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十年生死两茫茫——《背负十架——中国家庭教会史(1807年-2018年)》(连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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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十架——中国家庭教会史(1807年-2018年)》

第四章 十年生死两茫茫

我们要进入到文革,60年代到70年代末这段历史。

前情提要:

自由派阵营,跟基要派阵营,在1949年前已形成了两条路线。
自立运动和山东大复兴,使属灵权柄转移到本土教会,中国半数以上教会脱离西方差会和宗派。
50年代的三自运动中,自由派教会演变为三自系统,以吴耀宗为代表。基要派教会的一部分转化为家庭教会,以王明道代表。

林伯(林献羔)的教会给我们寄了一批见证小册子。里面讲到1955年的情形。林献羔是王明道的晚辈。王明道在8月被捕,两个月后他在广州被捕,罪名就是“王明道分子”。林献羔有文字侍奉,写了很多小册子,这一点和王明道很像。当时他正写一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写完就被捕了。直到1979年,坐牢24年后被释放,林伯在1980年代印了这本小册子,对家庭教会影响很大。在改革宗神学尚未兴起之前,爆发了家庭教会中一次重要的救恩论争议,即救恩是否稳妥,是否可能失落。

救恩的核心是“唯独恩典”,如果救恩全然出于耶和华,在我没有一丝功劳。那么福音的奥秘就是,一个失败的人,因着基督的死而复活,被绝不会失败的恩典所拯救。在改革宗神学兴起后,很多归正教会的牧者,会把这句话改为,“一旦得救、永远得救”。因为这是我们称为“加尔文主义五要点”中的第五点,“圣徒永蒙保守”。

他也和王明道一样,两次入狱。反右运动开始后,王明道跟妻子刘景文在1958年第二次入狱。不久后林伯也第二次进去。1980年后,他们和其他一些前辈,都蒙神保守,陆续出来了。王明道视力不好,到1984年,近乎失明。有人介绍广州有很好的眼科医生,他就去了广州,见到林伯说,“献羔啊,眼睛看不看是次要的,我这次来主要想见你一面”。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1980年代的家庭教会,有个流传很广的提法,叫“北王南林”,称他们是家庭教会两位标杆性的领袖人物。

上次提到,吴耀宗的儿子吴宗素,最近站出来揭发三自运动的内幕,也反思他父亲的一生,给了我们很多宝贵资料。家庭教会的一位前辈杨安溪,他父亲是与王明道、贾玉铭并列中国教会三巨人的杨绍唐。他们父子走了不同道路,杨安溪有很多口述史,也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资料。

还记得吗,杨绍唐和王明道一样,也是出生于1900年教难中的世纪婴儿。1948年10月他在南京凯歌堂讲道,公开责备国民党的罪恶。杨安溪在口述史中,有一段令人动情的回忆。凯歌堂是蒋介石夫妇聚会的教会。那天早晨,杨绍唐把全家叫来,对他们说:“我今天去讲道,可能就回不来了。因为神感动我,要让我指出国民党的罪。如果蒋介石愿意悔改,我就回得来。如果他不愿悔改,我今天就回不来。”全家一起跪下来祷告,他说我把妻儿都交托给主了。然后起身去讲道。结果讲完道,蒋介石特意上去和他握手,说我们的确需要悔改。和贾玉铭一样,这也是一位曾被主大大使用的忠仆。但令人扼腕的是,到了50年代,他还是投身三自运动,成了全国三自的副秘书长。

他的儿子杨安溪在1949年考上燕京大学,和宋尚节的女儿宋天婴、宋天真,吴耀宗的儿子吴宗素,一批“教二代”都成了同学。很有意思的是,杨安溪跟王明道关系特别好,一直在基督徒会堂聚会。父亲加入三自后,他还是一口一个“王叔叔”。甚至在王明道被捕前的大半年,他都住在王明道家里。当时一批年轻人,热烈争论应不应该加入三自。我们从中可以稍微看见基要派的一些局限,和当时加入三自的一批人的内心挣扎。

杨安溪谈到1949年共产党进城之后,对整个教会的思想冲击。你可能很难想象那种冲击,一夜之间街头的妓女就不见啦,一夜之间烟馆妓寮都消失了。那时的确有一个欣欣向荣的气象,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气象。无论教内教外,知识分子们都拥护共产党,觉得扬眉吐气,都以为前面是金光大道。很多传道人觉得,我们基督教做不到的,努力禁毒,禁鸦片啊,办教育啊,一百多年做不到的,人家共产党一来就做到了。整个社会一下就换了天地。抓一批,杀一批,关一批,“妓女、税吏和大麻风”马上就没了。

一方面,自由派神学和社会福音,已席卷教会和教会大学多年,进步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占据了年轻一代基督徒的头脑。他们无法看见十字架与共产党革命之间的天壤之别。但另一方面,杨安溪的回忆也透露出,基要派也无力、甚至不愿回答福音与文化、福音与政治等重大议题。年轻一代发现,教会过去从来没有教导和讨论过这些议题,没有一个传道人教导我们应如何看待国家,如何看待革命。当时的燕京,大大小小两百多个社团,其中很多是主内团契。但政治运动一来,基本上全军覆灭。只剩下一个福音团契,杨安溪当时是团契主席。弟兄比较少,姊妹们推选了他。但宋尚节的两个女儿都是他的大姐姐,他在属灵上乐于听从她们。

