之后不久，学生们就停课闹革命了，学生们闹革命，就是斗老师。在天津第一个闹起革命来的是耀华中学，耀华中学是天津的名牌中学，教育质量高，学校的设施更好，解放前是天津的一所贵族中学。这样的一所学校，肯定就是封资修的大本营，学校的教师自然也就是革命的对象了。我的一个弟弟，当时正在中学读书，一天晚上他没有按时回家。全家人紧张地一直等到夜半，最后当他回来时，人们发现他面色苍白，吓得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全家人向他询问，他只是哆哆嚷嚷地乱比划，好不容易说出了几个字，家里人还以为他是说胡话。

“老师，老师，跪在地上，打打，拿木棍打……”

全家人顾不得再向这个弟弟询问，只得先安抚他不要害怕，第二天，不必再询问什么，各个学校都把老师拉到大街上，给每一个老师戴上一顶高高的纸帽子，让他们排成长队，还自己敲着破锣，学生们则扮作战士，穿着军装，用大木棍押着他们的老师游街了。

社会上，人们还不能理解文化大革命何以把老师当成了敌人，但学生们的革命激情却燃烧起来了，整个一个天津市，每条马路上，每时每刻都有学生们押着他们的老师游街，被革命唤发起来的智慧是可爱的，学生们想出了一切办法丑化他们的老师，我看见过学生们在他们老师的身上糊满旧报纸，旧报纸上写着他们老师的名字，再用红墨水在老师的名字上画个大大的十叉。我还看见有的学生押着他们的老师游街，让他们的老师每人拿一只破铜盆，老师们一面走着，一面敲着破铜盆，敲一下，自己喊一声：“我是修正主义分子谁谁谁，我是王八蛋！”学生们自然非常得意，但在旁观望的市民，却都是一副冷漠的面孔。

革命开始了。

看着社会上发生的一切，我最担心的就是哥哥的境况，哥哥在一所中学教书，多年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培养学生也真是鞠躬尽瘁了，哥哥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谨小慎微，从来不多说少道，更不像我这样对什么事情总是要问个为什么。哥哥相信马列主义，更相信他的领导告知他的一切，从来没有怀疑过任何一家报纸的社论，而且他更是想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现，无论上面号召什么，他都是积极投入。１９５８年大炼钢铁，他在学校里自己筑起了一座土“高炉”，日日夜夜守在他的土“高炉”旁边，吃在炉边，睡在炉边，“钢”没有炼出来，人倒先病倒了，得了病他还不肯离开前线，后来发展为严重的心脏病，最后不到６０岁，他就去世了。

忠心耿耿的哥哥当然不会犯任何错误，但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他肯定不会幸免于难。匆匆跑到哥哥家里，果然哥哥早就被打成牛鬼蛇神了。

也真是对于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了，怎么就发明了一个牛鬼蛇神的词儿了呢？曾经有过地主、富农，还有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好歹也有个指向。地主有土地，富农的日子过得比一般农民好，反革命分子要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或者杀人放火，右派说过反党的话，胡风分子，认识一个名字叫胡风的人，等等等等。那么，牛鬼蛇神又是一些什么人呢？说不清楚，也不需要说清楚，说牛鬼蛇神通通要打倒，就把一切划为是牛鬼蛇神的人打倒在地，然后再踩上千万只臭脚。

何谓“牛鬼蛇神”？翻译成民间话语，就是过去常听人说的那句“这帮乌龟王八蛋”，对于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来说，一切反对自己的人，一切可能反对自己的人，一切看着就像是反对自己的人，统统都是“这帮乌龟王八蛋”，说得政治些，就是牛鬼蛇神了。

谨小慎微的哥哥何以被打成牛鬼蛇神了呢？什么原因也没有，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教师。跑到哥哥家里，已经是入夜时分了，哥哥还没有回来。祖父和哥哥住在一起，疼爱大孙子的祖父告诉我说，哥哥一连多少天吃不下饭，晚上一听见街上有什么声音，吓得就整夜不能入睡，祖父怕他出意外，只要他一回家，就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祖父担心哥哥经受不住学生对他的侮辱，更经受不住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很晚很晚，才听见有人上楼的声音，脚步声是那样的沉重，祖父立即迎了过去，几乎是祖父搀扶着哥哥走上了楼来。

哥哥看见我向他迎过去，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用力地咬紧嘴唇，他怕哭出声音。

我怎么安慰哥哥呢？只能是扶他坐下，再给他送过一杯水，看他似是平静下来了，我才对他说：“坚强起来，你什么问题也没有，不要怕。”