他们就讨论很多问题,也不知道长辈们是什么意见。比如应不应该、可不可以在爱国公约上签字?难道你们基督徒不爱国吗?对当时的教会来讲,基要派所传讲的福音,无法处理一个社会的巨大变迁。社会文化跟信仰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变得非常复杂,非常尖锐,所有长辈的教导中好像都没有现成答案。

他们就天天考察圣经,然后问长辈。大家都看王叔叔怎么说,贾伯伯怎么说,杨叔叔又怎么说。但到了最后,看人怎么说的人,大部分都跌倒了。一帮人跟着杨叔叔(杨绍唐),就加入了三自。跟着王叔叔(王明道)的,就不加入三自,但后来又动摇,多次反复。

杨安溪开始受父亲影响,觉得应该加入三自,就写了一大段,列了十几个理由,拿去和王叔叔辩论。后面被王明道说服了,觉得不应该加入三自,他又写了十几个理由,拿去给父亲看,劝他不要加入三自。他说,那几年非常痛苦,非常挣扎,其中有真诚的寻求,但这个寻求里很困惑,始终没有方向。以至于他的信仰,在1957年几乎完全崩溃了。

就像倪柝声的聚会所,在三自运动中“三进三出”。一会儿加入,一会儿退出。一会儿又加入,一会儿又退出。没有定性,没有确定的立场,其实并不知道该怎么办。压力一大,不加入不行了;加入了也不行,又退出来。但到了最后,政府还是要抓你。

对一种“社会福音化”的信仰来说,整个共产主义的那种要建立人间乌托邦的伪宗教激情,非常冲击人心。杨安溪说,他经过几年的挣扎,读了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后,就几乎放弃了信仰。方志敏为了中国革命,慷慨激昂走向刑场。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这样掷地有声,使他深受震动。人家不是为了天堂,不是为了永生,也不是为了与主一同掌权,人家是为了解放中国人民。杨安溪感到,面对烈士的光环,我们基督徒特别渺小,特别自卑。

换言之,三自运动并非仅仅依靠了革命的暴力,而且首先依靠了革命的美学,就是意识形态的伪崇高和偶像崇拜。共产党人论到祖国的未来时说,“我们中间的党团员,我们没有给你们留下一个袖珍的新耶路撒冷,给你们留下的是一个960万平方公里一穷二白的中国,你们在上面可画最美最好的图画”。这种革命美学,俘虏了教会中的年轻一代。因此燕大在并入北大之前,学生团契就基本上一扫而光了。大多数人都失去信仰,其中包括王明道的儿子。

一方面,我们感谢主,为家庭教会存留了基要派信仰,在大逼迫中持守了福音。但另一方面,有少数老仆人都很诚实的讲,是神的手拆毁了中国教会。上帝使中国教会受管教,也使西方自由派教会的宣教事工被尽数拆毁。其中有教会的罪,有牧者的罪,也有宣教士的罪。就是教会逐渐离弃了古旧的福音之道,离弃了圣经的根基,被世俗之风吹来吹去。一切建立在沙土之上的工作,都被主败坏了,共产党成为上帝熬炼教会的鞭子。家庭教会史让我们看见,无论是一种跟随时代潮流的信仰,还是一种与时代潮流脱节、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信仰,其实都无法回应这翻天覆地的变局。

杨安溪说,他的一个同学跟很多著名的神的仆人关在一起,看见绝大多数人都放弃了信仰。只有郑惠端姊妹坚守了福音的呼召。她曾在成都服事过,成都掀起三自运动的第一场批斗大会,就是批斗郑姊妹的。她的自传叫《奇异恩典》。被抓之后,警察说她:“你看你信耶稣,却被关进来,出不出得去还不一定呢?”郑惠端说:“神要杀我,我也要信他。”这是引用约伯记中的话。

杨安溪还提到,文革前他收到几封已放弃信仰的大学同学的来信。而且都有大致相同的内容,说,“当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关起门来追求天上的平安和喜乐。当烈士们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人民的解放牺牲自己的时候,我们却在那里自私地追求自己将来在天上的荣耀”。

如果你被抛到那个时代,如何自处?这些放弃了主耶稣的年轻人接着说,“普罗米修斯为人民而背叛了天庭。我愿为人民的缘故做普罗米修斯,像他背叛宙斯一样,我们为人民的缘故,有神也不信,宁愿自己下地狱”。

共产主义是有史以来最疯狂、最强有力的伪宗教。在那个时代冲击了整个中国教会。这是真神和假神之争,是空中看不见的上帝与魔君之争。然而假神携带着铺天盖地、改天换地的政治力量而来。你很难简单地去藐视那些叛教者。在50-60年代,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基督徒,都放弃了1949年前所相信的福音。这是极大的悲剧,极可耻的失败。如果我们被置于那个时代,我们大概也是如此。历史的教训帮助我们更认真、更要命的思考,更多认识主,更深知道主。包括必须知道信仰与整个世界之间的全部关系。