哥哥还是咬着嘴唇向我点了点头，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又微微地闭上了眼睛。

哥哥内心的痛苦我是能够理解的，他忠心耿耿地在学校工作了几十年，而且全心全意地相信共产党，从来没有过一丝离心离德的念头；今天，突然他也成了革命的敌人，他于感情上实在是无法接受。我也能够想到，这样的人都非常脆弱，他们很可能选择极端的道路，他们只能在阳光下生活，他们没有能力经历劫难。

无论祖父和我怎样劝解，哥哥仍然不能平静，我就对哥哥说：“你不是没做什么坏事吗？你没做过坏事，而且你还好好地教了这许多年的书，光明磊落，他们把你当作牛鬼蛇神，这是他们的耻辱，越是这样越是要活得理直气壮。”心胸狭窄的哥不会接受我的劝解，他只是叹息着，疲惫不堪地坐在椅子上，微微地闭着眼睛。

直到很晚很晚，我们才劝着哥哥吃了一点东西，最后我又陪他回到他的房里，回到房里，突然哥哥放声地痛哭了起来，一面哭着，还一面对我说：“如果我有了什么意外，你定要把你的侄子侄女抚养成人，教育他们热爱毛主席，教育他们听党的话……”

是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哀，无端地受到如此野蛮的凌辱，如此无端地受到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他怕自己没有能力活下去，但他还在想着教育自己的儿女热爱领袖，还教育自己的儿女听话。

一直到入夜，哥哥才似是安静了一些，他看着天时已经不早，就劝我也应该回家去了。我是下班之后直接到哥哥这里来的，家里一定担心我会出什么事情，因为妻子早就预感到我是逃不过这一场劫难的了，当然，妻子也知道我不会有任何意外。

从哥哥家里出来，大街上还挤着成千上万的人，电车已经不能行驶，每一条大街都是灯火辉煌，中国就像是过重大节日一般，每一个人、每一条马路、每一个窗口，都燃烧着烈火一般的激情。不知道多少高音喇叭在放送着歌唱领袖的歌曲，一队一队的游行队伍，在高声地喊着“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也就在一队队的游行人群中间，还走着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这些人被涂着黑脸，穿着纸糊的衣服，扛着中国传统祭祀死人的纸幡，游行的人们把一切可以敲击的响器拿了出来，大鼓，铜锣，而牛鬼蛇神们又每人一只脸盆，大家一起敲着、喊着、跳着，缓慢地走着。

一直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我才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一直走到天津最热闹的劝业场地带，那里正在开斗争会。就在马路的中间，搭起了一个高高的台子，就和戏楼一般，上面还挂着横幅，台上高压水银灯亮如白昼。抬头向高台上看过去，一下子，我几乎吓呆了，满满地在台上跪着几十个人，听下面的人说，是斗争原来的一家财主，“劝业场就是他们家的”，老天津卫有名的高姓人家，跪在最前面的自然是这户人家的家长了，后面是他的儿女，男人们穿着西装，自然是被丑化了的，女人们则穿着那个时代早就绝迹的旗袍，最最让人不忍心看的，就是跪在成年人身后，还有几个孩子，看着最小的一个孩子，也就是三几岁的样子，他会知道世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乖地跪在台上，听他身边的人喊口号，更有一个红卫兵抬起一条腿，把穿着军靴的脚，踩在孩子的头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台上台下，几万人同声地一齐高喊口号，那声音让人听着真是毛骨悚然。

台上的红卫兵小将们自然人人气宇轩昂，人人都是一只手叉在腰间，一只手抓着牛鬼蛇神的头发，抬起一只脚，踏在牛鬼蛇神的背上，大有革命成功的气概。而最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景象却是，围在台下看热闹的人们，许多人的眼里闪动着兴奋的目光。看那神色，就像革命许诺给他们的美丽人生，今天已经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了，他们终于看到了敌人的可耻下场。

绕开热闹地区，我只能选择静些的小胡同走，小胡同里灯光很暗，人们都跑到热闹地方看革命去了，但走着走着，就看见在黑暗处有两个黑影，呆呆地立在那里，不像是什么生命，可又看不清是什么物件，胆怯地向前走着，啊，我几乎吓得喊出了声来，原来那两个黑影是两个人，跪在那里，再走近些看，是两位老人，一男一女，明明是一对老夫妻，他们已经跪了很久很久，两个人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几乎是瘫在了地上，让人不敢相信他们还有呼吸。

再向四周看看，这两位老人的身后，并没有任何人看守，红卫兵显然跑走看热门去了，可怜的是这两位老人就在红卫兵离开他们的时候，也不敢稍稍休息一会儿，他们还是跪在小黑胡同里，连一点声音也不敢出。