除了《可爱的中国》外,第二本对杨安溪影响巨大、足以令他放弃信仰的红色经典,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时代有一个热烈的红色文化,和一个狂热的红色宗教。你的信仰是“死而复活”,这个信仰叫“翻天覆地”。我们可以简单而直接的说,放弃信仰或加入三自的,都是信仰的根基不稳。但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更细致、更有同情心的,去看到基要派信仰本身的缺陷。

自由派有两个特点,第一,不相信圣经无误,脱离了上帝话语的权柄和一个超自然的信仰。第二,他们极其关注社会的不公不义,关注人民的疾苦,热切的盼望社会在道德上的更新。一方面,他们不相信基督的十字架,能够带来、而且已经带来人心与世界的彻底翻转;另一方面,他们又怀抱着一种改变社会,关心民众的公义怜悯的情怀,甚至情愿为此而死。因此,新天新地的盼望,和罪得赦免的焦点,就逐渐转为一种要在地上实现公义怜悯的乌托邦主义。我们称其为“社会福音”,或一种提前实现的末世论。

而基要派在与自由派的抗争中,有两个跟它刚好相反的特征。第一,坚决相信圣经无误,笃信上帝的话语和超自然的信仰,也坚持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焦点。第二,他们不关心社会与文化,强调与世界的分离和疏离。一方面,基要派想强调,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上,而一切现实的改变和肉身的福利,都不如灵魂得救更重要。这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基要派的不关心社会,也越来越成为对自由派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反弹。这导致了一种基要派的意识形态,“关心社会就是自由派”,“关心政治就是奋锐党”,“帮助穷人和更新文化就是社会福音”。所以基要派就成了“我们关起门来追求天上的喜乐”,民间疾苦由共产党负责,灵魂平安由基督教提供。那么我们所信的到底为何呢?所以杨安溪这一代燕京子弟,就在革命浪潮面前感到特别羞耻。

当时,燕大又发生了一场基督徒学生的大辩论,到底可不可以参军?而杨叔叔和王叔叔这些前辈的看法又不一样。王载是很重要的一个布道家,他说基督徒是可以参军的。但王明道坚决认为基督徒不可以参军。

基督徒可以参军吗?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能?不是绝对不能,要看参谁的军?那么战争违背圣经吗?不能一慨而论?那么在战场上开枪,违背不可杀人的诫命吗?军队要听党指挥你怎么办?这些议题即使放在今天的中国教会,也很难有一致的教导和认识。

基督徒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人家说,你们基督徒也要尊重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写了保护宗教自由。我们给了你们自由,可以信耶稣,但你们基督徒不能这么自私啊。光让别人来保卫你们,让别人替你流血。你看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你让非基督徒去打仗,让他们去为国家死,给你们基督徒创造和平环境,好让你们高唱哈利路亚赞美主。你们太可耻了!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你怎么回答?看守衣物的与上场打仗的一样,均分掳物?你们打仗,我们祷告?我们是纳税人,我们养活军队?有人出钱,有人出命?和平主义?耶稣基督说不要动刀兵?

事实上,中国基要派教会的立场,一直到90年代甚至进入21世纪后,基本上都是如此,王明道、袁相忱都是这样看,蒙头会更是如此。不能参军,也不能告状,更不能告官。甚至不能看电影。除了没参军,其他几项我都干过了。

基要派相信圣经的权威性,同时也普遍相信一种字面解经,和一种时代论的末世论。那时全国基督徒才接近一百万人,相当于成都市区的一小块。是很边缘的一个人群。现在,突然被带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里,发现我的信仰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我以前根本没想过这些问题。传道人也没有对会众清楚教导过这些问题。怎么看待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怎么看待打仗,诉讼?什么叫顺服掌权者,教会跟一个无神论政府是什么关系?什么叫政治?这一切议题,自由派都振振有词,基要派对他们所说的都坚决反对。但除了“反对”以外,基要派并没有自己的完整回答。

关于爱国公约,燕大所有学生社团里,最后只剩下基督徒福音团契决定不签字。他们说,我们可以作为公民签,但不能作为一个团契签,因为团契是主基督的教会。我们个人是爱国的,但教会不能参与爱国宣言。他们希望和其他社团公开辩论,但后来取消了。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也是基要派走到最远的一个立场。今天家庭教会反对三自的一个共识,就来自这个立场。当时他们这样做是很勇敢的,受到难以想象的压力。

到1958年的联合礼拜,这是三自运动的第二个高峰,消灭了宗派,也等于消灭了90%以上的教堂。这也导致了家庭教会运动的第二个高潮。第一轮高潮在王明道被捕之后。之前不参加三自,并不算反革命。之后不加入三自就是反革命,就足以构成被捕的理由了。而在第二轮高潮中,教会普遍失去了会堂。以前你不参加三自,仍有自己的会堂。现在你不参加三自,就只能退回家里聚会。

因此,虽然家庭聚会从1950年就在各地零星开始了。但家庭教会作为一个运动,是在政府以反革命罪正式逼迫教会,拘捕王明道等教会领袖之后开始的。1955年8月以后,不跟吴耀宗站在一起,你就要被逼迫。你说好吧,我就不跟他在一起,我愿意和反革命分子王明道站在一起,我情愿受逼迫,情愿被我的国家视为人民公敌。这个立场一出来,才有了中国家庭教会。