走过热闹的劝业场，再走进黑暗的小胡同，台上跪着的孩子，红卫兵踩在孩子头上的一只大脚，更有小黑胡同里跪着的一对老夫妻，我似觉得自己正在地狱中穿行，中国，已经变得完全陌生了。

这一切不需要理解，也不需要思考，我读的书不多，经历也不丰富，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很容易使我产生了许多联想。我只是一个平民，我只知道以自己的直觉感受世界，我不懂得什么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也不需要站得高些、或者是看得远些，更不知道要去看什么深远意义，我就是看见红卫兵踩在孩子头上的那只脚，我还看见了小黑胡同里跪着的一对老夫妻。

革命会使一些人吓得精神崩溃，但看见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我反而变得镇定。革命总是要消灭一些人，如果说我曾经逃过了１９５５和１９５７两次劫难，那么１９６６年，对于我来说，将是大限了。一个孩子尚且被踏上一只脚，谨小慎微的哥哥尚且被打成牛鬼蛇神，一贯被认为立场反动的我，能逃过这一场革命吗？作好思想准备，我预感到一场大劫，正在等着我。

回到家里，妻子看我没有什么变化，舒了一口长气，然后才向我询问工厂里的革命情况，据妻子说，他们工厂的革命已经开始了，许多工程师被拉出来跪在大院里，造反派的英雄们，在工程师们的身后狠狠地踢他们。

没有说什么话，早早地睡了，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去工厂的路上匆匆赶到哥哥家里，祖父告诉我说，后半夜大约３点，哥哥被红卫兵从家里拉走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点消息。

◇　革命初始

工厂里贴出了大字报：《为什么我们这里还是死水一潭？》看着社会上的革命热潮，富有革命热情的激进人士们已经坐不住了。革命自然要有对象，随之就有向我发难的大字报贴了出来。本来，从农场回来之后，我在工厂里最是小心谨慎，不多说一句话，更不敢发表评论，让我做什么我就低头去做什么，要想拿我开刀，我自认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当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时时讲的年代里，想从我这样的人身上找点什么罪名，那不是太容易了吗？

社会上闹起了革命，学生们斗争了老师，地富反坏右、反动资本家都受到了“冲击”，工厂里，“群众”的情绪一时时地高涨，工厂党委没有接到通知，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就只好一旁看着，听天由命地等着革命形势的发展。

１９６６年的８月２６日，工厂里的革命终于暴发了，才一到工厂，就觉得情形不对，一些工人手持木棍站在工厂门口，就像是警卫一般，活像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当我走过工厂大门的时候，我看到持棒站岗的工人向我投射过来凶恶的目光。不光是我有了某种预感，工厂里每一个人都预感到今天一定要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平日我走进工厂，人们还很随便地在我身边走来走去，今天走进工厂，迎面走过来的人就像躲避瘟疫一般地躲着我走路，人们连头也不敢抬，似是不敢看将死的人一样，人们害怕留下可怕的记忆。

难道今天真地要活活把我打死吗？

我做好了精神准备。

上班铃才响过，就像是刮起了狂风暴雨一般，安装在大院子里，安装在车间里的每一只大喇叭都放出了赞美领袖的革命歌曲，真地革命就要开始了。还没容我去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看见人们呼喇喇地全往大院里跑，最先高举革命大旗的英雄们正在工厂大院集合呢。

领头的是一个工人，我认识，肤色极黑，没有文化，可能是因为出身好吧，就自觉地担任了领袖，他手里拿着一根大木棒，就是镐头的大木柄，一米多长，胳膊一般粗，一棒子就能打死一个人。可能是自发组织起来的战士们站成一列长队，胳膊上也佩着红臂章，每个人手里也都拿着大木棒，看着少说也有五六十人。这一些人站成一列长队；正听那个领袖喊话，远远的我听见领袖向他的战士们喊着说道：“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站起来的日子到了，现在我们立即出发去抄那些反革命的家，把他们的老窝砸碎，回来我们再收拾那些王八蛋们，牛鬼蛇神们听着，你们的末日到了。”

然后，这些人跳上一辆大卡车，一阵风，就开走了。他们去砸谁的老窝呢？想都不去想他，即使他们去砸我的“老窝”，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抄家之风已经在社会上刮起来了，每天都看见红卫兵们耀武扬威地抄牛鬼蛇神的家，一大车一大车的家具，衣物被拉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也有的当众焚烧，一团一团熊熊的大火就在街头上燃烧着，满街砸碎的器皿，据说都是封建时代的遗物，而至今仍然保留着这些东西的人，其实是梦想着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