在家庭教会运动的第二波中,你不愿意联合崇拜,就只能在家里聚会。这时,更普遍的理由,其实跟政教关系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宗派的理由。非要让长老会的人去浸信会聚会,我不去。因为我的良心不能处理认信上的差异。现在政府一声令下,十个宗派必须在一间教堂聚会,浸信会一个人来领会,长老会一个人来祷告,圣公会一个人来掰饼。很多信徒和传道人都不能接受这样的合并。因此,在这一轮政治运动中,很多教会退回家庭虽然是被迫的,但理由变得更简单,就是为了保持宗派的认信。因此,家庭教会运动的特征之一,是在某些地区明显保持了宗派的特征。尤其是聚会所,你一旦接受了联合崇拜,你还能叫聚会所吗?所以对很多宗派来说,接受联合崇拜就等于放弃自己独特的认信。

而三自就从此就号称自己是“无宗派的教会”。因为枪杆子把所有宗派都融在一起了。丁光训后来居上,成了吴耀宗的接班人。他本身是圣公会主教,联合崇拜后,尤其是文革后恢复聚会,三自多少保存了一些圣公会的礼仪。

再到1963年,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宗教问题大讨论。当然,不是让基督徒来讨论,而是党的宗教政策大讨论。譬如一只鸡关在笼子里,几个人在旁边讨论该怎么杀,那只鸡并没有发言权。不是宗教界的讨论,是党的干部讨论如何及怎样消灭基督教。在这个大讨论中,出现了温和派和强硬派。

杨凤岗老师,把这场大讨论中出现的、一直延续至今的党内温和派和强硬派,分为三类,称为“温和的无神论”、“启蒙的无神论”和“战斗的无神论”。战斗的无神论是激进派的无神论,认为宗教是鸦片,而且是政治上的敌对势力。“消灭宗教”是他们的政策目标。“启蒙的无神论”认为,宗教是不科学的,是一种无知导致的迷信,需要被启蒙,被教育,因此宗教是迟早会消亡的,但有一个过程。不能一口气消灭它,要促使它衰落和渐亡。因此他们的口号是“限制宗教”或“促退宗教”。

当时只有这两派,在启蒙的无神论眼里,基督教的主要罪名是“愚昧”;在战斗的无神论眼里,基督教的主要罪名是“反动”。至于“温和的无神论”,要到20世纪末才会在党内出现。

这场宗教大讨论的结果就是,“战斗的无神论”在党内获胜,从此主导了直到1979年的宗教政策。因此,这场大讨论是文革的先声。要立刻、尽快,努力促成宗教作为腐朽的和反动的人类文化在新中国中的消灭。所以在文革尚未开幕,对基督教的文化革命的目标就已经确定了,恨就一个字,杀。看法不同的只是有人说注射,有人说枪决,有人说砍头,“最终解决方案”不一样而已。

有一点需要反思,就是“战斗的无神论”不但是党内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在几十年的浸泡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教会对自身的理解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的自我认知,事实上仍然是被“体制化”的。说基督教“愚昧”,主要是让自由派坐立不安,而基要派纹丝不动。因此自由派希望自己变得“文明”和“现代”起来,他们为自己申辩的主要方向就是“我们与科学是一致的,我们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我们是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而说基督教“反动”,主要是让基要派坐立不安,自由派则纹丝不动。因此“我们与政治无关,我们与海外势力无关,我们不关心社会问题,我们顺服掌权者”就成为家庭教会为自己申辩的主要方向。

那时主管宗教的叫李维汉,他早期是特务头子。主管宗教的都是特务,宗教管理的最高部门从来不是宗教局,而是特务部门和统战部。共产党早期的特务部门由周恩来负责,后来在白区由刘少奇负责。周恩来之下就是李维汉,他也是中共统战部部长。

现在宗教局直接划归统战部,变成了不拿枪的党卫军。如四川省宗教事务管理局,从政府编制中撤了,只保留一个名义。但机构和人员都直接合并在中共四川省委下面,党政合体,连办公地址都变了。如果宗教局成为一个党务部门,跟基督的教会就更没关系了。我们可以服从警察,但不可以服从宗教局。因为它已成为无神论政党机器的一部分,而不是“人民政府”的一部分。这样,圣经赋予我们顺服政府的责任,就完全豁免了。家庭教会只剩下一条路,就是彻底拒绝服从来自宗教局的任何命令。教会怎么可能让共产党的一个办公室,来指导我的信仰呢?谁这么做,谁就是卖主叛教。如果它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即使它实质上是敌基督的工具,我们稍微还要有顺服掌权者的外在程序和基本礼貌。可它现在直接是党委的一个部门了,我们仍然尊重每一个宗教局干部,因为他们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类,更是我们的同胞;但我们绝不再因他们“宗教局干部”的身份而尊重他们。

李维汉是强硬的消灭派,当时在温州搞了无宗教区的试验。63年那场大讨论之后,战斗的无神论要消灭宗教,就在温州尝试了“无宗教区”,因为温州在文革前就是教会兴盛的地区。