大约到中午时间，抄家的英雄们回来了，同时还拉回来几汽车的旧家具，据说还有贵重的衣服，都是工厂里那些富裕人家出身的人的东西，这些人虽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他们的家庭比一般工人家庭要富裕，所以就成了这次革命的对象，再有的人过去是私方人员，还有的人家有历史“污点”，革命一来，就无一能够得以幸免了。

听看热闹的人回来说，好像没去抄我的家，因为我是思想反动，立场反动，这些反动的货色是带在身上的，是藏在脑袋瓜子里面的，去家里，很可能倒抄出著作来了，我不会把反动思想写在纸上、再贴在墙上的。

抄家的英雄们回来之后，倒也没有别的任何行动，但工厂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人人都预感到一场暴风骤雨就要降临了。这场暴风骤雨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也不过就是社会上的那些做法吧，游街，当众罚跪，任由人们辱骂，逆来顺受吧，人人都接受这个现实，我一个人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做好了精神准备，我不想反抗，也不敢反抗这场暴风骤雨。

我正在车间扫地，到这时候，我已经成为车间辅助工了，因为早从社会上一开始革命，就有人提出不能把生产指挥权交给一个右派，那时候有一部电影，说农村一个地主破坏生产，公社让他赶大车，他就狠命地打牲口，于是贫下中农说，要把赶车的鞭子从地主的手里夺过来。按照这个逻辑，我也就不能再做什么生产管理员了，工厂的人事部门通知我当辅助工，我立即拿起大扫帚，打扫卫生了。

在车间里扫地，就看见许多人在外面贴大字报，把车间外面的墙壁都贴满了，偷偷抬头向墙上看过去，许多大字报上都歪七竖八地写着我的名字，名字上还打着红叉，名字下面写着“一定砸烂狗林希的狗头”之类的字，除了我之外，大字报还说要砸烂其它几个人的狗头，都是五类分子之类的人物，也点了工厂党委书记的名，问他为什么压制工人的革命热情。

我自然知道，这些大字报意味着革命风暴就要向我扑过来了，还是那句话，等着吧，如今已经是插翅难逃了。

午饭过后，工厂大院里就闹起来了，只听见人们在喊革命口号，也看见人们往大院里跑，我不敢出去看热闹，就蹲在车间角落里等着有人来抓我，果然，就在大院里的一片口号声中，几个工人闯到车间来，在角落里找到我，恶凶凶地向我吼道：“狗林希，出来！”

不敢违抗，连让我出去做什么都不敢问，我就跟着这几个人从车间里出来了，那几个人带我走到工厂大院，我心里突然烧起一种火焰，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就像是一只被激怒的野兽，我几乎要发疯了。

黑压压，工厂大院里跪满了人，我看见跪在最前面的是总工程师，后面有几个有历史问题的人，还有几个技术人员，跪在院里也无所谓，外面革命的情况我也不是没看见过，最最无法接受的是，工人们想出最下流的作法，让每个跪在院里的人，嘴里叼着一只臭鞋。

车间里，总是堆着一大堆臭鞋，也不知道是谁的鞋，干脏活的时候，找来一双就穿上，穿过之后，就丢在车间里，日久天长，车间里总有一股臭味。如今揪牛鬼蛇神，真不知道是谁想出了这样一个下流的作法，把最脏最臭的鞋，给牛鬼蛇神们叨在嘴里，真也是恶毒到极点了。

还没容我想好在这种局面下应该如何办，早有人把一顶纸糊的帽子扣在了我的头上，我还没有挣扎，立即又有一个人过来，把一只臭鞋向我举了过来：“叼上！”

啊上！叼上！疯狂的人们一起喊叫着，不知道是多少只拳头向我挥着。

立即，那只臭鞋已经塞到了我的嘴边，一股恶臭呛得人不敢呼吸，紧紧地咬着牙关，我就是不肯张开嘴巴，似是我的举动激怒了革命群众，那个拿臭鞋的人，突然一使劲，把那只臭鞋压在了我的嘴巴上。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是从哪里来的一股邪劲，在众人的揪扯下，我用力地挣扎出来，向着围着我的人群，我大声地说道：“无论我有什么罪，国家有法律，我接受国家法律的制裁。”

人们没有想到会有人不服从他们的侮辱，我的反抗使人们变得疯狂了，立即就出来一个人向我问道：“你是不是右派分子？”
“曾经是过！”我冷静地回答说。
“你是不是反革命？”那个人又向我问着。
“我不是。”我还是冷静地回答着。
“让他叼上！”人们自然不会和我多费唇舌，又有人向我喊了起来。

我当然还是不肯叼那只臭鞋，就在我躲闪的时候，人群中有人喊了起来：“打死他！”突然，就像是天黑下来一样，我只感觉到有人在我的头上狠狠地砸了一拳，呼喇喇不知道多少人就向我涌了过来，我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一下就被人打倒的，也不记得头上挨了多少拳，身上又挨了多少脚。我只听见人们喊叫着，只觉得似是有一股狂风滚动在我的身下，我被人们踢过来，又被人们踢过去，世界变成一团黑暗，我听不清人们在喊着什么，也感觉不到人们在怎样打我，又是怎样踢我。

不知道是多少只脚踩在我的头上，也不知道是多少只脚在踢我，又是多少只拳头在狠狠地打我，我似是也感觉到有人抢起木棍向我的后背打了下来。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了，也没有时间想我会不会就这样被他们打死，更没有去想这场野蛮的拳打脚踢要到什么时候结束。

据说，工人们兴奋了，多少年之后，一位好朋友告诉我说，在我被打的时候，从工厂各处不知道有多少人疯狂地往大院里跑，人们一面跑还一面喊叫：“打便宜人去呀！”那位朋友看到这一切，他说至少有上千人围着打我，外面的人打不着我，就使劲往里面挤，从里面打够了我的人被挤出来，我的朋友告诉我说，那些人的眼睛里闪动着兴奋的光芒。

打人，可以让人的血液沸腾，而把一个人活活地打死，更会让人变得疯狂。工厂里的人们，也就是社会底层的穷苦人，平时看着如我这样的人斯斯文文，心里就老大的不舒服，今天我被人们踩在脚下，可以活活地打死，他们心中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这场革命所以能够在几天的时间里把群众“发动”起来，就是先激起人们的疯狂，那些在老师们的面前规规矩矩的孩子，那些不堪承受功课之苦的学生，那些对老师每天的训斥早就怀恨在心的少年，一旦有了可以任意辱骂和折磨老师的权利，立即他们就会卷起一股狂潮，一场空前野蛮的革命，就一日之间开始了。

被踩在众人的脚下，更被愤怒的人们踢得滚过来、滚过去，我几乎已经失去了知觉，这时，我真地有一种死的预感，如果不出现奇迹，人们不会停手，而此时此际，在中国打死一个人，或者说是打死一个知识分子，那就和随便打死一只苍蝇一样，不会有人追究任何责任的。不光是没有责任，还要受到赞赏，因为他打死了一个敌人，用当时流行的句话说，那就是：“要铲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就在我躺在地上等着被人活活打死的时候，突然人们停住了手，我身上也觉得再没有人踢我了，停了一会儿，就听见有一个人向我大声地喊着：“狗林希，你怎么敢和革命群众对抗，把他揪起来！革命的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上狗林希的当，他想打乱我们革命前进的步伐，我们坚决不答应。革命的同志们，你们把狗林希交给我们，我们一定把他治得服服帖帖！”

就在这位工人向大家说话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人把我从地上拉起来了。遭到人们的毒打之后，当时我几乎没有疼痛的感觉，就是觉得全身的皮肤发胀，头也重得抬不起来，努力睁开眼睛，又什么也看不清楚，我想象一定是被打得全身是伤了。凭直觉，我听出向人们说话的人是一位车间的老工人，他因为出身好，在车间里一直是政治骨干，在刚刚结束的四清运动中，他是车间的领导成员，也是车间党支部的委员。这位老工人一直是车间的政治核心骨干，但他对我一直很好，虽然也不说什么同情的话，但他从来不和我为难。可能是他看见我已经被人们毒打得几乎就要失去知觉了，不能出面搭救我，就以车间领导的身份出来解救我，但他不能为我开脱，就说是带我回车间去“狠狠地收拾”我，而且还定要把我治得服服帖帖。

众人只顾着打我，把满院的牛鬼蛇神丢在一边了，不把我交代一个地方，革命已经无法进行了，这位老工人来的正是时候，大院里的革命群众就让老工人把我带走了，他们还有革命使命要完成呢。

跟在老工人的后面，拖着重重的脚步，我走回了车间，这时，老工人把我带到车间后面的一间小黑房里，让我坐在一条板凳上，然后自然是恶凶凶地对我说：“林希，你听着，你和革命群众对抗，绝对没有好下场，只有低头认罪，才是你惟一的出路。”