到1966年开始文革,逼迫很厉害,来得非常快。首先是所谓“党内走资派”基本上被批斗了,陆陆续续坐牢,甚至迫害致死。对教会的消灭是同步的。文革开始不久,地上的教会就基本消失了。后来到70年,北京和上海有一两间,重新开放,作为接待外宾的地方。这个“地上无教会”的时代,一直持续到79年,宁波的百年堂,是全国文革结束后第一间恢复聚会的。接着上海有一间,然后是北京的崇文堂,各地才有教堂陆续开放。1966年-1979年,整整13年中国没有一间教会。在上海,张春桥宣布说:“中国已经没有基督教了。”江青也宣布说:“我们只用了几个月,就把基督教扫进了历史的博物馆。”毛泽东最后一次在中南海见到吴耀宗,对他挑衅说,“你那个上帝最近不太灵啰”。

这样,中国教会跟海外教会也很快失联,普世教会得不到任何来自铁幕内的消息。他们为中国教会祷告,以为教会在中国已彻底消失。许多宣教士和差会都十分哀伤。然而神对教会总有特别的熬炼与保守,13年来地上虽无一间教会,无一位牧师,无一位长老。但家庭教会却进入它的第三个高峰期。退出三自的运动也进入第三波,因为任何坚持聚会、团契和祷告的信徒,都必然成为“地下教会”的一部分。

文革有一个转折点,就是1971年的9.13政变。副统帅林彪叛逃,他儿子林立果策划杀毛。他们出逃的飞机被中共打下来。这一事件对时代氛围带来比文革本身更大的震动,冲击了个人崇拜和国家崇拜的不可一世的潮流,很多人慢慢幻灭或看清了问题。

尤其是林立果的政变计划,叫《571工程纪要》。他策划了从军事政变到重建国家的整个政纲,文件中毛泽东的代号叫B52,就是美国的隐形轰炸机。除了政变计划外,纪要揭示了民众不了解的,甚至想也不敢想的真相,和一种与官方宣传截然相反的价值观。里面说,整个统治集团内部上层腐败、昏庸无能,高层已经众叛亲离,敢怒不敢言。林立果宣称,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文革正在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互相残杀的绞肉机。纪要对毛泽东本人,有一个会把一半中国人吓死的评价,说毛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在1949年后,革命文化对教会的年轻一代的巨大冲击,曾导致杨安溪失去信仰。而他在口述史中说,在林彪坠机之后,他才慢慢开始恢复信仰。

在68年,文革仍处在高峰。杨安溪回家见到父亲。父亲跟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你。”他很惊讶,说“爸你身体还不错,怎么说这话呢”?但杨绍唐有预感,知道这是在地上最后一次见面。果然不久后,他就在上海街头被批斗,扫大地,昏迷后死去。在那次谈话中,杨安溪就问父亲,“中国教会还有没有希望?”杨绍唐沉默了一分钟,然后说:“这两年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但我都不敢回答,因为我信不过他们”。为什么?因为经过几年的控诉运动,信徒之间都失去了信任。当然,边云波在回忆录里,对这种情况有一个辩护。为了保护他人,也保护自己,他说,基督徒之间都养成了不问、不说的习惯。因为如果我不知道,那么就算警察施压,我也不能出卖你。这样,信徒之交淡如水,街上相逢点一个头,知道主基督永远活着,就把思念存在心中了。

今天要控诉一个人就更简单了,把手机截屏直接拿出去。但那几年的控诉运动是很残酷的,杨绍唐又说,“我没有跟任何人谈过这个问题,但你不同,你是我儿子,我信得过你。我跟你说,中国教会仍然有希望,主的教会必然有希望。”

在文革中,家庭教会有一奇人,叫叶乃光。据说没信主前练过武功,是个高手。到处传福音,当年冯玉祥曾驻军河南信阳,使信阳成为基督教复兴之地。冯玉祥的军队剿匪,叶乃光到山上跟土匪传福音,被当成冯的探子,把他绑起来打个半死。放下山后,又被当土匪的探子,被冯军抓起来,又打个半死。最后他又重新回到山上,去跟土匪传福音。结果他真的带领土匪信主,叫他们下山来投降。

1968年,杨安溪去见叶乃光,问他同样的问题:“中国教会还有没有希望?”叶乃光说了八个字,“新人不齐,新日不至”。他解释说:前几十年上帝在中国教会是做“养育”的工作,这几十年神要做“拆毁”的工作。等这几十年过完了,新人齐备,新日才会到,中国教会就要进入“倒输”的工作。倒输的意思就是向国外传福音。

90年代后,家庭教会常讲一句话,“福音进中华、福音在中华、福音出中华”。这就是叶乃光在1968年所看见的三阶段,养育、拆毁和倒输。他的信心是很了不起的。因为那时还能信主、偷偷聚会就是神迹了。几十年后中国教会要倒输出去、向全世界传福音。这就像先知说的,“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叶乃光说,1949年后的几十年,神的目的是要除掉旧酵,拆毁教会,然后训练新人。新人不齐,新日不至。

六十年代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在山西、厦门,山东、上海。9.13事变是一个转折,思想被震动,管制也稍微松一点。秘密聚会就开始增加了,游方布道的人也非常多了,河南教会和安徽教会,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复兴的。1958年的联合崇拜是一个大的起源,9.13之后的文革后期是快速发展期。

联合崇拜的目的是透过消灭宗派,来消灭教会。所以1959年,就有配套政策出来,叫做“15个不准”。内容各地略有不同,以下是张义南在《河南家庭教会的起源与发展》中提供的版本:

不准在堂外传教。 不准祷告治病。3. 不准有剥削行为。4. 不准岐视和污辱妇女。5. 不准非法聚会。6. 不准妨碍生产。7. 不准到处流窜。8. 不准吸收18岁以下少年儿童入教。9. 不准包庇地富反坏。10.不准破坏社会主义和集体经济。11. 不准造谣惑众和悲观厌世的反革命宣传。12. 不准设堂口和家庭聚会。13. 不准私升神职人员。14. 不准把教义和党的政策混淆起来。15. 不准与海外联系。
其中大部分内容,在2017年以来宗教局对教会的全国性逼迫中,都基本一致。如河南三自在2018年出台的“基督教教堂公约九个不准”:

不允许18岁以下儿童入教堂。2、不允许共产党员非工作原因入教堂。3、不允许未经两会批准接待外来讲员。4、不允许宗教活动场所外,开展任何宗教活动(包括传教、探访)。5、不允许非法传播及经营宗教书籍、刊物及宗教用品。6、不允许到未经批准的场所活动。7、不允许网上非法传播宗教内容的文字图片。8、不允许在街道或路边设置宗教色彩的标牌。9、不允许未经批准举办培训班。
对比一下就知道,就宗教领域而言,文革从来就没有结束过。今天共产党的逼迫教会的宗教政策,就是文革的遗产。

如方城的前辈传道人高允玖长老,文革前就坐牢,坚决不加入三自。文革中多次被批斗,游街。有意思的是,在河南,批斗会成了最主要的布道会。干部和民兵让他坦白交待,他就借机向群众传福音,向乡亲们见证信主可以病得医治,现在被批斗,但灵魂可以上天堂。文革后期方城一批年轻传道人,都听过批斗会,都受过高长老的影响。一大批被称为“灵歌”的河南教会诗歌(小敏诗歌的泉源和前身),如《打魔鬼歌》,《为主殉道歌》,极其悲壮,催人泪下。

高允玖也是另一位家庭教会的前辈李天恩的姐夫。在1971年的9.13前后,李天恩在上海极其痛苦,看不到教会的希望。路上遇见一个信徒,亲切的喊一声,结果对方不敢应答,装作不认识就走了。之后他做了一个异梦,梦中登上一座山,看见漫山遍野的基督徒跪着祷告。而一个共产党的高官,也跪在山坡上。他十分惊喜,也十分惊讶,说这怎么可能。在梦中他听到主的一句话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不久,姐夫高允玖就来信,邀请他回方城、叶城,说弟兄姊妹很渴慕,盼他回家乡。李天恩在1972年回到河南,与高长老同工。

方城教会在文革后期的复兴就是这样开始的。上帝在各人心中做工,上帝也在国家的历史中做工。没有这封信,李天恩不会回去。没有那个梦,李天恩也不敢回去。没有9.13事变,也没有文革后期的氛围和管制的稍微放松。但在主那里,主都亲自预备了,预备好了,复兴就要来临。

你知道文革时的家庭教会,在什么时候聚会吗?通常是半夜两、三点聚会,等警察下班了,朝阳区大妈困了,民兵也打瞌睡了。地下教会就在半夜聚会。地点呢,很多是到旷野去聚会,到山洞去聚会,跟初代教会一样,这种经历都特别多。我去温州,有一座祷告山。以前没有路,一大早爬山几个小时去聚会。警察民兵不想来,来了也容易跑。最后,就是游方布道的运动。在逼迫面前,随走随传。

成都的家庭教会,也是在1971年的文革晚期出现的。之前零散的也许有,但形成聚会的没有。家庭教会的前辈叫刘本耀牧师,他跟郑惠端姊妹一样,都是49年前后来四川的。刘牧师从陕西来,好像读过华西的神学院。然后在成都服事,1958年被打成右派,坐牢。文革后期就出来,开始秘密聚会。和他一起的有龙爷爷,张爷爷,还有龚爷爷。龚爷爷的儿子是华西骨科的老教授,我三岁时发现髋关节先天性脱位,龚老师从华西到三台,给我医好的,使我没有瘸腿。信主后才知道,他是基督徒,他父亲是被称为龚爷爷的家庭教会前辈。覃德富弟兄的父亲是老传道人,当年是由张爷爷施洗的。

按刘同苏牧师的说法,家庭教会在早期很看重类似“使徒统绪”的传承。在后使徒时代,教会在逼迫中,都是按着肉身的传承,领受父辈的教导。譬如使徒约翰的门徒之一是坡旅甲主教,坡旅甲的门徒之一是爱任纽主教。而伊格纳丢主教是坡旅甲的好朋友。这就是正统信仰在早期的传承。因为新约圣经的权威性还没有完全确立。这时,用家庭教会的话说,“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个人传承就是最重要的。

覃弟兄的父亲跟张爷爷学道,张爷爷跟刘本耀牧师,刘牧师跟的是王明道。这就是“根红苗正”的家庭教会。直到90年代,家庭教会仍有这个“使徒时代”的特征。“你们教会是谁建立的?”“我们传道人以前在广州林伯那里聚会”。教会保证自己的信仰的纯正,脉络都是往五、六十年代的老前辈那里追溯。如果问了半天,跟所有人都没关系,就令人怀疑了。互相了解的交易成本很高,需要花时间慢慢地了解你,才能判断你的信仰是否基要。