说过，老工人就把我扔在小黑房里，又把房门从外面锁上，还留了一个青年人在房外看守，然后他就离开了小黑房。

是这位老工人救了我一条命，如果不是他出来解救，就是人们不把我打死，也会把我打成残废。被关在小黑房里，我依着墙，这时才有了疼痛的感觉，腰部被他们狠狠地踢过，从后背到尾骨，疼得难以忍受，肩膀也疼，腿也疼，头发被他们揪得更疼。看看胳膊、看看腿，胳膊、腿上好几处地方已经踢得又红又紫，至于看不到的地方，那就更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这时，我的脑袋空荡荡的，什么想法也没有，我只想喝水。

◇　祸从天降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不到半年的时间，我才结婚，有了一个家庭，妻子是一个工厂里的工人，甘心和我过苦日子，而且绝不嫌弃我的右派身份和胡风分子的可怕政治背景。在我建立小家庭的时候，我也只是以为大的政治风暴可能已经过去了，从今之后，只要自己老老实实地出卖劳动力，养家活命总还是可以的吧？但谁也没有想到，紧跟在一切政治运动后面的，竟然是这样的一场浩劫，它把整个的一个中国推开了灾难的深渊，除了“四人帮”那几个败类之外，几乎无人得以幸免。

早在工厂还没有开展运动之前，妻子就嘱咐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一定要逆来顺受，万不可犯“混”脾气，要知道你已经是有家的人了，而且这时妻子已经怀孕四个月，进入８月以来，妊娠反应越来越厉害，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妻子已经就要支持不住了。

但，政治无情，文化大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早在我被打成牛鬼蛇神之前，她在工厂里就已经被视为是反革命家属，每天下班之后，除了参加大家都得参加的政治学习之外，妻子还要再集中到一个地方去参加反革命家属的学习。这样，每天她从工厂回来，总要到很晚很晚，有时候，马路上开批斗会，电车不能行驶，她还要步行１５公里，一步步地走回家来。妻子为我受的劫难，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

８月２６日夜晚，妻子又很晚很晚才回到家来，一直等到入夜１２点，还不见我的踪影，她估计我在外面“出事”了，虽然一点东西也吃不下，但想到第二天还要上班，更想到才怀孕４个月的孩子，强迫着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和衣倒下、更是强迫自己睡一小会儿。第二天，她又去工厂上班，心里乱乱糟糟地挨过一天，晚上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学习，再回到家来，还是没有我一点消息。这时妻子真是坐不住了，想去打听打听我的下落，可是找谁去打听呢？向工厂里打个电话？那就更不可能了，谁会在电话里告诉她我的情况呢？在疯狂的年代里，一切正常的想法都是疯狂的，强迫自己安静下来，她勉强休息一会儿，第二天早晨，早早地还要往工厂跑。

在万分的焦虑中度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这期间，有两天的时间下着滂沱大雨，晚上从工厂回来，又没有电车，妻子是淌着满街的水，顶着大雨一步一步地走回家来的，就是在大雨中，还不时地有游街的队列走过来，妻子说，看着那些被大雨啉得全身湿透了的牛鬼蛇神，再听那些革命群众的喊叫声，真和穿行在阴间一样，本来就胆小的妻子，一路走着已经就怕得魂不付体，回到家来又得不到我消息，一个怀着身孕的女人，活在那样的时代，才真是最大的不幸了。

终于到了公休日，妻子来到工厂，想打听我的消息，她走到工厂大院门外，往里看，工厂院子很深，什么也看不到，再往里面望望，满墙的大字报，其中有我的名字，还画着红叉叉，妻子当然能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妻子不是来打听我是不是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妻子只是想知道我是不是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等了好长时间，也从大院走过来几个人，妻子想走上前去问一声，但人们看见工厂门外形迹可疑的人，便知道这是些什么人，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还没容妻子向他们询问，人们便匆匆地跑开了。

据妻子后来对我说，去工厂的路上，她的心情还万分紧张，她害怕看见什么可怕的景象，到了工厂大门外，看里面倒还平静，也听不见斗人、打人的声音，渐渐地她才平静下来，再远远地看看大字报，她料定我还活着。按照她的经验，她们工厂里有人经受不住折磨，自杀了，但革命群众不但没有被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自杀吓着，反而就在尸体旁边开批判大会，还满工厂贴大字报，“什么什么人死有余辜”。妻子在工厂门外看看，大字报上写着：“狗林希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如此，她才感到万分欣慰，我还活着，而且还没有“投降”。

在工厂门外看了好半天时间，妻子绕路到一位姑妈家去看看，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到姑妈家去过，姑妈家只有两位老人，惟一的儿子——我的表哥，也是右派，在北京郊外一家金矿劳动改造，估计他可能和我一样又“出事”了。妻子说，听听表哥的情况，也可以猜测我的情况了。