直到2008年的5.12大地震还是如此。全国各地来了很多教会,很多传道人,大家在一起,没有宗派,没有教会体制,没有圣职,也没有信仰告白。问“你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信耶稣”“使徒信经?”“那是人写的,我们只认圣经”。那我怎么知道你到底信什么呢,大家又问,小敏的歌会不会唱?这个会啊,一开口就唱《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啊,这是家庭教会的。所以教会在5.12后浮出水面,主要是靠小敏的歌来互相认亲。会唱迦南诗选,就是自己人,走,一起去灾区。不唱小敏的歌,多半是三自的。

所以从文革开始,家庭教会就有一个肉身的传承,教会产生于一批“父老”。直到21世纪初,你的信仰如何都是与父老有关的。而城市新兴教会的意思,就是没有父老的教会,像我这代的传道人,中间有断层,没有跟随过父老。我们是通过阅读、视野的扩大,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很多海内外的牧师都牧养过我,对我有很大影响。包括唐崇荣牧师,我跟他只见过几次面,没有深谈,但在属灵上我仍将他视为我属灵的父亲。不过在具体的信仰生活和牧会中,我是摸黑成长,缺乏被父老门训的经验。这不仅是我自己,而是整整一代传道人的情形。家庭教会的父老总量上不多,而且零零散散,只在一些教会有根基的地方,如福建、上海、山东、山西和北京等地。

所以八年前,福音派教会的一批中年牧者,想去寻找父老。那时文革坐过监的父老大多离世归天了。后来,袁伯,林伯,杨心斐阿姨,谢模善,李天恩,都在过去十年内被主接走了。这批中年牧者就往西北去,找西北灵工团的后代,赵西门的妻子还在。这样,他们就把一批经历过文革火炼的父老找来。和他们一起聚会,在属灵上去“认父”,承认这是家庭教会的父辈。这个“属灵的认父”是有意义的,表达了新一代家庭教会的自我认知,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

以前学者朱学勤跟我讲一个故事,他没有信主,文革中被下放,是当地一个根红苗正的老太太家里。最纯正的贫下中农,还作为典型上过报纸。半夜他起来解手,发现老太太跪在灶台旁,叽咕叽咕,不知说些什么。他不好打扰,忽然意识到,她是在祷告。这个阳奉阴违的革命家庭,居然是个反革命,是个基督徒。朱老师非常震惊,给他思想上很大的冲击。原来文革中全国江山一片红,不革命的都被抓起来了,但竟然还有一个地下形态,还有一个夜晚的精神世界,还有一个秘密社会仍然存在,并没有被共产党消灭,那就是教会。

9.13之后,地下教会开始增加,到文革结束后,76年到79年这三年,是半个世纪以来政教环境最好的三年。教会爆发了大复兴,和更大规模的游方布。同时,文革前后这几年,家庭教会的神迹奇事也特别多。

今天你的信仰生活中,似乎没什么神迹奇事。但是,第一,神迹奇事是存在的。只要有神,就会有神迹奇事。第二,我们不要追求神迹奇事,因为神迹的意思就是表明神掌权,神作主,神说了算。你说了算,还叫什么神迹呢。在圣经记载的以色列历史上,和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上,大多数时代都没有神迹。第三,不过你真想经历神迹奇事的话,建议你去西藏宣教,或者去巴基斯坦也可以。

因为在旧约时代,神迹奇事就高度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出埃及时期,直到进入迦南。上帝的作为奇哉大哉。之后就没有神迹奇事了。大卫行过神迹吗?没有。所罗门也没有。接着是先知运动的时期,以利亚和以利沙。被掳之后,也没有什么神迹。有神迹奇事相伴,是天国来临的记号。所以神迹都是高密度发生的,表明救赎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和转折。神迹奇事从来不会平均分布在救赎历史和世界历史中,而是在救赎历史的关键时刻,上帝藉着神迹来推动和见证他的国度。

你明白吗?神迹不完全跟你个人有关。你为了个人的原因,说:“神啊,我生病了,你行个神迹让我好吧。”这不是不可能,但这件事相当严重。你有没有想过,病好后要去非洲宣教?有没有想过,你这一生要经历多数弟兄姐妹难以承受的磨炼?被主破碎、摔打到一个多数弟兄姐妹难以想象的地步?如果你根本没想过这一切,你就别去求神迹。因为神迹都跟上帝的国有关,跟救赎历史的推进有关。李天恩作了一个异梦,看见教会在不可能中的复兴。后来显明,上帝的确使用这个梦,也使用这个人,推动了河南和中国家庭教会的复兴。而有人说自己20年前经历了一个大异象,大神迹。结果20年后,他的生命糟糕得不得了,他作的工大多被主拆毁了。那么他宣称的所谓神迹,显然出于魔鬼的伪造。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神迹临到你,表明你在救赎历史中要扮演一个不一般的角色。十字架的道路和十字架的能力都要临到你。这不是求来的,是主的拣选,临到谁就是谁。

新约时代也一样,神迹集中主耶稣身上和使徒时代,因为使徒直接代表主。在使徒行传中,凡是提到“病”或生病,都是使徒行神迹、给别人医病,甚至使死人复活。没有一次是说使徒自己生病。但到了后期的使徒书信中,只要提到“病”或生病,都是他们自己生病了。保罗说我这个同工生病了,我那个同工也生病了。这个生病要用一点酒,那个生病你们要好好照顾他。没有一次是使徒行神迹、替人治病。因为教会的根基一旦建立,并且在一个代表性的意义上,福音已经传到了地极,神迹的密集期就过去了。

而在教会历史中,每当福音进入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空中的魔君与邪灵在其中肆虐的族群及其文化中,就会有神迹奇事发生。见证神的国征服魔君。之后,教会的根基一旦在那里被立好了,就不大会有神迹发生。成都教会的根基已经立好了,你在这儿活着是不太可能有神迹奇事的。非洲也在过去一百年经历了大复兴,也经历了很多神迹奇事。不过现在还有一些小岛上,有食人族,还有藏族地区,偶像林立。还有伊斯兰国,残酷迫害教会。如果你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去这些地方,你一定会经历神迹,经历到上帝在绝不可能中做没有不可能的事。

这就是文革前后,家庭教会普遍经历神迹奇事的原因。因为整个中国教会被上帝重建了。上帝收复了失地,中国教会在与普世教会彻底脱离三十年之后,再次出埃及,神迹宣告中国在属灵上重新属于基督。文革前后的神迹,和1927年的山东大复兴一样,证明圣灵将属灵权柄赐给了中国教会。神迹是合法性的证明,证明中国只有这一个教会,就是经历了大逼迫之后死而复活的教会。

最后讲一个故事。杨安溪的见证。他从57年信仰崩溃后,就在神面前求圣灵充满,使他恢复信心。祷告了17年,神都没有给他。最后在文革中,他被关牛棚。被一个看守绑起来,用鞭子鞭打了三个半小时,直到快死了,这时他忽然经历到圣灵充满。他以前是运动健将,相当以体魄自傲。当他被打得快死了,才知道被鞭子打是最痛的。为什么被打呢?因为有个人告发他。告他什么呢?年长的人知道,当时有个词叫“三忠于四无限”,四个无限就是“对毛主席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崇拜”。

那人说,基督徒肯定做不到四个无限,因为你们信神,就不可能无限信仰毛主席。杨安溪说,我不能无限信仰,因为我信耶稣。但我还是可以无限热爱。因为上帝要求我去爱他人。辩论了半天,人家得出结论说,你们基督徒只要没有放弃有神论的信仰,就肯定做不到四个无限。所以你们还是反革命。于是那个人告发了他。

他被鞭打到一个地步,告发他的人崩溃了,跑过来给他说对不起,那人甚至倒在地上哭,以为他要被打死了。就在这时,杨安溪突然经历到圣灵充满,里面充满了一种力量,含隐不住,十分喜乐。他就跟神祷告:“主啊,不要是这会儿吧,这是在牛棚,我现在被鞭打,又不能赞美你,又不能唱诗。我祈求了十几年,怎么这会儿给我呢?”于是他就饶恕了告他的人,和鞭打他的人。因为他里面有喜乐,和主恢复了亲密的关系。他在信仰上经历了极大的被肯定,圣灵就激动他,鼓起勇气找领导说:“我的确做不到四个无限,我不可能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毛主席,你们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我这个死不悔改的基督徒身上了,我绝对不可能悔改的,你们要杀就杀,不要浪费时间了,我就这个样子。”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充满的结果,去找杀你的人摊牌,说死就死吧,我就是信耶稣。王明道在1980年代,经常给请教他的人送八个字,叫“但遵神旨,莫问前程”。林献羔对来访者,也经常总结家庭教会的“神圣原则”,叫“哪里有逼迫,哪里就有复兴”。因为圣灵充满的结果,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今天,逼迫再次临到家庭教会了,我们有谁不惧怕,有谁不软弱呢。从现在开始,祈求圣灵充满吧。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若没有你圣灵的工作,我们就被那“可爱的中国”,被时代的潮流和人间的社会理想裹挟了,或者在那一切面前,没有办法坚持和回应教会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主啊,你使中国的基要派教会经历了磨炼,很多人放弃了信仰,背叛了你。但也有很多人在极端的情况下仍然蒙你保守。你在拆毁的工作中,仍然有丰盛的恩免。那些前辈圣徒,没有一个人从头到尾刚强,都经历了软弱,跌倒,甚至如彼得一样不认你。但你还把他们熬炼到一个地步,来祝福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教会。我们既是这些父老的属灵后代,求主也照样感动我们,虽然今天我们抵挡罪远远不到流血的地步,眼前这一轮逼迫也远远没有到失丧生命的地步。主啊,你若再做拆毁的工作,也求你做保守与复兴的工作。求主激动我们一些人,全然献身给你。求主让我们来认家庭教会的属灵父辈,知道自己是谁,就去跟随他们的脚踪,好叫我们在后代面前,能将那属灵的道,将十字架的道路和荣耀传承下去,再传给三十年、五十年后的中国教会。感谢主,听我们如此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阿们!