走了好长时间的路，妻子已经很累很累，好不容易来到姑妈家，一进门，还没容妻子向姑妈询问表哥的情况，姑妈倒先向妻子问道：“你也知道了？”
妻子自然非常诧异，便向姑妈问道：“我知道什么了？”
妻子后来对我说，也许是姑妈当时已经精神失常了，也没有向妻子多说任何话，当即姑妈就对妻子说：“你表哥没有了。”
一时之间，妻子没有听明白姑妈这句话的含意，便还向姑妈问道：“怎么就没有了？”
姑妈冷冷地对妻子说：“死了！”

一下子，妻子几乎昏了过去，后来她对我说，那时候就像是天塌下来了一样，她的眼前一片漆黑。

“你到后面院子里看看去吧，你表哥的尸体就‘停’在那里了。”独生子的突然死亡，使姑妈失去了理智，永远也无法解释，她为什么要让我的妻子去看她儿子的尸体。

妻子后来对我说，当时她也似是变得麻木了，也不想想看了表哥的尸体会给她怎样的刺激，麻木地她就向后院走了过去，及至走进姑妈家的小后院，就看见院里的木板床上躺着一个人，身上蒙着一条白被单，想来那一定是表哥的尸体了。

妻子说，她一下就懵了。

没敢再往前走，妻子回到姑妈房里，妻子后来对我说，她也没有说一句安慰姑妈的话，反倒告诉姑妈说：“林希也多少日子没有消息了。”

姑妈没有回答任何话，突然双手捂住脸，姑妈放声地大哭了起来。

突发的事件，使人们的神经完全错位了，人们几乎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更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悲痛。

很晚很晚，妻子才从姑妈家回来，那一夜妻子一点也没有睡着，而且一连多少天，妻子也无法入睡，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姑妈家小后院里躺着的表哥的尸体，一闭上眼睛，她就几乎吓得失去了知觉。直到多少年过去，就是到了现在，妻子还常常从梦中大叫一声醒来，而且从此妻子变得胆小，看见什么都怕，有时候会怕得大声惊叫。

我们自幼生活在大家庭中，不仅是亲兄弟姐妹间感情极深，就是表兄弟、表姐妹之间，也非常要好。就是我的这位表哥，他比我长一岁，我们两个人小时候形影不离，从早到晚在一起，直到后来我去唐山，我们分开，就是这样，每次我从外地回来，在天津住多少日子，我们就在一起呆多少时间。

表哥家姓郭，自幼努力读书，不似我这样心猿意马地总想着早早地出人头地，表哥就知道安心读书，从小学、到中学，在小弟兄间，他的学习成绩最好，我们这一茬小弟兄无论谁在学习上有了难题，都去找他，只要一找到他，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明白的难题，表哥几句话，就使我们豁然开朗了，表哥在我们这茬小弟兄之间，威信极高，长辈们也说，将来表哥一定是最有出息的一个。

高中毕业之后，表哥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工业学院录取，北京工业学院是一所重点大学，造就军事工业人才，表哥又是优等学生，在学校里进步很快，成了学校团的干部，应该说，光明的前途已经向表哥展开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１９５７年的一场反右运动，把表哥打成了右派，表哥和姑妈都是爱面子的人，他被打成右派的事，一直到他被学校开除出来，放到矿上去劳动改造，我们才知道他出了“事”，也就在这同时，我被送进了农场，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几次面。

１９６４年，我从农场顶着右派帽子回来，春节的时候，在姑妈家见到了表哥，这时他已经摘掉右派帽子了，正在金矿上做技术工作，我看到他的笔记本，那上面记载着的内容，我一点也看不懂，我只是看出他的工作很有成效，更看出他工作的努力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表哥和我虽然同是右派，但我们从来没有表露过对于反右运动的不满，表哥更是非常严肃地向我说，这些年的劳动改造，使他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他更是对我说，过去我们都是吃了骄傲的亏，其实我们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只有到劳动人民中改造自己，才知道个人的力量原来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经历过劳动改造，表哥从心里认识到了自己曾经犯过的严重错误，从感情上他有一种重新做人的动力，他绝对不似我这样，从感情上就不接受反右运动对我的“批判”，反右运动给我定的罪行，完全是无中生有，因为反胡风运动中我受到株连，又因为那时候我年龄太小，无法给我定太重的罪”，更不能逮捕我，正好有一场反右运动，顺理成章，就把我打成右派了。

表哥的被打成右派，只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太好，更是因为他对革命和领袖的无限忠诚，其实在大鸣大放时，他并不是学生领袖，他也没有任何右派言论，或者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向党进攻，一个学理工的学生能够懂得多少政治呢？但到底他没能逃出那一场劫难，由此，也就毁了他的一生。

据姑妈后来对我说，就是在我被关押在工厂的第二天，８月２７日晚上，姑妈正在家里做什么，就听见外面有人问：“郭家是住在这里吗？”姑妈闻声迎了出来，只看见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外，姑妈说，谁也没有料到是她的儿子出了“事儿”，明明就看见门外不远处停着一辆大汽车，可是谁会想到就在那辆大卡车上“停”着她独生儿子的尸体呢？

姑妈把陌生人迎到房里，这时陌生人向姑妈介绍自己说是北京金矿上的人。姑妈想，可能是儿子最近不能回家，有事情让人给家里送个信儿来，就还客气地给陌生人送茶，还面问陌生人吃过饭没有。

坐了一会儿，姑妈向陌生人问是不是儿子有什么事情要告诉家里，或者是向家里要什么东西？这时，陌生人停了一会儿，慢慢地对姑妈说：“你的儿子在矿上出了一点事，矿上派我来给家里送信。”
“哦。”姑妈答应了一声，心想儿子会出什么事呢？他的右派帽子早就摘掉了，文化大革命么，不是人人都要受教育吗？
“矿上的领导嘱咐我说，见到您之后，一定要先安慰您冷静。”矿上来的人还对姑妈说。
“嗐，在外面工作，有什么好冷静的？”姑妈对矿上来的人说。
“这件事情很严重，您一定要冷静。”矿上来的人还是对姑妈说着。
这时，姑妈已经感到情况有点不对了，但无论怎样，姑妈也不会想到她的儿子“没有”了。
“有什么事情你们说吧，他不就是五七年那点事吗？再
“严重还能严重到哪儿去？”姑妈也是严肃地对矿上来的人说。
“事情比您想的还要严重，你的儿子自杀了。”

后来姑妈对我说，当时，她似是什么也没有听见，看了看矿上来的人，姑妈什么话也没说，就是呆呆地坐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似是从梦里醒过来之后，姑妈才向矿上来的人问道：“你说什么？”

但是，没有等矿上来的人回答姑妈的询问，眼前一片漆黑，姑妈已经昏倒过去了。

等姑妈醒过来之后，表哥的尸体已经从大汽车上抬到了后院，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在院里放好一对床板，就把表哥的尸体“停”放在床板上了。

见到我，姑妈放声痛哭，一面哭着还一面泣诉着：“这是谁做的孽呀，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惹了你们谁了呀，你们就不让他活下去了呀。”

看着姑妈哭得几乎要昏过去，我只好在一旁劝解，表哥和我一起长大，又一起蒙冤，我心间的悲痛绝不比姑妈轻多少，只是，这时我哭不出来，我只是觉得心上压着一块重石，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了。

劝说了好长时间，姑妈才终于有了平静说话的能力，这时候姑妈告诉我说，据矿上来的人说，表哥本来没受什么“冲击”，也没有他的大字报，他在化验室工作，每天晚上就在化验室“学习”著作，表现上也没有什么问题。他自杀的那天晚上，才开过一个批斗会，是批斗一个领导干部，在揭发到这个领导干部重用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时候，愤怒的群众再也捺不住愤怒的感情，一些人为触及这位领导干部的灵魂，就动手打了他，偏偏不巧就把胳膊扭伤了，也不是多重的伤，送到医院打了石膏。很晚很晚，这位骨折的领导干部从医院回来，正遇见我的这位表哥，平时他两人的关系很好，这位领导干部也没和我的这位表哥说任何话，我的表哥回到化验室，不多时人们就听见从化验室里传出来一声喊叫，一声很怕人很怕人的喊叫，人们闻声跑过去，推开化验室的门，就看见我的这位表哥倒在地上，嘴角上有一丝血渍，心脏巳经停止跳动了。

就这样，表哥在绝望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表哥的死，不仅对于姑妈家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亲戚朋友，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多少年的时间，人们总是回避提到表哥的事，就像是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人似地，只有在后来姑妈去世的时候，人们才说起姑妈的可怜，她惟一的儿子早在她去世之前，就离开她了，只留下一个孤单的姑妈，还给她留下那样可怕的记忆。

祸从天降，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毁掉了。表哥的死使妻子受到可怕刺激，多少年过去，妻子都无法从那次可怕的记忆中清醒过来，妻子说就连我们的孩子从生下来看见什么都怕，也是妻子受了那次刺激的原因，到底我们三口人都还没有留下太重的影响，为此我感到万幸。

□　选自《中国作家人生档案》，金蔷薇编，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４月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